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带渐宽，壮心不已：芮效卫与《金瓶梅》

生平

1933年清明节，南京，鼓楼医院。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芮陶庵(Andrew Tod Roy)夫妇喜得贵子，取名芮效卫(David Tod Roy)。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战事频仍，但是除了1937年随父母短暂回美休假之外，芮效卫的童年时光基本上在中国度过，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即便是离开中国之后，他的成长与发展，也依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芮陶庵在当时的金陵大学教授西方哲学史，1937年抗战爆发，金大迁往成都华西坝。1938年冬，芮效卫父母毅然取道香港、越南返华，赴成都继续为金大工作。此后数年时有日军空袭，每当此时，芮效卫就随家人躲入院中的防空洞，就这样一直到1945年。他在中国抗战的炮火声中逐渐长大，并且能够相当流利地使用汉语进行口头交流。

1945年他随父母返美休假，三年后，芮效卫父母重返南京，他和弟弟芮效俭(James Stapleton Roy)则赴上海就读于一所寄宿制美国学校。1949年夏，解放军占领上海当天，芮效卫正参加期末最后一门《几何》科目考试。回到南京后，在母亲的坚持下，兄弟俩开始学习汉语，延请的乃是曾经教授赛珍珠(Pearl S. Buck)汉语并协助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一位老教师。尽管一开始颇为抵触，芮效卫很快喜欢上汉语并主动要求加课，不久就能够阅读汉语报纸。1950年朝鲜战争前夕，芮效卫父母坚持留在南京，但是兄弟俩则被送回美国继续读高中。

回到美国后，他先是在宾州大学著名汉学家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指导下继续学习汉语，随后又被哈佛大学录取。1954年至1956年，未及毕业，芮效卫应征入伍，在日本短暂停留后被派驻台湾，从事情报监听工作。由于日常生活多用汉语，汉语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之后他返回哈佛完成本科学业，并升入研究生院，师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霍克斯(David Hawks)等著名专家学者，相继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于1972年正式出版，题为《郭沫若的早年生涯》。

在攻读博士学位后期，天资聪颖的芮效卫就应邀在哈佛讲授古代汉语。由于工作出色，甫一毕业，就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递来的橄榄枝， 1963—1967年间在该校使用英文译本讲授中国文学。1967年，芮效卫受聘于芝加哥大学，继续从事中国文学教学、研究，时至今日，虽已退休仍然笔耕不辍。而他那个当初不愿学习汉语的弟弟，也在90年代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研究

芮效卫的《金瓶梅》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延续半个世纪，至今犹然。如果分阶段来看，芮效卫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其价值在与国内同时期研究状况的比较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金瓶梅》何其不幸！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的《金瓶梅》研究几至停滞，不仅数十年毫无重大突破，就连大学里的文学课也刻意回避这部名副其实的文学巨著，很多文学史教材对其只字不提。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现实主义古典小说，《金瓶梅》在诺大中国几无藏身之地。甚至有教师因为鼓励学生阅读、了解《金瓶梅》而受到学生批斗。

《金瓶梅》何其幸也！同时期的西方，特别是美国，金学研究蔚为大观，学术队伍发展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俨然成为金学发展的世外桃源。尽管有不同声音出现，但是《金瓶梅》作为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煌煌大作，在西方得到了广泛认可。这其中芮效卫功不可没。

60年代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首次将《金瓶梅》纳入自己的教学、研究视野。考虑到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文本篇幅，选用的教材是根据德文译本转译的节译本，译名为《金瓶梅：西门与六妻妾奇情史》 (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is-men and his Six Wives)。除《金瓶梅》外，课程中还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其他明清名著。他当时的弟子，很多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中流砥柱，《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作者蒲安迪(Andrew Plaks)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得意门生。

60年代后期移师芝加哥大学后，芮效卫获准开设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课程，因此他选择了为研究生讲授《金瓶梅》，而且使用汉语原著作为教材。首次开课时只有一名学生注册，这位学生也是传教士的后代，同样在中国长大，中文也很好。芮效卫和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共同阅读完了3000多页的中文原著。这位学生后来在芮效卫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就是《金瓶梅》。芮效卫对《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充满信心，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仍然像在普林斯顿一样讲授其他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每一两年他就会为研究生开设一次《金瓶梅》课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关注这部长期被忽视、被误读的文学巨著。日后名扬学界的专家如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和陆大伟(David Rolston)等都是他的高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李满天下的芮效卫就是美国金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数百年来悬而未决的一个谜，据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载，“候选人总数已逾五十”。在198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上，芮效卫大胆提出汤显祖为《金瓶梅》作者，并旁征博引，从汤显祖生平、创作，小说的文本、版本等方面入手，结合金学研究现状，洋洋洒洒数万言，周密论述了自己的设想。近三十年之后，笔者在芝加哥大学他的办公室里再次谈及此事，芮老严谨地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认定汤显祖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是我认为汤显祖满足成为《金瓶梅》作者的全部条件。即便不是他，也应当是与他素质相近的一个人。针对有学者认为该书作者乃是一位乡村老儒的说法，芮老认为，小说中大小场面的自如掌控、雅俗语言的熟练把握、古今文本的信手假借、前后结构的精心照应，绝非任何一个乡村老儒所能胜任。言谈中，芮老有理有据地论证着自己的观点，但是绝不偏执地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儒雅风度令人敬佩。

《金瓶梅》中，作者引用古今诗词、戏曲、故事的广度和深度几乎空前绝后，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毁之者恶其无才少能、一味抄袭，誉之者喜其左右逢源、不留痕迹。芮效卫的研究却远远超越这种浅层次的评论，他深入文本，致力于挖掘出小说引用的各种材料的出处，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事实上，普通的中国读者在阅读《金瓶梅》时，并不会意识到小说中的诗歌并非作者原创。但在多年的研究中，芮效卫挖掘出越来越多的诗歌、韵文的来源，并且进而断言，书中近千首诗歌可能均有出处。在他书桌旁的一个柜子里，分门别类地储藏着数万张卡片，记录着半个世纪来的阅读所得。他研究《金瓶梅》，却并不囿于其中，而是广泛涉猎，博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阅读其他书籍的过程中，但凡遇到《金瓶梅》中出现过的诗词、谚语、甚至成语，他都将其一一记下，存入柜中。正是得益于这种方式，他的研究时时都有创新性的发现。这些卡片在他日后翻译《金瓶梅》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性描写向来都是金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为《金瓶梅》赢得了挥之不去的色情小说的声誉。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谈其色变。其实，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说过：“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对此，芮效卫说，若只将性描写部分挑出来阅读，自然会得出色情小说的结论。但是，若将其放在整部小说的语境中，就不难看出，作者只是客观地向读者展示当时的社会生活，因为他对当代社会的衣、食、住、行等进行了同样详细、或者更为细致地描写。比如李瓶儿之死，作者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事无巨细地记述了她的丧葬仪式，这在中、英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具有珍贵的社会学价值。作者本意绝非创作一部色情小说，只是把性作为人类生活中应有的一部分加以展示。作者想传达的是，如同吃饭穿衣，性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性活动应当合乎社会责任和道德。如果不加节制地过度追求，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那种应当把淫秽情节删除的观点，其实是有悖作者创作意图的。

在芮效卫眼中，《金瓶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不仅自己喜爱《金瓶梅》，还希望普通的英语读者也能够领略到这部400年前的中国小说的魅力。1982年，在潜心研究金学20年后，他开始着手翻译《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