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之死：《金瓶梅》英译的去经典化研究

原作之死：《金瓶梅》英译的去经典化研究

齐林涛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摘要：《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贡献在中西学界均得到公认，但因涉性描写屡遭禁毁，在普通读者眼中沦为色情文学的代名词。这种去经典化的现象在其英译过程中也有体现。文章通过考察20世纪英美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其文学审查制度，对该书的英译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从英语世界的东方主义审美、翻译传统、出版生态和阅读政治等多方面深入分析了《金瓶梅》在英译过程中的商品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现象，并对其去经典化的过程、机制和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译文诞生于目标语境并首先为目标语境服务，因此其对原作的解读和改编并不单纯以原著的经典性为准绳。

关键词：《金瓶梅》；英译；文学审查；去经典化；商品化

The Death of the Source Text: De-canonization of Jin Ping Mei Through English Translation

QI Lintao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Abstract: The literary merit and contribution of Jin Ping Mei have been well acknowledged by scholar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However, due to its inclusion of graphically explicit sexual descriptions, Jin Ping Mei has long been on the list of banned books and was considered hard-core pornography by ordinary readers. Similar de-canonization process also found its expression in the novel’s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translational history of Jin Ping Mei by situating the phenomenon in the Anglo-American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scrutiny of th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rientalism, translation traditions, the publishing ecosystem,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commodification, vulgariz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of Jin Ping Mei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It also attemp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the novel’s de-canonization. Translation is born into, and is first and foremost in the service of, a target context; as such, interpretation and adaptation of any source text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ould never be solely reliant on the canonical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Key words: Jin Ping Mei; English translation; literary censorship; de-canonization; target context

二、翻译语境与文学作品去经典化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对传统文论提出质疑，认为将作者的意图和生平纳入对其作品解读，从而得出所谓权威阐释的做法，虽然操作起来甚为便捷，实际上却也不无漏洞、未必经得起推敲^[4]。诚然，作者写作时带有主观意图，且受到个人经历和认知局限，从这些层面分析其作品可理解其写作背景、创作目的、故事倾向等；但对读者，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自身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在读者所处语境中完成，而非原作者创作的社会语境。在阅读翻译文学时，不熟悉原文作者甚或作者信息缺失的情形也不会影响读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对作品的欣赏和推崇。同理，读者的解读即便与作者的写作手法或意图相左，获得的阅读愉悦也并不因此而打折扣。

就翻译研究而言，诸多翻译流派，如描述翻译学及目的论，都不再奉原作为圭臬，而是认可翻译的常态是原作会对应多种译文。在描述翻译学看来，翻译首先是一种译入语文化现象^[5]，其产生、进行、完成和传播主要在目标语境中开展，满足译入语需要，而不必然受制于原文形态、地位及影响。比如，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中，原著中行为放荡不羁的女主角摇身一变成为贞节烈妇 ^[6]66，其译笔变化的缘由与原文语境无关，只能通过考察译者和译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方可做出合理解释。而描述翻译学并不单纯据此断定译文质量优劣。因为对描述翻译学派而言，只要一种译文宣称是从某一原作翻译而来，则自动认可两者之间存在对等关系。其考察的重点不再是规定性地研究两者是否在语言或文本形式上对等，而是关注两者间的对等关系是在何种层面、以何种形式实现的，以及这种对等关系展示出什么样的翻译规范。

理论上讲，这在翻译过程中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自由空间。但是，一旦译文进入传播渠道，读者即可各取所需，据各自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对译文进行解读，译者处理原文时自由度如何、依据了何种翻译动机、以及原作经典与否，在译文流通环节已不再必然相关。林译小说中不乏西方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却因林纾的译文而在中国风行一时^[7]。同样，由于汉学家的译介，文学价值并不出众的中国古代小说《好逑传》，却在19世纪的欧洲好评如潮，占尽风头^[8]。在源语文化中绝非经典的小说，也可在译入语中呈现出经典化的趋势。反之，根据目标语境的需要和操控，文学经典也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被边缘化，从而在目标语读者中丧失其经典地位。

文学经典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其形成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的特点^[9]7-8，并可能与社会意识形态结合，而呈现政治性的特色^[10]2。以《金瓶梅》为例，在面世之后，经过私下传抄、刻板印刷得到广泛阅读与认可之后，逐渐跻身“四大奇书”之列。进入清代之后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康熙王朝以降屡遭禁毁。至于民国，备受郑振铎、鲁迅等文学巨擘推崇而在文学史上赢回一席之地。文革前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又从文学课程中销声匿迹，曾有老师因在课堂提及该书而遭学生揭发、批斗^[11]。时至今日，虽然《金》在各类文学史教材中均有提及，但普通读者似乎并不关注其文学成就与地位。更有甚者，在没有阅读过《金》的情况下，单凭道听途说或寻章摘句即固守成见，想当然认定该书不过是一部黄色经典而已。这一方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历史性、动态性和政治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代汉语中，由于读者群体的多样性，《金》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这样看似矛盾的两种过程，其实是同步存在、共同发展的。

“去经典化”这一概念，在文化研究中有多种解读。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论证的方便，时常将其与“非经典化”“伪经典化”和“反经典化”等不同的术语并列甚至对等起来，出现交叉使用的趋势。在物质条件高度发达的数字文化时代，“阅读”方式不再拘泥于纸质书籍，而是可能以文本、视频、音频等形式，以改编的面目，通过互联网渠道传播。大众文学的流行让读者目不暇接，带来读者身份和阅读习惯方面的多重变化。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消费者，阅读选择不再拘泥于文学经典，对经典作品的信仰和崇敬随之降低。阅读习惯呈现出碎片化、跳跃性、浅阅读的特点^[12]136，并且可以通过评论、解读、改写，积极参与文本的生产。在“大话”“水煮”“戏说”的盛行中^[13]136，众多文学经典被消费、消解、甚至颠覆。

事实上，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尽管传播媒介不同，文学作品的去经典化现象也一直存在，对于来自不同时间、空间维度的作品尤为如此。具体到文学翻译领域，由于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学经典因语言、文化屏障而产生的天然陌生感，翻译作品的译者、出版商也就有了更多的操纵空间，可以根据目标语中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再造、或者改头换面的包装，使源语作品的经典性受到阉割。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自身背景及阅读目的的差异，读者在阅读时对于此类去经典化现象的接受程度也迥然不同。比如，对于欧美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多数学者来说，《金瓶梅》始终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经典，其英译过程中的去经典化做法并不会影响或改变学者型读者对原作的评价。因此，本文中所论述的去经典化发生的场域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学的受众群体。

三、《金瓶梅》英译的社会语境

为了全面考察并合理评价《金》在20世纪英译历程中的各种翻译手法和出版策略，必须首先对当时的译文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了解。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1837—1901），社会风气极为保守，公开场合性话题成为禁忌，其荒唐程度几乎无以复加，人们甚至于将钢琴腿都用布包起来，以免产生性的联想^[14]。但另一方面，女王与情人交往的事情也成为人们私下里茶余饭后的谈资^[15]。这类矛盾状态同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虽然当局公开压制，大量色情小说仍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民间秘密流传，规模之大，亦是空前，因而维多利亚时代还极具讽刺意味地享有黄色小说的“黄金时代”的“美名”^[16]。

一战以后，英美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所谓的“第一次性革命” ^[17]，一些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风气提出质疑和挑战，提倡更为自由和开放的爱意表达，举例来说，公开场合接吻作为表达爱意的一种手段，也只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正常化。几乎与此同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也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1915年，弗洛伊德著述的英文译本开始出现，很快流传开来，影响到了各个阶层^[18]。很多作家都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性话题进行有意识地展示和探讨，如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维多利亚时代颁行的《1857年色情出版物法案》在1959年以前一直有效^[19]，因此在20世纪前半叶仍然是英美两国文学审查制度共同的法律依据，成为高悬在涉性文学作品头上的一把利剑，上述劳伦斯和乔伊斯的作品都曾在英美遭禁，并使出版商和书商官司缠身^[20]。在这种背景下，《金瓶梅》英译的道路充满坎坷，时常伴随着与文学审查制度的恩怨纠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世界社会环境、思潮出现重大变化。二战前起步的“平装书革命”继续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也促使出版界作出相应调整。数量众多的廉价读物纷纷涌向市场，包括一些地下出版并通过邮寄手段流通的色情书刊。1959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出版物法案》被新的法案代替。新法案仍然认可文学审查的法律效力，但是包含了一些有利于涉性文学作品的条款。比如，

若有专家意见可证明出版物具有文学、艺术、科学或其他方面价值，则此类专家意见可在依据本法案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得到采信。^{[21] 477}

于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众多名人的支持下，一些长期遭禁的作品《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芬妮•希尔》等相继解禁。在此背景下，以《金》性描写为焦点的英文改编本在英美国家开始广泛传播。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以性解放为宗旨的“第二次性革命”^[17]，很多文学界、科学界人士提倡在文学作品中涉性描写的自由化、正常化。此次性革命在60、70年代达到高潮，在英美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阅读、出版领域也得到反映。读者更加公开地要求在阅读涉性文学方面享有自由、民主权利，出版商顺水推舟，推出了大量色情读物。在美国出版界，由于版权法案将色情出版物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盗版色情文学一度泛滥成灾。《金》的英译出版者自然也加入了这一出版狂欢。60年代末，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文学审查制度在英美名存实亡。有趣的是，自由出版时代的到来，并没有继续催生《金》在英语世界出现新的色情改编本，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印证了色情文学与文学审查制度相克相生的矛盾共生关系。

四、东方主义神秘色彩：译文与序言作者的共谋

20世纪初期的英美国家对于中国、或者概括来说对于东方世界，有一种向往的情结，但是了解却十分有限。而从报纸上或者道听途说得到的描述往往具有猎奇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的英美读者倾向于把中国打上一种神秘主义的印记，这在《金》的早期译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西门庆传奇》（The Adventures of Hsi Men Ching）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金》英译本，1927年在纽约出版，译者署名为Chu Tsui-yen，从名字上判断应为华裔人士，这一点无疑增加了其译本在西方读者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该译本采取了私下刊印、限量印刷、不公开发行的方式，共印制750册，且在每册末内页标有手写编号^[22]234。这种出版形式造就的稀缺性自然衍生出一种神秘色彩。

与此类似，译本内容上也从一开始就展示出一些东方主义的神秘和新奇色彩。在序言中，译者并没有介绍《金》的故事情节或文学价值，也没有说明自己的翻译缘起和策略，而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有关《金》作者的传说。译者开门见山指出，原著作者为何人尚无定论，但接着就话锋一转，断言目前最可信的版本是明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凤洲，他着意为父报仇，得知仇人严氏好秽书，兼之其读书时有以涎润指翻页的习惯，遂作此书，书页涂毒，献之仇人。不出所料，严氏如获至宝，手不释卷，阅毕全书不久即一命呜呼^[23]。可以说，这一序言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吸引读者的好奇心，以一种稗官野史的神秘主义手段引出《金瓶梅》的译文。

译本内封注明该译本配有“黑白插图”，共12幅，包括衬页上的一幅。有趣的是，现有的某些藏本插图却是彩色的；经比对发现，彩色插图并非当时印刷原貌，而是藏书者后期手工上色的结果。插图的风格揭示了20世纪初西方流行的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心态：人们不仅认为东方与“我们”不同，而且刻板地把东方视为一个没有什么内部差异的整体。在《西门庆传奇》的插图中，不管是男性角色，还是裸体或半裸体的女性人物，其绘画风格明显带有日本特色。比如男性的衣着、打扮基本上是在日本绘画中常见的典型武士形象。插图作者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前卫女画家克拉拉•泰斯（Clara Tice），其作品以大尺度的女性形象闻名^[24]，也因而引起了文学审查官的注意。

《西门庆传奇》用纸考究、印刷精美、装帧上乘，在当时算得上是精装豪华版。从内容上来说，全书共19章，凡215页。由于当时印刷技术所限，插图页均为单面印刷，但是却双面计算页码，因此，实际文字内容只有193页，与原作煌煌百万言巨著的规模相去甚远。从译本标题可以看出，故事不以原著标题中的三位女性人物为叙事重点，而是将重心和视角集中在西门庆身上。《金》涉及到的各类社交场景几乎删减殆尽，就连保留下来的西门庆的各种性冒险情节也大大简化，原作中细致入微的性交描写被译者以隐晦的笔触笼统地一笔带过^[25]。译文显然受制于目标语境中极为严厉的文学审查制度，原作的文学性、完整性和经典性并不在译者或出版商的考虑之中。

私下限量印制、秘密渠道流通、加之弱化涉性描写，都是译者和出版方迎合审查制度要求所采取的应对手段。此类手段并非《西门庆传奇》首创，在历史上前人已经反复采用，成为规避审查的有效途径。不过，其现实效果往往不取决于译者和出版商，而是取决于文学审查官，因而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西门庆传奇》出版不久就遭到查禁，但审查官的关注也意外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一些此前并未听闻此书的读者开始在书市寻访。该译本对原作的操控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神秘色彩的期待，在《金》的去经典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为日后《金》在英语世界的庸俗化奠定了基础。

作为《金》在英语世界的首秀，《西门庆传奇》的序言所展示的东方主义色彩在英美世界影响深远。1939年伦敦出版、转译自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德文译本的《金》节译本《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中，序言作者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再次以王世贞著书复仇的故事开篇，延续并强化了这种神秘色彩。韦利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汉学家，翻译的古诗、《论语》等书风行一时。整体而言，其所作《金》译文序言态度甚是严肃，十页正文配有近三页尾注。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序言开篇却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讲述了王世贞与严嵩两家之间的恩怨，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王世贞著书映射并毒死严世蕃、而且在严氏死后还乔装打扮、冒充故交进入严府开棺戗尸的过程^[26]。与上述《西门庆传奇》秘密流通、限量发行的形式不同，由韦利作序的译本为公开出版，而且成为日后重印次数最多、改编本最为丰富的英译本。

韦利汉学权威的身份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本，以及其序言注释所显示的形式上的学术性，都使得围绕《金》作者的这一民间传说，摇身一变成为读者心目中代表东方神奇世界的一种史实。因此，时至今日，很多英美国家图书馆在为《金》有关的图书标注作者时，都会注明“王世贞”，即便所涉图书中并未出现相关信息。译文序言中这类操作以目标语境为尺度，完全不具备为原作服务的任何功能。猎奇性的序言虽然有助于译本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俘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序言作者们在迎合了英语世界对东方世界神秘色彩的期待之余，也不自觉地成为了《金》去经典化历程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扮演了“共谋”的角色。

五、 欲盖弥彰的拉丁文色情描写

除了韦利所做序言带有的神秘主义倾向，《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译本的内容却中规中矩，没有出现原著中备受争议的露骨色情描写。由于本身就是节译本，性描写的删减对于译者来说并不存在技术上或者翻译伦理方面的障碍。同样在1939年，伦敦还发布了《金》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金莲》（The Golden Lotus）。因为号称全译，故而也就无法回避性描写翻译的问题，在前言中，译者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专门对涉性情节的译法进行了说明。埃杰顿认为，如果《金》的作者生活在英国，一定会避免触及某些话题，小心翼翼地将某些章节以隐晦的笔触带过；但实际上，他却毫无避讳地使用最为直白的语言将一切展示给读者，这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尴尬不已。但是，埃杰顿话锋一转，指出：

我觉得，如果要翻译此书，就必须全文翻译，不过不能全部译为英语，所以读者会大为恼火地发现，偶尔会有一些段落以拉丁文出现。我对此深表歉意，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7]vii-viii

拉丁文在《金莲》一书中的使用，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英美国家仍然依据颁布于维多利亚时代的《1857年色情出版物法案》，实行严格的文学审查制度。因此，20世纪初文学作品遭受查禁的新闻时见报端，其中不乏《北回归线》和《尤利西斯》等世界名著。出版商为免惹官司而遭受经济损失甚至牢狱之灾，往往自觉充当文学审查官的角色，在出版之前就对图书语言进行过滤和净化。《金莲》译本中拉丁语的使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翻译性描写的传统做法是删减、淡化，但使用外文、尤其是拉丁文在英语世界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8]，并非《金莲》首创。但事实上，拉丁文能否起到过滤语言的作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命题。第一，拉丁文在20世纪初期仍然是学校教育的必修课，因此凡是受过正规教育的读者基本都可以阅读拉丁文；这样一来，译文中使用拉丁文其实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但由于是长期沿袭下来的做法，一些文学审查官对此也就顺水推舟、不做细究，所以仍有免受审查之效果。第二，性描写若以英文译出，由于其在《金》中所占比例有限，如果不仔细阅读，其实并不容易挑出；但使用了拉丁文之后，这部分文字变得更加显眼，反而为色情读物爱好者猎奇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金莲》出版后不久，坊间就流传出一本小册子，题为《金莲的秘密》，里面专门收录了《金莲》译本中全部拉丁文片段的英译文^[29]。

如此看来，以拉丁文净化文本，防止读者阅读色情描写的做法适得其反。但对于《金》来说，原著中占比无足轻重的性描写通过翻译得到突出、放大，极大地损害了其文学经典的声誉。在以外文对译性描写成为通行做法的时代，《金》英文译本中的拉丁文实际上转变为色情文学的宣言或广告，提醒读者该书部分内容具有黄色读物属性。这种欲盖弥彰的出版行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津津乐道，从而带来三人成虎、以讹传讹的传播效果，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金》的文学价值之外的地方，客观上起到了助推《金》在英语世界去经典化的作用。

原作翻译成英文之后，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完全取决于译者与出版社在目标语境下所采取的翻译出版策略。在普通读者对《金》原著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译文就成了原作的代名词。本雅明认为译文乃原作的重生（afterlife）^[30]。然而，“重生”本身就建立在原作之死的基础之上。原作在译入语中重生的形式和状态有赖于其重生时空的社会文化语境。就大众文学而言，原作得到翻译，更多的是因为随着目标语社会发展某一特定时间，原作某种价值或特性得到重新发现，迎合了目标语境的需要，从而产生了语境相关性，具备了重生的条件。换言之，译文产生的背景是，翻译行为各方认为目标语境可以合法地重塑原作。译作对原著的改写、增删、以及其他特殊处理手段都应在此基础上加以解读，而非笼统地援引文本对等的标准进行评价。

六、审查制度下色情读物的商品化

针对色情作品的文学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出版市场的一处空白地带，人为地助推了黄色小说的稀缺性。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色情读物的商品化。事实上，此前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政治压制和民间对抗相克相生，既相互矛盾，却又长期共存。极端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也正是淫秽小说的“黄金时代”，诞生了英语世界最为丰富多彩且数量惊人的色情作品。通过私人印刷、秘密流通等方式，涉性文学屡禁不止、愈挫愈勇，充分展现了文学作品商品化之后的巨大生存力和吸引力。

对《金》而言，商品化就意味着去文学化、去经典化、色情化和庸俗化，而这一过程在《金》的英译史上是多角度、多层面同时推进的，而且呈现不均衡发展的特点。在汉语原著中，《金》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的描写呈现出多样化、立体化的特征，展示了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生活场景，涵盖了包括性在内的多种主题。但是，在20世纪的英美社会语境中，原作中的性描写成为与目标语境相关性最高的内容。很多廉价小说的出版商往往通过夸张手法突出小说的性描写，不遗余力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其禁书的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爱欲塔：西门与六妻妾艳史》（The Love Pagoda: The Amorous Adventures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中，《金》被描述为“中国最著名的色情经典”，“过去数百年来经历了与文学审查制度的不断斗争，通过地下流通得以存世至今”。出版商对这样抽象的措辞似乎意犹未尽，在译本封底继续评价说：“英国有《芬妮•希尔》（Fanny Hill），美国有《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中国有《爱欲塔》（The Love Pagoda）——大概算是有史以来最为有名的禁书经典”^[31]。通过列举英语世界人们耳熟能详的色情文学，并将《金》与其相提并论，出版商得以向其目标读者清晰地传达出《金》属于黄色小说的信息。《金》的文学性在此过程中逐渐荡然无存。

上述译本对《金》商品化的另一特点，是其通过虚假宣传将节译本包装成为全译本推广，极大地掩盖了《金》的文学价值，损害了其文学声誉。《爱欲塔》共22章，238页，实为前述《西门与七妻妾奇情史》的改写本，删减了其源本的故事情节，保留了其中的性描写，并加以铺陈渲染，将其转变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廉价黄色小说^[22]。不过，在其封底，却公开宣称“如今，有史以来第一次，《爱欲塔》以毫无删节的面貌出现在英语读者面前”^[30]。虽然其措辞中使用了《爱欲塔》的题名，但在出版前言中则明确说明其脱胎于《金》，因此，有意误导读者为节译本造势的目的一目了然。由于该书较为畅销，短时间内多次重印，其商业化成功的背后凸显的也正是《金》在英语世界庸俗化的定格。

一些较为严肃的出版方会同时强调《金》的文学价值和情色内容。如前文提到的全译本《金莲》，其出版方为世界知名出版社罗特莱基（Routledge），该译本1972的重印本指出，《金莲》被赛珍珠誉为中国最伟大的情爱小说，任何对中国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无疑都必须研究这部作品。小说描绘了一夫多妻社会的家庭生活，其用语直白不讳，刻画细致入微，此两方面，世界文学鲜有可与之比肩者^[27]。这大概算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金》英译本用语最为保守、公道的评价，但是，在认可《金》文化、文学价值的同时，仍然从《金》众多主题中选用了“情爱小说” “一夫多妻社会的家庭生活”等引导性的措辞，有意无意迎合了色情文学读者的猎奇心理，加深了《金》在英文中的商品化程度。

出版活动作为商业行为，自然有其逐利的特性，《金》的汉语原著出版过程也不例外。然而，其英译中的商品化却是目标语境的独特产物。在20世纪中期性革命的大背景下，涉性文学成为学者、读者和出版商眼中反抗审查制度的武器。因此，《爱欲塔》之类的英译本，完全无视《金》的文学性和经典性，专门把性描写内容从原著中“劫持”出来，“押解”到英语中，并对其进行包装、打扮，以色情读物的形式推向市场。目标语境在这种商品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通过对《金》多个英译本的历时性研究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考察。

七、出版业的无政府状态

英美文学审查制度对20世纪《金》英译出版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与色情出版相关的法律惩治措施推动了出版社主动对出版物进行预审查，避免色情读物发行流通，催生了删节本的大量涌现，以及使用拉丁文等今天看来令人费解的翻译手段；第二，将预审查不力的出版商或者协助私下流通的书商告上法庭，从流通中截获、罚没出版物，引起色情读物阅读领域的供需失衡，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色情文学的商品化；第三，也是影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造成了五六十年代色情小说出版的无政府化。

首先，英美本土严厉的审查制度导致一些出版商另谋出路，别出心裁地在其他国家开展色情作品出版活动。20世纪50年代，为逃避英语世界的维多利亚式文学审查制度，莫里斯•吉罗迪亚斯（Maurice Girodias）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奥林匹亚（Olympia）出版社，专门发行英文色情小说及各类先锋文学作品^[32]。当然，其目标读者主要仍然是英美本土读者，所以，这些书籍出版后，往往通过邮寄、随身携带等途径进入英美市场，期间虽然不乏遭到海关截获、罚没的情况，但却受到读者追捧。据吉罗迪亚斯回忆，甚至出现黑市价格翻倍的情况^[33]。1958年，奥林匹亚出版社推出署名Wu Wu Meng的《金》英译本《逍遥窟》（Houses of Joy）^[34]。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所述《爱欲塔》在内容上全文照搬《逍遥窟》，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盗版书籍。《爱欲塔》1965年由布兰登书屋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发行，版权页还赫然印着“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实在讽刺意味十足。然而在当时的美国，这种色情出版业的无政府状态却是一种必然且并不违法的现象。

为了打击淫秽小说的出版和流通，美国当时的版权法规定，色情出版物不受版权保护，为盗版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此外，对于在海外以英语出版、但却未向美国版权机构申请登记的出版物，美国也不为其提供版权保护^[35]。这两条规定都意外为美国出版商盗印奥林匹亚的《逍遥窟》铺平了道路，因为《逍遥窟》在美国境外出版，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淫秽小说，自然成为盗印商的理想猎物。布兰登书屋在对《逍遥窟》稍加包装，更换了封面、增加了前言之后，以《爱欲塔》为题全新推出，并明目张胆自诩为《金》的首个英文全译本。吉罗迪亚斯对此颇有微词却也无可奈何：

奥林匹克出版社的全部书目如今都不可思议地成了盗印者的宝库。一些无名小卒争先恐后地相继加入盗印行列，其中一个是布兰登书屋的创立者弥尔顿•路乐斯（Milton Luros），另一个是收藏者出版公司的创建人马文•米勒（Marvin Miller）（此人并不满足于盗印书本内容，甚至无耻地复制了我们的标志性封面）；另外一些更不知名的小人则纷纷效仿路乐斯和米勒。热衷盗版在美国商业理念之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此也！^[36]

除了布兰登书屋之外，吉罗迪亚斯还提到了收藏者出版公司，该公司在1968年发行了《逍遥窟》，从封面文字来看，所有文献信息都与奥林匹亚出版社1958年推出的《逍遥窟》完全一致，但是翻看其内容，则和《金》没有任何文本上的联系，只是一本质量低劣的廉价淫秽小说而已，故事发生的背景为当时的纽约，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60年代的美国都市男女^[37]。不过，其借《逍遥窟》之名挂羊头卖狗肉的噱头却从反面说明，《逍遥窟》在英语世界读者心目中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淫秽小说的代名词。对于大众文学的普通读者来说，《金》已经从文学经典沦陷为街边报摊的黄色快餐小说，去经典化程度在出版业的无政府状态下达到高潮。原作在这种伪译文中完全死去，假借《金》英译本文献信息出版色情读物的行为，成为目标语境中脱离原著文本束缚之后的自由狂欢。

八、西方阅读政治的牺牲品

如上所述，《金》在英语世界的去文学化、去经典化过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基本完成，与英美文学审查制度的没落与破产大体同步，期间推波助澜的因素主要包括阅读民主呼声的壮大、出版领域平装本的盛行、以及性革命时期文学界涉性描写正常化运动的蓬勃开展。

文学审查的本质是政治专制在阅读领域的延伸，其表现形式为一部分人——以文学审查官为代表，认为某些文本材料不适合普通读者阅读，而其名义往往是，在道德方面，普通读者会受到此类文本材料的不良影响。在文学审查制度下，阅读的民主成为空谈。不仅文学审查官可以借法律的名义决定允许其他人阅读什么作品，或剥夺其阅读某些作品的权利，而且在法律的执行上也表现出层次性和赤裸裸的偏见。当时有法官公开将阅读权利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关联起来，认为“都市读者比乡村读者具有更高的阅读品位，因而会较少受到色情作品的毒害”^[38]。上文提到的《金》英译本中使用拉丁文翻译性描写的做法正是这种看法的产物——拉丁文在历史上长期是政治、宗教、科学领域的专有语言，能够阅读拉丁文也就成为了精英阶层的特权，在此语境下，以拉丁文呈现的性描写讽刺性地同时成为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代表着阅读政治中的特权和专制。《金》则成为这种阅读政治的受害者，色情小说的烙印一旦打上便根深蒂固，从此挥之难去。

二战前后，西方掀起了“平装书革命”（Paperback Revolution）^[39]，大量书籍得以批量印刷并低价销售，文学作品脱去了精装本的豪华外衣，走进了街头报摊，普通民众也可以轻松负担购书的经济代价，极大地推动了阅读的民主化。但与此同时，在涉性作品中看到商机的一些出版商，尝试挑战文学审查制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阅读民主化之名，将文学作品庸俗化、色情化，形成了一股难以阻挡的势力。为了减少与文学审查官的正面冲突，此类书籍的另一主要流通方式是邮寄。1953年，一本题为《西门府妻妾成群》（Harem of Hsi Men）的《金》平装英译本面世。该书用纸粗糙、印刷质量低劣、字小行密，制作风格代表了当时典型的平装廉价快餐书籍。译本标价50美分，书末内封列举了同系列其他书籍后，醒目地标着广告语：“1本50分，2本1元，6本1.85元，10本3元，恕不接受货到付款，卖家包邮” ^[40]。于是邮局沦为淫秽书籍逃避文学审查、到达读者手中的常规渠道。这类交易规模巨大，后来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邮局开始与文学审查制度合作，充当起审查主体的角色^[41]。《西门府妻妾成群》内容并无诲淫之处，但是其封面花哨，调情、虐待场景、裸女图片配合标题，极力将性主题包装成为卖点。这种图文不符的做法无疑与汉语原著并无任何关联，明确显示了出版方在目标语境中借平装书革命渔利的核心目的，但是《金》这一文学经典在英语世界的淫书名声却得到强化。

1959年，随着社会发展，《色情出版物法案》得到修订，其中规定，如果有专业人士可以证明一部作品具有文学、艺术或科学价值，则这类意见应当得到法庭采信^[21]。自此以后，审查势力和反审查人士之间的斗争更加公开、尖锐。商业嗅觉敏锐的出版商，尤其是前文提到的一些以盗印书籍为主业的商人，藉此机会，加入双方的政治对抗，通过邀请文学界、科学界人士作序的方式，为《金》的淫秽改编本造势，如前述《爱欲塔》即是一例：虽然全文盗印自《逍遥窟》，出版方却延请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为其作序，突出其文学价值，以期达到逃避审查之目的。

对文学、科学界人士而言，为此类作品作序，成为他们推行自己反审查制度、推动阅读民主化的政治武器，而对于出版商来说，这些作品则是市场广泛、利润丰厚的商品。反审查活动人士与出版商虽然各自目的迥异，但在共同的对手文学审查官面前，权宜地结成了畸形的同盟，不自觉地对文学经典共同进行了合谋阉割。最终，在性革命时代，《金》最终完成了其去文学性、去经典化的过程，达到了商品化、色情化、庸俗化的顶峰。

文学审查制度与《金》去经典化过程的关联十分密切，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一评价看似矛盾，却极为准确地总结了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学审查制度的初衷是遏制色情文学的出版和传播，但却造成了阅读政治的层次性和涉性文学作品的稀缺性。为了追求阅读民主的活动人士和追求新奇刺激阅读体验的一部分读者虽然目的不同，但却共同推动了涉性文学经典的商品化和色情化。《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沦为了文学审查制度的受害者。

20世纪60年代末，英美色情文学审查基本破产，涉性作品自由出版的时代来临。然而，之前风行一时的一些《金》英译本却逐渐销声匿迹且淡出了读者视野，雄辩地证实了文学审查与《金》色情化的共荣共损的奇特共生现象。也正是文学审查制度的终结，才终于使得《金》的文学性、经典性在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中得以回归。80年代起，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开始动笔全文重译《金》^[42]，以学者态度在英语中尝试重建该小说的经典地位，重现其文学价值。

九、结语

无论是通过强化《金》的涉性描写将其商品化、色情化、庸俗化，还是将《金》的译本引入西方阅读政治语境从而使其武器化、政治化，《金》在英语世界去经典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行为人，包括译者、序言作者、学者和出版商，对《金》这一文学经典进行有利于目标语境的主动解读、解构和消费。而且这些解读本身与《金》原作的写作目的、创作手法和文学价值等并不必然相关。翻译、出版过程中，各行为人如何对原著进行删减、扩展、改编，以及如何对译文进行包装、宣传，始终不以《金》在汉语语境中的接受、地位或受众群体为指导。对于目标语的行为人而言，原作乃是满足自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语境下特定目的的一种工具。原作已死，译文尝试使其重生。这种新生可以与原作相似，保持其文学经典的某些特征；也可以与原作相悖，对其进行去经典化处理，决定这一状态的尺度只能从目标语境中寻找。在文学阅读中，一味寻求译文与原作在文本层面实现表层语言对等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译文的产生和消费离不开自身的语境（如行为人因素和社会语境），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选择翻译什么、传递何种解读、如何翻译、突出何种特色、如何包装、向谁推广、以及如何推广。这些因素很难和原作语境完全一致，原作在自身语境中成为文学经典的很多因素在目标语境中可能并不存在。比如，《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重要文学贡献是将写作视角从历史传说转向现实生活，从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百姓，但这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眼中，无法轻松引起共鸣。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读者和译者来说，面对当时的文学审查，《金》原著中的色情描写反而更加具有现实的语境意义。阅读体验具有语境化的特点：文本自身的语境、读者个人的背景、社会文化背景等都在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中具有一席之地。相反，原著的语境在此过程中退居幕后，对译文去经典化的现象无计可施。《金》既然可以在其原作语境中实现经典化与去经典化两极之间的动态变化，那么其经典性特征在译文中被接受、挑战、消解、颠覆、或重构，都应该是翻译的常态。梳理其翻译史的任务，不是规定如何保留原作的经典性，而是发现、描述、解释其经典性在译文中是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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