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齡主教(The Rt. Rev. James C.L. Wang D. Ph.,D.D.,1900-1970)在16歲(1916年)認識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鄂方濟主教(The Rt. Rev. Francis Lushington Norris,D.D. 1864-1945,英國聖公會宣教士-牛津大學出身,學識極佳),1924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海事建築工程及海洋工程學位,並在愛爾蘭貝佛斯,英國利物浦,香港,澳洲等地任職,是機械工程,海事工程及海洋建築三項工程師,1940年3月受封為義務牧師,在公餘時間負責香港九龍基督堂及戰後成立之牧愛堂牧師,1956年退休時,是香港藍煙囪造船廠總工程師,1960年被祝聖為婆羅洲副主教,1962年任馬來西亞沙巴教區主教一直到1965年來台為止。1967年創辦新埔工專(聖約翰科技大學前身),王主教在1970年4月27日當天中午,與妻子蕭依娣女士及長子王方繼先生計畫兩週後由其女兒接往新加坡治療,王主教還提到「盼望能在1972年參加新埔工專第一屆畢業典禮。」不料在下午1時50分心臟病復發,溘然病逝高雄樂仁醫院,享年70歲。王主教的殯葬禮在1970年5月5日於新埔校園中舉行,全校師生均出席參加,遺體下葬在降臨堂興建預定地的聖壇下方。
王主教認為教會創校的初衷,是要透過教育機構的場域,得以接觸青年學子,用全時間,全方位營造信仰的環境與氣氛,透過住校生活培養同學友誼之愛(Philia),藉由師生關係的親情之愛,以及教會學校所傳揚的基督之聖愛(Agape)來成就學子之健全人格,這也就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3F (Fellowship學誼、Fraternity聯誼、Friendship友誼)精神的再提升。學校也應該與學生家長接觸,提供宣教工作一個更多元的接觸面。
而作為創辦該校的承擔者,教會擔負起財務上的需要,除了籌措每年經常收支全數差額之補助金,尚有龐大建築費用的籌措,每年招生入學人數等級的增加,科系與班級數也由第一年三科四班,到第五年五科三十班,五年間教職員由51人增為192人,校內建築因應住宿與教室的需要由五棟增加為三十棟,縱使校友的財務募款不遺餘力,完成了校內多棟建築的興建,第一任吳舜文校長也捐贈聖公樓一層樓的建築款項,但這些重擔在過程中均造成董事會極大的財務壓力,作為董事長的王長齡首當其衝,為了讓校園各項建設即時開展,他去函個人的四位子女指定募捐金額,並將原訂籌備中華中中學的款項(六百餘萬元)暫借挪用於校內建築,也挪用教會款項(七百餘萬元)以暫行墊借學校,間接影響了教會事工的推展,這些都引起華中校友與部分教會教友的異議,負債的情形甚至引起教育部來函關切要求說明,足可見當時辦校之困難,這巨大的財務壓力也使台灣聖公會損失了他們的僕人領袖~ 王長齡主教。(1970年4月27日下午1時50分王主教因心臟病復發,溘然離世)
王長齡主教的繼任者龐德明主教在1977年回憶王主教在台灣的貢獻時說:「最後我提及新埔工專,因為這是王主教最重大的貢獻,並且也是造成他在財務上最繁重的負擔,1967年開辦的新埔(SJSMIT) …王主教是創辦人,也是董事長,為了擴展這個重大計畫所衍伸的財務上的工作與憂心,對王主教虛弱的心臟功能造成過於嚴重的負擔,他葬在新埔校內的降臨堂的聖壇正下方,以紀念他對台灣教區的貢獻,這無疑是非常合宜的作法」。
德國聖本篤修道院的經濟管理人古倫神父,在他所寫的暢銷書「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生命力領導」中特別提醒我們,想要喚醒人生命的領導者都應該自問:「我所做的事對人有益嗎?都是真實的嗎?有顧及人的心靈嗎?是勇敢的嗎?我身上有散發出正面的力量嗎?我有重視人和事物的神聖性嗎?」
隨著聖約翰科技大學面對國際化與在地化世界潮流對高等教育的衝擊,教會大學在台灣也因其是中西文化橋樑和媒介的角色,使教會師生能有更多機會與世界其他地區高等教育機構、宗教團體進行學術互訪和文化交流。宗教教育將是教會大學凸顯其特色的利器,但必須以相當理性和多元角度去剖析宗教,而基督宗教僅是其中之一。宗教除了信仰本身,還包括道德、倫理、知識、態度、生活哲學、和價值觀等。當聖公會由20世紀跨入21世紀時努力燃亮其差傳與興學並重的教會傳統,教會和學校,宗教與教育的互動關係是否能相輔相成,將決定聖約翰科大能否承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術高度與專業水準,為21世紀台灣社會及華人社會各項建設與繁榮來培育適才適所的人才。
深信王主教是喚醒人生命的領導者。王主教用他的生命為聖約翰科技大學前身之新埔工專犧牲了,他也用Agape的愛回應了耶穌對他的呼召。我們也正面臨到新的挑戰時刻!聖約翰科大正需要興起更多的像王長齡主教,包含你(妳)、我等人,用生命來回應耶穌基督Agape的呼召與邀請!
(台灣聖公會降臨堂張員榮主任牧師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