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 II-A 如何體現非正常：身體，敘事，未來性 (團體提案)

The Non-normative Embodiment: Bodies, Narratives, and the Futurity

當身心障礙研究遇到後人類：戰後台灣身心障礙敘事的崛起

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 vis-a-vis the Post-human: The Emergence of the Narratives of Disabilities in Post-WII Taiwan

紀大偉 Ta-Wei Ch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這份報告藉著探究「戰後台灣身心障礙敘事」的崛起，檢視「身心障礙研究」與「後人類研究」 這兩個領域的磨合。「戰後台灣身心障礙敘事」這個研究範圍的「戰後」一詞似乎暗示這份報告執著於「舊世紀」(在這場比較文學會議語境中，指二十世紀)，但我強調這個研究範圍其 實是「新世紀」(在這場會議語境中，指二十一世紀)的產物:多虧英美學界新興學門身心障礙研究的跨國刺激，我才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啟用「台灣身心障礙敘事」這個「討論框架」 (frame of reference)。「身心障礙敘事」跟書市熟悉已久的「醫療敘事」、「醫師作家文學」 等等既有的討論框架大不相同，並無意延續對醫師歌功頌德的功夫(諸如稱讚寫作的醫生多才多藝、悲天憫人等等老套的話術)，而要跳出個人層面的格局，思考社會層面帶給個人的結構性壓迫。「身心障礙研究」與「後人類研究」這兩個研究取向經常被視為「醫療人文研究」的 近親，但是這兩者對於敗壞肉身的立場截然不同:身心障礙研究往往承認而且珍惜肉身的沉重， 然而後人類研究傾向擺脫沉重肉體的束縛。正因為兩者對苦難肉身抱持不同態度，兩者關切的時間性(temporalities)也不一樣:身心障礙研究關切此時此地(而不是未來的、異國的)的 社會改革，後人類研究更關心未來憧憬。我企圖在戰後文學尋求兩個研究取向的磨合，一方面是為了促成不同研究取向互相借鏡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要指出舊世紀身心障礙敘事的方向感 (orientation)──這些敘事充滿了面向未來性(futurity)的憧憬，並非只願意面對過去。

關鍵字：戰後台灣文學、後人類、冷戰、身心障礙、鄉土文學

記憶和時間的非線性生態：談《銀翼殺手》和《異星入境》

The Non-linear Ecology of Memory and Time in Blade Runner 2049 and Arrival

張君玫 Chun-Mei C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在本文中，我想援引 N. Katherine Hayles 近年來所談的分散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認知圈(cognisphere)和行星認知生態(plantery cognitive ecology) 等概念，以及其他相關的當代新物質女性主義思考，來分析 1982 年和 2017 年的兩部《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Blade Runner 2049)和 2016 年改編自 Ted Chiang 的《你生命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 2002)的《異星入境》 (Arrival)，並從中勾勒一個跨物種或跨類屬的生命圖像。在這幾部作品中， 記憶和時間並不是抽離的向度，而是體現的，以及交纏的。而在這些體現與纏 繞的演化過程中，多元互動的行動者之間並不是沒有支配與壓迫的，尤其在 《銀翼殺手》中，人類行動者和複製人行動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反殖民的抗暴政 治，以及後殖民的雜揉動態。在《異星入境》和《你生命的故事》中，看似較為個人化的關懷，同樣蘊含了對於人類文明中線性發展模型及其後果的挑戰。 如果記憶不是自生的，如果記憶不是線性的，如果記憶並不是個體所獨佔的， 那麼，對於體現的存在來說，具有怎樣的意義?界線的跨越與重建，包括認知 和記憶的界線，除了跨界的片面歡樂之外，不也同時包含了真實的痛苦和死亡? 從這些提問出發，我想進一步闡述的是，當代科學科技政權中得以展露的新物質主義觀點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考與行動方向。

關鍵字：分散式認知、認知圈、行星認知生態、記憶、時間性

器官對話：當代港台科幻的非正常「性」

The Dialogue between Organs: Deviation of Heterosexual Relations in Hong Kongese and Taiwanese Sci-fi

林新惠 Hsin-Hui Lin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本文認為，當代港台科幻小說藉由突顯人體器官間的關聯性，挑戰了異性戀常規 (heteronormality)，進而形塑 。台灣作家更動態的身體想像。台灣作家賀景濱(1958-)的《去年在阿魯吧》(2011)、駱以軍(1967-)的《女兒》(2014)、香港作家董啟章(1967-)的《愛妻》(2018)皆涉及意識從單一控制系統分散至他人或各別器官的現象。在此過程中，異性關係呈現了對於常規和常識的不服從。第一，性器官從「作為身體快感的手段」變成「以器官本身為目的」。在賀的小說中，兩性的性器官能夠對話，且性器官交合不為全身感知服務，而以器官各自的「相容性」為考量。第二，異性性交從「兩個身體的結合」變成「一個身體的自導自演」。在董的小說中，由於男女主角的意識共存於一個身體，因此一個身體必需仰賴其中器官間的互動，來達成兩性的性行為。這些非正常的「性」，不僅顛覆了器官/身體(corporeality)、身體(body)/心靈、女性/男性、部分/整體等多重位階關係，也重新想像性(行為和言說)的多元可能性。能者主義(ableism)不僅預設身體的整全，也預設意識和認知是大腦或心靈的獨有。然而，在這些科幻敘事中，單一完整的身體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意識和認知碎片化地分散至各個器官後的多重交織關係。

關鍵字：器官、異性戀常規、港台科幻、賀景濱、董啟章、駱以軍

Panel II-B 老化與失能 Aging and Disability

抱殘守缺的差異共群：德拉尼《紅色時代廣場，憂鬱時代廣場》中的殘障與性

An Alternative Community of Wounded Attachments: Sex and Disability in Samuel Delany's 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

許甄倚 Jen-yi Hsu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以科幻小說寫作著稱的黑人男同志作家山謬.德拉尼(Samuel Delany, 1942-)，在回憶錄《紅色時代廣場，憂鬱時代廣場》(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中，以懷舊方式探索紐約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前另類共群的多元圖像。這本書分成兩部分，前半部書寫於 1996 年十月，以類 似民族誌的書寫方式，回首自己過去 25 年間在紐約時代廣場附近眾多色情戲院內巡梭的經驗，以及附近不同族群(擦鞋童、客運總站的排班計程車 調度員、烤羊肉串的流動攤販、酒保、身障者、流浪漢、阻街男妓等)對正在進行的城市翻新的看法;後半部則是比較屬於論述及評論，以拼貼的書寫方式，剖析「接觸」(contact)與「拓展人脈」(networking)在人類社會培養共群感的不同，前者屬於跨階級的異質遭逢，存在於仕紳化前的時代廣場，後者則是仕紳化後帶來的現象，強調中產體面、同質，排拒跨階級的接觸。本論文將分析此回憶錄中的性與殘障、仕紳化之間的關係， 探討主流所謂正常正典的單偶制婚家親密的性，是如何建立在一種踩屍邏輯，踩在邊緣主體如身障者、移民、底層酷兒、有色人種的屍骸上，感受自身的合法性與幸福感，而德拉尼這本回憶錄，則如何告訴我們，批判性懷舊的倫理與政治性，在於想像差異共群的可能性、拒絕仕紳化快樂的誆騙與收編。

「老」是例外？：高齡論述與社會空間配置

Aging as Exception?: Aging Discourse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Social Space

蘇榕 Jung 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Normal Taiwan

高齡化現象自二十世紀末逐漸受到全球重視。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無全球性戰爭，醫療科技高度發展、婚姻和性別意識轉變、戰後嬰兒潮世代高齡化、少子現象普遍，全球無不關注人口結構高齡化問題。人類正面臨改寫「高齡」定 義議題。以台灣為例，2017 年的人均命已達 80.4 歲。此刻政策制訂和醫療體系扮演了重要的論述生產機制。「老化」納入醫療體系，「老」被併入疾病論述， 老年照護和醫療技術全面介入高齡議題。「老」以「被納入的排除」之例外狀態， 內存於醫療論述中。

本文試圖探討高齡化論述以「衰退」意識形態將「老化」視為生命例外狀態的論點。將「老」連結上「病」與「衰弱」的論述，為「老化」劃定疆界，使之與「年輕」對立;「(衰)老」被賦予刻板化屬性和期程、物化為商品，提供 資本主義運作新興的「生產-消費」場域。在高齡化論述的衰弱意識形態推展中， 生命成為「存活狀態的裸命」(zoē)，高齡人口成為構成高齡化論述的基本要件， 以例外狀態被納入其中。高齡人口需要特別的醫療照護技術，需要被集中於傅柯式異質空間加以管理、照護，和規訓。

本文以《維納斯》和《愛·慕》兩部影片，做為分析案例，試圖討論其高齡再現是否提供改寫翻轉「(衰)老」的契機?還是強化了「老」的例外狀態， 和高齡化論述對年長者社會空間配置的優勢?

「印度的李爾王」：米斯崔《棄養計畫》的老年化問題與關懷倫理

“King Lear in India”: Problems of Ageing and Ethics of Care in Rohinton Mistry’s Family Matters

龔紹明 Shao-ming K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印度裔加拿大作家米斯崔(Rohinton Mistry)的《棄養計畫》(Family Matters, 2002) 是攸關印度老年看護的鉅作。書中主角納里曼教授晚年罹患帕金森氏症， 生活行動被子女嚴格控管，面臨棄養之際，不禁悲嘆道:「年輕時，我的一舉一 動被父母控制···現在你們還想折磨我的老年生活，我決不允許」。納里曼的心聲道出印度年長者的焦慮，亦反映疾病與長輩看護的問題。準此，本論文擬 探討《棄養計畫》呈現的老年化問題與關懷倫理。論文首先耙梳晚近醫療人文研究針對老年疾病與看護倫理的相關探討。其中，諾丁斯(N. Noddings)的關懷倫理學，強調被關懷者的情感回應，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生命倫理學，提出生命完整性對失智者生命價值觀的重要，給本論文探究的議題提供不少啟發。 論文第二部分剖析小說中面對老年疾病問題中的親子關係以及子女採取的關懷策略。筆者感興趣的是，何以納里曼的長女庫蜜斷然棄養，次女羅珊娜毅然接養，而女婿葉札德一改恭敬態度，養而不顧?三名子女的關懷態度與莎士比亞 《李爾王》的巧妙關聯又為何?論文第三部分探討關懷倫理中強調施與受的互 動過程。重點聚焦討論在外孫傑漢格對納里曼的日常生活照顧，葉札德對老年看護的情感轉向，以及鄰居戴西以琴聲撫慰納里曼死前的不安。本文主張，《棄養計畫》除了讓我們正視全球性老年化議題，也再再凸顯關懷倫理對年長患病者的重要性。

關鍵字:米斯崔;《棄養計畫》;老年化;關懷倫理;生命倫理

Panel II-C 柏格森與德勒茲視角下的記憶、譫妄與重複 (團體提案)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Memory, Delirium and Repetition in Bergson and Deleuze

病態荒色之境：朱天文的碎形書寫

Fractal Writing in Chu Tien-wen’s Literature

吳欣怡 Wu Hsin-I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disciplinary Art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Arts.

1994年，朱天文長篇小說《荒人手記》作為允諾般，兌現了〈世紀末的華 麗〉中對於未來書寫的宣告，小說中精細刻畫了鉅量繁雜的感覺材料，範圍廣 泛涉及當代物質生活、現代繪畫、音樂、電影、人類學與哲學理論等。在城市 經濟、科技、人文日益高張發展下，碎形書寫使原來作為主體之人於作品中離 散，透過層層「物」書寫，建構了以「物」作為㔀事主體的病態荒色之境，銳利直指城市底蘊與本質，並終而將作品的終極意義訴諸書寫。《荒人手記》由大量感覺材料布置而成的文學空間，以感覺材料等非人所構成的㔀事主體，標誌了以朱天文之名的碎形書寫樣態。

在《荒人手記》裡，呈現了動態的碎形（Fractal）維度，感覺材料在經驗世界裡各自差異，分別座落於可視與可述、具象與抽象、格物與致知此兩相差 異之境，並在注入小說之後，予以重新布置、淬煉，產生質變，由書寫賦予嶄 新理脈與肢骨。感覺材料間彼此看似各自差異、互不相關，然實則以一個基本 布置關係作為其生成策略——「物」書寫，以此不斷複製、繁衍並增生語言。 碎形概念是由數學家本華·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提出，即指存在著一個基本原始單位，這個原始單位與其他不同疊層的單位間具備自相似性 （self-similarity），原始單位除了與整體類似，在層疊的大小單位之間，亦擁有彼此近似的特質，若將此書寫生成，置入德勒茲差異與重複的哲學概念中談 論，在各異的感覺材料刻畫之間，即呈顯「自在差異」（différence en elle-même） 的特性，又在「物」書寫反覆行使下，形成了一種「自為重複」（répétition pour elle-même）的動態，看似兩相矛盾，卻彼此互為構成之下，碎形書寫於焉生成。

在小說裡，文字在對內多重裂解之際，同時亦朝外無限繁生，使之不再是封閉的文學空間，起點與終點均已漶漫難辨，形成繁複、紛雜卻細碎密佈的文字奇觀。入微描繪不斷紛沓落至、致使感官充盈的種種物質細處；以敏銳的筆 調，㔀述光鮮奪目的華美表象之下，無可碰觸的荒㓿之味，不可視的頹靡之色與日益曠廢的內在。本論文將聚焦於《荒人手記》文本，自說明其碎形範式開始，並試圖梳理小說中的感覺材料布置，以分析其特異的碎形書寫時空。

關鍵字：朱天文（Chu Tien-Wen）、德勒茲（Gilles Deleuze）、碎形（Fractal）

語言的折返與增生：從德勒茲視角重探「巴托比症候群」

The Folding and Proliferation of Language: Rethinking Bartleby Syndrome from Deleuze's Perspective

凃倚佩 I-Pei Tu

PhD Student, School of Fine Arts,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我偏好不要」、「我偏好不要」，「我偏好不要」…，抄寫員巴托比寧 願不校對、不離開辦公室、不離開華爾街，最後甚至不抄寫，在全篇小說只重 複一句臺詞的巴托比，卻逐漸令旁人陷入一發不可收拾的瘋狂，巴托比真的瘋 了嗎？抑或，有一種譫妄（delirium）的流變發生於文學之中？對德勒茲而言， 梅爾維爾筆下的抄寫員巴托比不斷重複訴說「我偏好不要」（I would prefer not to），表面上看似一種異於常人的病態，使得旁人無法進一步與他溝通，但事 實是，對德勒茲而言，梅爾維爾正是透過巴托比此一殊異的人物，呈顯了「不可述說」本身，甚至，使吾人不得不進一步思考在此一語言的極限上，為何德 勒茲仍肯認其是一種「向不可能借助力量」（render what was doing possible） 3 的表現。1 德勒茲的解讀，讓令人匪夷所思的「巴托比症候群」，有了關於創 造性，值得深入研究的細節，尤其是關於可能與不可能，亦即「界限思考」的 問題。

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短篇小說《抄寫員巴托比：華 爾街的故事》（Bartleby, The Scrivener: The Story of Wall-Street）呈顯了一種與 世界的想像有關的圖景，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㔁授合田正人（Masato Gōda） 曾提出維爾梅爾的書寫對德勒茲而言，是一個「如同經過亦如同島鏈的世界」 （the world as process and as archipelago）2 。換言之，「經過」（process）和 「島鏈」（archipelagic）是否蘊含時間和空間兩種意涵？巴托比重複述說「我 偏好不要」成為梅耳維爾作品裡一個殊異的特例，西班牙作家比拉—馬塔斯 （Enrique Vila-Matas）甚至以此為靈感，寫就了《巴托比症候群》（Bartleby and Company）一書，虛構了一群一舉成名後卻以各種藉口停止創作的小說家，「巴 托比症候群」從維爾梅爾筆下的抄寫員演變為一群「寫不出來」的作家所發生 的症狀。3 吾人是否可視之為被傳統定義下偏離正常狀況的例外狀態，進而發 掘其應有特屬於文學創造的潛力。本文擬從德勒勒茲所啓發的觀點，提出《白 鯨記》作者梅爾維爾較少為人知的短篇小說《抄寫員巴托比：華爾街的故事》 所揭示的時空創造。

關鍵字：德勒茲（Gilles Deleuze）、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巴托比 （Bartleby）、譫妄（delirium）

1 Gilles Deleuze, “ Bartleby; Or, The Formula”, in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by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 70.

2 Masato Gōda ,“Archipelagic System and Gilles Deleuze’s Philosophy” ,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Studies, 12:2, April,2018,pp.283.

3 Enrique Vila-Mata, trans. by Jonathan Dunne, Bartleby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7；Enrique Vila-Mata 著，蔡琬梅譯，《巴托比症候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重複的症候：劉以鬯小說《對倒》與《酒徒》中的失能言說

The Symptom of Repetition：The Disabled Speech in Liu Yi-chang's Intersection & The Drunkard

許鈞宜 Chun-Yi Hsu

PhD Student, School of Fine Arts,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劉以鬯的小說《對倒》之所以成為文學史中一個極為特異的個案，不僅因 為它是一本「沒有故事的小說4 」，而是他透過幾近偏執的風格化書寫，在一塊無故事的平面上迫展出語言滿載生機、躍動的流變。《對倒》所體現的，首 先是透過各式對重複的書寫，將觀念「對倒」化為小說《對倒》的實際化過程。 身為華語小說創作者的劉以鬯，他的書寫竟格外地接近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對文 學所提出的思考。德勒茲曾在《批評與臨床》（Critique et clinique,1993）中 說道：「思維總是關係著特異的因子，而文學則是作為一種言說的聚合配置 (assemblage）5 」。在劉以鬯獨特的寫作之下，所有描述都被迫折返、每一語句皆是前一語句的再書寫。小說內的文字，皆因「對倒」之概念作為聯結，並聚合成結構迂迴、曲折的文學配置。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只要作者理性且細膩地編織文字，即可賦予文學豐沛 的生命力。因為在德勒茲的概念下，文學僅在一種「患病」的情境下才開始─ 「文學總是精神狂亂的（delirium）」，而「句法也只能透過必要的繞行 (detours），才可以揭示出事物之內的生命6 」。簡言之，文學必須成為一種疾 病，才可讓語言再次展現其在日常與理性邏輯運作下所失去的強度。在《對倒》 中，作者正展現著一種症候學（symptomatology）式的書寫─尤其是透過男主角淳于白的創傷回憶以及女主角亞杏的妄想。不斷重複的語言運作即在小說內 差異地化為各種症候（symptoms），成為幾近口吃、同語反覆、失語、躁動 之反常表現。正是在此，所有事物的存有狀態將由一種弔詭的韻律所說明。

本文將藉由此些問題進一步分析小說《對倒》：為何必須處在一種「患病」 的情形下，被書寫之文字才可能重新成為一種自主、鮮活的語言存有（being of language）7 ？為何語言最為健康的狀態卻是由症候的復發（recur）來表達？劉以鬯又是如何透過文學創作以達到德勒茲所言，一種「與自己的症候快樂共處」 的狀態8 ？在《對倒》之中，每一個精細組合的語言配置，皆對應著一種失常的症候，正是在此相互對峙的雙重性之下，劉以鬯深刻地彰顯出文學創作所隱含的核心條件。

關鍵字：德勒茲（Gilles Deleuze）、劉以鬯、重複、症候（symptom）、語言存有（language of being）

4 劉以鬯（2000），《對倒》，頁 17，香港：獲益出版社。此為劉以鬯為《對倒》新版所寫的序 言，原文為：「由於《對倒》是一部沒有故事的小說，很難引起讀者的注意興趣，文聯出版公 司刊行此書，印數很少，即使斷市也不考慮再版。」

5 Gilles Deleuze（1998）,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lated by Daniel W. Smith & Michael A. Greco, UK: Verso, p4.

6 Ibid.

7 以思考「語言⬀有」或者「語言自身」作為另一種探究文學特質之方式，是法國哲學家布朗 修（Maurice Blanchot）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早期所探討的核心問題。兩者都試圖去 除書寫者作為一個原初角色的主體性，而是將話語中的變量與複雜功能作為主體並進行分 析。詳見布朗修著作《文學空間》（L'Espace littéraire ,1955）以及傅柯著作《語言與文學》 （Langage et littérature ,1964）。

8 Gilles Deleuze（2007）, Two Regimes of Madness :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translated by Ｍike Taormina & Ames Hodges, edited by David Lapoujade, New York: AUTONOMEADIA, p81.

Panel II-D Fear of Life: Illness Narratives in the Age of Medicalized Society (團體提案)

Fear of Life in the Medicalized Society: Illness as the Deus Ex Machina in Ian McEwan’s Novels

陳重仁 Chung-je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central feature of Ian McEwan’s fiction, which become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his mature works, is an ongoing examination of the novel’s capacity to treat moral questions. In the implicit deliberation about the capacity of the novel to stage dilemmas of personal morality, McEwan arranges his fictional creations to underscore the real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to seek for a pattern of resolution to current conflicts. In McEwan’s world of novels, fiction is the crucibl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private and public. And the crucial setting for such scenario of confrontation and challenge to take place is to build up a constructive mechanism in which the private is channeled to the public, the individual to the collective. In McEwan’s novels, fiction is a deeply moral form in which memory of illness, reflection of disease, and anticipation of health, authenticate the scenario of empathy and concili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an McEwan constructs a fictional world ruled by the fear of life, rejoiced by anticipation of death, and empasse of the medicalization of the society. By constructing the deus ex machina of illness, McEwan creates a health dystopia in which all that is immora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ick, the ill, and the abnormal. In his ethical otherworld of illness, McEwan tells stories of medical allegory that symbolizes the overall structural attitude of anxiety about the collective condition of health. In McEwan’s constant rehearsals of crisis at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level, reflections of illness revolve around the dilemma of the ill and healthy self. That is to say, McEwan’s moral scope of social obligation is constructed upon his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which all that is political is medical, all that is fearful is healthy, and that all is anticipatable is ill. In McEwan’s continual wrestling of shock, it is not illness but health that is to be afraid of.

Romance, Memory Loss, and the Fear of Loosing Desire

翁悅心 Yueh Hsing Weng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mentia and the occurrence of Alzheimer’s has been a frequent element in narratives for both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cinema. The romantic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regiver and the patient who suffer’s from memory loss poses as an intriguing formula to profess the struggle, beauty and strength of love and devotion, yet it also provides hints of aging and deterioration for both the patient withering away into foggy snippets of memories, but also the struggle to preserve a decaying relationship plagued by dementia.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address how themes of memory loss, ag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caregiver is represented by examining three films — 50 First Dates (2004), The Notebook (2004), and Still Alice (2014)— along with both novels that came before the film adaptations of The Notebook and Still Alice. Martina Zimmerman addresses Alzheimer’s disease and the metaphors that accompany it by pointing out how the disease has become a metaphor for “the fear of aging”. The patient’s reliance on the caregiver, accompanied with the loss of self weakens their autonomy and pushes them closer to death.

Thus, by taking a close look on how the narrative is dictated by the husbands in both Nicholas Spark’s The Notebook and Adam Sandler’s role in 50 First dates, and contrasting it it with Alice’s first hand perspective as a patient in Lisa Genova’s Still Alice, one may hope to conclude how the notion of age, deterioration and death of the mind, body and eventually romance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disease, by observ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usband, the patient, and even the children in Alice’s case for Still Alice. The fear of age for both the patient and the caregiver is inevitable and inconveniently accelerated with the help of dementia as a disease, and all parties take part in reshaping narratives that not only fight to preserve what’s left of the self and one’s youth, but also the essence and longevity of romance through manipulation and resistance.

Fear of Death: Are We Living to Die or Dying to Live? Facing Death in Mitch Albom’s Tuesdays with Morrie

趙唯真 Wei-Chen Chao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uesdays with Morrie: An Old man, a Young Man, and Life’s Greatest Lesson (1997), Mitch Albom demonstrates various life lessons through sharing the final words of wisdom from his beloved professor Morrie Schwartz. The main message given through the lessons is simple: how to live your life meaningfully with understanding how to face your death. In this paper I will discuss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that arises as we begin to think about the nature of death: Are we living to die or are we dying to live? And seek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death by briefly outl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 through the lens of fear.

At the heart of the narrative is the fourteen consecutive Tuesday meetings between Mitch and Morrie, where Morrie’s discussion prompts Mitch, and the readers to consider harder questions about life; and helps Mitch understand some of the most complex problems of life, and acknowledge, the purpose of life. Tuesdays with Morrie shows Morrie and Mitch, are examples of the characters that go through many struggles in life; death is a great lesson to search for meaning. Specifically in Chapter thirteen, “The Fourth Tuesday We Talk About Death” Morrie tells Albom, “Everybody knows they’re going to die, but nobody believes it (80). Morrie believes that if people, in general, were able to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die at any moment, that they would live their lives differently, “The truth is... once you learn how to die, you learn how to live” (82). Morrie gave practical advice about how to live, how to die, and how to endure sickness.

Albom uses anecdote and flashback throughout the book chapters to allow readers to engage an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values of life. I will analyze how Morrie searches for the meaning in life and how this process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s the supporting character, Mitch. I will be analyzing in two stages. First, my analysis will proceed in three major factors of anxiety – regret, fear, and death – that motivate Morrie and Mitch to search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iscuss how they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Then I will examine Albom’s use of three major symbols – a pink hibiscus plant, Morrie’s bed, and waves on the ocean –utilize the motif of reincarnation and renewal, thereby unfolding Morrie’s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facing the death and reveal the results from their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Panel II-E 從歷史到醫療史──論身體在當代文學中的三類症候 (團體提案)

From History to History of Medicine: Three Symptoms of Body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論古蒼梧《舊箋》中的歷史、創傷與同志情事

History, Trauma and Homosexuality: A study of Gu Cang Wu’s Old Letters

陳潔儀 Kit Yee Ch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古蒼梧(1945- )是香港著名的文化人，《舊箋》是他在 2012 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說集。小說運用書信註釋體的形式，以十五封書簡從女主角海媞暗戀男 主角黃子的「情事」為起始，由此透露當時大學生對於社會運動「五月風暴」 的感受和看法。然而，本文關注的，卻是註釋者鄧文博於文中突然自我揭露他 和黃子之間塵封近半世紀的同志關係。這段橫開一筆的情節，耐人尋味。本文 擬從歷史、社會和個人三方面，探討以下問題:

就歷史而言，《舊箋》為何要在當年「正常」的異性愛中，加插一段不可告人的「病態」情事秘密?這段關係的壓抑與解封，與小說對於香港因殖民地身 世而成的「歷史淌血」論，並與小說論及香港較具爭議性的兩件社會事件 (1967 年「五月風暴」和 2012 年「國民教育事件」)是否有「疾病隱喻」的關 係?若有，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公告秘密而黃子失聯，究竟是「療癒」還是「失救」?是「完成」還是「永不終止」?

就社會而言，從傳柯《性事》中所言，同性戀經「醫學」與「科學」編制 後成為「失常」(病理)的「自然規則」。文博於今天能把此段秘密刊印成文， 表面看來今天的香港社會已從「異常」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偏見走向「正常」，但 實際上這段關係卻需經過重重的敘事佈置和曖昧修辭才能成書，作者故意製造 這種「形諸於世」的言論合法性，用意何在?

從疾病隱喻的角度來看，所有的「情事」只是喻意的手段，而目的則在 「國事」;然而，就個人而言，從文博亟欲在縫隙之中也要把當年的同志情事說 出來，他真正的失聲與發聲反而以此為目的。究竟「表」「裏」「主」「次」以至 「正常」、「異常」如何分界?誰定界限?

本文希望通過探討以上的問題，以便進深理解《舊箋》中同志情事與全書的敘事、記憶與歷史的關係，亦藉此反思香港文學中醫療與人文敘事的方式，以及其對香港書寫的意義。

韓麗珠《離心帶》的「飄盪症」研究──一個嶄新的生存地帶

The study of “Floating syndrome” in Hon Lai Chu’s Decentralized Zone

曾佩婷 Pui Ting Tsang

Lecture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無論古今中外，疾病都為文學反覆吟誦。中國文學從《詩經》開始，發展至現當代文學，疾病作為敘事對象的文學作品不勝枚舉。而香港文學創作中，以小說為載體的疾病書寫也是不可勝數。

韓麗珠(1978-)生於香港，曾獲多項文學獎。作為香港文學新生代的作家，韓麗珠擅於以身體隱喻社會。從作者早年的作品〈輸水管森林〉始，人/病體作為社會隱喻的特殊敘事方式已嶄露頭角，及後的作品更無不糾纏著疾病的線索。從真實的疾病，如《風箏家族》〈感冒誌〉的感冒，到本文的研究對象《離心帶》的虛構疾病「飄盪症」，均隱喻了作者對社會異化的展示、批判與焦慮，然後一再探問人從拮据的生存環境中出路的可能，在否定與質疑之際又透露出對個體命運的人文關懷。

疾病作為時代苦悶的象徵，是展示社會面貌及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述符號。韓麗珠 《離心帶》的阿鳥及其他「飄盪症」的病患，身體都無端地、自願地放飛至半空， 與土地脫軌，進入都市，甚或世界的邊緣。這些飄盪的人，並非如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所述的被現代醫學或社會的權力手段隔離或囚禁，而是他們選擇自我放逐，成為與「常」脫軌的他者。但吊詭的是，在韓麗珠的筆下，這些症狀卻似乎是治療創傷或精神虛空的唯一醫治手段。如此「病」與「醫」合一，也許是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始料未及的變種的疾病隱喻。

理解疾病的隱喻，是理解文學主題的顯要渠道之一，同時也是發掘香港文學獨特性的關鍵。本文擬透過研究患者病體以輕氣球的狀態，在半空的「離心帶」間徘 徊的症狀，考察作者對社會及人文精神的呈現，並進一步思索香港在後殖民的語境 下，人與自我、他者及社會間定位的想像。

中國科幻小說中的「醫療史」和現代性思考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Modernity Discourse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s

郁旭映 Xuying Yu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消滅疾病是科幻小說的常見主題。然而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國科幻小說對於疾病治 療方案和途徑的想像極為不同。這些風格和主題上的轉變固然是因創作者基於特定 的現實條件(如醫學技術的發展出水平)而作出的不同想像，而同時亦從深層次上反映出中國科幻小說對於中國現代性的想像所經歷的變遷。本文擬以四部醫療題材的科幻小說——劉興詩《鄉村醫生》(1963)、葉永烈的《演出沒有推遲》(1978)、 王晉康的《生死平衡》(1997)和陳揪帆的《未來病史》(2015)為例，從中國當代科幻小說中梳理出一段粗略的「醫療史」。

《鄉》在題材上反映了「十七年」期間對農村醫療體系建設的構想，風格上體現了受蘇聯科幻影響而來的科學樂觀主義;《演》在題材上反映了文革結束之後後並延續至八十年代的對醫療技術現代化的嚮往，風格上則是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科普風格;《生》則以九十年代盛行的「文化衝突論」為敘事框架，講述以中醫為核心的「平衡醫學」如何挑戰西方現代醫學理論的離奇故事;《未》雖然亦從文化角 度描述「中國智慧」(以老子為代表)對於解決賽博時代的精神分裂症的作用，但與九十年代關於中國文化特殊性的狂想不同，它同時具有惡托邦(dystopia)小說普 遍的虛無和反諷特徵。

從醫療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從六十年代到新世紀，中國當代科幻小說對於現代性的想像經歷了如下變遷:社會主義現代性——西方現代性——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和替代性方案的尋找——對於整個現代性和未來的雙重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