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明清小说采正》
魏子云
数年前，我的研究生李寿菊，论文是《三遂平妖传》研究。指导老师有责任为学生提供研究资料。凑巧，在这学生的研究过程中，我在中央图书馆的汉学中心，读到《中华文史论丛》刊出的一篇欧阳健作：《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一文，把学界早已认定的四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是冯梦龙根据二十回本补作的说法，一一提出了证见，作了否定。结论是四十回本乃原本，二十回本则是从四十回本删减而成。论证肯切踏实，理路指标贯通。此一认定，诚是一大发现，堪正前贤误说。遂将之影印，交给李寿菊，要他回去详读，十日内提出一篇“否定”报告。我知道他否定不了。于是李寿菊的《三遂平妖传研究》，便是从欧阳健先生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出的。迨两岸开放探亲以及学术交流之后，我嘱李寿菊把他的学位论文，寄给南京的欧阳健先生，遂成了志同道合的文友。前年春，我返乡探亲，相遇于上海复旦大学；去年春，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明清小说研讨合”，台北去了二十八人，本人亦其一。（由于我痴长于众人，推我为团长。）从此，欧阳先生与我书信往还更密，几无一纸不论文不谈艺，可以说，本书乃我向他催索来的。原命书名是《明清小说的发现》，当全稿由香港转到，一一拜读之后，感于这书名有语意上的瑕疵（“发现”二字成了“明清小说”的动词），遂商之改为今名。
实际上，欧阳先生的这部三十万言的巨着，为数虽仅四十馀部书的研读心得，可是，这二十多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读书方法，以及其所呈现的博学鸿辞与精辟独到的采正，嘉惠于学界者，良难以斤两计以升斗量的。
此书是初版，且大陆亦不重印，版权属于台北的“贯雅”。也特地在此予以说明。
欧阳健先生的这部《明清小说采正》，是一部读书心得，更可以说是一部明清小说的鉴赏集腋。厨川白村氏在《苦闷的象征》一书论及“鉴赏”时，曾说：“鉴赏即创作。”老实说，欧阳先生的这部书，诚是一部具备有独到之见的“创作”。
论起“小说”来，往古视为“小道”，连“辞赋”都被视为“雕虫小技”，乃“壮夫不为也”的细事，遑论“小说”？“小说”在汉时，尚被视为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虽有稗官搜采，也祇列于末流（见《汉书·艺文志》）。虽说，“小说”本于虞初，称为小说之祖。按虞初是汉武帝时人。再往上推，在先秦典籍中的寓言，甚而说《三百篇》中的故事诗，都能列为“小说”类目。但如以独立体式论，“小说”应形成于唐宋，抵明清遂集其大成。可以说，明清两代是“小说”极为昌盛的时代。长篇巨帙，章回编目，全是明清的创制体式。而且是各门各类，凡宋人已有的“小说”门类，明清无不概括，且更有增广。是以论述明清小说者，如无丰赡学养，超人才智，势难入其门墙而登之堂奥的。今读欧阳健先生这部《明清小说采正》，在其读书心得所呈现的精到见地，诚有如武陵渔人之发现了桃花源那样的境界层次。非博学又具有千慧目万慧心者，绝难臻乎此境的。
该书“采正”之文，共二十二篇。如《三国演义》、前后《水浒传》以及《荡寇志》，还有《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都是社会大众耳熟口详的说部，但在欧阳先生的笔下，写出来的读后心得，则是一篇篇堪以醒目提神的清凉剂。何以？因为在他的“采正”观点上，见到了前人所不曾见到的书中美景之域，道出了前人所不曾道出的精辟之论。如论《三国演义》，此文的论点是《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与灵魂》，构筑本文着眼的则是有关诸葛亮为刘备决策的部分，以此例举了作者塑造诸葛亮这一人物的内外在形象。内，正诸葛有文韬武略的经天纬地之才；外有君子之威重温恭的辅贤佐圣之德。一举隆中之对，诸葛即建议刘备以荆州为家，刘备以不忍背恩于刘表为拒。终于造成了曹操驱大军南下，孙刘合兵破曹。这一仗虽然胜了，荆州也得到了，却是借来的，遂有了借荆州、索荆州、割三郡（江夏、长沙、桂阳）等问题产生。以至到了后来的麦城死云长，造白袍死翼德，结局到白帝城宴驾，全由于刘备之未能采纳诸葛隆中对的此一远见。伐东吴的举措，诸葛曾力劝，说：“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可是刘备兄弟情殷，报仇心切，不听。冒然率师东下，步上了败亡之路。必然耳!
像这些，前人如毛宗岗说，虽已论及，却未道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之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写刘备与诸葛，用的乃是侧笔，而非直笔。说起来，《三国演义》的主线人物是刘备，历史观悉以蜀刘为正统。实际上，真正的主脚塑造的是诸葛亮。欧阳先生的这篇有关论及《三国演义》的采正，便以诸葛亮的“决策”，来提出这部小说塑造人物的形象，乃运用的侧笔之微妙。说：“刘备自言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但鱼还是刘备自己。”但从“决策”事上看，小说的作者却处处写诸葛孔明的驾乎刘备之上。但诸葛是从，刘备是主。是以诸葛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与兴刘扶汉的大计，奈刘备乃一沟渠之辈，焉能储海洋之水？处斯之境，诸葛只有以德辅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矣!
欧阳先生说的这些有关诸葛的治国乎天下“决策”，都是由于刘主的干扰而未能付诸实行的为憾！这些，盖小说家塑造诸葛先生的形象，取用侧笔之妙手也。
由于我对《三遂平妖传》一书，尚有一些认知，因而对其中《〈平妖传〉是〈水浒〉的姊妹篇》一文，特别注意。欧阳先生对于这一部分，研读得似乎更为认真而仔细，竟字字句句的对证，遂寻出了两者间的同胞关系。不但面貌相似，而且血统同源。在所指《平妖传》的王则，竟与百二十回《水浒全传》的王庆，无论“外观”、“出身”、“经历”、“性格”、以及他们的行事，如“官府勒索”、“造反”之后的“结局”，无不如出一辙。像这些，都不是前人曾经发现到的。
关于此一问题，倒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水浒传》可以据以推研四十回本《平妖传》以及百二十回本的的内容，应如何予以归属的证凭。第一，早时的一般说法，“王庆”与“田虎”的部分，是袁无涯刻于万历四十二年（164）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的，其先的版本是没有“王庆”与“田虎”这两部分的。如今，欧阳先生发现了《三遂平妖传》中的“王则”，却又与一百廿回《水浒传》的“王庆”如同一人。这么以来，有两个问题产生了。还是《平妖传》抄袭《水浒传》呢，还是《水浒传》抄袭《平妖传》呢？这两部分，都有板行于嘉靖年间的纪录。（见《宝文堂书目》）所以欧阳先生说：“情况就复杂了。”第二，《三遂平传》原本考辨一文，业已界定四十回本是原本，二十回本是从四十回本删节而来。此一问题既经肯定，则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之“王庆”，当是抄袭《平妖传》的。然而欧阳则据此推想在今见的百回本《水浒传》之前，也许还有一部包括“王庆”与“田虎”故事的《水浒传》，认为袁无涯的百廿回本《水浒传》，不至于平空加添了“王庆”、“田虎”二传？此一推想，应是合乎理则的。尚待考索就是。
试想，欧阳先生的此一发现，岂不是给学术界挖到了一线新泉源吗!
在本书二十二篇“采正”中，有五篇写明末时事的历史小说，一是《辽海丹忠录》，二是《警世阴阳梦》，三是《梼杌闲评》，四是《剿闯小说》，五是《樵史演义》，后者两部，都是因书中文字有“违碍”大清国之处，如以“虏”、“酋”、“贼”称呼对敌时的北辽，到了清朝都认为“违碍”，列为禁书。这些书都写有许多真实的史事。至于《梼杌闲评》，亦称《明珠缘》，还有《警世阴阳梦》，都是写太监魏忠贤祸国史事的。《辽海丹忠录》则是以毛文龙为中心的论述辽战败迹史实的评断。或者可以说是一部以小说为体式的史评。总之，这五部描述启祯两朝史实的小说，除《梼杌闲评》之外，大都寂守邺架，极少被人注意，而尠为人知。对于这几部描写明末启祯两朝历史的小说，虽各家写法不同，看来写作的目的则一，都是基于论咎明亡关键的史观。
欧阳先生对《警世阴阳梦》的问世，说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个崭新现象。欧阳先生的此一说法，指的是此书出版于崇祯元年六月，在魏忠贤死后未及一年，阉党的馀势尚未沈寂，就斗胆的刻出悬之国门了，这在小说史上是少有的事。继着便是另一部《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斥奸书》也于该年出版了。这两部书都是四十回。写得最像小说的，应是《警世阴阳梦》。作者署称“长安道人国清编次”，自称是魏忠贤的早年莫逆，所以“阳梦”写的是他与魏忠贤做朋友时的一些事情，“阴梦”则写魏忠贤死后，他在梦中梦见了魏忠贤死后的种种。“阴梦”十一回，“阳梦”二十九回，虽有些荒诞，却充满了劝善的深意。魏阉的重要党羽，如崔呈秀、魏广微等等，也都一一丑形在笔下。这类书却出版迅速，一二年之间，竟出现了五六种之多。也足证时人对奸人之痛恶心情矣!
这些，都是欧阳先生笔下推誉的要义。
不过，欧阳先生对于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则评价不高。这些小说只是及时呕吐心头愤恨的积愫而已。
关于《辽海丹忠录》这部小说，更是一本抒写时事的小说。所写史事，起于万历四十七年迄于崇祯三年五月，写到袁崇焕下狱止。由于这部书已遭清朝查禁，今日本内阁文库尚存有孤本，遂得公之于世。否则，我们今天那里还能读到欧阳先生的这篇论文。
书凡八卷四十回，崇祯二年五月翠娱阁刊本。内容写的全是有关万历四十七年（1619）到崇祯三年（1630）这十年间的北方战争史事。书以经略皮岛的毛文龙为中心人物，自还穿插了担任督师的诸人。当然，熊廷弼、袁崇焕也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关于这一段南北战争的史实，督师熊廷弼问斩，斩下首级传示边塞。袁崇焕判以凌迟，寸寸片片割死。可是这些大臣，都曾陛见，且赐上方宝剑，赐金、赐袍、赐馔，一旦疑而失宠，便以最极刑对之。像这种身居上位的皇帝，庙堂上还会有忠臣出现吗!读明史崇祯长编等等，也能令我们感受到朱由检这个皇帝，只是聪明，在与臣僚问对时，反应极为敏捷，能适时提出关键问题，迫使妄奏者，不能回嘴。如袁崇焕知道事难为后，荐举老臣王象乾入边，总督宣大，专任插酋抚赏事宜。行前陛见，奏云：“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崇祯则说：“御夷当恩威兼济，不可专事羁縻。”这时在旁的大学士刘鸿训，奏称：“闻虏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馀里。”上则问：“退去在何方？”鸿训不能对。像这些小聪明，可谓之为“英明”吗？但一遇大事，他就衡量不出轻重了。譬如有功于国的大臣，怎可一有所疑则磔，一有所愤则斩，一有所厌则撤；且一有所喜则赐，一有微功则升。有一年之间官升二级而官至极品者。像毛文龙都是“太保”之爵，休说袁崇焕了。
像这么一位处理政务没有章法的皇帝，再加上属下的宰辅与文武臣僚，都是些像王象乾、刘鸿训这些人（袁崇焕荐王象乾入边总督宣大已年逾八十），国家怎能不一步步走上亡国之地!
至于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不要说时人对袁之专横嫉恨，有所微辞，就是后代史家的公正评断，也绝少同情袁崇焕者。《丹忠录》所写，竟以毛文龙为中心，称之为“毛帅”，故事情节虽是一部表面上写的是为毛文龙呼冤，实际上所要写的，还是崇祯朝的朝纲隳坏。这部分，之所以只写到崇祯三年五月，袁崇焕已被逮下狱数月止，正意在有所留白。若写到袁崇焕被磔，能不对崇祯之一有所疑，即杀功臣的事，有所微辞于说部吗？也许，序文写明作于崇祯三年五月，乃是故作隐笔。应知袁崇焕之磔，在崇桢朝似还无人敢批朱由检的逆鳞。未悉欧阳先生以为然否？
翻阅《明史》之明人所写有关袁崇焕史料，可以令我们体会到袁崇焕这人，是胸有大志而识浅视短，尤喜大言浮夸，遂为自己造成悲剧。他的忠于君国，期已有所作为之心，应是肯定的。可是他对军事，既无战略常识，又无战术才具。对北辽军事实力，也不甚了了。兼且对辽人的战骑奔驰，今东而明西，更无应敌良策。遂导致大军尚在北塞，而大敌竟然南下陷遵化而威胁京畿。处此情势，又怎能不弃北而南保都城？若是情形，君上对他纵无通敌之疑，只意此一战略之失，未受君命舍北而南旋，袁崇焕也应下狱，诏命三法司问罪。何况，他以主帅之尊，未经君命，居然下书给敌方，商请和议。这种行为又何止是识浅视短，简直是稚童之无知也。全是基于他在君前夸口说的“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东虏平，辽可复”这些话，在他心间作祟。因而天真的想出的，自谋“下台”之道。辽方若是接受了他这一 “和议”，则那句君前的浮夸之词，也就不致于有“查功”兑现的难堪局面了。然而他又怎能不去想到这样的一封出于敌前主师私下去请求“和议”的书信，要担当了多大的罪名？还用得着敌人用作反间吗？
袁崇焕中进士后，选官只是一个县令，然而他胸怀灭虏大志，自信有兵家才具。际兹北辽犯边，时时陷城掳地，涂毒生灵；督师大帅，一再更换而虏炎日炽。既有人献计愿去督军灭虏，在上位者，焉有不乐而权用之理。是以袁崇焕不过数年，便由七品县令而官至兵部尚书、右督御史又加太子太保。极品矣!平辽的尚方剑，只准袁崇焕一人掌有，原已赐给王之臣、满桂二人的尚方剑，为了统一事权，全部收回。所以袁崇焕仗恃了他手中的这把剑，除去了令他厌恶的毛文龙。
不错，毛文龙出身于屯田千户家的袭职而列于军籍。由熊廷弼用为都司起，基于他是军家后裔，人又聪明干练，比起袁崇焕，他虽无功名，却有战陈与领兵的常识。而且曾习骑射，在熊廷弼麾下，英勇的冲锋陷阵，因而屡建奇功；险死战场者再。后经朝鲜之助，驻扎皮岛等群岛，屯田开垦，对外迫商纳税，且训练士卒，力求自力更生，足食足兵，使各岛成为环卫形势，且有复全辽的大志。有大臣称其功，上疏表赞，遂陞为总兵官，成了北辽的心腹大患。但自袁崇焕接任督师，对于毛文龙的这种据地为王的行径，颇为不满。再加上毛文龙知兵，对于北辽内部矛盾，又颇为稔知。对于辽海地理形势，以及对辽战略，有他与袁崇焕不同的主张，遂发生了意见分企，而时生龃龉。但袁是帅，毛是部属，应听从袁的指挥。于是，袁崇焕便仗恃了这一主帅之权，订立了“禁海”之令。名义上是防制奸细侵入，实际上则是掣肘毛文龙在皮岛上的独立发展。这一纸“禁海”之令，皮岛的通商以及食粮等等，都受到封闭。而且袁只准皮岛需要的东江粮米，由关门起运，道路纡远。毛请求由东莱起运，以期捷便。袁崇焕遂以商谈为名，到双岛会面。毛文龙那里想到袁心中早已蓄有除去他的安排。竟在酒宴上两相欢洽之后，出毛不意，将毛逮捕，递去官戴，数毛十二大罪，不容毛辩，即命手下参将以尚方剑斩杀。这虽是《丹忠录》的小说所写，却也显示了明朝当时士人，对袁之杀毛的责误之鸣。
《丹忠录》第三十八回写袁与毛初次相会饮宴的场面是：傍晚，毛帅设帐房在崖上，大陈水陆，款待督师。督师也欣然相接。初时还坐席隔远，到后边督师叫移桌相近。督师又开怀畅饮，附耳细谈，极其欢洽。到二更，各回帐房。这简短的描写，便写出了袁崇焕初见毛文龙的自尊形象。坐席与陪席，还有尊卑上的主客距离呢!
毛文龙一死，北辽已无心腹之患，遂分三路攻取遵化，进迫京师。袁崇焕虽即率军南下，保卫京师。反因此加重了他引敌南侵的口实之一，便以失机败事，兼证其有通番引虏图京之卖国罪而下狱受审。已不是“功到雄奇即罪名”的饰词，可以遮掩其误国大罪的了。固然，史载毛文龙所统士卒不过两万馀众，竟请二十万众的银饷，其贪心亦罪当死。然其经营皮岛与海屿作为北方制辽的基地，多请金钱，带养岛民，也不无理由。憾是袁崇焕识浅，未能运用上毛文龙的皮岛之治。个人的身裂名毁事小，危及朱明社稷速亡，良是历史上的罪人。虽有忠于君国之勋，似乎难折其误国之罪。不过，崇祯诏命“磔之”，却未免太残酷了。欧阳先生说：“《丹忠录》以极迅捷的速度反映了所处时代最大的历史事件，但又绝非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书中不仅饱蘸浓墨塑造了毛文龙独奋孤忠的英雄形像”……以及其他如“杜松等民族英雄的形象，也都光彩照人”。从小说的艺术上说，诚是的论。
明清两代的小说，论量，委实可以用“充栋汗牛”论。至今尚有不少未被发现的，就是着有目录可考者，也鲜有人去阅读。如本书提到的杜纲与储仁逊，就是两位不曾被人知道的小说作家。《歧路灯》也是近年来方被论及的一部长篇巨帙。还有不少小说的书名，早已为人熟知，作者是谁却不知道，如《水浒传》、《金瓶梅》，已是家喻户晓的书，作者是谁？至今还无定论。（笔者已有证肯定是屠隆。）像杜纲，就是《南史演义》与《北史演义》的作者，另外，还有《娱目醒心篇》也是他写的。欧阳先生说《娱目醒心篇》是明清以来文人拟话本创作的殿军，南北史演义则填补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空白。这两部小说之所以能在小说史上占一席地，正因为前人不曾写过南北史的演义小说。同时，又把作者杜纲的生平，寻到一些史料，加以充实。这些短短的“采正”，都是极重要的史笔。至于如《娱目醒心篇》一书的内容探讨与析论，更是欧阳先生有诗才的史笔议论。在此我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另一天津人储仁逊，遗有手抄本小说十五种之多。储先生抄录的这十几种小说，其中有一部分，已见孙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却还有一部分，连书目也不曾列到。因为储仁逊先生的这些抄本，并未梓印留传，好在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部收藏了这一部分抄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了编印《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欧阳健先生访书的脚步，步入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这一部分抄本。经过欧阳先生打开一一仔细阅览，不但把标目“十四种”更正为十五种（抄本有两种《于公案》，一为六回，一为十回。入目者误为一种。经欧阳先生阅读后，方始发现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于公案》，遂为之增订为“十五种”）虽然，这些抄本如《阴阳斗》即《阴阳斗异说传奇》、《聚仙亭》即《混元盒五毒全传》、《守宫砂》即《三门街前后传》等等，应说全是从旧有通俗说部抄录来的。但一经与旧部对照，欧阳先生遂发现这一些抄本，并不只是抄录，而是既加“厘正”，又加“改作”，已不是原说部的原样。这一发现，自可想知储仁逊的这十五种抄本，实应特别予以重视。想来，储氏此一抄本中的，“厘正”与“改作”，应是给后来研究这十五种小说者，甚而可以对所有明清通俗小说的研究，都可能蕴藏着丰赡的时代观与艺术观。窃以为此一发现的可贵者在此。
关于这些抄本之所以认定是天津人储仁逊之手抄而厘订者，也是欧阳先生的细心翻检，考证出来的。依据所写考据史料，给以肯定这一部分抄本，乃是天津人储仁逊，字拙庵，行七，尚精于医卜堪舆之术；年籍业已查证清楚，生于同治甲戌（1874）年二月，卒于民国戊辰（1928）十二月。这些釆正，嘉惠于后人者，何可以言表。
虽说，本书中的其他诸篇，也许《五色石》与《八洞天》两种，还有遭禁的《剿闯小说》等，流传不广，非一般读者所习见，其他如《西游》、《荡寇》、《三言》、《两拍》、《镜花》、《飞龙》、《儒林》、《歧路》以及《隋史遗文》、《丁山征西》等，虽众所熟稔，可是，当我们读了欧阳先生对于这些书的阅读所见，准会打心底感叹说：“我怎么没有想到，没有见到？”譬如最后补入的一篇《论红楼梦甲戌本》，论辨《红楼梦》甲戌抄本（十六回）引发出的脂砚斋问题，欧阳先生又提出了他的新判断。他的证见引据，他的沿流溯源，无不有其所建立的理路。论争虽或难免，我则认为他的此一新说，足有据可以成立的。我非《红学》参予者，无能多所费辞矣!
欧阳先生的这本书，值得一一推荐的采正，委实多多，良非序文所能涵盖，亦非笔者学养所能步及。有一次，应邀为台北育达高商的教师讲：“如何写论文”，在结论时，提出了三句话：㈠立一论点须有千万点的慧心慧目观照。㈡读一文须有百千文的点线面为助。㈢是以写论文的人，在读上既要专又要博。所以胡适先生曾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意为作学问写文章，决不是为了要写某一篇文章（任何文章），方行去寻找资料，凭着聪明东翻西检获得了一些概念，便可下立论的。尤其，在读书作文时，要想从“采正”二字着手，去寻求新的发现，如无博大广袤之学，专于此精于一之蕴藏，要想立说创意，似乎不是心里想到，笔下就可做到的事。就以欧阳先生的这二十篇读书“釆正”之文论来说，那一篇不是以千百文的点线面为助凝结出的？那一篇不是打从千慧目万慧心观照出来的？我纵未认识欧阳健先生，只是从这二十篇文章的义理与辞章来看，亦足以令我想知，这必是一位在明清小说上，投下精力最少有二十年以上的时间的智者，方能营筑如此之成绩的。“绩”也者，必须一丝丝而亿万转缠成之也。
读了欧阳先生这部书之后，曾不止一次的向朋友推荐说：“这部书不是我们台湾的学人可以写得出的。因为我们台湾的学人，几乎无人有这分傻劲，穷其毕生之力，一部部在这些巨帙说部上着眼而用心。”试看，欧阳先生的这部书，为数虽只二十，若加上涉及他书，则又何止百焉!
我之所以说，像这部《明清小说采正》是台湾的学人写不出的，不是指的“才能”，而是指的“时间”。我们台湾的学人，一无时间专注于此（读如此多的说部），二也忧其所作无发表的园地。可以说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拉杂写来，由于心头积丝欲吐，看来已非叙赞之义。就这样交差了吧！
辛未端阳后十日于台北安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