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廷 Chien-Ti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在這次的報告中,我將分析閱讀兩部同樣於1975年拍攝,關於中國赤腳醫生的電影文本: 《春苗》(謝晉、顏碧麗、梁廷鋒)以及 “Barefoot Doctors in China” (Diane Li)。前者是一部由中國導演拍攝,充滿革命激情話語的「赤腳醫生」劇情片;後者則是由美國華裔導演拍攝,平舖直敘的英語「寫實紀錄片」。我將討論兩部電影如何於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呈現「中國」與「赤腳醫生」,以及兩個電影並置閱讀帶出來什麼樣關連的知識「語系」(華語/英語):包括影像的類型、 主要的對話觀眾、冷戰歷史語境裡的中美關係、以及語言還有文化扮演的角色等 等。透過這樣的閱讀,我希望提出一些在此「中國」、「美國」、「台灣」相互知識中介下,關於「醫療」、「革命」、「現代性」的文化政治課題:意識型態、 親密關係、醫療照護、階級鬥爭等。並藉此思考「社會主義」醫療「烏托邦」的 革命再現、文化想像、 階級情感與知識動力等內涵。
許劍橋 Chien-Chiao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nan Institute of Nursing
醫師在臺灣,乃獨特之專業和職業,其往往與「菁英」劃上等號。但醫師的發展歷程和組織結構,具明顯的「性別隔離」現象,男醫師據主導地位,女醫師相對邊緣。而臺灣醫師作家輩出,以性別脈絡檢視醫療文選及相關論述, 全是男醫師作家作品的天下。溯源臺灣醫師的書寫傳統,初代男醫蔣渭水、賴和等人,日治時期即提筆寫作;同期第一位女醫蔡阿信,她的故事則由男作家東方白代言,化身《浪淘沙》裡的丘雅信。戰後中生代的侯文詠、王浩威、陳 克華等人,享譽文壇,且不斷有接棒的「七年級」新血:阿布、黃信恩等人加入。本文欲問,是否「醫師作家」等於「男」醫師作家、「臺灣醫師書寫傳統」 若加入女醫師的聲音,將觸發什麼樣的變化?於是,挖掘被遺忘或受冷落的臺 灣女醫師作家,發現她們到 2000 年以後,方有文學書寫和出版問世,身分橫跨不同世代。本文挪用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詮釋觀點,虛構一位「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妹妹,假若她與兄長同樣醫術精湛,但在父權主導的醫學體制中,她的習醫之路和行醫生活是如何;社會的各種制約對女醫師有什麼影響,她如何協調角色的衝突。這些面相,將藉由臺灣女醫師作家作品,一一探明,俾使被邊緣化的女醫作家及長久被忽視的經驗,揭示出來。
王秋今 Chiu-Chin W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本論文從跨文化轉譯的角度切入,分析田雅各《蘭嶼行醫記》的原住民醫療書寫,並討論醫療的「非地」與「越界」的重要性。彭小妍認為「跨文化」並不是只有跨越語言及國界,還包括二元對立的瓦解,而跨文化場域正是文化翻 譯的場所。田雅各以文化翻譯者的能動性挑戰體制,在去領地性的「非地」觀 念下,對於醫療的語言、族群、政治方面創造新的「越界」。本文以原住民醫生作家田雅各在《蘭嶼行醫記》的原住民醫療書寫中,是扮演著文化翻譯者的 角色,在跨文化場域「轉譯」醫生∕病人、布農族∕達悟族、原住民∕漢人之 間的跨界,創造獨特的原住民醫療書寫。
田雅各以布農族的視角及醫學人文背景,進入蘭嶼衛生所門診與巡迴醫療。 本論文將以「跨文化轉譯」的思考,進行分析田雅各在《蘭嶼行醫記》所描述的轉譯醫療過程。首先,以醫生和病人的醫學詞彙轉譯,分析醫學術語如何進 入日常生活?其次,以布農族族和達悟族的文化轉譯,討論兩種族群的文化差 異,如何在翻譯平台進行對話?最後,以漢人和原住民的跨語際實踐,如何拓寬了文化和語言之間的邊界?在跨文化轉譯的架構下,除了闡述田雅各的原住 民醫療書寫是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及兩個世界的跨界,更提出《蘭嶼行醫記》 的「非地」與「越界」的行醫模式,應視為當代原住民醫療書寫的重要貢獻。
陳建龍 Alvin Dahn
Assistant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飲食作為生存之所需,亦於文化中作為療癒之意象。在東方的飲食中,固有的藥膳,即是飲食作為療癒的生活實踐,食、藥的界線模糊,用以醫身養生。 在東方的文化中,晚近的食漫,即是飲食作為療癒的創作實踐,食、療合而為 一,旨在醫心養神。
飲食論述,一如飲食一般多元,可論之以人類學、身份認同、政治、產業、 規範、環保,乃至食物正義(John Coveney 之分類法)。在東方,飲食的論述多半起於隨筆、雜記,故不少伴隨生活中憶往、憶友、憶故人之情愫。梁實秋 的《雅舍談吃》、林文月的《飲食札記》、逯耀東的《肚大能容》,以及唐魯孫與焦桐的為數不少的散文,皆屬此類。
而專事飲食為療癒者,恐首推圖像文本《深夜食堂》。該作以一人、一餚、 一故事的結構進行論述,論飲食時亦論人物,進食回味時如返昔日,時而揮 別過去,時而獲得勇氣。不同於萍水相逢,隨機入店的療癒論述,《二代咖啡》 以較固定的人設、固定的飲食意象,進行修行般的療癒論述。咖啡不再是某人的一段往事,而是眾人修行的目標,原本在《深夜食堂》中,因人而異的回憶投射、因人而異的療癒食物,那般量身定制的食物意象與論述,不復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單一意象廣納百川,一杯咖啡蘊藏著眾多故事的論述,故事中的人物,皆因深受咖啡吸引,而專注、忘卻、成就於其香醇之中。
飲食的論述,以上述二者為例,皆已進入圖像的新紀元,而這樣的飲食圖像文本,又似乎以相異的論述策略進行著相似的療癒論述。本文要旨,即是以《深夜食堂》與《二代咖啡》為例,試圖釐析以圖像為主的飲食論述,如何使用其論述策略,建構療癒論述,而二例策略之異同,是否能相輔相成,或是足以為日後圖像文本的療癒論述開闢兩條蹊徑。
【關鍵字】:飲食論述、療癒論述、《深夜食堂》、《二代咖啡》、食漫
邱偉誠 Wei-Cheng Chiu
PhD Student,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本文梳理時下所流行的斷捨離、生活極簡主義等清理術之意義脈絡,探索其背後的社會背景,試圖論證這些整理術實可視為一種新興之文化療癒(cultural healing) 方法。首先,在物質過剩的現代場景中,我們借助紀登斯的理論視角,理解個人的自我反思是全面性的,其中包含空間與身體;個人一方面要調適自己符合社會常規,在物品過剩的環境中找尋適合的生活方式,另一 方面又得維持身體的自在感和個人化的自我論述。在這兩端的緊繃關係之間, 個人往往得有意無意地發展一套自我技術( technology of self) 來因應。斷捨離之類的清理術,正有助於個人反思自己的生活風格,發展自我技術。其次,透過分析清理術相關論述,本文發現這自我技術常常是一套身體技術,透過整理居家環境,個人重新審視物品及居家環境所帶給他的「身體感」。在身體感的重新體驗當中,個人發揮對物品的想像力,透過意象與現實世界的共同建構重新改造環境。於是,整理術最終是巴舍拉「空間詩學」的一種應用,是個人對居 家環境所做的「場所分析」。個人於空間詩意地棲居,空間因而轉化為具人文意 義的場所,個人也得以走入自身存有之內部。清理術因此成為一種身心療癒術。 本文通篇穿插對朱天心〈鶴妻〉 與村上春樹《 1Q84》 中青豆這人物的分析。
關鍵詞:文化療癒、空間詩學、身體感、身體技術
吳品達 Pin-Ta Wu
Cheng Ching Foundation
尼采言:「藝術是生命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當藝術品精 心陳設在醫院作為診療疾病的空間場域時,藝術品成為具有醫療視覺圖像的語 彙與意涵。換句話說,藝術品本身進入並承載於醫療空間之中,為其人類正逢脆弱或病衰之生命體,傳達以醫療為實、藝術為輔所共構的醫療藝術人文觀, 強化以「病人為中心」(Patient-Focused Method, PFM)的醫學倫理,增進醫病關係的良性發展。
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面向探討。一、以位於台中市西屯區的澄清醫院中港分院為考察據點,將該醫療場域分為門診空間、公共空間以及行政空間。從中分析各空間所陳設具醫療人文特色的藝術創作。眾藝術家對作品闡述的創作理 念,視為一種「文本」參考點,當作品轉置在醫療屬性空間的對應時,單一文本詮釋下的作品圖像,發有更多人文醫療的內涵與新意。二、訪問該院購置藝術品負責人,瞭解當初規劃藝術品的理念與願景。三、人文藝術觀的空間,彰 顯「病人為中心」理念,欲增進醫病關係的內涵,並提供健康與疾病的新視角, 再現於醫療空間的藝術陳設,深植藝術即療癒的永恆命題。
關鍵詞:醫療圖像、藝術療癒、澄清醫院、病人為中心、疾病
黃仕宜 Joy Shihyi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本文討論 Diana Son 的 Stop Kiss 劇中,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概念所展演出的倫理觀。透過觀看,此神經元使人產生模仿慾(將視覺外觀投射到 運動控制神經元),並(下意識)感同身受。 換言之,此神經元是消弭他我隔 膜的科學背書。此與劇場的共鳴機制無二。另一方面,自我概念的完整則保存在皮膚上的觸/痛感受器,其功能是回遞大腦身體真實(意識)狀態的訊息。
Stop Kiss 以 23 個短景穿插著 Callie 與 Sara 在初次摸索彼此情慾(性向) 時遇襲(gay bashing)的前後事件。迫於警方家屬等相關人員調查與質疑的壓力, Callie 在回想、迷惑、愧疚的糾結中,逐漸體會到自己想要模仿,甚至與 Sara 結合為一的慾望。這個他我界限的逐漸消弭,在兩人第一次肌膚接觸(接吻) 時達到高潮。攻擊者則提供因鏡像神經元激發的另一個行為對照。攻擊可說是沒有同理(鏡像神經元發展不全),或是異性戀者在目睹同志激情動作時,因鏡像神經元激發而情慾上漲,卻無法處理內在(性向認同)的矛盾,所產生的 行為暴力。故事裡這兩股衝撞的力量,隱喻在弔詭的劇名上:「吻吧」(stop to kiss),是結合他我之驅動; 「別吻」(stop kissing)則相反。
關鍵字:Stop Kiss, 倫理,鏡像神經元,gay bashing,他我關係
郭家珍 Chia-chen Ku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本篇論文擬從佛洛伊德的《一個科學心理學的計畫》出發,再到30年後的 〈《神奇書寫版》的註記〉,看佛洛伊德如何一開始從神經元的闢路原則談痕跡與記憶,再到他以書寫系統理解痕跡以及知覺─意識系統。對佛洛伊德而言,書寫一開始 為痕跡的隱喻、但逐漸演變為一種心靈機器,而心靈則是書寫文本。但透過〈佛洛伊 德與書寫舞台〉,德希達則認為,佛洛伊德關於痕跡與書寫的思考,切斷了以往精神分析和在場形上學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在這個由佛洛伊德所為我們展現的舞台上, 痕跡即是一種(元)書寫,不指向深埋於無意識中的源頭;而是任何一個痕跡都是書寫 的差異、永無止盡地產生差異的書寫。
論文的第二部分,則討論吳爾芙的《幕與幕之間》,看這本小說/劇本如何描述 了一個表演英國歷史劇的舞台,同時其文字與排版又如何展演了一個德希達式的書寫舞台。對德希達而言,佛洛伊德展演了一個書寫舞台,促成他思考痕跡如何是種書寫; 本論文進一步認為,吳爾芙這本較少人討論的小說,則實踐了如此的書寫舞台:既是真實的、有演員粉墨登場的舞台;同時也是書寫不斷演化、既銘刻、同時也抹去自身痕跡的書寫的舞台。
關鍵字:佛洛伊德、吳爾芙、德希達、《幕與幕之間》、舞台、書寫
施恩惠 En-Hui Shih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Shih Hsin University
年老(aging)與衰老(senescence)常常被視為同義詞,但其中確有明顯的差異。 前者指涉心理層面的衰老;後者則指涉生理方面的衰敗過程。依據兩者字義上 的差異可知,所謂「老化」的過程不單指生理外貌的改變,也涉及了心理年齡 增長的緩慢歷程。於九 O 年代,瑪格莉特.古列特(Margaret Morganroth Gullette)提出了「文化老化」(aged by culture)的創新概念。她將「老」一 詞視為一種由社會文化言說所建構的「年齡身份」(age identity),不同的社會文化,對老的定義也會有差異。現今社會充斥著「年齡歧視」(ageism)的偏 差概念,老年人被等同於失能者,如失智、行動不便、無判斷能力等充滿年齡 歧視之負面意象。因此年長者要如何在此社會論述下肯定自身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成為「銀髮文學」中重要的主題之一。英國作家朱利亞.巴恩斯 (Julian Barnes)即為關注老年書寫的重要推手之一。不同於其他作家,急於重現老年真實生活或過於樂觀地賦予老年者能動性與創造性。在其作品中,年老 的敘事者透過回憶敘事不斷質疑記憶的真確性並重新發現真相,自覺存在的意 義與價值,並擁抱老化的事實。這種「成熟小說」(Reifungroman)形式的展現在其小說<<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Ending)中嶄露無疑。本論文除了藉此 小說勾勒老年形象的建構過程,並結合還原敘事理論(the narrative of resilience)和德勒茲的生命哲學做為理論框架,試圖闡明敘事者如何透過回憶還原敘事的能力重新接受老年化事實並肯定年老的自我。
李 明 Ming L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美國當代作家安·法第曼(Anne Fadiman, 1953-)的《黎亞:從醫病衝突到跨文化誤解的傷害》(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 A Hmong Child, He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 Collision of Two Cultures)被廣泛作為美國醫學院 課程的反面案例——因醫生與患者家屬之間跨文化溝通失敗而導致的悲劇。梳理學界對該作品的批評,已有研究以當代社會學與醫學人類學學者為主,對該作品涉及的文化衝突、文化能力、醫學教育、人種志、醫病關係等問題的論述 中尚缺乏對美國亞洲裔少數族群文化,尤其是“附魔”文化的深度考量,僅有的少量聚焦苗族文化的研究也常帶有種族化或過於精煉刻板的文化特徵論述。 本文通過運用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解讀文本,以苗族「惡魔附身」醫療景觀為 例分析比較了西方醫學體系與苗族醫學體系的異同,並進一步指出黎亞的悲劇 是兩種醫療的文化中心主義互不相讓且互相攻擊的必然結果。苗族社群对黎亞 的「惡魔附身」狀態的认知,與西醫診斷的雷葛氏症候群癲癇病屬於完全不同 的話語體系。西醫成為了國家權威的象徵,苗族對權威的不信任與對抗使得一方任何形式的溝通都被另一方理解為一種強行介入與干預,進而揭示了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文化相對性的不可能。
關鍵字:癲癇、醫療文化衝突、文化中心主義、話語體系、文化相對性
張崇旂 Tsung Chi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對大多數人而言,死亡總伴隨著神秘。也正因為死亡的不可捉摸,人類對於死亡普遍感到恐懼。無論東西方的哲學家,都對死亡感到好奇,進而研究探討,試圖捕捉死亡的真實面貌。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Juddu Krishnamurt)以及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 Derrida)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生死論》(On Living and Dying) (1992) 一書當中,克里希指出,人們對於死亡的恐懼,主要來自生死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克氏認為,惟有跳脫生死二元位階,充分融通生死一體的概念,人類始能超越生死,活出自我。德希達的死亡觀,充分表現在《死亡的饋贈》(The Gift of Death) (1996) 裡面。在本書當中,德希達維持一貫的解構風格,力陳死亡的創造性意義。德希達認為,死亡不但不是生命的終局,反而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條件。這樣的論點,其實受到海德格存在哲學的影響。本文擬分析比較克里希和德希達的死亡哲學,藉以相互印證發明,探索思考死亡在當代的意義。
關鍵字:死亡、克里希那穆提、《生死論》、德希達、《死亡的饋贈》
楊志偉 Julian Chih-Wei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本文企圖討論法國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晚期生命政治著作中, 「醫療」與相關詞彙如「醫學」、 「醫者」、「治療」等所扮演的核心位置: 這些關鍵字不僅建構著傅柯對於肯定性生命權力關係的想像,並可作為評斷其 晚期生命政治論述的關鍵切入點。從六零年代開始,「醫療」 與「醫學」 等相關現象始終是傅柯論述的核心問題之一;從對「診所的誕生」的歷史結構描述, 到對現代精神醫學的系譜批判,醫療、醫學等現象一直是其評論的重點對象。 而傅柯的八零年代倫理轉向、尤其是其對「自我技術」(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的討論、對生命與權力兩者關係的重構,以及對某種肯定性生命政治的探索, 「醫療」 等詞彙依舊反覆出現,一方面作為各種自我技術的例證,同時又指引 著自我形塑的可能,作為傅柯肯定性生命權力關係與生命政治的根 基。然而, 如此對於醫療概念的援引,是否讓傅柯晚期的生命政治論述,複製了其早期所批判的主體權力關係,而讓自我技術變成另一種否定生命的機制,值得深究。
本文之目的,即在於描繪醫療與醫學等修辭在傅柯八零年代生命政治所扮演的 角色,討論這些概念如何勾勒、建構著其關於肯定性生命權力關係的論述,並 企圖探究如此概 念圖像讓其倫理轉向是複製了,還是得以逃逸其所批判的權力問題。
關鍵字:傅柯、醫療、生命政治、自我技術
謝伊柔 Yi-jo Hsieh
PhD Stud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t-time Lecturer,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Fo Guang University
迪迪-于貝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在《歇斯底里的發明》 (Invention de l'hystérie)裡檢視「夏科(Jean-Martin Charcot)-歇斯底里」這個在十九世紀晚期極為重要、同時帶有傅柯式色彩的話語形構(la formation discursive),試圖理解夏科在巴黎 Salpêtrière 醫院重新創造/發明(inventer) 「歇斯底里」一詞的過程。夏科不但試圖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疾病分類客體, 對立於癲癇或者其他的精神疾病,更藉由「攝影」與「(臨床)個案書寫」兩個特性殊異之雙重媒介,進一步定義各種歇斯底里治療的步驟,使得 Salpêtrière 醫院搖身一變成為展演各種症狀奇觀的大型劇場。於是,迪迪-于貝爾曼花費不少的篇幅討論這些症狀影像與攝影技術本身如何參與並結晶化夏科的醫學建 置,以及關於歇斯底里之幻想與知識生產之間的中介與連結。
這個攝影和(歇斯底里)症狀及其影像的關聯性為本文的起始點。然而, 儘管本文或多或少將觸及歇斯底里在精神醫學史脈絡裡的定位問題,但並非就道德價值觀點判定夏科這一系列的照片是否有過度利用女性之嫌,更無意回答他這種由「病態/瘋狂女體展示與收集」的方法學,是否夾纏著一種欠缺科學精神與根據的立場。相反的,在這樣的論述裡我們確知,攝影所生產的症狀影像與歇斯底里的知識建置密不可分,而佛洛依德正是在這種目眩神迷的影像迷宮裡找到可供精神分析誕生的場所時,更迫切的問題在於:是什麼樣的元素組構了這些症狀影像?這一系列的影像具有何種特異性?當迪迪-于貝爾曼暗示我 們這些影像鋪展一條「媒介-(不)可見性」之思想軸線,並且仰賴夢的技術之一「顯象性」(figurabilité)做為描述之時,這種特異性如何讓我們重新審視精神分析裡包含夢、觀看、幻想等迥異於古典再現系統的概念?
關鍵詞:歇斯底里、顯象性、 迪迪-于貝爾曼
高維志 Wei-Zhi Gao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所謂「眼」見為憑、「望」聞問切,在醫療行為中,醫師以雙眼目視所見, 覺察「眼前」患者的身心狀態,透過視覺覺知的突破,導引出繼之的診斷與醫 療行為。而記下這診察過程中,醫者所歷經的知覺經驗,並且「準確」敘述出 患者癥候之諸多現象的病例文字,如何表述出癥候的「真實性」?又如何藉由文學研究的思考角度切入其中探研?傅柯(Michel Foucault)曾在《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中,分析語言從「目視」(regard)的知覺經驗 起始,轉換成文字表徵(représentation)的診察紀錄,即「知覺行為與語言元 素間的結構性關係」,建構出現代臨床醫學的書寫範式。受拉岡(Jacques Lacan) 推崇為「我們在精神醫學裡的唯一大師」——德・克雷宏波(Gaëtan Gatien de Clérambault, 1872-1934),他曾在 1920 年與 1935 年發表兩篇與視覺相關的診察報告,分別為〈靈媒末日〉(La fin d’une voyante)以及〈接受白內障手術的回 憶〉(Souvenires d’une médecin opéré de la cataracte)。前者是以一位過氣的知名靈媒(voyante)病患為觀察對象,紀錄其「通靈」經驗的言說狀態;後者則是描述自身長期受白內障之苦,接受手術至術後的復原過程。本文欲借德・克雷宏波的兩筆癥候書寫為例,討論其診療、紀錄的經驗和語言,以及其「目視」 的「視角」,從傅柯的系統分析檢視,「真實性」在美學的層次,由視覺得以 「觸」及。
關鍵詞:德・克雷宏波、目視、知覺、病例、癥候書寫
吳易道 Yih-Dau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Englis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在英國小說家安 伯朗特(1820~1849)成長與寫作的年代,酒醉的問題提供了一個醫學與文學交流的平台。醫生的筆寫下了此問題的成因、發展與影響, 引導英國人民重新思考當代的飲酒文化: 酒醉是一種什麼樣的身心狀態? 為什 麼人們會(選擇)喝醉? 如何幫助酗酒成癮的人? 作家將此醫療知識入詩入文, 除了幫助傳播這些知識,也同時豐富了自己的創作。
本文試著探討安 伯朗特如何挪用當代對飲酒問題的爭議與討論來創作她的小說《懷德菲爾莊園的房客》(1848)。在這本小說中,飲酒不再只是怡情怡興的休閒活動,而是一再地牽動小說中人物對失能與異常此兩種狀態的焦慮。 換言之,當代的飲酒文化似乎被放在疾病的框架下來討論。小說家也似乎試著以醫學的觀點來揭露飲酒文化的黑暗面。本文第二個部分企圖研究為什麼安 伯朗特決定要以疾病的角度來審視飲酒文化,這樣的選擇對她小說的接受度有 何影響,以及這個決定如何回應了當時英國社會對於酒醉病理學的了解。這一部分的重點預計會落在一個常見的飲酒原因: 舉杯澆愁。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社會,「舉杯澆愁愁更愁」是否僅止於單純的文學修辭,還是文學與醫學攜手共同開拓的視野? 本文希冀能找出適切的答案。
闕帝丰 Difeng Chu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eng-Chia University
斯莫里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在其《藍登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 1748)、《 皮 克 歷 險 記 》(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 1751) 以 及 《 克 林 克 探 險 記 》(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 1771)等三本主要小說中,描繪藍登、皮克以及克林克等三位年輕男性角色,如何從不經世事的少年,在歷經許多曲折的事件後,成為成家立業的 「男性典範」(masculine ideal)。透過閱讀此三本小說,讀者們可以得知在斯莫 里特的男性世界裡,年輕男性角色將通過試煉,來獲得成為「男性典範」所需 具備的特質。然而,為何斯莫理特需要撰寫三本性質相近的小說來闡述此一觀 點呢?抑或斯莫里特欲透過這三本小說闡述其他概念呢?本文以此二問題為出 發點,探討斯莫里特在這三本小說中,所呈現的另一類男性角色的成長過程: 老父。
在描繪這三名父親角色時,斯莫里特所採取的策略,與其小說中的年輕男性角色樣貌的陳述手法大相徑庭。舉例來說,三位父親所展現出的形象,除說明「典範父親」所需具備的特質為何,也可能是同一概念的最佳反證。換句話 說,斯莫里特透過這三名父親角色,將「父親」光譜上的不同可能性,更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至於「老父」的部分,斯莫里特透過「年齡」(age)、「身體機能」(physical function)以及「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tion)等三個層 面,來點出「父親」以及「老父」此二概念中的相同與相異處。藉由分析這些異同,我們可以見識十八世紀對於老年(aging)的多元想像。再者,透過分析上述三本小說中的父親角色,我們可以發現,這三位父親角色,除了分別是各自小說中的最佳男配角外,他們所展現出的陽剛氣質,也是拼湊典範老父樣貌的重要拼圖。也就是說,斯莫里特透過這三本小說,循序漸進地呈現出典範老父的多元面相,或許也正是斯莫理特需要撰寫三本性質相近小說的真正主因。
關鍵字:老年(aging)、老父(aged father)、年齡(age)、身體機能(physical function)、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tion)
黃柏源 Bo-Yuan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老瓷器〉(“Old China”)是英國作家查爾士 蘭姆(Charles Lamb)在《以籟 雅最後隨筆》(The Last Essays of Elia, 1833)系列的最後一篇,也是蘭姆著作中獲得最多學術關注的隨筆。此文藉由布莉姬與以籟雅的對話,交錯呈現當代社經位階改變後,所造成新舊消費文化的差異與掙扎。此外,包括性別、種族與奢侈品消費等議題,也常是此文引發學術討論的關鍵。然而,此文所呈現的老年生活,惜未獲進一步討論。
事實上,蘭姆的隨筆中,處處可見「時代」(the age)與「年歲」(age)的交互 作用。本文意欲藉由《以籟雅最後的隨筆》的序言〈故以籟雅述〉(“Preface: By a Friend of the Late Elia”),以及蘭姆兩篇隨筆〈退休老叟〉(“The Superannuated Man”)、〈老瓷器〉,探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隨著工業革命發 展,以及英國於海外之軍事經濟擴張,討論蘭姆在倫敦都會區,呈現中產階級老年生活的不同樣貌:〈故以籟雅 述〉中,作者蘭姆偽託以籟雅已亡故,友人 的序言成為悼祭之書,也描述了以籟雅對於年紀漸增的掙扎;參照〈退休老叟〉 所談及的優渥退休金、退休生活以及體能衰退;或〈老瓷器〉所展現社經位階提升、經濟餘裕以及青春不可復得。然而,在經濟位階的改換與提升中,蘭姆對「有限動能」(limited mobility)所產生之焦慮,不僅顯現於自身的體力衰退, 或在地移動的束縛,更有著全球化脈絡中,動能於時空桎梏下的不可得。也因此,蘭姆的老年書寫,並非單純是悲春傷秋的一己之嘆,而是在有限動能所引發的焦慮下,進一步展現老年生活的想像與實踐。
關鍵字:蘭姆(Charles Lamb)、以籟雅隨筆(Essays of Elia)、老年(ageing)、 侷限動能(limited mobility)
陳麒方 Chi-fang Chen
Part-time Lecturer, Cardinal Tien College of Healthcare and Management
當史騰(Laurence Sterne)在項狄傳(Tristram Shandy)第四章宣稱他的嬉笑諧謔 是為了「趕走壞脾氣」(against the spleen),他引用的是一個喜劇語言新典範。 藉由大笑引發的身體運動排除廢物,加速身體代謝,促進健康,並治療各種心疾。今日風行於流行文化的「笑療法」(laughter therapy),配合伯格森(Henri Bergson)、巴赫丁(Mikhail Bakhtin)等的思想遺產,已成為人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塊基石。本文爬梳大笑養生思想的歷史文化起源,探討十七至十八世紀身體 經濟論述如何為一個新興文化典範立基。
醫學與喜劇論述的歷史淵源甚深,從 humor 詞義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流變即 可窺知。十八世紀,圍繞該詞的喜劇論述出現二個重要變化:第一,喜劇的焦點從被笑的對象轉向發笑的主體,使建立在對對象優越感的政治意識被身體經濟論述轉移焦點。第二,原體液(humor)失調所代表的病理異常狀態,被重新理 解為積極的感受力(sensibility),即現代意義所謂的幽默感(sense of humor)。加上 哈維醫生(William Harvey)循環思維與牛頓(Isaac Newton)機械思維等影響的推波助瀾,使古典的靜態平衡論逐漸轉變為動態的循環論,促使喜劇論述發展成一種以動物經濟(animal economy)為基礎的動力經濟論,一種可新陳代謝、需外界刺激、具生產力、感染力、且可散播的文化語言。
蔡仁傑 Jen-chieh Ts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Ming Chuan University
桑德爾教授(Michael J. Sandel)於《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中,提及「正義」 的概念,不論古今,皆無法不納入對於「美德」意涵的考量。比如,美國的 「紫心之辯」,其爭議點便在於被診斷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退伍軍人是否可獲頒以往授予戰爭中傷亡軍人的紫心勳章。桑德爾認為其中的核心問 題,即為軍人該具備的美德為何,而反方所持的理由為患有 PTSD 的退伍軍人心理脆弱不健全,不配紫心所肯認的堅忍美德。若回溯至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反方可能會很訝異地發現,西方公認的特洛伊戰爭英雄奧德修斯,極可能 無緣於紫心勳章:有學者如瑞思(William H. Race)指出,該英雄在聆聽詩人迪摩 德科思述說木馬屠城記時的情緒潰堤(用華文世界的語言來說,可說是彷如孟姜 女的哀戚哭號),表現的正是類似退伍軍人的戰爭創傷症狀。具體來說,此時的 奧德修斯處於人生極低潮期,除了歷經特洛伊戰爭,更在觸犯海神波賽頓後迷 航多年,返家之日遙遙無期,屬下同伴也皆因故落難,他成為唯一的倖存者, 因此不難想像迪摩德科思說的故事引出他的種種回憶而導致其劇烈的情緒起伏。 不過,本研究欲處理的,並非奧德修斯是否配得紫心勳章,前述的「紫心之辯」 僅為了突顯他的非典型英雄特質,以及他身為「病患」的可能性,藉此討論他 孤單一人抵達費阿克思國度後所接受的「治療」。瑞思在這方面申論,費阿克思王歐西諾思扮演了「治療師」的角色,不只滿足了奧德修斯基本的溫飽需求, 更逐步協助其恢復自信、重新接納自己,費阿克思國度因而猶如「療養院」,在他的迷航中途,恢復其心理安康,幫他準備好迎接返回伊薩卡後的挑戰。當中的治療過程,有兩個關鍵階段,分別為運動治療,以及敘述自療,對於後者, 瑞思則特別提醒了「敘述於心理創傷治癒的重要性」,然而,本研究認為,瑞思 對於「運動」及「敘述」於治療奧德修斯的觀點有其合理性,卻忽略了古希臘文化脈絡中該二者作為英雄美德的表徵及其互聯的關係。據此,本研究將聚焦 於奧德修斯的敘述治療,指出瑞思所忽略的英雄敘述中「動覺」的面向,事實上是接續了前階段的運動治療,並進一步闡述奧德修斯如何將身體作為修辭策略成就其敘述展演,終而達致創傷的療癒。希望最後的研究成果能促成對古希 臘(運動、修辭)文化的進一步理解,以及能對當代相關於醫療人文的探索有所貢 獻。
張玉燕 Yuye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ng Gung University
罌粟常常與鴉片畫上等號,因此難免無法擺脫負面形象。事實上,罌粟屬植物有250多種,並非每種罌粟都可以提煉鴉片;此外,東西方的文獻與圖像呈現多元意象與豐富 義涵,遠遠超過當作一種藥品的價值。本文嘗試從荷馬史詩、《救荒本草》的「御米 花」與文俶畫筆下的罌粟花等資料比對與分析不同的醫學人文觀點,思考的議題包含: 第一,藥與毒的矛盾與平衡;第二,思考正常和變態之間的弔詭關係;第三,探索東 西方不同的美學視角與觀點。
荷馬史詩《奧德賽》第四卷描述正當一群特洛伊戰士提到往事與逝去戰友,宴會廳上頓然一片哀悽,此刻海倫拿出一種特效的解憂草,這藥的效果神奇,可以解痛、去煩躁、忘憂,海倫並詳述她的藥方來自埃及,綜合這些論點可以推論海倫的解憂藥可能是古埃及已使用的罌粟。另一方面,罌粟花出現在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兩處,主要是借用比喻英雄戰死前腦袋斜傾肩膀,正像花園裡的罌粟花因果實纍纍或負著雨水而低垂。荷馬史詩筆下呈現罌粟不同風貌:解憂之藥,但也象徵英雄之死。
《救荒本草》是中國第一部專門記錄可食用野生植物著作,作者朱橚,成書於15 世紀初,初版2卷,詳細描述414種植物的特性、食用部份及其食用方法。書中第334筆 資料「御米花」考證為罌粟科罌粟屬罌粟(Papaver somniferum),其嫩葉、果實等皆可食用,朱橚特別列為飢荒時隨處可得的食材。《救荒本草》的理念與古希臘食療不盡相 同,在於反映中國在饑荒貧困頻仍的環境中產生的人文關懷精神。 文俶畫作《畫鶯粟圖》描繪罌粟花細膩柔和之美;此外,文俶為《金石昆蟲草木狀》 畫插圖,罌粟收在作品中最後一筆料,引文選自《本草衍義》,提到「罌子粟,其花亦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其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 仍加蜜,為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畫鶯粟圖》呈現中國關照自然美學的視角, 而《金石昆蟲草木狀》插圖還點出古代中國服用五石散的文化。
胡心瑜 Hsin-yu H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本篇論文檢視英國牛津博德利圖書館(Oxford, Bodleian Library)所藏之十五世紀法國時禱書珍本MS Douce 80,分析此尚未數位化,且未得到學界充分關注之抄本中文字與圖像之間多重的互動關係。時禱書為聖經及宗教詩文的選集,多為一般人士平日居家定時禱告時所用。自13世紀初開始在歐洲貴族間風行,於14至16世紀間達到流行高峰,讀者群並在此時異化,外溢至其他社會階層、群體。時禱書作為私人每日禮拜的工具,多為高度客製化之產品,在詩文和圖像的選擇上,常依訂製者的品味和要求而有著許多個體上的差異。就其功能而言,時禱書作為精神指引的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如同使用者的私人醫生,透過每日常態的諮詢求助,增進禱者心靈上的健康福祉。MS Douce 80時禱書抄本的頁緣綴有數百個怪誕圖像(grotesques),本篇論文從生態批評的角度,解讀這些乍看荒誕不經、毫無緣由的毀形人物何以出現在抄本頁緣,以及這些圖像在讀者閱讀時可能扮演的角色與功能。論文演繹這些美感及神學上毀形的身體,如何透過圖文間多重的互動、反應、甚至對抗,被複寫、重製成訊息的載體,進而重現在Douce 80的文本社群中,成為有所貢獻的個體,並從抄本作為其創作環境的縮影中,一探中世紀末的慈善事業和救贖經濟。
In this paper I diagnose the profound word-image relations in a so far undigitized and under-discussed fifteenth-century book of hours,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Douce 80. The book of hours is an anthology of prayers selected and arranged mainly for private devotional practice by lay people. Hours first started to develop widely among aristocrats in 13th-century Europe. Its popularity culminated between the 14th and 16th centuries, with an increasingly mixed readership from all social strata and both genders. Thesebooks were often customized, varying in their selection of texts and images, based on the patron’s taste and choices. In its fundamental use, the book of hour was not just a spiritual guide, but resembled a doctor, daily consulted to enhance and ensure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its owner. The anonymous manuscript of MS Douce 80 is richly illustrated with hundreds of nonsensical grotesques in its margins. Through an ecocritically-informed lens, I look into the ways these images interact with, react to or even resist the texts they accompany to demonstrate how these deformed and flawed figures are reprocessed into vessels of messages through the meandering narratives enabled by interplays between word and image. And in doing so, I hope to show how these aesthetically and theologically undesirable bodies are given new life in catalyzing the process of meaning making, and reappear thus as contributive members in the textual community of Douce 80 as a microcosm of late medieval charity and salvation business, where the unwanted are allowed palimpsestic experiences of u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