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於叔孫通與陸賈如何在漢初之世回應儒家發展所遭遇的困境。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對於政治權力結構與權力正當性的部分觀點，在戰國秦漢政治體制轉換之際，出現思想理論與現實發展歧異的問題。這個問題結合戰國以來對於儒家「好古無用」、「以古亂今」的負面評價，導致儒家在秦漢之際面臨與新政權的衝突。叔孫通與陸賈故而各以不同方式面對儒家理想中之古道與現實發展之今政的歧異，或使儒術與儒者得以調適於新政體制，或使儒學得以新的角色定位，繼續為漢代政治指出應然方向，展現儒家「因世權行」的可能性，恢復並開啟了儒家在新時代的發展。

本文探討西漢武、昭、宣三朝尊儒政策思維的發展，並聚焦武帝的「緣飾以儒術」，如何轉出儒家思想能夠參與政治運作的宣、元之世。全文分三部分：首先以「離析儒家道、術兩面」，總挈尊儒政策最初的緣飾思維，並指出武帝以君主集權為宗旨的根本考慮。其次藉由鹽鐵會議中的孔子無用之辯，指出緣飾思維的制度化困難，如何使得儒家可能以其內在張力，反抗政策的離析。繼而，本文分析石渠閣會議的政治意義，指出宣帝如何既延續武帝政策的根本綱領，也修正緣飾思維的未盡之處，遂使儒學與君主集權政體得以嵌合。由此，本文指出：西漢的尊儒政策，雖顯得糾結周折，然其間變化並非出自個別君王的扭轉，而是在政策延續性的要求下作調整，其內在思維實皆本於秦漢新政體的君主集權綱領，脈絡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