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志雅懷 – 區大為先生的藝術世界
本文刊登於《書與畫》2017年第7期
區大為是香港書畫界的重要代表,自1981年起數度入選“香港藝術雙年展”,並於1989年及1998年分別以書法和篆刻獲獎,同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視藝發展獎”,後又於2005年和2012年擔任“香港藝術雙年展”評審,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物署博物館專家顧問及藝術發展局審批員等。
立雪吳門
區大為,初字叔端,別署步蓮書屋、一嘯軒、朱墨兩近之齋等,祖籍廣東雲浮,1947年生於廣州一個醫學世家。父親區應祿(1905-1974)雖是畢業于廣州中山大學醫學系的西醫,然行醫濟世之外,亦雅愛翰墨,與當時廣東藝壇名宿諸如李研山(1898-1961)、吳子複(1899-1979)、陳語山(1904-1987)等交往密切,時常往來府中作客,家中也懸掛他們相贈的字畫。長於這種環境,區氏自幼接受藝術薰陶自不待言。但他開始學習書法,立志走上藝術路途卻源於一個簡單理由:希望自己的字寫得比鄰座同學漂亮。於是14歲時請母親代向吳子複先生提出學師之請,吳氏即一口答應。吳先生早年執教于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和廣州省立藝術專科,擅長油畫,然於漢碑、漢印用力極深,終自出機杼,書法篆刻成就斐然,為嶺南書壇巨擘。時區氏正值初中二年級暑假,便每週往吳家上課三晚,對書法也興趣漸濃,立志用功於此。據他回憶,吳子複先生性情孤高厭俗,治學嚴謹,是位嚴師,批閱學生習作時喜歡隨手指出好壞,不多作解釋,這就逼使學生要對各種碑帖臨習嫺熟,方能當場心領神會,明白老師指評。而此中樂趣與所得也只有當事人知,難為外人道。正如區氏後來《憶恩師》所謂“心神領會誰知曉?惹得芳鄰笑我癡”。
區大為 野水抱人家(1992年)
區、吳兩家交情深篤,居處不遠,區家新春拜年第一處必是吳家。不過,吳先生對這位從小看大的世侄並無特例,一樣教導嚴厲,且期望極高,先後書贈多幅書作,多是各種碑刻集聯,包括漢簡、《散氏盤》《石門頌》《張遷碑》《衡方碑》《好大王碑》《校官碑》等。此不單是贈予區氏存念,也有傳授示範意味,如寫於1972年的《〈校官碑〉集聯》款識謂:“《石門》《郙閣》《校官》為漢刻神品,朴質高韻,新意異態,各極其妙。《禮器》秀逸,《張遷》樸茂,《西狹》奔放,於此三碑多下苦工,則前三碑亦不難得其神矣。”此處所列六碑正是吳氏心中書法一切點畫形式之祖,他聞名書壇的“吳隸”即胎息於此,故他亦以此六碑為學生入門築基,被稱作“吳門六碑”,此聯可視為吳氏把個人大半生於漢碑的體會對區氏傾囊相授。另一幅寫於1971年的《〈好大王碑〉集聯》聯文謂“細水長流剖石破,大器將成好自為”,不僅鼓勵區氏於書藝只要日日用功、書不離手便可水滴石穿,鑄就大器,更巧妙將其名字融入當中。同一年吳氏更在刻贈區氏的一對印章邊款上直言:“叔端世講從餘學書頗有成就,不絕努力,前途未可限量也。”其肯定、鼓勵和提攜之意不言而喻。區先生也終不負老師期許,縱使社會驟變,環境艱苦,他仍不忘初衷,刻苦臨習和領悟歷代名家名作,從而走出一條寬廣的藝術道路。
左:區大為 草書自作詩(1998年)
中:區大為 隸書張佩綸聯句(2004年)
右:區大為 篆書徐居正聯(2016年)
脫變求索
1980 年區氏移居香港,兩年後即全職投入藝術創作,開始在不同院校執教,並於家中設帳授徒。這一決定在香港這座商業城市是極需莫大勇氣和毅力,卻無疑顯示了他對藝術的信心和決心。在區氏看來以教養藝既是面對生活的現實抉擇,亦是追求藝術的浪漫堅持。他感受到在香港從事藝術創作的絕對自由,可以隨意創作任何作品,雖難免會有寂寞之感,卻也是一種幸福。經過數年努力,1987年他於香港首次舉辦個展,其中一對寫於1986年的隸書十七言聯正是背臨吳子複先生所書廣州鎮海樓聯。吳氏原作兼具“吳門六碑”之秀美與雄健,是“吳隸”代表,遐邇聞名。區氏自幼觀摩,爛熟於胸,故背臨極得神韻,款識道:“羊石鎮海樓聯為先師子複公所書,勁秀古雅,含蓄凝重。今背臨一過,以紀當年諄諄之教,而愧不及萬一也。”時吳氏已去世多年,區氏以此聯緬懷恩師,向其致敬,也展示自己的師承和臨摹之功。此作應足窺區氏早年步履吳氏的面貌。
事實上,吳子複先生書名譽滿南天,桃李滿門,但門人多受其影響而難逃“吳隸”藩籬。區氏從學不久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故努力探求突破,走自我路途。1985年的《隸書康有為詩》和1986年的《隸書倪雲林詩》嘗試熔鑄漢隸各碑之長,別出新貌:結體奇倔,大小參差,線條粗細對比強烈,佈局時疏時密,重新演繹碑刻的厚重與自然侵蝕剝落的金石之趣,已見後來成熟時天真稚拙的端倪。這種取法固可追溯自清代中期以來盛行的金石書法,不過更是區氏的個人喜好。他借倪詩“書畫不論工與拙”,康詩“北碑南帖孰兼之……小生有意在於斯”作為自己的夫子自道,而《楷書七言聯》所展現的一筆秀雅褚底唐楷,在他後來的作品已極少再能得見。1988年《篆書白石老人句》以寫碑的線條演繹商周鐘鼎大篆,用筆拙厚,時出飛白,參差錯落,並巧妙利用漢字結構的離合之妙營造錯覺,加之與兩行清秀小字款識的對比,產生強烈視覺效果,極富新意。此作遂於1989年獲“香港藝術雙年展”書法獎,代表著區氏書法跳脫老師藩籬、自我面貌已臻成熟並得到肯定。進入20世紀90年代,他的篆隸楷更為稚拙,仿若孩童寫字充滿天趣,而不失法度。1992年《節錄孫過庭〈書譜〉》在楷隸之間,線條短促,用筆果斷,略近抽象,如其篆刻邊款,饒富古意,可謂是他對《書譜》“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深刻體會,2004年《隸書張佩綸聯句》更見天真拙趣。
而區氏雖擅於篆隸楷,同時也精行草,2000年後更為多見。又因長期浸淫碑刻,使他能將碑刻的厚重融入行草的流轉,締造大氣拙暢的新貌。如2000年《草書自書七言聯》“蒼天自古偏勤拙,僥倖從來屬遜辭”線條拙厚圓轉,流暢爽快,略帶隸意;2009年《草書自作詩〈畫外音〉》佈局跌宕,疾速淋漓;2012年《草書四屏自作七律》更是節奏明快,一氣呵成,在在無不不拘一格,自家面目強烈。
左:區大為 自作主張(附邊款,1997年)
右:區大為 襟抱山開(附邊款,2012年)
三絕歸一
書、畫、印三絕向為中國傳統藝術家畢生追求,三者互有相通:為書者當知印,方能鈐蓋合適印章,呼應作品內容,平衡佈局;為畫者,當用功于書,方能以書入畫,題識補全,收畫龍點睛之效;為印者,更需通熟篆文,方能以書入印,甚至印外求印,於方寸天地展示廣闊宇宙;三者反之亦然。區氏深明此理,早於1967年已隨吳子複先生治印,初時從漢印入手,旁涉諸家,曾摹刻二百余方。但他並不局限於某家某派,而著意於刀下所體現的書法趣味,及空間佈局的無窮變化,且喜以詼諧詞句入印,自述胸懷。如《自作主張》、《襟抱山開》和《鎮俗之符》三印,非但格調樸拙,運刀如筆,更靈活利用字與字間部首的拼合碰撞及線條與邊界的崩破,營造錯覺和對比,趣味無窮。他以書入印,亦以印入書,故不論印文、邊款,都與其書法一樣蒼勁拙厚,風格甚為統一。
相對而言,區氏追求繪畫與書、印的統一,則花了更長的時間。他的繪畫並無師承,全憑自學鑽研,且只專山水,不涉其他。年輕時曾一度著迷過傅抱石(1904 - 1965),及後多喜清初四僧,畫風尤近髡殘(1612-1673)及黃賓虹(1865-1955),筆墨蒼莽,設色淡雅,構圖新奇,如1992年《野水抱人家》。之後他索性摒棄水墨設色,改用焦墨,以禿筆繪寫,如2009年《白雲東風》、2012年《灕江印象》前中後景大膽落筆,墨塊厚重,其餘則以沙筆勾勒。率意處如行草,老辣處如篆隸,尤其勾畫雲濤的遊刃線條,實是他以書入畫的佳證。近年,區氏繼續尋求突破,如2016年《寂寞之道》可謂破格:點線墨塊填滿畫面,署款隱匿當中,只留一條瀑布自遠而近,若隱若現,全畫近乎抽象,看山不是山,卻又看山是山。事實上,中國畫家描繪自然山川,既為山川暢神,更寫自己的情懷、經歷、主張和學問。因此,區氏雖也喜歡寫生,但寫生只是助他理解和銘記該片山水的過程和手段,他在創作時並不會再參考寫生稿,全憑印象繪寫出胸中丘壑,在似與不似間,而墨即是色。
于此,區氏在中國傳統書畫印三絕中已揮灑自如,格調大氣淋漓,對筆墨、線條、氣息的把握,使其拙厚奔放而又典雅高古的風格達到統一。而“風格”一詞對他而言即如人格,是用以形容好的藝術特色,並不能隨便使用。他認為:“‘風格’這個詞屬褒義,如事的處理方式僅屬易認,這不過是特點而已。而能成為風格的卻一定要 ‘ 好特點 ’ 才算, ‘ 壞特點 ’ 永遠只是壞特點,‘壞風格’是不存在的……風格的形成有賴於長期的基礎訓練和更長期的廣吸博取……其實風格如老鋪,只此一家,別無支店。”因此他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去追求書畫印的統一,雖也曾有迷失,卻最終邁向自由揮灑的天地。
區大為 灕江印象(2012年)
以詩言志
中國書畫家若對所寫繪的物件毫無真正感興,其筆下創作則只是徒具虛表,難以動人。因此,區氏所選以入書、入畫、入印者,不論古典詩詞、書論、畫論、名言,或現代歌詞、俚語、方言,及自作詩詞等,皆是他深有感受者,故能動己動人。值得一提者,當是他的自作詩詞。
區氏擅長舊體詩,情感真摯,不故作多情強說愁,多遣詞平白易懂,寄懷個人志向、對生活的感受及對民生百態的感懷。如前所述,他對香港有特殊感情,不單感受到此處藝術創作的無拘無束,更認為是可以從事中國書畫創作的最後一站,自言:“問餘何處學偷閒,香島香山一水間。忘卻營營原不易,心魔歷劫過玄關。”因此,當 2 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人紛紛移居外國時,他並不考慮移民,謂:“自我周旋輕帝利,鄉關難舍不華僑。寶刀頑石茅龍穎,大道深山獨木橋。 ” 在他眼中,“荊妻稚子家常飯,端硯茅龍玉版箋”及“腕底龍蛇刀下石,硯邊春雨夢中詩”的生活經已是人生的最大滿足。他甚至想像自己前世是個俠客,寶刀在此太平世道似無用武之地,故用來刻石治印: “ 一劍霜寒疾惡仇,前生任俠自風流。清平世界何為者?綠樹窗旁刻石頭。”多少可以感受其藝術家的浪漫情懷與天馬行空的想像,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然而,當面對現實社會的畸形怪態,他也會不禁吟歎。如香港因地處南國,三面環海,每逢炎夏必有颱風來襲,輕則風雨過街,重則造成傷亡與財物損失。天文臺會發放不同風暴訊號,市民也因之無須上班上學,享得假期,所以這自然之災常為不少人之盼。區氏在《喜聞颱風轉向》即痛批此種心態:
“ 狂飆急轉已朝東,福地由來造化功。最是無情思一假,毀家風雨過兵戎。”又如《訪少林寺》“眾口成碑捧少林,浮生半日托禪心。可憐萬頃菩提地,僧侶奔忙各掘金”則慨歎今日商業社會對金錢的崇拜,即使千年古刹亦難避免。或許此種對人生初衷的堅持,對社會百態的思考,就是區氏常以自持的“自省”,這也是他藝術道路上最重要的自我鞭策:“自知冷暖如魚飲,讚頌三緘只怕驕。”
區氏從不以詩名世,亦從不以詩人自稱或自居,詩只是他抒發情感,並以之入書、入畫、入印的載體之一。然而,無論是“硯邊春雨”的浪漫,“朱墨兩近”的自在,“襟抱山開”的豪縱,“撫刀莞爾”的閒適,“墨即是色”的禪思,“容我疏狂”的調侃,他所釋出的皆是不拘小節而又真摯直接的剖白,誠如鄭培凱教授所指出,“是真名士自風流”。
左:區大為 篆書白石老人句(1988年,香港藝術館藏)
右:區大為 草書四屏自作七律(2012年)
結語
詩書畫印是區大為先生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國傳統書畫家對藝術的追求、執著、繼承和創新的嘗試在他身上可窺一斑。他曾自況:“不同的日子自然就有不同的情懷,在藝術上我會選擇不同的載體,或書,或畫,或印,或詩,不一而定。”“藝術創作已成為我的‘生理現象’,猶如吃飯喝水。”他的作品所道者不單是內心對藝術的體認與信念,不改初衷的壯志,更有對生活的感受,對社會的雅懷。2015年10月韓國舉辦“第十屆世界書藝全北雙年展”,區氏受邀以金文選錄韓國詩人徐居正(1420-1488)詩句“壯志何曾違白首,雅懷終不負蒼生”獲頒全場最高獎。這非但是對他藝術的再次肯定,此聯也可說是對他藝術世界的最佳概括,同時也令世界書壇進一步認識了香港書法家在堅守傳統與突破創新上的步伐和成就。
原文標題為《壯志雅懷——區大為先生的藝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