碩士學生論文

生活在長期飽受地震、水災所苦的台灣，人們無可避免的會經歷到創傷性壓力事件，輕則造成財物損失，重則可對生命造成威脅。創傷事件可能為個體帶來難以抹滅的痛苦感受，亦可能使人們發展出超越原先功能的創傷後成長。過去有學者提出創傷後成長模型，以解釋個體從經歷創傷性壓力事件至創傷後成長的過程，Tedeschi與Calhoun認為創傷後成長的成因為個體對世界的基本假設受到創傷事件所帶來的挑戰，使得個體的核心信念有所撼動，接著藉由侵入式反芻到精緻化反芻的歷程形成更具適應性的基模。 不過人們於因應創傷性壓力事件的歷程中存在著相當大的個體差異，許多人於短暫的重新適應後即可恢復過往的生活；許多人在創傷後仍難以從情緒痛苦中痊癒，成為慢性創傷後壓力症。此個別差異可能來自於個體的不同特質，而正念特質可能是促使個體發展出創傷後成長歷程的影響特質之一，具有正念特質個體，較容易與自動化的情緒脫鉤，產生更多的心理彈性、注意力廣度與認知資源來因應當下的環境。考量在台灣尚未有研究針對正念特質與創傷後成長歷程的關係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具有創傷經驗的研究參與者中核心信念撼動、侵入式反芻、精緻化反芻、創傷後壓力症狀與創傷後成長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正念特質於創傷後成長歷程中扮演的潛在調節角色。 本研究採三個時間點的縱貫式研究設計，分別為首測、首測後一個月與首測後七個月進行研究。首測時，以創傷生活事件問卷篩選出260位具創傷經歷者，並於上述三次時間點調查核心信念撼動量表、相關事件反芻量表、創傷後壓力診斷量表、中文創傷後成長量表、以及臺灣版正念五因素量表。序列中介分析結果顯示，個體經歷創傷性壓力事件後，由核心信念撼動至創傷後成長的歷程可能有兩種路徑，分別為核心信念撼動可依序經由反芻歷程中的侵入式與精緻化反芻預測創傷後成長的「成長路徑」，以及由核心信念撼動經由侵入式反芻，再透過創傷後壓力症狀抑制創傷後成長的「抑制路徑」。正念特質的調節分析顯示正念特質對創傷後成長模型中的「成長路徑」與「抑制路徑」有著調節式中介的效果，正念特質越高，核心信念撼動與侵入式反芻、精緻化反芻、創傷後壓力症狀的關係越弱。研究結果初步支持了Tedeschi與Calhoun所提出的創傷後成長模型，亦證實了正念特質於創傷後成長模型中的調節角色。

憂鬱反芻是重複地專注與思考自身憂鬱情緒和症狀的傾向，可細分為苦惱自責型反芻與深思反省型反芻。過往文獻發現高憂鬱反芻傾向會提高個體對負向刺激注意力偏誤的出現，不過，多數研究著重於憂鬱反芻與注意力投入偏誤的關係，較少研究去討論不同憂鬱反芻與注意力脫離困難之間的關係。正念特質是一種透過有意識的覺察，並伴隨著不批判且接納的態度來體會當下的經驗，可有效的幫助情緒調節，使憂鬱反芻下降，提升注意力表現。研究已發現正念特質與苦惱自責型反芻呈現負相關，但與深思反省型反芻、注意力偏誤的相關卻不一致。故，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探討憂鬱反芻（深思反省型反芻、苦惱自責型反芻）、注意力偏誤（注意力投入偏誤與注意力脫離困難）及正念特質之關聯性，同時檢驗正念特質是否可透過憂鬱反芻的中介角色而影響注意力偏誤。近年研究發現，透過八至十二周的正念認知療法可提高正念特質、降低憂鬱反芻與注意力偏誤，若將訓練週數縮短至五天至四週，仍可得到類似訓練效果。故，本研究目的之二為探討四週正念認知療法對正念特質、憂鬱反芻及注意力偏誤的介入效果，檢驗四週正念認知療法是否可有效地降低反芻分數與改善注意力偏誤表現。 本研究一為探討正念特質、憂鬱反芻及注意力偏誤的關聯性，針對55名研究參與者施測憂鬱反芻與正念特質自陳量、以及注意力測驗。研究一結果顯示，正念特質可顯著預測苦惱自責型反芻與注意力脫離困難，苦惱自責型反芻亦可預測注意力脫離困難，且苦惱自責型反芻可部分中介正念特質和注意力脫離困難的關係。研究二為探討四週正念認知療法對正念特質、憂鬱反芻及注意力偏誤的介入效果，將55名研究參與者分配到正念訓練組和控制組，並進行六個時間點的測量，介入前（時間點一）兩組參與者皆施測憂鬱反芻與正念特質自陳量表及注意力測驗，隨後正念訓練組接受為期四週，每週一次，每次三小時之正念認知療法，並在每次訓練結束時填寫自陳量表（時間點二到五），同時間點控制組也填寫相同自陳量表，最後，在介入一個月後，再次邀請兩組參與者施測自陳量表與注意力測驗。研究二結果顯示四週正念認知療法後，正念訓練組之憂鬱反芻分數有下降傾向，但正念特質分數與注意力脫離困難分數沒有顯著改變，苦惱自責型憂鬱反芻分數在第四次介入時顯著低於第一次介入，而正念特質分數在第三次介入時顯著高於第一次介入。綜上，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念特質可改善注意力脫離困難，正念特質亦可透過減少苦惱自責型反芻而間接地改善注意力脫離困難，同時，透過正念認知療法亦可降低憂鬱反芻分數，隨著正念認知療法次數的增加，越容易有介入效果產生，顯示長期正念訓練的重要性。

本研究目的為了解網路成癮傾向與心理健康度的關係是否受到網路活動類型的不同而有不同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宜蘭縣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童，調查宜蘭縣地區國小兒童網路成癮發生率，以及高網路成癮傾向與低網路成癮傾向學童之心理健康度差異，同時探討網路使用活動類型在當中所扮演之可能角色。 本研究採用橫斷式研究設計，先採配額抽樣，抽取不同地區的國小，再經便利抽樣抽取能配合之班級，以紙本進行資料填寫，經篩選後有效問卷為779份。初步結果發現，宜蘭縣地區國小兒童網路成癮發生率為12.97%，網路成癮傾向與心理健康程度的相關達顯著差異，且網路成癮傾向對心理健康程度具有預測力。進一步的調節分析結果顯示，在高網路成癮傾向組中，人際溝通網路活動類型可以調節網路成癮傾向與心理健康程度之間的關係，亦即人際互動之網路活動類別的涉入程度高者，當網路成癮傾向越高，心理健康度反而提高。此結果有別於過往研究一致認為網路成癮會造成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本研究初步驗證具有人際互動的網路活動類型反而可減緩網路成癮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是一種嚴重且會令患者失能之疾病，患者症狀包含妄想、幻覺等正性症狀，情緒平板、無動機等負性症狀，以及混亂／認知缺損、憂鬱／焦慮、及激動／興奮等症狀，其中，患者的症狀反覆出現與其社會認知功能的缺損，是造成患者難以重回社會的主要因素，而過去有研究顯示社會認知功能表現與患者的症狀是有關連的，因此，許多學者紛紛投入思覺失調症症狀與社會認知功能的關連性研究，使得社會認知功能成為思覺失調症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個體對他人的情緒、動機等狀態有較好的理解能力，有助於使其展現較具適應性的社交表現，非語言情緒辨識與心智理論等能力則為社會認知功能重要的一環。非語言情緒辨識被認為是社會認知功能完整性的基礎，能夠促進社會行為。個體在人際互動中透過辨識對方臉部表情或聲音語調提供之社交線索，使得個體能夠展現出相對應的社交行為。而在社交互動中，展現同理心的前提為個體能夠正確的辨識他人的情緒，並了解他人的情緒經驗，因此非語言情緒辨識成為社會認知功能中重要的基石，特別是臉部表情或聲音語調等非語言情緒的辨識。過去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患者在辨識不同非語言情緒的表現確實存在損害，但其與患者症狀之間的關連未有一致結論。心智理論是指推斷自己和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1992年Frith首先將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症狀與其心智理論能力做連結，認為思覺失調症患者之症狀是因其無法監控自己和他人的心智狀態和行為而產生的損害，有些研究甚至指出心智理論的缺損會導致症狀的產生，然而目前心智理論與思覺失調症患者症狀的關連性仍有許多爭議，仍待釐清。綜上，思覺失調症患者在心智理論及非語言情緒辨識能力具有缺損存在，故本研究欲同時探討思覺失調症患者在非語言情緒辨識與心智理論能力的缺損，並釐清兩者缺損與思覺失調症患者正負性與其他症狀的關連性。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心智理論還是非語言情緒能力，思覺失調症患者確實較一般人差，且該缺損與患者的混亂／認知缺損症狀有顯著的負相關。此外，本研究發現心智理論能力、非語言情緒辨識與部分的神經認知功能存在著一定的關連性，包括注意力和執行功能，顯示神經認知功能可能參與了心智理論和非語言情緒辨識的歷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社會認知功能的完整歷程。

思覺失調症是所有疾病中最致失能的疾病之一，此疾病對於患者會減少社會連結、就業率下降及獨立生活能力受損，建立有目標性的認知介入方法已被發現是可以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心理功能，突顯出針對思覺失調症患者進行認知介入方法的重要性。 社會認知是一種能夠構建自身與他人關係的心理表徵，彈性地運用這些表徵有助於引導社會行為，而社會認知層面中的情緒辨識缺損是在思覺失調症患者身上穩定被觀察到的特徵之一，許多研究結果皆發現思覺失調症具有較不佳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情緒辨識的範圍包含微表情辨識，其持續時間僅1/25至1/5秒，是一種非自主性地洩露個人的內在真實情緒，藉由辨識這些表情和相關的情緒可以知道對方的感受，並且可能進一步改善人際關係、增強自我覺察及整體的健康。國外已將微表情訓練工具應用於訓練門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臉部情緒辨識能力，結果顯示具有改善效果，然而國內尚缺乏相關的研究。另外，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社會認知與神經認知功能兩者之間可能具有相關，特別是神經認知當中的持續性注意力與執行功能可以部分解釋臉部情緒辨識之缺損。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微表情訓練工具應用於思覺失調症患者之臉部情緒辨識能力之介入成效，並進一步檢驗持續性注意力和執行功能對此訓練成效的可能影響。 本研究使用微表情訓練工具（Micro-expression training tool, METT）針對精神復健機構的思覺失調症患者（22位病人組）與一般社區民眾（32位健康控制組）進行前測、四週訓練、隔一週後測及一個月追蹤，檢驗其效果，並採用台灣版診斷性非語言行為準確性分析工具（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2-Taiwan version, DANVA-2-TW）來探討經微表情訓練後能否類化至一般情緒辨識。另外，採用克氏注意力持續度表現測驗第三版（Conner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CPT-3）、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128）探討神經認知功能與微表情辨識準確度之關聯。 結果發現，在METT成效方面，（1）健康控制組訓練前的微表情辨識準確度顯著高於病人組，（2）病人組訓練後的整體微表情辨識準確度比訓練前顯著較高，（3）病人組於訓練前後的一般臉部情緒辨識準確度無顯著差異，（4）健康控制組與病人組大多數的微情緒辨識準確度增加幅度於訓練前後有顯著差異，且病人組的增加幅度較低，（5）健康控制組與病人組之一般情緒辨識準確度於訓練前後沒有顯著增加。此外，在微表情辨識與神經認知功能的關聯方面，（1）健康控制組和病人組的整體、各情緒的微表情辨識準確度與CPT-3區辨力指標無顯著相關，（2）健康控制組的整體微表情辨識準確度與WCST-128續發性錯誤次數有顯著負相關。 目前，臨床上對於思覺失調症的社會認知訓練不多，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聚焦於微表情情緒辨識的認知介入方法具有成效。本研究盼望透過初步研究結果，對微表情領域具有部分貢獻，並且提供未來有興趣進一步研究的學者做為參考。

研究背景： 邁向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的兩項主要發展任務為親密關係（intimacy）與自我認同（identity），其中兩者的時序關係，是親子或伴侶關係透過提供安全依戀的探索效果，而促進自我認同的發展？還是會像Erikson所述，親密關係為雙方形成共同的自我認同/承諾，邁向共同的未來？本研究以成人依戀作為親密關係的指標，探討邁向成人期自我認同與成人依戀的時序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兩者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

研究方法：從台灣地區募集340位之18-30歲、未婚、受過或正接受高等教育之參與者。每位參與者依序填寫認同運作風格量表、親密關係經歷量表、簡式健康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及自尊量表。其中，168位參與者於9個月後進行再測。

研究結果：交叉延宕分析（cross-lagged analysis）結果支持認同承諾至焦慮依戀之發展路徑，並且能透過此路徑預測簡式健康量表、自尊量表分數，而迴避依戀與認同承諾交叉延宕分析則不顯著。中介分析結果顯示，焦慮依戀能跨時間點的負向預測心理健康，迴避依戀、認同承諾則能正向預測心理健康，其中，迴避依戀僅能預測同時間點自尊與生活滿意度，而認同承諾則能展現跨時間點的穩定性正向預測自尊與生活滿意度，也能間接透過焦慮依戀預測負向心理健康指標。

結論：本研究結果支持Erikson自我認同至親密關係的發展路徑，但主要展現在焦慮依戀上，而非迴避依戀。此外，認同承諾不僅能直接預測正向心理健康指標，也能間接透過焦慮依戀預測負向心理健康指標；而迴避依戀對於正向心理健康指標的負向效果僅是短期的。此結果或可作為臨床實務上，自我認同、人際關係失落之個案評估與介入形式的參考依據。

過往教育復原力研究領域多以教師觀點，且多在美國進行，關於主要照顧者的信念對於兒童可教育性、心理健康之影響相對較少關注，也無法反映臺灣的狀況。因此，本研究旨在檢驗主要照顧者對於兒童特質與教育復原力的信念，對兒童情緒困擾和兒童網路成癮傾向的潛在保護作用。

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為宜蘭縣十二個行政區中的國小四至六年級兒童及其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測量對兒童特質與教育復原力的信念，兒童則測量其情緒困擾與網路成癮傾向，問卷皆以紙本方式填寫，經篩選後有效問卷共有793份。初步結果顯示，宜蘭縣國小四至六年級兒童整體約13%具有高度網路沉迷傾向，其中四年級兒童（5.3%）略高於五年級（4.3%）、六年級兒童（3.4%）；此外，輕度情緒困擾比例為18.2%，中度情緒困擾為13.2%、重度情緒困擾為4.2%，其中四年級兒童整體情緒困擾比例（13.8%）略高於五年級（10.9%）、六年級兒童（10.8%），在重度情緒困擾中，同樣是四年級兒童（2.6%）高於五年級（0.5%）、六年級兒童（1%），但年級差異未達顯著。主要照顧者對兒童特質與教育復原力的信念，與兒童的情緒困擾和兒童網路成癮傾向有顯著負相關，且主要照顧者對兒童特質與教育復原力的信念對兒童的情緒困擾與兒童網路成癮傾向具有顯著預測力。

進一步調節分析結果顯示，不論主要照顧者認為兒童教育復原力的信念高低，皆無法調節主要照顧者對兒童特質的信念與兒童情緒困擾、兒童網路成癮傾向的關係。這與過去部分研究結果不一致，依據本研究初步結果推測，主要照顧者對兒童教育復原力的信念對兒童情緒困擾與兒童網路成癮傾向的影響，可能不及其他類型復原力。最後本研究也提出關於本研究的限制及建議，期望能作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過往研究指出，經歷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容易罹患憂鬱焦慮等心理疾患，而霸凌受害者自身的不安全依戀傾向會是個體日後產生憂鬱症的脆弱因子。其中，焦慮依戀個體對自我的負向看法，可能強化校園霸凌到憂鬱的關係，而逃避依戀個體對自我的正向看法，則可能弱化校園霸凌到憂鬱的關係。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霸凌經驗與憂鬱之關聯是否因不同依戀傾向而有不同調節效果，本研究假設：（一）霸凌經驗與憂鬱情緒有顯著正相關，且霸驗可顯著預測憂鬱情緒；（二）不安全依戀傾向會調節霸凌經驗與憂鬱情緒的關聯性，其中，焦慮依戀的調節效果會大於逃避依戀的調節效果。本研究共招募207名年滿18歲以上之大學生，且於求學期間中曾經歷過至少一次校園霸凌。研究方法為網路調查法，所有參與者於網路平台上填寫「加州霸凌受害量表－回溯版」、「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中文版憂鬱焦慮與壓力量表」三個量表，分別測量參與者的受霸凌經驗、依戀傾向及憂鬱程度。本研究結果發現：（一）相關分析顯示，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皆與受霸凌嚴重度、重複受害頻率、權力不對等及憂鬱情緒呈顯著正相關，迴歸分析也顯示，受霸凌嚴重度、重複受害頻率、權力不對等皆可顯著預測憂鬱情緒，符合本研究假設一。（二）調節分析顯示，焦慮依戀和逃避依戀都無法調節霸凌經驗與憂鬱情緒的關聯性，不符合本研究假設二。不過，額外分析發現，焦慮依戀和逃避依戀，皆可部分中介霸凌經驗與憂鬱情緒的關聯性，顯示霸凌經驗可能會透過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相關的調節策略導致憂鬱情緒，此結果可作為發展協助校園霸凌受害者介入方法參考之用。

過往研究顯示，不安全依戀傾向（如：焦慮依戀、逃避依戀）是憂鬱症的重要危險因子，相較於安全依戀傾向個體，不安全依戀傾向個體更容易有較嚴重的憂鬱症狀。此外，研究亦發現，個體的自我分化程度與身心適應之間有顯著相關，自我分化程度較高的個體通常擁有更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態，能夠在壓力情境中展現較佳的情緒調適能力，且較不易受到負面情緒影響其心理適應。綜上所述，不安全依戀傾向與自我分化程度均可能影響個體的心理適應狀況，但三者之間的關係仍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初探萌發期成人之自我分化、依戀關係與憂鬱症狀的關聯性。本研究假設：（一）不安全依戀關係、憂鬱症狀與自我分化之間有顯著相關；（二）自我分化在不安全依戀關係與憂鬱症狀之間存有中介效果；（三）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透過不同的情緒調節模式預測憂鬱症狀。本研究共招募到334位年滿18歲且處於萌發期階段的大學生，並採用線上方式進行研究，依序使用「中文版成人依戀量表修訂版」測量依戀傾向、「中文版自我分化量表」評估自我分化程度，以及「憂鬱、焦慮與壓力量表中文版」測量憂鬱症狀。本研究結果顯示：（一）大學生的不安全依戀關係、憂鬱症狀與自我分化總分及因素之間具有顯著相關，除了逃避依戀和與家庭融合以及憂鬱症狀和與家庭融合未有顯著相關。（二）部分自我分化因素在不安全依戀傾向與憂鬱症狀之間存有中介效果；在焦慮依戀與憂鬱症狀中，自我分化總分、我的立場及情緒截斷有顯著中介效果；在逃避依戀與憂鬱症狀中，自我分化總分、我的立場及情緒截斷有顯著中介效果。（三）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皆可透過我的立場及情緒截斷來顯著預測憂鬱症狀。上述結果顯示，自我分化在不安全依戀傾向與憂鬱症狀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建議未來在臺灣校園心理輔導與諮商介入中，可納入自我分化能力的評估與訓練。

研究指出，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EI）是一種對自我和他人情緒覺察、管理及運用的能力，並且與不同族群之人際關係、幸福感、學業成效及生活品質等層面皆呈正相關。Ekman（2003）指出，微表情（Micro-expression）是個體在試圖隱藏情感時，無意識做出的、短暫的臉部表情，透過訓練能夠有效提升其辨識能力。由於情緒智商和微表情辨識皆涉及情緒覺知與識別的能力，故本研究欲進一步瞭解透過微表情訓練能否提升初顯期成人情緒智商。

本研究共招募62位，20歲至28歲的大學生及研究生，並平均分派至訓練組與對照組。訓練組接受為期四週的微表情辨識訓練，對照組則未進行任何訓練。所有參與者皆於訓練前（T1）、訓練後一週（T6）與訓練後一個月（T7）完成下列評估：使用微表情訓練工具（Micro-Expression Training Tool, METT）與台灣版診斷性非語言行為準確性分析工具（Analysis of Nonverbal Accuracy 2-Taiwan version, DANVA-2-TW）之電腦測驗，分別用以評估其微表情與一般表情辨識能力，並以自陳式量表（成人情緒智能量表，AEIS）評估其情緒智商。此外，為排除智力與注意力變項之影響，另施測簡短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中文版（WAIS-IV short form: 4 subtests）與克氏注意力持續度表現測驗第三版（Conner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CPT-3）。

研究結果顯示，在METT成效方面：（1）訓練組的微表情辨識正確率，相較訓練前顯著提升，而對照組未改變；（2）訓練組的一般表情辨識正確率，相較訓練前無顯著提升，而對照組未改變；（3）訓練組的情緒智商，相較訓練前提升，而對照組未改變。在微表情辨識能力、一般表情辨識能力及情緒智商三者之關聯方面：（4）訓練後的微表情辨識正確率與一般表情辨識正確率未達顯著相關；（5）訓練後的一般表情辨識正確率與情緒智商未達顯著相關；（6）訓練後的微表情辨識正確率與情緒智商分數未達顯著相關，但與「情緒覺知」之分量表呈顯著負相關。

本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微表情訓練能顯著提升初顯期成人的微表情辨識能力，特別是複雜負向情緒（如悲傷、厭惡、害怕）。儘管，該訓練對於一般表情辨識能力與整體情緒智商提升效果未達顯著，但仍觀察到訓練組的整體情緒智商、情緒覺知、情緒表達及情緒運用之表現有上升趨勢，顯示微表情訓練在部分情緒智商的構面上具正向影響。

本研究為微表情與情緒智商關聯性提供初步實證基礎，建議未來可發展更具文化適切性與臨床應用價值的訓練方案，推廣至情緒教育與心理輔導領域中，並藉由強化微表情辨識與情緒智商之能力，提升個體的情緒調節、人際互動與心理健康，進而促進初顯期成人的整體福祉與社會適應力。

背景與目的：社群網站使用比率已逐年增加，顯示不當社群網站使用儼然是不可忽視的臨床現象。不當社群網站使用可能會導致不良身心後果，因此探索不當社群網站使用的心理病理機制尤為重要。綜觀過去研究，不安全依戀傾向可能會造成個體在心理需求上的脆弱性，導致個體有高的錯失恐懼感（Fear of Missing Out，FoMO；指對於他人可能正在經歷的社交經驗而自己不在場感到焦慮），進而迫使個體提高社群網站使用行為以緩解 FoMO。本研究目的即想要去探討心理需求滿足和 FoMO 在不安全依戀到不當社群網站使用路徑上的可能中介角色。方法：本研究採用橫斷式研究，招募 577 位自願參與者（年齡 M = 23.55 ± 6.42），其中女性427名，男性150名，使用線上問卷依序施測依戀、心理需求滿足、FoMO、不當社群網站使用量表。結果：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皆與不當社群網站使用有正相關。中介效果分析支持焦慮依戀透過高 FoMO 與低勝任感需求滿足正向預測不當社群網站使用，而逃避依戀只透過勝任感需求不滿足正向預測不當社群網站使用。進一步序列中介分析顯示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都會依序透過低歸屬感需求滿足、高FoMO 來正向預測不當社群網站使用。結論：本研究結果顯示歸屬感需求滿足與FoMO在依戀與不當社群網站使用之間具有序列中介效果。焦慮依戀與逃避依戀皆會依序透過低歸屬感需求滿足與高FoMO正向預測不當社群網站使用。高焦慮依戀者與高逃避依戀者可能傾向使用社群網站緩解歸屬感需求不滿足引起的負向情緒（FoMO），從而發展不當社群網站使用行為。勝任感需求滿足與FoMO在焦慮和逃避依戀皆與不當社群網站使用之間不具有序列中介效果，但勝任感需求滿足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可能存在其他潛在因素影響未滿足的勝任感需求與不當社群網站使用之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