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Dietler 曾指出：「Feasts provide an arena for both the highly condense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ctive manipul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Dietler 67）。也就是說像豐年祭這類的祭典儀式，它不單純只是個吃吃喝喝、熱鬧聚會的活動，更是讓族人再次與社群連結、身份認同與傳承文化的象徵。所以當這些傳統儀式逐漸受到現代社會壓力的影響而產生變質，它原本所擁有的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也就會隨著弱化。

    Boxing樂團在歌中寫道：「豐年祭典 剩烈酒來墊　喝下肚後 剩眼淚訴說。」傳遞出一種讓人難以忽視的哀傷與文化斷裂的感受。對部落而言，豐年祭原是一年一度的重要聚會，不僅是感謝祖靈與祈福的儀式，也是一個族人透過跳舞歌唱、分享小米酒與狩獵成果，彼此凝聚情感和傳承文化的時刻，其中的飲酒不只是喝酒而已，也代表著祝福、對祖靈的敬意或社群情感的連結；但歌詞中的「烈酒」已顯然不再是傳統的小米酒，反而更像是現代社會中常見的高濃度工業酒精。

    祭典飲品的變化不是表面上釀造、用料的不同罷了，而是間接反映了原住民文化內涵的轉變與流失，就如同主流社會一點一滴地剝奪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一般，讓原先作為儀式核心的飲酒行為，也逐漸被替換為一種刺激強烈、用來麻痺情緒的手段。如果飲酒不再代表共享與感恩，而是抒發壓力與情緒的出口，那它所承載的文化功能與族群認同也會逐漸被稀釋甚至消失，雖然歌詞沒有明言儀式的變質，但從「剩烈酒」、「剩眼淚」這樣的歌詞中，可以推測出原本凝聚部落情感與文化記憶的豐年祭，已慢慢的被掏空，雖然從外觀來看儀式感覺還在，但其實裡面已失去了原本的文化重量，剩下還在勉強維持的影子。

　　對排灣族來說，狩獵不只是為了溫飽，更是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行為。根據傳統觀念，狩獵的重點在於「分享」：獵人將獵物帶回部落後，並不是要自己獨享，而是拿來照顧族人，像是在喪禮裡的除喪儀式或各種祭典中都少不了這樣的貢獻文化。因此獵人在部落裡一直被視為肩負責任、值得敬重的重要角色。

　　不過，在現代社會的制度與價值觀下，如此耀眼的角色卻逐漸失去了原本的地位。正如《獵人與兇手》這首歌裡寫的：「一個不小心 關進牢裡　獵人 被出賣的靈魂」、「封為勇士 難逃被告　利益 害死這些國寶」，歌詞直接地反映出原住民傳統狩獵與現代法律之間的衝突，原本是保護族人、象徵榮譽的獵人，卻因國家以保育為由制定的法規，被限制了狩獵行為，也成了違法且破壞生態的「兇手」，身分文化和社會地位更是因此被削弱不堪。

　　眾人總說原住民族「天生好酒」，但這並不是因為真的愛喝而喝，而是在面對文化角色被剝奪、聲音被壓抑的無力與失落感之下，酒成為了一種能表達情緒、抵抗與麻痺現實的方式。如此情境不只出現在歌曲之中，文學和田野研究中也曾反覆呈現，像是卑南族作家孫大川在〈久久酒一次〉裡就寫到，年輕時他不太能理解父親為什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對生活態度的也很散漫，直到他自己也成為父親，才逐漸理解父輩內心深處的壓力與掙扎：「這些年來，自己為人夫……才漸漸體會到一個武士和獵人，失去部落與弓箭，輾轉於家庭和民族責任間的心情。」(孫大川，1991，頁28）。深刻寫出了原住民在現代生活中面對的現實，當文化的根基遭到摧殘，當獵人失去了土地與身份的依靠時，酒如同情緒的緩衝地帶一般，既能令人暫時逃避現實，也能對失落做出回應；換句話說，酒早就不是一種儀式中的媒介，而變成了一種情感宣洩、訴說內在矛盾的代表物，它不僅連結著過去與現在，也映照著記憶與創傷。 

另外，在「五峰鄉原住民節制飲酒介入計畫」研究中亦有相似情景例子的出現，研究者訪談泰雅族Sayun時，她說道：「但是這麼一個飆焊的民族，你的一些包括你的信仰也被剝奪，然後你的生活領域、空間還有一些模式，都一點一點被禁止的時候，那種苦悶、憤怒是沒有辦法被表達的時候，那你就是藉酒（發洩）。」(頁101) 。清楚的點出原住民族對信仰、生活方式逐漸被主流社會制度壓縮的無奈處境，當發言的權利被忽略、傳統的生活方式被視為違法時，酒就是一種代替他們發聲的語言，是一種說不出口但實際存在的抗議。

無論是排灣、卑南或泰雅族，不論是歌詞、文學到研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同的軌跡：文化角色被剝奪、傳統活動又被標籤為違法或落後時，酒便成了族人用來承載情緒、對抗無力感的方式，它既像是低語的抗議，也像沉默的眼淚。但不管形式如何，都共同訴說著原住民族在現代社會的制度中如何努力守住那份尚未被完全遺忘的過去，並渴望和嘗試讓自己的身分與聲音繼續被社會看見、被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