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升上中学。国语法令通过以后，从1975年开始，国语就取代了英文成为所有政府国中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我是第二批就读全国文源流的孩子。
我出生在柔佛中部的一个华人新村。那里是沿河发展的一个华巫杂居的小镇。爸爸在镇上经营杂货店，我依然记得到店里来的马来顾客与华人店家融洽相处的画面。
小时候，我最爱吃开斋节糕饼。当年过节的时候，华人杂货店家爱给马来顾客馈赠一些鸡蛋、白糖和面粉。马来朋友也相敬如宾，给店家送上自制的马来糕饼，让大家同欢共乐。
爸爸在我8岁就离世。我来不及长大去了解他一生的经历和精神世界，但我听妈妈忆起，爸爸曾经一度因竞选地方议员的需要，努力补习过马来语呢。想必，他的马来朋友应该不少，而且他们的感情也应该相当深厚。
小学毕业后，国中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对国语感觉相当亲切。当国语成为教学媒介语，我满怀信心地去迎接中学生涯。
我们是新村的孩子，同学间自然讲华语，跟马来和印度老师则用国语沟通。尽管有词不达意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害怕和退缩过。
那个年代，配合国语政策的推行，许多马来老师被派到华人新村去担任国中老师。虽然有文化上的差异和隔膜，但马来老师也视华族孩子为己出，对我们疼爱有加，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
开斋节是我最期待的佳节。我们跟马来老师约好，成群结队，骑着脚踏车奔向马来老师的家。
我中二班主任罗嘉雅老师除了为我们做菱形粽和咖哩鸡，还特地为我们准备各色的马来糕点和参了炼奶的红色玫瑰汁饮料。我们乘机大快朵颐，还要拍照留念后才甘心回家。
当时，我每天追看《马来前锋报》的社论和评论版，特别喜欢Pak Sako先生短小精悍的幽默杂文，常倾倒于他的生花妙笔。《社会月刊》的专题文章我也非常喜欢。特别佩服刊物里的几位华人作者的国语写作能力，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他们那样的本领。
后来，我在本地大学完成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生涯。
毕业后，我曾一度在东海岸工作两年。没想到，遇上吉兰丹马来朋友，我讲什么，他们非常明白，但他们一开口，我就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原来丹州大行其道的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口音“Kelate”马来语。
虽然如此，我在吉兰丹两年的生活依然非常值得回味。那里的马来朋友大多数和蔼可亲。我在那里尝尽了马来美食，而且赢得他们很多的友情和帮助。
我对哥市华人和马来人结伴同桌饮茶，自然快活聊天的景象感到讶异。有趣的是，那里的华人用福建话或华语闲聊的时候，如果没有参杂几句吉兰丹马来话，他们似乎觉得一点都不过瘾。
华人爱护母语，天经地义，我们并不是排斥国语或马来语。九成华人孩子华小毕业后选择进入政府国中升学，清楚说明了大家绝对认清在这个国家国语或者马来语是第一语言，是不可或缺的工作语言。
学会了国语，华人会不会变成不纯正的华人？
答案当然是不会。就像我们学习英文一样，即使我们说的是大英皇室英语，马来西亚人终归是马来西亚人。
时移势易，国家独立后，国语或马来语已是强势的语文。透过各种大量藉词和印尼语的互补，马来语如今语法有条有理，词汇丰富，语音优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知识和文化语言。
形势就是比人强，有谁说不是。
华人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讲国语的口音不像马来人。语文本来就只是沟通的工具。勤能补拙，音调可以慢慢纠正，修辞也可以渐渐掌控。
这年头，我们每天接触不同种族的友人，时刻到处能够找到说国语的对象。如今网络、电视、电台等平台不一而足，学习的管道和机会眼在四方，耳在八方。
阅读肯定是学好国语的最好法门，学校图书馆、公众图书馆，还有散布在全国各个乡镇的乡区图书馆，随处随时都有阅读国语书本进修的便利。
我非常期盼我们的华裔孩子在这片土地上能够顶天立地，国语水平圆熟，随时可以信心满满地书写，洋洋洒洒；上电视电台也可以滔滔不绝，侃侃而谈。
马来西亚华裔长久对母语执着不懈令人刮目起敬，但我们的国语呢，那是10个马来西亚同胞里，我们得用以跟其中7个人打交道、沟通、交流、做生意的重要钥匙。这把锁匙实在太重要了。
学好国语，始于足下。
（刊登于2015年2月4日《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