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July 壯志雅懷 區大為先生的藝術世界

區大為 野水抱人家（1992年）

區、吳兩家交情深篤，居處不遠，區家新春拜年第一處必是吳家。不過，吳先生對這位從小看大的世侄並無特例，一樣教導嚴厲，且期望極高，先後書贈多幅書作，多是各種碑刻集聯，包括漢簡、《散氏盤》《石門頌》《張遷碑》《衡方碑》《好大王碑》《校官碑》等。此不單是贈予區氏存念，也有傳授示範意味，如寫於1972年的《〈校官碑〉集聯》款識謂：“《石門》《郙閣》《校官》為漢刻神品，朴質高韻，新意異態，各極其妙。《禮器》秀逸，《張遷》樸茂，《西狹》奔放，於此三碑多下苦工，則前三碑亦不難得其神矣。”此處所列六碑正是吳氏心中書法一切點畫形式之祖，他聞名書壇的“吳隸”即胎息於此，故他亦以此六碑為學生入門築基，被稱作“吳門六碑”，此聯可視為吳氏把個人大半生於漢碑的體會對區氏傾囊相授。另一幅寫於1971年的《〈好大王碑〉集聯》聯文謂“細水長流剖石破，大器將成好自為”，不僅鼓勵區氏於書藝只要日日用功、書不離手便可水滴石穿，鑄就大器，更巧妙將其名字融入當中。同一年吳氏更在刻贈區氏的一對印章邊款上直言：“叔端世講從餘學書頗有成就，不絕努力，前途未可限量也。”其肯定、鼓勵和提攜之意不言而喻。區先生也終不負老師期許，縱使社會驟變，環境艱苦，他仍不忘初衷，刻苦臨習和領悟歷代名家名作，從而走出一條寬廣的藝術道路。

壯志雅懷 – 區大為先生的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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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區大為 自作主張（附邊款，1997年）

右：區大為 襟抱山開（附邊款，2012年）

三絕歸一

書、畫、印三絕向為中國傳統藝術家畢生追求，三者互有相通：為書者當知印，方能鈐蓋合適印章，呼應作品內容，平衡佈局；為畫者，當用功于書，方能以書入畫，題識補全，收畫龍點睛之效；為印者，更需通熟篆文，方能以書入印，甚至印外求印，於方寸天地展示廣闊宇宙；三者反之亦然。區氏深明此理，早於1967年已隨吳子複先生治印，初時從漢印入手，旁涉諸家，曾摹刻二百余方。但他並不局限於某家某派，而著意於刀下所體現的書法趣味，及空間佈局的無窮變化，且喜以詼諧詞句入印，自述胸懷。如《自作主張》、《襟抱山開》和《鎮俗之符》三印，非但格調樸拙，運刀如筆，更靈活利用字與字間部首的拼合碰撞及線條與邊界的崩破，營造錯覺和對比，趣味無窮。他以書入印，亦以印入書，故不論印文、邊款，都與其書法一樣蒼勁拙厚，風格甚為統一。

相對而言，區氏追求繪畫與書、印的統一，則花了更長的時間。他的繪畫並無師承，全憑自學鑽研，且只專山水，不涉其他。年輕時曾一度著迷過傅抱石（1904 - 1965），及後多喜清初四僧，畫風尤近髡殘（1612-1673）及黃賓虹（1865-1955），筆墨蒼莽，設色淡雅，構圖新奇，如1992年《野水抱人家》。之後他索性摒棄水墨設色，改用焦墨，以禿筆繪寫，如2009年《白雲東風》、2012年《灕江印象》前中後景大膽落筆，墨塊厚重，其餘則以沙筆勾勒。率意處如行草，老辣處如篆隸，尤其勾畫雲濤的遊刃線條，實是他以書入畫的佳證。近年，區氏繼續尋求突破，如2016年《寂寞之道》可謂破格：點線墨塊填滿畫面，署款隱匿當中，只留一條瀑布自遠而近，若隱若現，全畫近乎抽象，看山不是山，卻又看山是山。事實上，中國畫家描繪自然山川，既為山川暢神，更寫自己的情懷、經歷、主張和學問。因此，區氏雖也喜歡寫生，但寫生只是助他理解和銘記該片山水的過程和手段，他在創作時並不會再參考寫生稿，全憑印象繪寫出胸中丘壑，在似與不似間，而墨即是色。

于此，區氏在中國傳統書畫印三絕中已揮灑自如，格調大氣淋漓，對筆墨、線條、氣息的把握，使其拙厚奔放而又典雅高古的風格達到統一。而“風格”一詞對他而言即如人格，是用以形容好的藝術特色，並不能隨便使用。他認為：“‘風格’這個詞屬褒義，如事的處理方式僅屬易認，這不過是特點而已。而能成為風格的卻一定要 ‘ 好特點 ’ 才算， ‘ 壞特點 ’ 永遠只是壞特點,‘壞風格’是不存在的……風格的形成有賴於長期的基礎訓練和更長期的廣吸博取……其實風格如老鋪，只此一家，別無支店。”因此他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去追求書畫印的統一，雖也曾有迷失，卻最終邁向自由揮灑的天地。

區大為 灕江印象（2012年）

以詩言志

中國書畫家若對所寫繪的物件毫無真正感興，其筆下創作則只是徒具虛表，難以動人。因此，區氏所選以入書、入畫、入印者，不論古典詩詞、書論、畫論、名言，或現代歌詞、俚語、方言，及自作詩詞等，皆是他深有感受者，故能動己動人。值得一提者，當是他的自作詩詞。

區氏擅長舊體詩，情感真摯，不故作多情強說愁，多遣詞平白易懂，寄懷個人志向、對生活的感受及對民生百態的感懷。如前所述，他對香港有特殊感情，不單感受到此處藝術創作的無拘無束，更認為是可以從事中國書畫創作的最後一站，自言：“問餘何處學偷閒，香島香山一水間。忘卻營營原不易，心魔歷劫過玄關。”因此，當 2 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人紛紛移居外國時，他並不考慮移民，謂：“自我周旋輕帝利，鄉關難舍不華僑。寶刀頑石茅龍穎，大道深山獨木橋。 ” 在他眼中，“荊妻稚子家常飯，端硯茅龍玉版箋”及“腕底龍蛇刀下石，硯邊春雨夢中詩”的生活經已是人生的最大滿足。他甚至想像自己前世是個俠客，寶刀在此太平世道似無用武之地，故用來刻石治印： “ 一劍霜寒疾惡仇，前生任俠自風流。清平世界何為者？綠樹窗旁刻石頭。”多少可以感受其藝術家的浪漫情懷與天馬行空的想像，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然而，當面對現實社會的畸形怪態，他也會不禁吟歎。如香港因地處南國，三面環海，每逢炎夏必有颱風來襲，輕則風雨過街，重則造成傷亡與財物損失。天文臺會發放不同風暴訊號，市民也因之無須上班上學，享得假期，所以這自然之災常為不少人之盼。區氏在《喜聞颱風轉向》即痛批此種心態：

“ 狂飆急轉已朝東，福地由來造化功。最是無情思一假，毀家風雨過兵戎。”又如《訪少林寺》“眾口成碑捧少林，浮生半日托禪心。可憐萬頃菩提地，僧侶奔忙各掘金”則慨歎今日商業社會對金錢的崇拜，即使千年古刹亦難避免。或許此種對人生初衷的堅持，對社會百態的思考，就是區氏常以自持的“自省”，這也是他藝術道路上最重要的自我鞭策：“自知冷暖如魚飲，讚頌三緘只怕驕。”

區氏從不以詩名世，亦從不以詩人自稱或自居，詩只是他抒發情感，並以之入書、入畫、入印的載體之一。然而，無論是“硯邊春雨”的浪漫，“朱墨兩近”的自在，“襟抱山開”的豪縱，“撫刀莞爾”的閒適，“墨即是色”的禪思，“容我疏狂”的調侃，他所釋出的皆是不拘小節而又真摯直接的剖白，誠如鄭培凱教授所指出，“是真名士自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