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巴奈的〈白米酒〉做比較

令人心酸與不捨的是，原本用於祭典、祈福與族人團聚的小米酒，竟逐漸演變成在無望中沉淪、在自暴自棄時飲下的東西。祖先舉杯是為了歡慶，今人飲酒卻是為了忘記。這樣的轉變，正是原住民族群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斷裂與心理創傷的象徵。

在巴奈的〈白米酒〉中，她親自說出：「我爸爸啊，我的表哥，他們都是喝酒喝死的。」這不是誇張或戲劇性的描述，而是部落裡無數家庭真實面對的故事。當她唱出那句「我醉了醉了 沒有人理我／千杯萬杯再來一杯」，彷彿將一個喝酒者孤單無助的吶喊赤裸地攤在我們眼前——那不只是醉，而是一種被遺忘、被忽視的存在感。

與此相比，Boxing樂團的〈DADDY〉則從孩子的角度出發，以愛的方式呼喚酗酒的父親回頭。歌詞中寫道：「別再逃避投靠烈酒，難道生命就這麼軟弱？」這不是責備，而是一種帶著盼望與哀傷的勸說。〈DADDY〉的主角不是酒精本身，而是「愛一個正在逃避的人」，並試圖用愛拉他一把。

這兩首歌，雖然立場與語氣不同，一個沉溺、一個呼喚，但都在訴說同一件事——酒精之所以存在，不只是為了醉，而是為了代替那些從未被說出的痛、從未被接住的情緒。

〈白米酒〉展現的是當一個人放棄被理解的希望後，與酒精共存的悲歌；〈DADDY〉則是下一代試圖重新建立理解與連結的努力。前者是傷痕的表現，後者則是療癒的開端。

結構性迫害與錯置的惡性循環：從《DADDY》看原住民形象的誤讀

在《DADDY》中，孩子對父親酗酒的呼喚不只是家庭內部的情感衝突，更是社會結構暴力的迴響。這首歌沒有將責任全然推給個人，而是隱約指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原住民族在長期被邊緣化、污名化的社會中，如何在制度性壓迫下迷失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原本屬於文化的尊嚴與節制。

正如廖炳惠在《原住民籍：酒食祭典》中對瓦歷斯書寫的分析所言，原住民在城市抗爭中處於被扭曲的視角中，那些本應是抵抗的吶喊，往往被當權者以冷血與蠻橫之姿重新詮釋。他寫道：「這兩個漫長而難熬的段落可說是原住民族群在臺灣社會中逐步被逼上絕路的逼真寫照」，並指出，敘事者在「閱讀」「目睹」「耳聞」的同時，卻無法真正發聲、參與、改變，形成一種無能為力的遠距認同，道出原住民心中最底層的悲哀。（廖 9）。

《DADDY》中的父親，或許正是這場扭曲敘事中的一位犧牲者。他的酗酒不單是逃避，更是一種在無聲壓迫下，被錯置、被曲解的文化記憶與無處安放的情緒。而孩子的呼喚，正是對這惡性循環的警醒——當一整套文化的豐饒與尊嚴被剝奪，留下的，只是空殼與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