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學年度演講紀錄

200923C-Club演講紀錄

紀錄：陳建安

講題：OTT，天黑黑——台灣OTT TV政策何處去？
講者：羅世宏 / 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日期：2020/09/23
地點：R227
參與人數：48位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C-Club第一場演講，邀請到傳播系羅世宏教授分享我國甫通過的「OTT專法」現況與即將遭遇之困境。他透過評析台灣的OTT產業現狀與監管主張：「合理納管才是對台灣真正有利」。

一開場，羅世宏便指明我國對於監管OTT平臺，主要針對的對象是自中國而來的「愛奇藝」。即便全世界對於線上串流平台目前多是低度管理，但我國卻有了號稱全世界第一部的OTT專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雖然此說法仍有疑慮）。該法直接禁止中國投資的OTT平臺，其第十二條為「電信事業或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不得對未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取得許可之大陸地區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或其代理人，提供其為提供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所需之電信設備或電信服務；提供網路資料中心服務、內容傳遞網路服務、雲端服務，或其他利用連線服務、快速存取服務、高效能運算服務、資訊儲存服務組成之網際網路服務者，亦同。…以下略以…」。羅世宏強調這是以文化統戰疑慮的政治立場，自斷我國對全球大型OTT TV正強力網羅更多閱聽眾的逆勢對策，也可能因此喪失對中國真正以影視服務為其名，行兩岸文化統戰之實的最佳管制及抵制作法！

自19世紀以來，有部分眼光深遠的前輩，已知接下來世界運行會有重大的改變。自「電視」這個偉大的發明後，人類在生活娛樂上得到許多抒發管道，在科技的催化下，近一世紀以來的眼球霸權，在遭遇「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化的影響下，曾經收看電視的人們也紛紛採用更方便的收視行為─「Over The Top, OTT」，OTT不只是網路收視平臺，亦是OTT TV或串流影音的指稱，更精確地說，應該是App Economy或是Platform Capitalism。而視聽媒介的OTT化，如文字、語音、視訊等皆已透過線上平台傳輸。這現象造成跨國性的新媒體的大量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造成各國監管的困難，尤其是租稅問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公布「2019 年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有 45.1% 受訪民眾看過網路串流影音（OTT TV），較近 2 年明顯提升，不過有訂閱的比例維持在二成左右。預估我國今年使用OTT平臺收視的人數應該又比去年更高，且大型的跨國OTT平臺，如Netflix訂閱數應會增加許多；但這樣跨國的OTT平臺，不可能只靠單一的國內收視市場獲利，因為多數OTT皆是競爭對手，勢必得進攻海外市場才能有所獲利，像Netflix是經過近10年的虧損及學習，終得撥雲見日。我國2019年的數位影音市場已超越實體的家庭影音市場，隨選視訊的多元性、非線性、跨地性及可得性高的特性，不受限於節目表安排，更能滿足多數的現代使用者。

然而即便國內市場多元，但台灣的視聽規模卻無法支撐現有的OTT業者（國內業者目前約有20家）獲利成長，因此必須跨出此間，爭取其他國家收視人數。我國目前的現況是有部分有線電視業者與OTT業者進行互惠合作，藉由有線電視原本的勢力範圍，加載OTT TV的內容，呈現又競爭又合作的態樣，正是經營OTT平臺與內容投資、製作，皆須大量資金，以Netflix一年需花費5000億，而且只用於影音創作，成本如此之高，國內業者獲利之路遙遠。因此，羅世宏建議我國公廣集團、中華電信MOD及其他OTT業者，可以考慮合作組成「OTT國家隊」，迎戰外國大型OTT業者。

羅世宏也舉前文化部長鄭麗君所述為例，說明台灣與中國的影視交易嚴重失衡的問題。 2017年只輸出79小時的戲劇至中國，但卻從中國輸入高達1萬小時的戲劇！2011年引進中國戲劇145部，引進韓劇78部，但我國自製戲劇卻僅49部，顯示我國自製戲劇產能嚴重落後。各頻道極度依賴中國及韓國戲劇引進，甚至在購入播映版版權而放棄投資本國戲劇產製的情況下，不斷重播還能獲利。除了低產能已嚴重衝擊我國創作能量，中國甚至在2018年祭出31條惠臺措施，企圖吸引我國戲劇領域人才至中國發展。

不論是國內收視行為改變，亦或是國外OTT TV大舉攻臺，皆在明示政府當局應高度重視國內OTT產業發展，及合法納管外國OTT平臺，並藉其納稅金額補助我國OTT產業，提高自製能量並培養相關專才。以政治因素考量將其拒於關外不是解決之道，畢竟網路VPN（俗稱翻牆）一鍵即可變換IP，或是在眾多影視網站上收看「非經合法播映授權的影片」，除非我國政府也學習中國建立「網路長城」，並限制國外地區影音入境，否則現行與中國有關的影視播映法規，經由電視與網路上的傳播行為，幾可謂是全面崩盤。

我國為監管網際網路影音服務，NCC自2018年起接續提出3個法案（視聽串流服務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法），現較為完善之「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除OTT產業相關規定及規範影音服務內容外，亦加入輔導獎勵措施（第三章）及罰則（第四章），但第十二條之規範，加上經濟部援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第2項規定，制定《在台灣地區從事商業行為禁止事項項目表》，即是針對來自中國投資的OTT再上枷鎖。而現行條文中，其實還能再微調，如業者僅須主動申報，不必公開揭露，亦或在合理範圍內可要求業者提供資料，但仍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這部法律其實仍屬低度管制，立意初衷是為保護我國OTT產業發產。

羅世宏也舉其他國家對於OTT的監管作為借鏡參考。例如歐盟的《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韓國亦有要求外國OTT TV的伺服器架設於韓國境內，落實「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以強制課收特別稅；西班牙更是對境外影音平台課以當地營收5%~8%稅金，轉換為發展該國影視與公共電視基金。

參考各國修法藉以納管境外OTT TV現況，羅世宏建議應：(1)合法納管境外OTT TV，並對大型跨國OTT業者課以特別稅，如Netflix、YouTube等；(2)要求境外OTT業者來臺設立分公司，或設置代理人；(3)雇用當地員工；(4)要求如實繳納稅金；(5)提供確實產業資訊，如付費服務數量及營收；(6)內容監理及自律機制應符合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若違反即要求改善，嚴重者即刻下架，甚至沒收伺服器；(7)要求業者組成自律協會；(8)加強著作權及用戶個資隱私保護機制，兼具自製影音產能；(9)用戶收視資料儲存必須在地化，且須經主管機關同意才可跨境傳輸，以維護國家安全。

綜合以上針對OTT的管理面向建議，羅世宏更指出我國OTT TV各平臺多屬小型業者，故應整合國內所有OTT業者共同成立國家隊，縝密全球布局，迎戰大型跨國OTT平臺，而非互相競逐以致此消彼長；亦可由政府編列特定經費以補助教學機關，培力年輕學子，厚植且深化影音自製產能。我國公廣集團及中華電信此時應挺身而出，示範合組國家隊的產能提升，藉以整合出真正的「OTT國家隊」。羅世宏舉早期英國的「境外」海盜電臺播放流行音樂為例，來對照「入島、入戶、入腦」的傳播現況，期待政府能真正為「文化貿易」審慎立法，而非淪為政治口水戰，將愛奇藝趕到香港或中國，民眾依然能在網路上的各種管道收視，且可能會因跨境寬頻互連費用過高，反而導致我國蒙受損失。

Q1：音樂串流平台多是在討論版權，那麼您認為OTT化的各類媒體合作有可能嗎？

Ans：其實像KKBOX也是OTT協會的成員之一，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影音輸入的納管的確是重要的手段，所以像這次的愛奇藝被迫退出，也是可以用以規範其他的OTT TV平臺，並不必只鎖定在愛奇藝。

Q2：您認為由中華電信MOD與公廣集團帶團組成OTT國家隊是真有必要嗎？

Ans：如果是國家隊形勢，那麼公廣集團（公視）是以納稅人的稅金支持營運，就角色與國家戰略而言，勢必要代表參戰，且中華電信也是國內影音龍頭，應該也要挺身而出，迎戰國外的Netflix、Disney Plus等巨頭，即使不能成為平臺第二或第三，也應該要亟力推展我國本土影音自製、上架，可由政府出資補貼虧損，斷不能就此放棄。另外，歐娣娣代理愛奇藝卻對內容自我審查，我是同情他們，但不原諒，若是納管的話，我們也可用以規範業者或代理者。

Q3：您建議透過收取境外OTT業者的稅金來補助國家隊，但國內的業者素質參差不齊，如何確保補助能真正發揮效益？

Ans：這場全球OTT大戰，我國不會贏，但也不能輸，仍希望能保有一席之地，保有文化自主性，畢竟文化是長遠之計，即便明知會賠錢，也該傾全國之力投資、補助，確保我國文化傳承，而非純粹以經濟利益為目的。新任文化部長坦承，我國公共電視實際經費需求為一年60億至100億新臺幣，遠高於目前的一年九億，所以仍需努力擺脫邊緣化的角色。

201017C-Club演講紀錄

紀錄：李奕樵、呂陳沅

講題：離開天龍國之後...
講者：管中祥 / 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日期：2020/10/07
地點：R227
參與人數：48位

本次演講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管中祥教授，分享「離開天龍國之後......」的主題。管中祥老師表示，當許多人從都會區來到中正大學之後，「荒涼、崎嶇的路、無聊......」等形容詞都會在腦中產生。管中祥老師這次演講主題，便是要探討來到一個新的地區之後，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你對這個地區的印象，並且重新認識、認同於在地而有所行動。

對在地的刻板認知　民雄接軌國際

管中祥老師開頭詢問大家對於中正大學所在的三興村有什麼看法？許多人初次來到這裡，對於這地區不外乎有「荒涼、鳳梨、路面崎嶇與無聊」等印象，然而民雄卻不是只有如大家所想的這般無趣。管中祥老師舉例DCARD上的一篇文章，內容中指出「這裡的學生，眼光只有在學校在民雄，沒有更廣的國際觀。」然而，從歷史來看，由於民雄央廣是日治時期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二戰時受美軍轟炸，因此有許多地方仍保有歷史戰爭遺跡。以商業來說，民雄的省道上有許多跨國連鎖企業的連鎖店，如麥當勞、肯德基與星巴克，而在中正大學外的大學路上更有兩間舉國皆知的大廠牌。一間是谷王，為台灣麵筋大廠牌，全國的麵筋居多皆來自谷王。另一間則是康揚，為台灣輔具知名品牌，輔具外銷40多個國家。管中祥說，在民雄建立國際化的視野其實不難，然而學生卻認為民雄荒涼，而蒙蔽自我了解在地的機會。

深耕在地　 思考如何在地革命

管中祥表示，初來乍到民雄時，也像其他老師一樣，一個禮拜待兩到三天，其餘時間都在台北。經歷幾年的通勤後，開始定居於嘉義民雄。再一次機緣下認知到自己的安逸後，開始思考如何在這個地方有所作為？管中祥發現，在民雄這塊地區，在高等教育上有，吳鳳科大、嘉義大學、中正大學與鄰近的南華大學，在工業上，則是有頭橋與民雄工業區。在小小的地區中，有這麼高密度的教育資源與工業產能，代表民雄的發展有十分大的潛力，也因此開啟管中祥發掘在地的動機，開始思考三個問題：

1.我跟這裡有什麼關係？

2.我可以在這裡作些什麼？

3.我可以為這裡作些什麼？

管中祥起初在中正大學附近開設「燦爛時光咖啡廳」，由於想要尋找可以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因此設立這個空間。以咖啡廳為起點，透過在菜單上的巧思，讓用餐民眾了解更多社會議題以外，更在空間中舉辦許多藝文活動，內容涵蓋了教育、全球化、文學、媒體、環境正義、流行文化、獨立音樂、龐克、兒童、農村、學生運動、中國、古巴、新移民、公益旅行等。除了開設咖啡廳以外，也在教學上開設草根行銷課程，課程中不上任何行銷，只上如何深入在地，接觸草根。教學宗旨在於，不認識在地，如何行銷在地。因此著重於如何認識在地，進入在地，著重於田野的進入方式。教學之餘，結合鳳梨急行軍社團，挖掘在地故事，透過駐校劇團與中文系老師們，以民眾劇場為理念，創作屬於在地的故事，並在社區中演出，讓居民憶當年產生共鳴，更讓學生對在地產生興趣。

大學的社會責任　重構大學路的脈絡

管中祥認為大學對於社會有所責任，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大學是由地區居民的納稅錢所建造，因此大學中的師生對在地有所責任與貢獻與是很合理的。107年大學社會責任計劃上路後，結合管中祥對於在地的認同於社會責任感，與許多系所的教師，共同執行「重構大學路：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計畫（以下簡稱重構大學路計畫）。重構大學路計畫目的在重建民眾對於大學路的背景認識，讓來到中正大學的人了解自己所身處的大學路歷史脈絡為何？認識在地後，得以建立對在地的認同，進而對在地有所行動。而重構大學路的精神為「以鄉民為師，向鄉民學習」，期望以此左翼的思想，影響學生對於在地的認知。學生總是對在地有所誤會或是刻板印象，管中祥舉例，時常有學生在做作業時，向附近鳳梨農詢問要如何「幫助」你們行銷鳳梨？然而他們卻殊不知，這裡的鳳梨農能透過鳳梨賺入百萬。鄉民們可能不需要學生的幫助，反而是學生可能需要向鄉民學習。重構大學路計畫便是希望透過與「以鄉民為師，向鄉民學習」的精神，讓學生認識在地，翻轉對在地的印象。期望改變學生對於地區的想法，改變時常以都會視角看鄉鎮地區的想法。

重構在地印象　參與社區運動

管中祥進入社區後，意外捲入一場社區運動。豐收村民在接收到關於大學路整路通之後，發現路上的百年芒果樹即將被砍伐。居民協商後尋找管中祥諮詢與政府溝通的方法，管中祥也因此開始保護芒果樹之路。保護芒果樹的過程中，管中祥開始了解這裡的芒果樹除了有百年的歷史以外，更是日本殖民下的活歷史見證。大學路上的芒果樹是在日治時期，由居民兩人一組，種植一顆芒果樹，以便之後芒果樹成為蓊鬱樹林，成為軍事物資天然的遮蔭。芒果樹不僅是殖民歷史下的文化保存，更是豐收村民的童年回憶。若是砍伐芒果樹，將是剝奪部分豐收村民的回憶。管中祥與豐收村民協商出許多辦法對抗縣政府以外，更在社區內舉辦多場講座，讓居民了解老樹保存的意義。然而最後芒果樹依然搬遷，但至少留住芒果樹，管中祥表示，即便最後結果看似輸了，但最重要的是促成當地的公民參與。

有學有術實踐基層　回歸理論再造社會　

「有學有術 實踐基層 回歸理論 再造社會」是世新社發所的創辦人成露茜所創的16字箴言，也是管中祥的學術精神指標。學術與現實的結合是管中祥在學術理論上所堅持的，學術必須回歸現實，不能只活在象牙塔中，必須走入社會，走入在地，付諸實踐與與回饋。管中祥對於這幾年在民雄的耕耘以五大力作作總結：社運力、鄉民力、文史力、田野力與學用力，不僅在課堂中分享在地的知識，更在課堂外讓學生結合學術理論，認識在地，並且對在地產生認同，也期望他們對於在地有所行動。

Q：想請問一下老師，你在指導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不想來到荒郊野外，也不知道為什麼修這門課的，你會試圖想說服他去接受荒郊野外嗎？

A：我不見得會說服，但在各式各樣的狀況下我都會提一下這裡特別或有趣的地方，草根行銷這堂課就會談的比較多，因為有更多實務例子，像呂慈芸一開始想做的東西也許還在文創，但是在上些課、參加活動之後，開始做獨立書店及在地耕耘，那個影響應該是有，但就每個同學感受不同，我覺得我沒有很刻意，但是別人可能覺得刻意，這可能要問別人，我沒辦法代替他人去回答他的感受。

Q：他如果啟發了自己，你會建議他從哪裡著手，除了上你課之外？

A：每天去買一顆蛋阿。這是真的，例如說，邱比常常去阿美鳳梨，他們就對他很熟，然後把邱比的存在當作是理所當然，所以我在上草根的時候，就會說很簡單你每天去舜泰買一顆雞蛋就好了，剛剛談研究方法，你要去訪問別人，不熟的話可能就有防備心，其實你變成他的好朋友的時候，就是變成一個聊天的過程，但還是要告知會採訪。我也會跟大學部的同學講一個概念，像他們會出去做作業，我會提點他們，沒有人有義務陪你們寫功課，每一次去做作業就是打擾，當然還是要去做，起碼你要抱著交朋友的心態，因為他不是在事件現場的採訪對象，而是你特意去找的人，因為他是停下他手邊的工作來完成你的功課。一個人可能覺得不會，偶而被採訪覺得開心，但是整班去、每一年都去，舜泰的老闆其實說他想做一塊板子，把大家歷年問過的問題都寫在板子上，大家懂我的意思嗎？這其實對他們是很嚴重的打擾，但是對我們來說就是完成一次作業而已，可能一年才一次，可是對他們來說一年可能好幾次、好幾年，一直累積。這可能是我們老師要去想的，雖然說在地很好，可是那個方法、那個歷程是什麼，或者是我們要提醒同學，去接觸這些人的一個基本態度，例如說鳳梨急行軍這個社團都是以交朋友的心態去跟這些人在互動，甚至沒事就去晃一晃，民雄學有一個專門在做雜貨店的，他每天都陪阿罵在看電視，做完作業後還陪阿罵再看三立的八點檔，那他就變成朋友，可能我們要教的是這些東西，如果我們是用記者式的採訪，因為他們不是在公共現場的公眾人物，他們是一個普通生活的鄉民而已。

Q：我要問你的學生，我終於知道你搞東搞西在搞甚麼，參與的學生會因此與你更靠近嗎？學生會對你有甚麼樣的衝擊或改變嗎？

呂同學陳沅：一開始可能是臭台北人心態，就覺得自己在核心理面，後來就因為拍片，就開始觀察這個地方，會因為場勘要去找場地的線索，你就會去思考，邊走邊對這地方產生興趣，後來會上管老師的課，一開始覺得管老師的課就是開高飛砲的那種，後來接觸在地就會覺得他講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然後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呂同學慈芸：我覺得其實就很自然地多認識一個地方就會慢慢地喜歡那個地方，會想要在那個地方多做一點甚麼事情，不一定說是要幫助他們，可以跟他們有多一點互動，主要是豐收社區會給我飯吃，我都會去社區協會吃免費的飯，會有些情感在。

Ａ：這滿重要的，這就跟買一顆蛋是一樣的道理，就他們對我們大家很熱情，但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是放不開或是有個距離，就覺得好像不知道怎麼接地氣，其實沒那麼難，就是剛談的那些，所有的朋友都沒有刻意接近，去舜泰也是去買東西而已。剛剛講到都市計畫的部分，我覺得滿好玩的是，某種程度來講，台灣是沒有都市計畫的，這個意思是說，以大學路為例，很多的政府官員或是民眾會有某種想像，比如說我做完這條路就會有發展，因此你會看到很多路做好了，旁邊是空地，代表道路計畫跟城市計畫常常不是整體思考，有玩過模擬城市的都知道，這是一整體的思考，包括高鐵也是。所以他是一個想像，但是現實不是如此，然後不要說10年、20年、30年以後的規劃，連當下的事情都是一個賭注，剛剛簡報裡的都是鄉長跟我說，他以後想要做甚麼，他以後路做好就要準備去變更地目等等，以後會不會發生沒人知道阿，可是他路已經做了、樹已經砍了、記憶已經沒了，最後可能甚麼都沒有了，所以我覺得都市計畫都是兩條不同的路徑在走，然後他以為會這樣，但是其實不會啊！

教授元輝：我想說幾句話，我很佩服管老師，我記得我晚你幾年來學校服務，剛開始的時候我會跟管老師一起搭高鐵，但管老師的臉書都暴露我的行蹤，所以我就拒絕跟他拍照。但是來這裡教書後就會一直在想，就是我們做為大學教師到底跟這個社會的關係是什麼，我之所以會來中正服務很重要就是會反思做為大學的教師的責任是什麼，那時候我在想我不認為每個型態的老師，都有他的成就與意義，但是我會覺得一個大學都會需要一種老師，就是從學理上來講，他可以說對一門知識進行了解，然後進行社會實踐，然後把理論跟實踐去做結合，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種社會責任，你可以關心這個社會的方式，真的紮根在地。你可以看到管老師是從台北來，之後移民來紮根在地，這是我做不到的，我非常佩服，我記得來服務的時候，系上很多老師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展現這個概念，那時因為我在社科院服務，也希望從社科院開始發展到學校，其中傳播系是最早的，很重要的一點如何讓更多的課程能與在地連結，這裡面包括每個教師的多元評鑑升等，其中像就是提出你的實踐成果，這也是教師的成就。在那時候的院長希望我能在校務會議上提出這點，當時學校不太在意大學社會責任（但這是教育部表示這屬於大學的），所以使管老師能多發揮一點，讓學校風氣轉向，也有許多其他老師做在地研究，我很驕傲的是管老師能在傳播的領域裡面開個組，這是非常非常難的，包括皖文老師擔任系主任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在通識課多開幾個這樣課，但很可惜不是我們能處理的，現在管老師有可以留下的新方向，我想藉這個機會對管老師表達敬佩。

Q：本來想問你怎麼看其他學校去執行這類的計畫，你怎麼去評鑑的

A：我覺得這種教育部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大方向是對，但是其實大部分的大學是沒有這個概念與準備，我看過比較糟的就是純粹拿錢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幹嘛，然後還有外包給NGO在做的，比較認真地有長庚有跑來找我，有些學校也有來找我，但是我看到有些學校在這個歷程中有些轉變，至少老師會轉變，或是像我這種有社運背景的或是懂組織工作的，或是本來就是會關心社會的人來執行這個案子就比較好發揮，像是屏東大學的邱毓斌老師，他也帶著學生上山下海，但可能有些老師可能是被迫的，像學校這個案子，可能是看我可以幫學校聲請經費，把不知道任何事的我臨時拉進去，案子主持人彼此都不熟也沒有合作過地被湊在一起，有這種狀況的學校應該不少，假如案子教育部只做5年，就跟以前公庫一樣，最一開始是數位典藏然後變成獨立媒體，為什麼我剛剛想成立法人，我希望學校能支持，因為弄個法人很累，但是如果學校不能支持，我們就讓鄉民一起參與，讓他們發現做這個是有趣而且重要的，那我們就能成立一個法人，那我們的重心就在社區了，所以一開始做我就在想，做國家的計畫早晚會結束，如果是有意義的事情的話，怎麼延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201014C-Club演講紀錄

紀錄：黃晴雯、黃筱真

講題：新聞的感覺結構：一種理解新聞史的方式
講者：黃順星 / 世新大學舍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日期：2020/10/14
地點：R227
參與人數：35位

中正電傳所在10月14 日邀請到世新大學舍我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黃順星，以「新聞的感覺結構：是一種理解新聞史研究的方式」講述新聞歷史脈絡，以新聞歷史看台灣社會歷史，用與前輩們別有不同的性質方式發展個人思考模式，再以50年代的日報與八卦雜誌內容分析為代表，說明文本分析的內容背後有著那時代台灣社會的感覺結構。

早期新聞史從文人辦報到文人論政，起初論述主流為戰後台灣新聞史主軸，每一年代有特定的報刊與特定的人物，不只台灣新聞史，美國的新聞史也無法脫離「英雄史觀」、「輝格史觀」，高度與政治相關相連，新聞報紙一直都被當成公共領域重要的機制，透過報紙新聞產生的社會輿論，是對民主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監督與促進的功能。

對新聞史而言，新聞報業具有監督的功能，對社會，新聞報業則是社會力量的展現，黃順星關注到1978年《民生報》創刊，台灣第一份強調休閒娛樂、強調消費，沒有國家大事的報紙，卻在那個時間出現，他指出「政治方面，台灣人民這麼想要出頭天、想要爭取民主，怎麼會有民生報這個刊物出現呢？」為何民生報沒有國家大事、沒有政新聞內容卻能在高度政治廝殺時代裡出頭？

答案在當年度大事─台灣開放了國民觀光，他注意到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菁英文化：文藝季、藝術中心；中產文化：流行音樂、圖書禮券；民間文化：飆車、大家樂等文化出現，這些表現1980年代台灣的文化景觀出現，也表現在當時台灣國民所得上升，國人開始有閒錢，有餘裕能重視文化，《民生報》的興起往前回溯，也就是18世紀英國的消費革命，當時代的文化景觀湧現大量的通俗小說與報刊，報紙是商業中的中產階級產物，新聞史開始有了文化的轉向的依據。

對黃順星來說，在他的研究上有所影響的是，學者Carey提到傳播不只是傳遞資訊，它還有儀式性的意義。在比較多位學者講述的觀點與詮釋後，新聞報導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關係不是內容而形式，報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形式與分類架構，新聞傳輸特殊意義讓我們認知是件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在新聞即文化：社會戲劇、媒介儀式方面，黃文星更提到多位學者Turner、Carey、Couldry提出的內容解釋新聞內容，確立民眾的道德規範在哪，到現代社會傳統儀式消失，媒介化現象出現，媒介事件，提供出的訊息已被整合過的，媒介儀式，框限住人們對故事解釋的方向。

新聞傳遞資訊的模式、講述故事的關係方法已產生變化，背後因為有社會機制的演變，這時用以「感覺結構」詮釋，黃順星解釋，這需要了解不同世代之間、不同經驗之間的異同，去做文化的假設，容易出現在文學藝術，不同詞彙應用更能表現出世代的差異，在英國學者對於文化實踐、文化與社會正改變文化形態時，對於傳統新聞史的重新詮釋，從對於不同時代的需求賦予新的認知與意義是重要的。

新聞即文化，一般人認知裡會認為新聞報紙，即為再現當時代的氛圍與感覺結構，黃順星卻認為，報紙除了再現外，還有個能動性，是有媒介化的力量，對於報紙上的內容，對閱聽人來說，讀報紙的同時正緩慢改變既定認知評價，也提出從不同文本、事件找出媒介建構的真實力量為何，所有的影響力為何，是值得學生們所探討的問題。

黃順星提醒自己，不要談政治，擺脫主流新聞史研究中，傳媒機構與政治制度間的高度關連，關注非政治層面的影響，報紙不只政治。在媒介機構，有許多底層人員，對產業有貢獻，在英雄史觀脈絡下很容易忽略其他小人物，關於在媒介的物質性質方面，不只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還會以其他媒介生態物質出現。

演講後半段談白色恐怖時代，在陰暗沉悶的時代，黃順星的家人歷經過白色恐怖，那是個不敢出聲的年代，老一輩的家人都會告誡年輕人不懂就不要亂說，不要參加學運，別亂觸碰政治。但在戒嚴時期遭不當審判的人數共計16,132人，其中於1950～1954年判刑執行的人數高達7,267人，佔總數的45%，這項統計數字，也非現在學生這年代親身經歷，但許多人卻會認為那時的年代是非常恐怖的，當時即便是在自己家裡也不敢批評政治的關鍵詞。

黃順星認為「媒介文本」是其中一項因素之一，那時許多報紙的標題，下得聳動，自白書直接在刊登在保紙上，黃順星說，「如果共匪都這麼可怕，為何在要寫在報紙上攤在陽光下讓大家看？」，從媒介事件與儀式問題看起，是人們肯定社會，在50年代，台灣有許多宣傳會報，處理新聞，匪諜新聞，許多都是被操作，消息漏出來，為了社會給匪諜冠上罪名，他們眼中認為的壞人，給予社會大眾刻板印象，以前的行刑新聞，現在在台灣已看不見了，在對岸仍還有，而這些社會戲劇展現出的規則：違犯→危機→矯正→重整，解釋為犯行未出現時，以公共儀式去化解，規範，正義得以順暢，藉由公共儀式解決危機。

簡妙如老師提問，針對感覺結構的部分，媒體是否在感覺結構的塑造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塑造是指藉由媒體以文字或影像報導讓讀者能辨識；但從另一部分史料中，媒體是否成為一種干擾或捏造？如演講中的白色恐怖的例子，匪諜被處決似乎放大了恐怖的感受，從史料得知這是當局的指令，要媒體去書寫，塑造一種感覺結構？因此想詢問講者，演講中討論內容的是指形塑或是干擾？

黃順星回應，自己在準備演講過程中，試著重新將資料釐清，想著是否能從新聞報導去談文化史研究？這些媒體文本作為大眾讀物，他說明，特別強調白色恐怖的部分是因為其中單篇的論文，這是政府檢調單位刻意要引導的方向，否則問題無法解決。

在資訊封閉的年代，並無新聞自由，黃文星舉例，如中國的央視提供的資訊，即為政府提供想讓民眾看到的，希望讓民眾「認為」的樣子，現今中國的行為，台灣以前也在做；民生報也算是種干擾，猶如使用手冊般，裡頭的報導正形塑當時中產階級的品味，在民國70年代台灣正在推廣不二價運動，民生報已透過報導教導民眾逛百貨公司不該有殺價的行為；簡妙如補充，干擾是指刻意人為操作，而型塑則為自然產生的過程；黃順星則認為以兩種角度看待都可以。

胡元輝老師也在會後補充分享，聯合報率先看見台灣社會的改變，在解嚴前把原來第三版應為社會新聞的版面改為民生版，也為聯合報贏得市場及政治上的成功，甚至曾被蔣經國表揚，使得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競爭中達到新的轉捩點。

胡元輝說，假設感覺結構對自己的影響不容易清楚掌握，但若以社會結構，聯合報在經營與政治上非常聰明，能清楚看見台灣社會的改變，延續了民生報的成功，也塑造聯合報的成功。當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都以社會新聞起家，同時也反映當時社會氛圍，在政治上不能多做評論，另一方面壓抑的文化也為感覺結構，一般民眾只能從不同面向尋求宣洩，包含談情色或是運動賽事，讓民眾得以在高壓統治下獲得宣洩與抒發，在這樣的狀態下，當時的感覺結構非常微妙融合在時空背景中。

另外，胡元輝也進一步詢問，為什麼黃順星在研究選材時，特別選民生報而非自立晚報、民眾日報或者黨外雜誌？黃順星坦言，因為民生報已數位化，若要研究自立晚報則相當困難，自立晚報甚至未有掃描，基於研究者現實的考量，若以研究便利性而言，則優先選擇較為方便、已數位化的民生報。

201021C-Club演講紀錄

紀錄：陳易豪、趙韋淳

講題：從數位轉型談研究與實務的距離
講者：齊湘(Iris Chyi) /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與媒體學院副教授
日期：2020/10/21
地點：R227
參與人數：48位

本次演講邀請到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齊湘副教授。齊湘副教授的研究專長是媒體經濟學。本次演講主題為《從數位轉型談研究與實務的距離》，齊湘副教授透過她長期觀察美國地方、全國性報業，談現今報業在數位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經濟限制與問題，同時反思研究與實務上的落差。

實務界的數位偏執

　　2009年，美國《紐約時報》就曾主張電子閱讀器可以拯救新聞業。隨著科技的推陳出新，數位化確實是現在許多新聞業者對於轉型的期待，談到數位轉型或數位化，《紐約時報》是大家認為從傳統報業轉向數位化很成功的典範。

　　當實務界都認為向數位轉或數位化可以拯救新聞業的時候，研究數據卻顯示報紙雖然有衰退的現象，但報紙的訂閱比率卻一直遠大於線上訂閱，且這份研究調查了51家新聞報業，這51家中沒有一家例外。甚至從2007年開始網路訂閱人數就沒有上升的傾向，這也表示數位轉型並不是報業或新聞業的解方。

　　以看似轉型成功的《紐約時報》為例，在數據上《紐約時報》同樣為紙本訂閱大於線上訂閱。當前所有報社的策略幾乎是一致的認為要數位優先(Digital First)，但數位化並不會增加更多讀者。另外，紙本與數位化的鴻溝除了訂閱數外，從經濟的層面來看，紙本廣告收入大於數位廣告收入，紙本訂閱收入亦是大於數位訂閱收入。

　　從研究面來看，數位化似乎並不一定是如此光明、樂觀，也不見得適合所有的傳統報業一窩蜂的投入資金只為了數位化的趨勢，這樣的現象反應了實務界的數位偏執(Pro-Digital, Anti-Print Bias)，這個紙媒和數位的鴻溝才是在研究與實務上更急切需要被正視的問題。

新聞=泡麵

　　齊湘副教授的研究中，報業雖然紙本與其數位化的網路內容提供著相同的資訊，但其實兩者仍存在著差異，讀者開始透過網路接收到新聞的主要原因大多只有兩項，即是「方便」及「快速」。講者認為行動裝置的便利，造就了新聞載體的巨大變化，也因如此讀者在面對網路新聞的態度會開始變得不重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新聞成為了「劣等財」，講者認為這是一種「泡麵」理論，閱聽人可能不再願意付費購買新聞，講者也從生理、心理和物理的三個方面解釋，生理上包含螢幕大小、是否友善閱讀等，生理上，讀者認為新聞就應該為免費，在物理上，讀者透過紙本及數位裝置是有著不同資訊處理模式，這也解釋了網路新聞為何難以成為讀者重視之內容。

邊緣化的質量內容

　　齊湘副教授認為解方應該是在於內容的質量（Quality）。講者認為花時間生產且能夠被消費的內容，例如紙媒能夠透過編審制度、查核校稿或專欄制度等，相較網路新聞產製較符合稱為有質量的內容，對於品質的堅持是報業集團的目標，但講者給予出一個關於質量內容的提醒，紙媒的消逝可能會邊緣化新聞的質量，沿襲講者上述的觀點，當新聞成為了泡麵，我們無法再期待能在網路上看到深度或有質量的報導內容，即使內容優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終將走向免費、劣等財之趨勢，講者最後也提醒紙媒的消失不只是一個商業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

Ｑ１. 想請問為什麼報業會堅持強調digital first，是否是因為報業認為數位仍有成長的可能性嗎？

Ａ１. 第一，當然是因為紙媒不斷的衰退，會讓人覺得數位必定會有成長的空間。但當事實證明確並非如此時，這些堅守的就會成為一種無謂的掙扎，成為一種浪費資源的表現。

Ｑ2. 紐約時報在行銷策略上是否想要轉向以優質「內容」在網路中取勝？而非固守84萬的紙本訂閱用戶。

Ａ2. 我從來沒有覺得紐約時報的策略是錯誤的。他們對於優質內容的堅持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他刻意誇大了數位的成就，而弱化了紙本在報業的重要性。

Ｑ3. 想請問您演講中，報業好像只能數位化當成最主要也是唯一的轉型方法，想請問除了數位化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或者應將更多的資源投入紙本嗎？

Ａ3. 我可能無法明確說出報業的光明遠景，但我能很清楚知道報業的未來不再「數位化」，數位可能是個好的行銷方式，但新聞不應該是建立在免費的形式上。

Ｑ4. 在您的研究中，「年齡」的因素應該會對於紙本及數位化內容有影響，想知道年齡在當中的作用？

Ａ4. 我們都知道年紀越大越容易看紙本，但研究數據看到年輕族群實際到報業數位化網站比例其實仍然很低。

Ｑ5. 延續上面問題，年輕人是否都從搜尋引擎或社群網站等等的管道來觀看新聞，而影響到數據？

Ａ5. 沒有錯，或許會有些微的影響。同時也要思考的是年輕族群從其他管道觀看新聞，即使數據些微的提升，對於報業本身有什麼利益幫助。

Q6. 雖然強調紙本營收還是超越數位的營收，但目前仍然有一些新聞業除了經營網路內容外仍然是有在對紙本內容作優化，例如猶他州Deseret News，但從經營者的角度並非多數人可以做得到向猶他州這樣兼顧數位化與傳統紙媒?

A6. 衰弱是一個挑戰沒錯，但舉例來說一個正在衰弱的糖業並不代表沒有獲利，所以不能把衰弱跟是否可持續發展綑綁一起，我認為走數位並沒辦法看到它未來可以走多遠，但我認為目前報紙在對抗這個衰弱，卻尋求比它更弱的解方，那這就是加速整個新聞業衰退的決定。

Q7. 針對新聞免費這件事，新聞業界其實也有積極的在爭取這件事，例如近期澳洲新聞業就積極的在向Google爭取要收費，要求Google把使用新聞業者所生產的新聞內容賺來的營收分回給新聞業者，這樣的話其實新聞業在數位化還是有市場的，因為這些平台和新聞夜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是有可能改變的。

A7. 事實上，新聞業是自己把這些內容給了這些平台，然後再跟平台索取分潤，舉例之前在巴西曾經有新聞業組織起來要抵制不提供平台內容，但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最終還是需要點閱率，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沒有重視長遠規劃的決定，因為他們就是想要透過這些平台獲取短期的成效(點閱率、注意力)。

Q8. 數位並不代表品質就比較不好，例如報導者、上下游等等的新聞媒體還是提供了很多很棒的新聞內容，與其說是拯救報紙，是否把角度放在拯救新聞業?

A8. 我蠻敬佩這些優質媒體的，但依樣的內容放在兩種不同的媒介上，一定是傳統的報紙比較容易賺到錢，所以當你沒有紙本只有網路，所以生存一定會有很大的挑戰。

201118C-Club演講紀錄

紀錄：劉千毓、相昀佑

講題：數位人文研究中的質性和理論性探究：意義的角度
講者：劉慧雯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傳播學院副院長
日期：2020/11/18
地點：R227
參與人數：35位

以厚數據的概念開始一系列的研究

為了要了解數字和描述之間的關係，劉慧雯教授決定要開始一系列以「厚數據」的概念為基礎的研究計畫，結合了資科系的教授對程式工具的專業和語言學家對句構的了解知識，希望能透過這樣的合作能找到理論和數據之間的意義，但因為這樣的研究並不常見，因此在製作的過程中並不是順暢的，經歷了一些類似不太相關的岔路和挫折。

研究中的岔路

跨領域合作的困難

在研究過程中與資科系的老師，語言學專業語構的老師，最近一兩年開始跟語言學家和合作，開始一系列功能詞的研究，「對意義的追問」是這系列研究宗旨，透過理論和數據找到(特定功能詞)意義。在進行跨領域的研究過程中，不同領域的學者所擁有的理論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在進行溝通上花了許多時間，就連對好的資料的定義都有可能不同。

加速度的研究

速度是傳播領域這幾年一個重要的議題，但在速度的研究測量上有很大的困難，在2013年時，也就是318學運前剛好只做了幾個相關的模型，由於318學運為一個完整的事件，參與的學生又頻繁大量的使用臉書作為資料傳遞的工具，以上的紀個特性很適合做與加速相關的研究，因此就利用所製作的模型對318學運進行分析，了解這樣的加速度是如何改變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和行動與行動之間的關係。

從學運中的幾個相關的社團，有些資訊可以大量集結，有些卻不行，原本猜測可能與意見領袖相關，但經過 ID的檢測發現結果並不是這樣，資訊集結的成效與「加速度」有關，若是某些事情如果一開始就得到了注意，同時在有影響力的粉絲團傳散的話，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也是因為這個發現所以開始的對於加速度的研究。

全視型資訊工具

後來開始研究全視型的資訊工具，也就是像平常看到的投放型廣告。其實對研究者來說這只是一個公式，為了要解決這類公式結果粗糙的問題，開始研究全視型資訊工具。

由於工具歪斜，開始研究斷詞器

研究時會使用很多工具來測量，但許多的測量工具在一開始就不正確，為了改善這類的問題，開始研究斷詞器，以上岔路都至少要多花一至兩年才能完成，但都是為了做出更精準的研究必經之路。

以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為例，柯文哲與連勝文競選時誰聲量高？根據資料，雙方只差別在電視聲量，柯文哲大於連勝文。真正關鍵差別在於，網路上的聲量是差不多的，但正負向的能量差別很大。聲量跟正負向都有賴中文斷詞器，斷詞結果，就是詞與正負的標定。所有輿情處理的第一步，就是斷句處理。

源自簡體中文，而台灣工程師將其改造成繁體中文的斷詞器，稱為結巴。好處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字典，例如柯Ｐ等於柯文哲；地表最強阿北六個字斷成一個詞等於柯文哲。結巴是透過機率去提升斷詞效能的斷詞器，如果做社群研究，CKIP會有出奇的效果，若研究項目語言，需借助結巴高度彈性邏輯。

在社群媒體上，新聞的樣貌是什麼？美國過去研究發現，社群研究已成為美國成年人新聞媒介的主要平台。如果是從社群得到新聞資訊，社群呈現新聞方式有可能依照框架理論，會改變世界觀。

語言在使用的時候具有脈絡，必須把不用的觀點納入。與語言學家合作的研究為「這樣，那樣？」的詞彙，討論農場文如何使用「這樣，那樣？」的概念。宋慧喬化煙燻妝變這樣，這實際上是農場文的標題。農場文寫法就是頭尾都不要放答案，將這樣、那樣放進句子內即可。

我們可以從農場文裡面找到一個名詞，稱為「空殼名詞」。空殼沒有意義，例如事實上….，這句話沒有實質性，只是為後面的語詞做鋪陳，只是一個功能詞的存在。講者現今研究是中文化，希望在不同場域裡找到適合使用的中文字。例如在PTT或新聞中是怎麼使用。這研究有趣地方在於，現今大家都會製造許多變詞，所以在過程中可以掌握那些字詞是可以變形，「事實」本身不能變形，若是描述它作為一個事實的動作能在空殼名詞內完成。講者認為人文學者介入在活動研究裡要夠獨特，對於不同平台的掌握，並不只有功能，而是要從操作手冊概念去掌握其功能性。

Q1:請問地方媽媽是什麼意思?

Ans:它是一個特定語法字詞。以語言學家的角度來說，詞要帶整個句子出現。我們可以說這類的詞在社群上面流傳所帶來的代替意義。

Q2:利用海浪資訊撈取功能去作質性分析，可以改用寫程式的方式來獲取資料，斷詞研究放在研究裡面有何意義?

Ans: 可下載corpro軟體。現在資訊的量太大，曾經有學生利用工人智慧，手動分析資料，做了兩千多則最後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後來他用了corpro，我先知道大家都在討論甚麼，後來發現「很準」兩個字很常出現，他先找到題目長在哪裡，利用接收分析的方法來玩語言遊戲。這個工具會幫句你過多的資訊做一定程度的整理，這是一個做質性研究以後可以考慮的方式。

Q3:簡報內提到事件發生多塊分享，突破邊界弱連結的點，事後有找到人或有分析事什麼人容易突破同溫層?意見領袖?

Ans: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所以要在質性研究解釋它的效度，有難度，所以在做這個研究，要找超過一千字分享，圖片才有意義。以318學運為例，事件中弱連結的臉書使用者分析出來是一為新的使用者，所以這個事件中的弱連結來說是有衝擊性的。過去我們在弱連結的例子，這些人把資訊移到另外一個社區群，可是在臉書上就是只做轉貼動作。

Q4:韓國瑜選舉很多反串情況，那318學運有這種狀況嗎?

Ans:在FB上幾個跟服貿相關的粉絲團比較支持學生，基本上是以反服貿的意見為主，所以比較少反串的現象，但PTT反串天天在發生，不是字典概念，是語用的概念。

Q5:現在人通常有兩個FB帳號，或假帳號常出現，在68萬人ID中，老師怎麼在研究中處理這些數據？這些資料對老師的研究有什麼樣的意義?

Ans:臉書是實名制。對臉書來說，在任何機器上登入的是同一個帳號即可。2014年的狀況較少，還是會有些人會有個人帳號和粉絲團。粉絲團的目的是為了要廣泛的溝通，但兩個帳號因為效果不同，所以不影響研究，後面真的有這樣的問題。因導致有參與者過多的問題。

Q6:老師的研究是跨領域研究，那研究時，進退的溝通是如何進行的？數據佔重要角色，大數據會跟隱私權聯想，若學生想做研究，有何建議可以規避隱私權的疑慮?

Ans:跨領域的研究大家有各自注重的部分，工具完成後就各做各的，需要大量的溝通，好處是我們的領域的題目很多元，他們都比較偏向工具，我們給他們很好的點子，有點像我們在人間找到問題，請他們用他們的工具協助，久了互相會知道對方的語言，了解該如何合作。如搜尋Youtube影像留言工具，大致能維持三到六個月。

隱私的部分現在大家都很注重，很難找到不符合違反隱私規範的資料，目前大家都是做公開資料，如果是像健保，有關隱私的資料，個資部分隱藏；若使用免費的材料，目前都不會有隱私的問題，網路上的資料還是可以用，但要自己測試。

Q7:要利用複雜的演算去重新建立鄉民使用詞句規則，我們因為新媒體的狀況下選擇了這樣的研究方式，而非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請問老師是怎麼面對，怎麼延續這樣的研究方法?

Ans:做訪談要考慮路徑和資源，若是沒有還可以考慮傳統的方法。演算法很耗金錢和人力，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你的研究問題是什麼，我們目的是想要看到比較大規模的生態狀態，所以我們會處理比較大量、變化較快的資料，可以看到比較多節點的資訊，這樣的狀望會使用演算法，一個詞是要經歷很久的演算和機器學習，有的詞連鄉民都不知道他的緣由，他會用但他不知到他是一個空殼詞彙，所以作為研究者要做這樣的研究需要一些幫助，目的不同，研究路徑就會不同，同時也要考慮自己的時間和資源。

201216C-Club演講紀錄

紀錄：張芸瑄

講題：研究的誕生：一個學術新鮮人的學思旅途 第3集
講者：蔡蕙如 /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助理教授
日期：2020/12/16
地點：R227
參與人數：35位

以「一個學術新鮮人的學思旅途 第3集」為題，蔡蕙如教授以非初生之犢，但仍能稱上「學術新鮮人」的身份來此，用屬於個人經驗式的分享，提及許多過去的研究經歷以及英國生活，除了分享題目的發想方法途徑，刺激大家思考外，也用能夠貼近「正為研究苦惱的學術新鮮人」的語言鼓舞大家。

個人經歷 研究關懷

　　在這個部分的分享中，蔡蕙如教授以個人過去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研究這個道路上是如何去找到自身的關懷，發想研究題目。對於面對研究前的無所適從，或是可能也因為身邊的各種事物而分心無法專注，教授對此說，這時候如果還沒看見自己所關懷的事物，心裡就算想著「要閉關自己」，要找到能夠驅動自己去挖掘研究問題也會很困難。因此，學習如何在有效時間內，同時探索自己所關懷的議題，將會是件重要的課題。

回顧到碩士期間，蔡蕙如教授提到當時在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做志工，也參與許多活動而認識到各式各樣議題，同時自己也透過無論是音樂，閱讀或是電影，去努力地去感受生活，去做探索，尤其，教授也提到應該要建立閱讀的習慣，透過大量的閱讀找尋自身所在意的、所想關懷的事物。除此之外，她也提到，所謂「關懷」，也不一定要是「巨大的關懷」。而是在這個浩大的探索過程中，總是會出現那個能夠觸動你的事物。教授提起那時的觸動說：「當時觸動我的是『邱毅爆料』這件事。」而使她對於這個題目產生了好奇，開始想著如何檢驗邱毅消息真假，以及去研究他是如何與記者共構故事的流程。

我的博論是怎麼長出來？

因著在碩士班的遊歷，以及參與在社區大學的經驗，蔡蕙如教授發現自己對於「人際溝通」的興趣，而決定進入英國繼續學術之路。此部分的分享，除了有提到蔡蕙如教授在學術上與英國指導老們的碰撞，也同時提到各種身在英國的日常，包括文化衝擊、研究上的同伴、參與過的活動、研究生活中的各種軼事等...。

在實際研究方面，蔡蕙如教授提到第一個遇到的指導老師，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文創政策、公共文化，同時撰寫過許多關於Raymond Williams的書籍。而對於這一段的研究經歷，她分享道：「是一個不斷被責罵的過程。」同時也是在不斷地修修改改中度過的日子。另外，也鼓勵大家能夠多多參與研討會，因為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能夠找到更多人共同討論外，同時也能夠幫助自己思考題目可以如何發展或是修正。

在發想研究題目的方面，蔡蕙如教授認為，「題目真的太多了，走在路上都會被題目絆倒」，要從混雜的世界中找到它，就要回到自身，與自己對話，「我是誰？」「對什麼事情感興趣？」「對什麼事情忿忿不平？」。並且去探索目前有什麼現象，或是有什麼問題，可以將「解決問題」作為出發點去思考研究題目，同時，在思考的過程中，不需太擔心害怕自己的想法被盜取，因為有許多想法是從與他人的討論當中長出來。教授也提到，在這過程中可能會繞來繞去，成果與原先想像的不盡相同，但這些都是有趣的必經過程。

在研究方法上面，蔡蕙如教授以自身的經驗回應，認為要深入對於主題提出問題，了解方法而去適時的使用它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先框架於「質／量化」的概念上，而是能夠去選擇合適的工具去解決問題。例如，需要去預測某事物的效果，便能使用實證、量化的方法；或是想去了解一件事情如何發生，其中並沒有客觀的真實，便能以詮釋性理論去解釋問題。因而，理論與方法是能夠帶給我們新視野，是一種幫助我們剪裁題目的好工具。最後蔡蕙如教授也再回應前述的自身關懷，認為「當你將自身關懷融入研究，只要有信念在，就越不容易被打倒。」

Ｑ１. 關於要「打擊邱毅」那個部分，後來在研究中主要是針對哪些言論去研究？

Ａ１. 剛剛演講中提到的部分可能是較出於個人情緒，但回到研究的眼光，就要回到當下情境的狀況去理解。那時候大眾接受資訊的方式大多還是透過電視，社群不普遍，而會發現似乎有一種產製新聞新模式出現——邱毅爆料新聞學。在邱毅爆料後，政論節目、早報、電視新聞就會播報爆料的某個情節，另外也不同於全面性的新聞報導，當時這些爆料新聞，邱毅就像是說書人，在不同時間點放出故事第一集、第二集...。

觀察到這個現象大概經過半年，進而去判斷「這個事件是正在發生？」「是需要探討的議題？」「改變過去某種模式？」等...，而最後決定做這個題目。再者，帶著關懷之前，也要檢視題目的可作性，特別是對於公共的議題，像邱毅的題目是屬於較為敏感，因而當時做研究時就會處理的較為小心。

Ｑ2. 最近PornHub的事件為例，若今天想以此是為題，想去了解它的傳播途徑，或是做一些觀察，但會面臨難以找到受訪者、資料等限制。若在研究時發現可作性遇到困難，會如何面對？

Ａ2. 士哲老師：可能許多研究者都曾有過的經驗是，原來設定好的路徑後來發現是死路。就以此例而言，可能受訪者多在境外，以及網路匿名的限制等等。那在這個狀況下，山不轉路轉，相同的主題能不能換個角度，可能開啟另一個資料來源取徑，那很多研究都是與現實妥協的過程。

講者：確實是一種妥協的過程。以PH例子而言，確實會相當困難，但並不代表不能做，可能可以轉為對於平台使用者的行為，或是其他感興趣的問題。再來也可回過頭來想，為什麼要選擇這個主題、題目，可能會發現最初思考中的幾個關鍵字，能引發到其他相關的子題，或是原初的問題能透過其他途徑回答。盡可能找到比較好取得資料的途徑，也能夠減少一些打結困擾的時間。

Ｑ3. 在做研究時，是如何以避免以既有的價值觀或主觀意識去看待問題？

Ａ3. 舉例像是如果要做長期觀察，需要進入到很需要與人互動的情境中，便會需要放下強烈的成見，不能用太自以為是的方式去詮釋他們跟他人互動。不一定是「不能主觀」，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客觀」，不要被主客觀限制住，有個關懷的出發點就是種主觀。

Ｑ4. 是否能夠分享當時社大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進行方式？

Ａ4. 這篇社大的文章順序上有點錯誤，是經歷之後再回想當時遇到的困難以及種種過程，因而詮釋的方式是後來才詮釋出來。這像是回到用行動研究的方法，為當時行動做分析詮釋，加上當初在工作上有做詳盡的紀錄，也同時有思考著應該如何把知識轉譯，才讓後續研究有足夠的素材。

Ｑ5. 在撰寫較為批判的研究時，是否能夠以主觀的意識去寫？

Ａ5. 在寫的過程中，要能夠隨時回頭來看，是否有些地方有失公允，有些地方要收斂或是有些地方該再放多一點。這個過程中，也牽涉到有沒有做足夠的資料收集，有相對應的證據來證明自身觀點。但批判也不要「為批判而批判」，而是需要回到「研究方法」，提出理據、點出問題、實質上它如何能夠被解決。與問題交鋒的過程中，也會去思考到「這個問題為何應該現在被批判、被提出」，或是「這個問題也許不完全是問題」。

C-Club演講紀錄

紀錄: 尹心禾、黃姿婷

講題:虛擬實境與新聞遊戲

講者:林日璇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日期:2020年12月23日

地點:R227

參與人數:38人

演講摘要

本次演講邀請到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林日璇教授前來分享有關於新聞遊戲與虛擬實境的演講主題，林日璇教授碩博士求學時期皆就讀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研究主要以量化研究為主，自畢業後投入教職僅用十年時間即從助理教授升任為特聘教授，投入學術生涯的過程中也屢獲肯定如國科會頒發的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等等。林日璇教授的研究主題囊括社交網站、娛樂媒體如遊戲、以及媒介的互動性如VR等等，本次演講以三項已完成的研究作為主軸，輔以發想研究問題意識的心路歷程，供予同學見賢思齊激發更廣袤的學思旅途。

閱讀各式研究文獻　穩紮穩打的學術基本功

　　科技飛速更迭，台灣網路變遷進展迅速，身為以傳播科技做為主題的研究者，當代環境下有繁多相關的議題可供探討，而踏進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就是要先熟悉文獻，林日璇教授的做法是訂閱google scholar，並且輸入欲研究方向中約三個關鍵字，於是每天都會自動收到郵件通知有何新文獻的產出，藉此了解目前的研究趨勢。若平時想到任何相關研究想法就趕緊抄錄於本子或是打在電子設備上，閱讀經典的文獻就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擴增自己對於研究的想法，閱讀新的文獻則知道流行趨勢，而重要的文獻需多閱讀咀嚼再繼續發展。林日璇教授於學生時期會使用endnote當作文獻資料庫，針對一個想法用關鍵字去尋找，但最近發現可以使用excel整理問題意識、多樣變項與研究結果等等。撰寫文獻探討時，就像在已擁有各種文獻材料的狀況下去譜寫一個有邏輯的故事，所以閱讀大量文獻實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功。

新聞遊戲研究發想——透過遊戲的媒體形式傳遞新聞資訊

　　為準備演講林日璇教授於查找資料時發現2013年紐約時報的第一名網路文章不是新聞，而是一款新聞遊戲，而台灣的第一款新聞遊戲是由報導者2015年出品的專題報導 in-depth report急診人生，當下分享演講時只覺得此新鮮嘗試很是有趣，從未想過將此議題發展成為研究主題，然演講結束其他學者對此種新聞遊戲能達成何種效果產生很大好奇心，甚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小朋友遊戲可以用來傳遞新聞資訊嗎？也始引起林日璇教授對於「小朋友遊戲」又怎麼了產生好奇心。過去研究比較遊戲與文字新聞的效果和心理機制，分為三種實驗，實驗一：讓受試者玩新聞遊戲，玩家可從村落中的角色挑選一位離開村落去打水，若挑選了村里的女生出去打水，結果小女生會被擄走或強暴等等原因就消失了，接著換成挑選小男孩去踩水，也未能順利返村，以遊戲的方式說明村落難民的實際生活狀況很慘烈。實驗二：讓受試者看新聞遊戲影片，而實驗三：則是讓受試者閱讀文字新聞，研究發現主動遊玩的玩家比閱讀純文字新聞的閱聽眾遊玩愉悅enjoyment較低，而情緒影響後續分享遊戲行為。林日璇教授首先定義新聞遊戲是嚴肅遊戲其中一種新聞遊戲，須包含實際新聞事件，若只是廣泛的議題不算。新聞遊戲種類大體分成三種類，（一）簡單互動小遊戲、（二）拉霸、（三）把資料庫的內容使用為假新聞的小遊戲。最後研究設計結果中發現若新聞遊戲的懸疑感提高，也會提高arousol，和願意捐款成正相關。

童趣畫風的小朋友遊戲？　真實與鄰近性是否影響新聞遊戲接收

　　BBC於2015年推出一款描述敘利亞難民如何逃難至歐洲的新聞遊戲(https://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2057601)，達至百萬次的轉發量，林日璇教授於課堂上與同學一同遊玩此遊戲，所幸班上有歐洲居民十分了解歐洲各國狀況，如哪國有海盜或土匪等恐威脅生命安全的治安危機，因此能順利避開危機四伏逃脫路徑，最終遊戲人物順利通關。儘管此遊戲獲得繁多正面網路聲量，然仍有許多報導認為此遊戲為小朋友遊戲，以這種遊戲的媒介形式呈現嚴肅的敘利亞難民事件非適當之舉。林日璇教授很是疑惑為何閱聽眾對於遊戲皆有低年齡的感受，或許是因Graphic realism遊戲不夠真實會讓大家覺得是好玩的遊戲，然在過去的嚴肅遊戲研究中，畫的真實或不夠真實對於學習動機跟學習感受沒有差異，比較真實的遊戲會有較高的情緒，而跟新聞一樣，有較高的地理趨近性Geography proximity 也會有較高的情緒。因此此次研

究設計成2X2的實驗法，變項為Graphic realism與Geography proximity，將報導者的急診室遊戲(http://0media.tw/p/ergame/)重新繪畫成較真實版本(Graphic realism)，並且將厄瓜多大地震換成台南大地震(Geography proximity)，結果發現遊戲真實性越高，情緒越負面，且arousal也越高，而台南大地震確實比厄瓜多感受強，但真實性Graphic realism與地理接近性Geography proximity皆不會影響玩新聞遊戲所獲得關於急診室狀況的知識。

沉浸式恐怖遊戲VR　害怕卻還是想玩？

　　有關林日璇教授開始研究關於VR遊戲可推回至其初次於台北三創體驗VR遊戲，認為實在是太有趣馬上下單購買VR，竟被媒體報導其為全台第一人拿到HTC的VR，憑著已被報導的氣勢要趕在其他人之前完成研究，四月收到VR後於研究室和學生一同測試玩樂，可發現玩恐怖遊戲時有些男生態度鎮定，甚至還敢多向前走幾步打怪，然有些女生竟玩到哭了卻還是想繼續玩，可知VR的沈浸感絕非其他類型媒介可比擬，而問題意識也隨之衍生，為何那麼害怕卻還要玩恐怖遊戲呢？於六月構思完成研究問題模型，於暑假完成研究實驗開始撰寫paper，希冀能搶在外國的研究前完成，以後若要做相關題目便須引用此篇論文。實驗設計為使受試者玩完恐怖遊戲之後，看受試者會再次選擇哪款遊戲，共有八款遊戲可選擇，並於測試後填寫問卷，研究結果發現恐懼的情緒若在arousal高與自我效能（認為遊戲難度與自己的能力差不多）高的情況下，enjoyment也會提高。

Q1：剛剛新聞遊戲的研究，老師是如何測量依變項？測量的方式能否請老師再說明一次，另外，真實性高低和地理性遠近這兩件事情並不會影響獲得的知識，是指不會影響獲得知識的質還是獲得知識的量？

Ａ1：第一個問題如何測量是指一個是轉發遊戲一個是願意捐多少錢，這全部都是intention所以就是問他問題，就是請問他會不會想轉發錢給別人，他就填一到七，七就是非常願意，一就是完全不願意，所以就是一個連續變項，再來就是願意捐多少錢，其實是意向問題，他就會自己寫說他願意捐多少錢，這部分其實很難測量，我們可以過去的文獻很多會有很多不同的測量方式，比如說行為的他就會現場給你十塊錢，這是你今天來參加實驗的錢你有沒有要捐一些出來，那對我來說這可能會讓受試者覺得礙於面子壓力所以就會捐出來，我覺得這樣測量不准，所以就用問卷方式詢問意願。

而如何測量獲得知識的部分，會請受試者將剛剛從體驗中學習到的資訊都寫下來，之後研究者再事後編碼，接著再以問卷詢問受試者是否有學習到以下的知識。

Q2：新聞面臨科技轉型也開始產生轉變，如新聞遊戲等等，請問教授是否有看到某些學者針對這種現象提出看法？

A2：從過去的研究中可知透過新聞遊戲可增加閱聽眾的同理心，所以會使得新聞界開始思考是否能使用傳播科技如VR，運用沉浸360度的環繞現場影像讓閱聽眾增加同理心呢？大多學者較少討論這種形式的新聞是否還算是新聞，大多在討論是否VR新聞等能確實引起更多閱聽眾的互動？個人認為客觀性或是平衡報導可能是較少囊括的部分，可能也較難以這種形式呈現。而動新聞是否

能被認為是新聞嗎？也是值得討論的部分。

Q3：老師好，想請問可再麻煩老師簡述剛剛恐怖遊戲研究的結果嗎？

A3：這部分剛剛沒有談到，很合理你有疑問。這是一個three-factor model，研究結果發現恐懼的情緒若在arousal高與自我效能（認為遊戲難度與自己的能力差不多）高的情況下，enjoyment（遊戲愉悅經驗）也會提高。若是arousal高與自我效能低的話就沒辦法把害怕轉換成正向，也就不會覺得遊戲經驗愉悅經驗（enjoyment高）。但若arousal低的話，自我效能不管數值高低皆無關，且enjoyment也會低。

210310C-Club演講記錄

紀錄：趙韋淳

講題: 科學傳播的趨勢與想像

講者: 黃俊儒/中正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日期: 2021/03/10

地點: R227

參與人數: 32位

科學傳播在近幾年新興媒體崛起後越受重視，因為科學議題不只關乎科學知識本身，科學議題的複雜性關係到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型態，甚至影響整體社會的價值觀。黃俊儒教授在「科學傳播的趨勢與想像」演講中，回顧了科學傳播近30年是如何發展。他並且分享了台灣的科學傳播現況，以及為甚麼科學傳播越來越重要。

「科學」體現生活型態與價值

過去將科學傳播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正式的科學教育、非正式的科學教育，所謂正式的科學教育就是過去我們在國中小學等體制內的科學教育，而博物館、科學節等教室外的科普就是屬於非正式的科學教育，也就是「科學傳播」；但現在科學傳播已無法如此簡化的分類，因為現在已不僅僅只透過教育來傳播科學，新媒體時代的科學傳播諸如:youtube、磨課師、Netflix甚至是社群媒體等，都涉及科學傳播的範疇，這使得科學傳播正式與非正式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且這個模糊地帶正在擴張當中。

這模糊的分界也說明正式了科學知識不只存在於學院內，不一定只有體制內的教育才是科學傳播。由於新興媒體的崛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學習型態，我們與科學的距離越來越密不可分。以藻礁公投為例，我們對此議題中科學知識的認知會影響投票結果，科學就像是我們生活價值的取捨，科學還反映了人的生活型態。

近期艾莉莎莎與蒼蘭鴿對肝膽排石法事件的討論，就會直接地影響大眾對科學的認知，而我們可能會透過懶人包或是聽從意見領袖去了解一個議題，但事實上科學和所有社會議題一樣，科學傳播要告訴大眾的是這些事件都沒有絕對或單一的答案，這也是為何科學傳播越來越重要的原因。

「科學」不能只有科學家決定

黃俊儒指出，過去科學普遍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事，但我們回顧過去3,40年來科學傳播研究史的概況，其實科學一直以來都不是只有科學家的參與。

黃俊儒在演講中也以學術期刊為例，回顧了科學傳播研究的發展。例如1992年出版的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是目前科學傳播研究上重要的典範，而這本期刊過去的主編都不是只有科學專業，歷屆主編所專精的領域橫跨科學史哲、傳播系、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另一本於1994年更名為Science Communication的期刊，其創刊宗旨就提到:

「科學傳播」所要回應的是:基於當代新媒體傳播方式的參與其中，對於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工程、醫藥及類似的科技領域所造的含糊、複雜、多樣及變化等問題的挑戰。

還有2011年成立Part B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期刊，其目的就是要特別獨立出「科學傳播」及「公共科學議題參與」的主題，並將之題為「傳播及公眾參與」(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主要目的是:

希望在科學訊息傳播的理論及實務間架橋，在各種不同年齡層的群眾、科學家、工程師、媒體、記者、決策者之間作溝通。以及科學及科技在個人、社會、經濟及文化層面上的理性論述。

從國外的案例來看，黃俊儒 發現科學傳播從過去到現在所涉及到的領域都不只有科學本身，且科學傳播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促進各領域之間的對話。回過頭來看台灣，2011年成立的《泛科學》，其主編也是傳播背景，而《新聞學研究》在2017年、《傳播研究與實踐》在2018年也都分別為科學傳播做了專題，這個學科會崛起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時代遇到了很多嶄新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用過去的思維或方法能夠解決的，科學傳播負擔的議題是複雜難解的，牽連到整體社會，因此科學並不是只由科學家來決定，科學傳播需要跨領域的合作、關注與對話。

台灣科學傳播現況

黃俊儒教授以象限圖的架構來概述科學傳播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並說明台灣目前新聞、音樂與戲劇在科學傳播上的現況。X軸將科學傳播分為故事性與描述性，Y軸將科學傳播的內容分為好科學與壞科學，第一象限代表故事性好科學、第二象限描述性好科學、第三象限描述性壞科學、第四象限故事性壞科學。他指出在新聞中科學傳播分佈在第二及第四象限，極少部分觸及到第一象限；而在台灣的流行音樂當中則多數分布在第四象限，觸及到極少的第一象限，戲劇當中則有三個區塊，分別是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少部分觸及到第一象限。

從以上三個領域的科學傳播當中，黃俊儒發現第一象限的科學傳播相當缺乏。當假新聞比真相快六倍、當演算法可能是一種偏見、當追劇成為當代的現象，第一象限故事性的好科學就是科學傳播現在最需要的，因為好的電影或戲劇可以促成科技、科學議題的討論與發展，台灣有很多發生中的議題，需要有人去挖掘它背後的科學與故事。

Q1:在新媒體裡面，有沒有哪些是您任為比較有潛力在好故事好科學的象限中發展的自媒體?

A1:舉蒼藍鴿為例，他是台大小兒科醫師，未來它可能會變得很忙碌，是否會繼續投注相同的精力在經營自媒體可能很難說，另一方面，現在自媒體的獲利模式相當不利於知識型網紅也尚未被建立起來，所以我現在最關注的是泛科學甚麼時候開始會不賠錢，而像是啾啾鞋這類網紅是否可以在每次的議題都提出很好的爭辯很難說，但反而像是事實查核中心的體制就可以做這件事，科學傳播在自媒體上必須不斷的經過知識轉譯，而知識轉譯本身就是件辛苦的工作，如果是經營自媒體那他們是必得找到很好的獲利管道才得以生存。

Q2:會不會反而是很極緻的壞科學助長了好科學?

A2:不無可能，也不排斥這種可能性，例如:辦一個大家來寫假新聞的比賽，反而會讓大眾更加了解某議題是有可能，但它在操作上需要經過設計，有你說的這種可能，但目前對這樣的方式還沒這麼有信心。

Q3:怎麼看老高這種介於第一象限與第四象限之間的現象?

A3:老高的影片是個有趣的現象，像是老高在影片中提到某個科學議題，隔天博客來那本相關科學議題的書就會大賣，而那本書可能是比較生硬的科學的書，這類網紅有一定層面的影響，網路上也會有人一直去分享獵奇的題材，但比較屬於是娛樂性質，我不會說他是科學傳播，老高的影片在科學傳播當中也是充滿爭議，但我就是把它界定在娛樂性質而不是科學傳播。

Q4:關於科學傳播是否還是要建立第三方的機構向是SMC(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才比較有利於科學傳播?

A4: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選項，雖然不能只靠這樣的單位，每個人都必須建立好的科學素養是很重要的，但台灣如果有SMC的話，那他會是很好的一個補充的單位，畢竟科學新聞的報導是各大媒體裡頭最忽視的一塊。

Q5:現在會有病人拿著網路上找到的資料去質疑醫生，後真相的時代對科學傳播的發展有沒有甚麼影響?

A5:其實科學傳播的存在也就是要來解決後真相這個問題，或者說後真相時代讓這些問題越來越體現，就是科學傳播越來越興起的時候，從你舉的例子當中，醫生是屬於專家的角色，而醫生自己如何了解醫療這件事就是科學傳播可以處理的議題，而病人是否可以拿著網路上的訊息去質疑醫生，就關乎到病人在獲得資訊的時候，是否有去檢視資料來源的真實性等等，也是屬於科學傳播中的議題之一。

Q6:我的觀察是會不會第四象限的故事性壞科學，其實某種程度是對未來的想像，而第一象限的好故事好科學，會不會只是一種理想狀態?

A6:其實在科幻小說的光譜上，還是有區別的，因為有些科幻小說當中，他所有的想像都是有所本的，那這些東西就算是在第一象限，但是有些東西是奇幻，那奇幻他就不一定會是在第一象限，所以好的科幻小說他原本就是很好的科學。

210317C-Club演講記錄

紀錄：劉千毓、黃筱真

講題: Digital Crsis Communications 數位時代下的危機傳播

講者: 孟雨荷女士 Amanda Mansour

日期: 2021/03/17

地點: R227

參與人數: 40人

本次講座邀請到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言人孟雨荷女士，談「數位時代下的危機傳播」。孟雨荷暢談當面臨危機或突發事件時，AIT以一官方駐台機構，會在新聞與資訊的公開上考量哪些問題，以及採取什麼作法。

孟雨荷在演講開場便以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為例，說明官方資訊的重要性。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接收天氣災害的資訊來源都是來自官方的中央氣象局，所以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政府部門的資訊對於民眾來說是最可靠的。

但無法否認的是，隨著社群媒體的普遍，許多突發訊息的流通往往並非透過官方正式的消息發布管道，而是社群媒體，因此也造成錯誤資訊頻傳。有鑑於社群平台資訊流量龐大，她提到官方必定不能隨酸民起舞，這是官方在現今在社群平台發布訊息的挑戰。她指出，AIT內部人員訓練流程最重要的是：當民眾對於官方貼文有疑問或認為貼文的資訊有錯誤時，是可以在貼文下方留言，官方的貼文發布者會視情況更正貼文資訊，並告知消息接受者；若發現錯誤的訊息也不會刪文，更重要的是在於更正錯誤的內容。關於社群上的地震打卡與貼文報平安都是重要的資訊，部門會開檢討會對下一次發生相同事情時，會有相應對策可以解決，要用簡單的語言去讓民眾準確知道訊息的來源管道。

AIT在處理誤導資訊，又是如何因應？孟雨荷指出：「處理錯誤資訊很困難，這是一項挑戰。而AIT在發布訊息前，我們(AIT)也可以預測事情的發展。」處理錯誤資訊步驟分為幾點：決策臨界點、用專業術語澄清事實、重新潤稿以及資訊澄清所引發的後續討論。舉例來說，AIT必須要讓民眾知道事情的兩面性，即A事件是查核為正確事實；而B事件被判定為非事實，但還是會公布調查結果以及長期追蹤該事件發展。

在演講當中，孟雨荷也提到：AIT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合作，查驗新聞標題與內容真實性。她稱讚台灣政府對於COVID-19的防疫做得很到位，關於疫情的規則與防範，以及COVID-19到底是什麼？政府控管的嚴謹仔細，並且也會迅速地為相關不正確訊息做澄清，防範流言再起。除了政府的積極作為，我們也必須去過濾消息、判別標題的正確性，甚至要去關心全世界關於疫情的正確消息，讓民眾可以從中獲得正確防疫資訊與資源。

孟雨荷指出，人們通常不會花費很多時間去辨別新聞事實正確或錯誤性，因此官方機構回答問題時，要採取正向態度去宣導政策；且在澄清事實前，不再提供相關事件訊息。

關於流言澄清，AIT的立場又是如何？孟雨荷舉2020台灣大選與美國前總統川普為例來說明。孟語荷指出，關於川普的個性，坊間傳言說他是一位「瘋狂的總統」，但這個傳言沒有根據，不知從何而來，AIT僅能就其立場在社群軟體上澄清謠言，並無法去判定謠言的來源。至於去年台灣總統大選，也謠傳AIT介入選舉，企圖影響選舉結果，並且有大量AIT與DPP關係的謠言傳出。關於雙方的關係，AIT只能就其立場出面說明，澄清錯誤資訊，並且尊重台灣的選舉事務。

210407C-Club演講記錄

紀錄：黃姿婷、尹心禾

講題: 我的傳播創新之旅–實務工作到大學教育的想像與收穫

講者: 胡元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日期: 2021/ 4 / 7

地點: 社科院 227 教室

參與人數: 42人

本週演講邀請到本系胡元輝教授，以「我的傳播創新之旅–實務工作到大學教育的想像與收穫」為講題。胡老師以「創新」為主軸，分享過去25年的實務媒體工作和12年的校內、校外服務經驗。透過不斷的了解組織自身以及競爭者的環境，達到不同方面的創新，帶領聽眾了解在不同情況下的創新案例。

何謂Creative、Innovation？

胡元輝老師以「思想觀念會改變歷史的進程」—John Maynard Keynes為開場白，提醒創意、創新的重要性。他強調從產業的組織模式思考環境裡哪些是有利於發展，並且檢視我們自己、組織有什麼資源以及能力。而競爭者分析則為創新重要的一環，從競爭者未來有什麼目標、行動或策略，對未來競爭市場的假設，去評估競爭者所處環境。他強調創意的組成三要素：與創意有關的技能、專業、內在動機。以及五個讓環境更有創意的要素：明確的鼓勵機制、自主性、足夠的資源（錢和時間）、挑戰（但不能過度）、工作團隊組成多元（包含各類人士）。

關於組織創新：幾個例子

接下來胡元輝老師以其自身的經驗，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分享組織創新的例子。不僅讓同學們有如傳播史的體驗，更深刻的瞭解到在不同的環境、文化裡，如何領導組織的創新：

找出與競品不同之處—《自立晚報》的創新

在《聯合報》服務了三年後，胡元輝老師轉而到《自立晚報》服務，並於民國86年，於《自立晚報》任職政治召集人（主管）。《自立晚報》與《聯合報》風氣並不相同，在當時的媒體環境中，《聯合報》以及《中國時報》的言論較受黨政影響。《自立晚報》則相較之下顯得海闊天空，能較隨意的採訪以及寫作。當時《自立晚報》市占率為七成，雖然晚報市場相對較小，但其忠於歷史脈動又能展現報紙特色，並且透過政治自傳型文類，以事實證據的故事性寫法，對新聞內容創新，得到不少觀眾青睞。胡老師提出三種新聞工作的創新方式：（一）採訪工具、（二）報導文體、（三）採訪方式，提醒新聞的創新不無可能。

民國77年報禁解除後，《聯合報》、《中國時報》皆投入晚報發行的行列，《自立晚報》的市場佔有率因此受到影響，下降至三成不到。由於《聯合報》、《中國時報》印報速度極快，有非常完整的報導版面，使《自立晚報》處於銷售的劣勢。但胡老師強調《自立晚報》屬本土批判型的報紙，在內容上與兩大報有所區隔，因此銷售不一定居於劣勢。在競爭者分析上，胡老師提出五項改革方案：（一）彩色印刷、（二）增加張數、（三）漲價為十元，（四）增開報紙第三落新版面：包括兩性版、星象版、名人開講版（談名人過去愛情生活、興趣、成長歷程裡不為人知的專長和故事）等。其中，漲價策略尤其特出。一開始《自立晚報》銷售價為八元，《聯合報》、《中國時報》則為五元。從消費者使用行為面來看，消費者偏好整數價格，即買報紙不用找零錢。因此調漲為十元除了反映成本，也未必會失掉讀者。事實也證明如此，兩大報之後也陸續調漲售價為十元。經過策略改革後，《自立晚報》銷售量大幅回升，又因第三落新版面有利於廣告投放，進而提升廣告收入。

作為第一份免費報—北捷捷運報

《自立晚報》成立第一份免費報—北捷捷運報，1999年北捷剛開通沒多久，捷運流量兩三百萬人次，透過觀察環境的變化，了解到捷運族群的特性，需能方便觀看，於是就有了輕薄短小的捷運免費報。作為免費報其營收仰賴廣告收入，例如：房地產以及捷運附近的商家。當時向北市府提出捷運報的想法，遭以造成環境髒亂拒絕，轉而在捷運出口發放，但捷運出口非常多，難以在各出口處發放，最後，選以廣告公司為主和流量大的出口作為發放場所，能讓營收發揮最大效益。

澳洲報紙的逆境重生－《自立快報》產品定位

接著胡老師到澳洲服務—《自立快報》為澳洲第一份彩色中文日報，當時澳洲市場上已有三份主要的日報的狀況下，營收較不理想。老師當時重新定位產品，將目標客群定位為：（一）台灣移民，鞏固台灣移民市場的份數，因台灣移民收入較高，使得廣告商願意投廣告，雖然市場小但也要鞏固獨一。（二）中國大陸留學生，當時有一部分因六四運動而留在澳洲的中國留學生，對於自由民主較為嚮往，與本報理念較為相近。除此之外，胡老師也在組織上進行的調整，將60人報社減為33人，裁員主要是因為當時改由電腦接收海外新聞。

電視戲劇的創新—八點檔與偶像劇

胡老師之後進入台灣電視圈服務。在台視期間，胡老師認為新聞的部份有忠誠度問題，不太容易改變，改革很難一蹴而成，所以一定要想辦法振興戲劇。又電視台命脈在於：黃金時段八點檔連續劇以及週末的黃金綜藝檔，當時電視劇多以武俠劇翻拍，很難做出市場區隔。胡老師根據環境及資源的分析，觀察到八點檔的觀眾喜歡較彰顯社會、人性面的內容。透過科學調查，確認潛在市場存在，因此在八點檔推出《流氓教授》，劇中加入檢察官角色以黑白對立凸顯劇情，以及溫馨、正面向上的劇情內容定位此戲劇，該劇創下很高的收視率。

在偶像劇方面，則推出第一部純自製本土偶像劇—《薰衣草》，透過排播模式的創新，意即禮拜天晚上無線電視播新的ㄧ集，禮拜六有線電視重播，此舉創造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的共贏，這證明了創新不只在戲劇內，並開創了台灣十年偶像劇輝煌時期。

新聞的創新—PeoPo公民新聞

最後一個案例為胡老師在《公視》服務時期，開創了《PeoPo公民新聞》，胡老師了解到公民新聞不能放在新聞部，因為當時大眾較難以信任公民記者，於是將資訊部改造成新媒體部，進而成就了《PeoPo公民新聞》，成為了跨越網路和電視的平台。

結語—關於組織改造與創新

胡老師強調，組織改造是所有管理者最有挑戰的事。將組織改造的注意事項分為三個層面：（一）在人事方面：需讓離開的人有新天地，身為領導人，要讓同事覺得改革是有道理的，盡可能使每一個人不會因為組織改造而受到大傷害。（二）在組織方面：想辦法創造短期的好處，員工才會相信長遠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改革是為了組織，創新是為了讓組織永續發展，才有辦法使組織轉型。（三）在個人內在方面：領導人要有自信，不能把情緒帶到組織裡。對於創新，大多人覺得挑戰很多，不敢踏出去，而備足起飛的燃料需要多少？胡老師回答說，以盈利組織而言，藉與起飛與不起飛之間，而非營利組織則引述自胡老師的老師：「只要做對的事就不用擔心沒有資金」，意即創造影響力。最後，胡元輝老師勉勵學子：創新能力可以修煉，不需天縱英明。組織創新可免外力，有賴自我省視。

Q：如何找資源？（資金來源），如何說服投資者或廠商？

A：對所有創新創業的人來說，第一步永遠是最挑戰的，老師建議，以記者為例，先去大企業臥底，累計人脈。同理，對於新創來說可以多看政府補助或是相關競賽。企劃書必須能說服人，讓投資者認同，除了縝密的規劃，也需要一些運氣。

210414C-Club演講記錄

紀錄：相昀佑

講題：當音樂遇上審查？創意與學術勞工的多點跨國田野工作

講者：林真宇

日期：2021/04/14

地點：社科院 227教室

參與人數：40人

講者林真宇教授分享了她在過去工作的田野經驗中所發現在流行音樂作品中所看到的審查內容，不只比較了作品在審查前與審查後的差異，同時也討論了這些作品被審查的原因。除此之外，林真宇還分享了歌迷粉絲對原作音樂審查而稍有修改的態度，了解歌迷粉絲對原真性的追求，雖然審查侷限了很多創作上的自由，林真宇分享了自己一個非常良好的兩岸合作的作經驗，提醒大家善意的個人的重要，最後分享了近期音樂作品審查的現況，以及中國音樂影響對台灣音樂審查的狀態。以下為摘錄的重點：

一、個人經驗分享，創意與學術勞工

林真宇分享過去工作甚至現在多重身分的經驗，介紹了創意勞工的面貌，同時也在創意與學術勞工的身分轉換下有了田野調查的機會。

二、音樂審查

在音樂審查的研究中，林真宇比較偏重對於聽眾的想法，講者的觀察發現，台灣的流行音樂在大陸的流通通常會有兩個版本，台版也就是原版，以及引進版，也就是經過審查修改過後引進中國大陸的版本。幾個比較有名的案例例如，五月天的歌曲〈諾亞方舟〉，台版的歌詞中出現「西藏」，因當時議題敏感而改成了「心臟」；張震嶽的〈跑車與坦克〉中也有部分的歌詞有引起反抗的疑慮，因此在中國大陸流通的引進版裡，歌詞也被做了修改。由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台灣的音樂人考量對岸的政治氛圍如何應變。

同時，林真宇也發現，中國大陸的流行音樂粉絲面對這種審查狀況時，會為了追求作品的「原真性」而選擇透過團購網站去購買原版。因此音樂審查反而創造了一種粉絲文化，讓粉絲們更重視作品原真性外，也反思自己與音樂人之間的關係，同時，台灣的音樂帶來了一種有趣的跨國精神，審查在未來有沒有可能造成一種對話成為了未來研究發展的方向。

音樂審查也會影響到音樂祭的表演，活動需要執照，也需要被政府機關默許，成為灰色地帶，例如城市之聲音樂節就曾經因此在活動一天後被迫取消後續的表演。

三、數位解放如何影響作品審查

林真宇分享在過去某次採訪中，陳昇曾說過「不太在意中國形象」，之後所有作品在apple music被撤下，連過去已購買下載的作品檔案也一起被撤銷。曾經數位化對創作是一個解放，但在審查這件事上可能有其他的角度，因為音樂在雲端上隨時會被撤走。

四、良好的兩岸工作經驗

在有審查得狀況下，仍有機會有好的兩岸合作，合作雙方必須要彼此信任尊重，善良的個人很重要，以上是講者在Q雜誌工作中學到的。

Q1：(1)老師提到medley pop，有沒有中常用的? (2)善意的個人指的是什麼意思? (3)老師在第一次田野前是怎麼準備的，以及是怎麼進入的?

A1：

(1)可能就是中國的流行音樂，我們某些狀態下會用華語音樂，但我不覺得華語音樂不算，要看怎麼被解釋，中國流行音樂會是以較接近的解釋。

(2)善意的個人不算明確被定義的名詞，我覺得在審查的機制裡，機構是機構，個人有意志，不管在甚麼樣的機構，人總是有想要做的事，在過去的經驗裡，編輯的善意是希望有好的台灣的文章，我的善意是希望把台灣的音樂寫好。

(3)第一次是在英國訪問在英國聽過台灣流行音樂的知道審查的人，第一次沒有飛，覺得很酷可以問他們這些問題，比較重要的是你要怎麼發問才不會引導受訪者回答，受訪者的關係的經營。我還可以講一個事情，有一次是跨國多點的，台灣有一個挑戰是因為太熟悉所以敏感度降低，去香港跟中國的挑戰不一樣，一定要提早，你沒有資源和時間，進田野之前要跟守門人gate keeper打通關係，了解當地的研究倫理。

Q2：中國粉絲對審查的態度好像偏正向，好像跟網路上的討論不太一樣，是因為研究的方向嗎？

A2：研究方向的不同，比較常是主流音樂，比較不是政治相關的，如果是要做一些政治相關的，可能觀點會不一樣。

210421C-Club演講記錄

紀錄：陳建安

講題：邁向國際／跨文化傳播的幾個路徑

講者：李金銓 / 玉山學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日期：2021/04/21

地點：社科院 227 教室

參與人數：49人

獲聘為教育部玉山學者的李金銓教授，於4月21日的C-Club分享他縱橫傳播研究數十年的學思。他多年來潛心於國際傳播與新聞史的研究，除了引介思想，也不忘針砭時事，對不同歷史現場的政治「現況」提出批判。

演講的開端，李金銓便強調：「所有重大的問題，都必須在時間跟空間的座標來審查」，換言之，研究關懷不僅需要全球視野，也需要有歷史脈絡的知覺。另外同樣重要的，是研究者有義務聯繫個人的 關懷至公共議題上。

李金銓回憶早年當他還是學生時，中國傳統的影響逐漸消退，當時的學生普遍轉向擁抱美國的科技、社會與價值觀。當時的說法是「中體西用」，但於今反思，猶如「美國霸權的開端」。當歐、亞大陸的社會人文與科技發展遇上了瓶頸，美國順勢而起，成了引領世界思潮的掌舵者！艾森豪總統口中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MIC）」，描繪的便是美國在軍事、科技與製造方面的強勢地位。

但美國扮演的世界霸權角色，終至引發帝國主義的疑慮，且相較於傳統帝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宰制，新型態的宰制關係主要透過文化的流通展現。左翼學者批判美式流行文化搭上政治與經濟的霸權，強勢輸出至全世界各地，形同「文化帝國主義」。爾後的傳播學者則提出修正，以「傳播帝國主義」來探究這種文化交流的失衡現象。李金銓將「文化帝國主義」回溯至1960年代起自於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而在此之前關於傳播文化的批判論述，則有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文化工業的批判。

李金銓回顧傳播研究在不同時代的主流思潮，強調不管是批判研究或者行政研究，不同派別的基調往往取決於自身的邏輯思維，以及在各自的思想脈絡上，找尋支持其論述的證據與經驗，而社會科學的特性，即是講究經驗與證據。然而「橫看成嶺側成峰」，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具備可變性、互通性與相容性。西方的實證主義最大的侷限，便是意圖仿造自然科學，只強調對所觀察現象驗證可重複驗證為真。而中國社會雖然有發展極高的文史哲學，卻也缺乏社會科學的推論精神。

李金銓教授除了透過方法論檢視社會與人文諸種學說，也談到新聞理論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性。他以《四大報業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中區分的四種不同社會制度下產生的報業理論為檢視重點，談到這四個理論與其社會脈絡之間的關聯性。這四大報業理論分別是英、美社會體制裡出現的「自由主義報業論」、以蘇聯社會主義經驗的「共產主義報業論」、「極權主義報業論」，以及透過反思自由報業理論的過度放任而興起的「社會責任論」。他回歸歷史現場，強調自19世紀後，西方的自由主義的地位顯著躍升，伴隨自由主義興起的「自由主義報業理論（Libertarian Press Theory）」，強調社會有自我矯正的能力，但隨後卻因為人性貪婪而出現了黃色新聞、腥羶色及種種撬開新聞自由底線大門的惡性循環，進而導致反思「社會本質」，出現了「社會責任論」。他認為這四大報業理論彼此間異中有同，且不盡然符合各自的社會脈絡，因此也出現了後續的修正觀點。

李金銓主張探討傳播理論的思潮演變，應該回溯理論產生當時的時空條件，在相當足夠的時空交橫下以「面觀、線型及點破」來分析，才能以更宏觀的面向形塑完整脈絡。不過，社會科學存在著許多「例外」，加之「跨文化」的意義也是在累積相當大量的經驗指標後，細量分析可以被歸類、統計及繪製成系統脈絡，並要持續觀察系統是否能解釋該現象，累計「同、異」的數據分量後再逐步修正，並形成在地與國際的歷史脈絡，以目前的整體情況來檢視，國際傳播仍需再努力實踐。

李金銓最後表示，整體而言，社會科學應該是平衡「理論的普遍性」與「經驗的特殊性」，也就是由文化特殊性來反映理論特殊性，從在地經驗晉升至全球視野。

Q1:傳播學者介入政治上的影響力似乎相當微小，不知是否因為學科屬性或其他因素？

A1：這必須檢視傳播研究的定位，因為傳播是嫁接許多學科理論而發展，如政治學、社會學及心理學，所以傳播固有理論與之相比是遠遠不足，所以建議傳播人應該多走向理論實踐之途，舉凡政治、社會方面，都是可擴展眼界，通達更緊密的關係脈絡。

Q2:您認為該如何跳脫個人背景來進行傳播研究？

A2:以不卑不亢的態度，並對身邊的事物保持著好奇心，觀察每個重大的問題，在整個社會及時間中造成的影響並將其歸納，推測未來的可能發展，做研究要如此，並在有6 ~7分的內容時，你就該動手實踐，隨即持續修正，直至累積成一篇專屬自己研究的文章。

210505C-Club演講記錄

紀錄：李奕樵

講題：新時代台灣影視的類型想像

講者：王師/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監

日期：2021/5/5

地點：社科院 227 教室

參與人數： 49 人

王師，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2013年，首度啟用群眾募資行銷已故導演齊柏林《看見台灣》，2.2億創台灣史上最賣座紀錄片，改寫紀錄片是票房毒藥的宿命，也超越導演李安《臥虎藏龍》票房2億；2015年，發行的《刺客聶隱娘》也是獲獎無數；2017年初，他發現很多人討論《返校》遊戲，他和老闆提案，促成台灣第一部電玩改編的劇情片，賣了2.6億，創2019年國片冠軍；於2020年11月27日，第一次監製的紀錄片《千年一問》即入圍最佳紀錄片，無一不是在告訴大家他本人及公司的硬實力。

王師在進入了電影這個行業之後覺得「電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行業，就是電影好像在我們生活中經常被談論，也塑造我們的文化認同跟娛樂生活，但事實上台灣電影跟全世界其他國的產業相比，是一個產值非常非常小的行業，台灣電影雖然光環盡享，可是經濟價值其實是很小的。

王師談到，2020年是很怪的一年，下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全球的電影產業幾乎處於停擺的狀態，唯獨台灣由於防疫做得好，因此反而使得國片的票房逆勢成長。2010年七月開始，衛福部廢除了梅花座的限制之後，觀眾就可以沒有限制地進戲院去消費，所以許多上半年本來要上映，後來因為疫情爆發延到下半年的電影，都在票房和影評上獲得不錯的成績，比如『怪胎』、『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無聲』、『親愛的房客』、『消失的情人節』、『同學麥娜斯』、『腿』等，同時這些電影也都在金馬獎取得不錯的斬獲。所以2020年下半年的台灣電影似乎呈現小復興。

王師認為，雖然票房、口碑都有不錯的表現，但我們仍不得不思考，未來的影視要朝著什麼方向走？台灣未來影視產業如果要繼續與觀眾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到底該拍什麼？他主張新時代的台灣影視應該在類型想像與IP建構上，有更清楚的策略。

王師回顧台灣電影的復興，他認為最重要的分水嶺就是2008年的『海角七號』。他也提出一些問題作為思考的起點：在後海角時代，台灣電影所展現出的一個面貌跟可能性究竟是什麼？那如果以創作「類型」思考，台灣電影在哪些類型是有機會發展的？有哪些類型是想做，但眼前是有困難的？為什麼困難？有沒有辦法克服？同時大家現在談IP（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什麼是IP？為什麼IP會成為一個顯學？對於產業的重要性在什麼地方？

首先，甚麼是台灣電影？王師強調，以公部門來說，如果今天一個導演要去申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電影組的長片製作輔導金，公部門有清楚的國產電影定義，比如說，導演或主創團隊超過二分之一是台灣人，從語言上來分類或是從背後的出資比例等等，或是這個影片從拍攝到後期製作有多少是在台灣進行？公部門在制定補助給誰的時候，有明確的國產電影定義。然而這些定義與一般民眾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王師舉了個例子：2021年年初上映的一部懸疑驚悚片『緝魂』，『緝魂』導演是台灣人、製片是台灣人、張震、張鈞甯是台灣人，時空背景設定是近代未來的台北，但這個電影絲毫不像台灣電影，那是因為這部電影混雜了很多廣義的華語電影所包含的美學要素。過去幾年來，由於有不少台灣的幕前或幕後從業人員，包括投入中國的影視產業，因此出現了華語片的概念，這導致華語片跟台灣電影基因或氣味不同。然而過去一段時間，雖然由於中國市場非常大，兩岸透過合拍的方式產生了一些華語片，且似乎內容的呈現盡量做到避開政治地雷、兩岸民眾都能接受，甚至兩岸一家親，但截至目前為止，顯然沒有一部獲得市場或口碑的成功。

王師指出去年票房最高的『孤味』為例。台灣的票房紀錄幾乎兩億的『孤味』為什麼成功？他認為這部電影找到了一群台灣文青導演從來不屑的婆婆媽媽觀眾，這部電影讓平常不進戲院的這群人賣票進戲院看電影，所以成功。另外如票房幾乎達到四億的『當男人戀愛時』，王師說道：「我們有個女同事去美髮店洗頭，洗頭店的妹妹就說這個電影好想去看，因為跟自己的生活很貼切。」這兩部片的成功顯然證明了，當好萊塢成為全世界電影文化的霸權時，事實上在各地也有意無意地排擠了很多原本會進戲院的觀眾，這些觀眾正是國片從業人員長期以來忽視的。因此，生活取材，在地語言等特色所造成的認同情感，是以類型思考國片相當關鍵的因素。王師表示，撇開政治上的禁忌不同，北京人跟廣東人就已經不一樣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看的就不一樣，何況台灣與中國有這麼大的歷史、生活用語差異，所以一部電影不太可能會有魚與熊掌皆可兼得的狀況出現。

但如果以好萊塢電影記有的類型看台灣電影呢？王師舉『海角七號』以來，國片票房營收前十部電影為例，這十部分別是：

排名1：海角七號 / 票房(億)：5.3 / 導演：魏德聖 / 類型：音樂、喜劇、歷史

排名2：賽德克巴萊上 / 票房(億)：4.72 / 導演：魏德聖 / 類型：戰爭、歷史

排名3：大尾鱸鰻 / 票房(億)：4.3 / 導演：邱瓈寬 / 類型：喜劇

排名4：那些年 / 票房(億)：4.25 / 導演：九把刀 / 類型：愛情、喜劇、校園

排名5：我的少女時代 / 票房(億)：4.1 / 導演：陳玉珊 / 類型：愛情、喜劇、校園

排名6：KANO / 票房(億)：3.4 / 導演：魏德聖 / 類型：運動、歷史

排名7：賽德克巴萊下 / 票房(億)：3.18 / 導演：魏德聖 / 類型：戰爭、歷史

排名8：陣頭 / 票房(億)：3.17 / 導演：馮凱 / 類型：喜劇、立志、宮廟

排名9：總鋪師 / 票房(億)：3.17 / 導演：陳玉勳 / 類型：喜劇、美食

排名10：返校 / 票房(億)：2.6 / 導演：徐漢強 / 類型：驚悚、歷史、遊戲改編

乍看之下，十部當中，有六部是喜劇、四部是歷史類型、兩部是校園愛情、兩部與戰爭有關，但是這樣的分類會有他的偏誤。比方說，如果六部喜劇賣座，拍喜劇一定賺錢嗎？會不會這些喜劇長得一樣？但細看其實不太一樣。王師主張類型雖然有參考價值，但未必可以被公式化。很多時候必須把既有的類型再拆解開來，不然容易被類型誤導。台灣特有的黑幫電影如《艋舺》、《角頭》系列跟恐怖電影《紅衣小女孩》系列、《粽邪》系列，皆是在類型分類中作到與既有類型不同。

所以王師強調，當我們思考作品跟市場的基礎時，「類型」應該是不停流動、變化、演進，而且隨時辯證的。類型就一定是商業嗎？他認為其實我們被資本市場訓練的非常優秀，就像你要吃pizza你想達美樂、必勝客，電影類型也是一樣的，一個觀眾對於電影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固定而且明確的，否則這些類型為什麼會至今還在而且歷久不衰？可以講類型是一個經過時間淘選之後，被證明有效的一種分類方式，而這就符合商業邏輯，因為做生意就要求符合商業市場跟消費者需求。

王師認為在類型之後，擺脫掉表面的符號拼貼，最關鍵的其實是來自深層文化與美學的論述力、想像力、移植力。有很多著作的成功就只能在當地文化成功，因為一方水養一方人，這個作品只拍一集就真的夠了。他認為韓國電影的成功原因正是因為韓國的創作者經常在問民族、社會、國家，以及過去、當下、未來。雖然看似商業，但韓國電影不只有娛樂，這些看似娛樂的片從『熔爐』、『屍速列車』等等都跟韓國歷史文化有關。真正上乘的商業片，在挑選題材做開發的時候，同時也要考慮四件事情，戲劇性、普世性、在地性、國際性。

王師總結：國片的未來應該要理解類型、融會類型、超越類型、創造類型。

Q1：剛剛聽您提到疫情關係台灣電影有個小復興，但我之前參加一個座談有人說不用看待這個小復興，因為疫情一過，國外的大片近來，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A1：我覺得是對台灣電影太沒有信心了，像當男人戀愛時與哥吉拉大戰金剛，可以看到，看的人是兩種不同的一群人，所以他是不了解市場才會這樣說，有個座談再談，台灣要不要比照韓國去做所謂的配額跟戲院保障應有的映演天數，我是反對的，就算保障了但拍不出來內容有什麼用？你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台灣電影拍好，就這麼簡單，當男人戀愛時改編得很在地化、導演是新導演、演員是邱澤、許瑋甯，當時票房最好的時候一天全台可以做到一千萬，好萊塢頂極大片票房，所以你聽到有導演說台灣觀眾不愛台灣電影甩他一巴掌，你要想清楚台灣電影跟台灣觀眾的關係是什麼，如果你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你沒有資格來做商業電影，台灣人其實非常在意而且非常驕傲台灣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角色，文化消費的選擇跟身份認同絕對息息相關，那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選擇分界，聽起來很政治，但是政治離不開生活，藝術不可能歸藝術，但政治也不可能歸政治，所以好萊塢電影還是很強，你就看玩命關頭近來還是會有人氣，絕對的。他滿足了台灣電影目前沒有辦法滿足的娛樂想像，這很清楚，所以將來平台才是個集團最重要的戰場，所以戲院將來還是會比以前有更多的空間，前提是年輕導演要知道台灣觀眾想要什麼東西，這就是關鍵所在，戲劇也是，電視不會因為他是免費的就會比較有優勢。

Q2：談到平台的部分，我想知道台灣的內容在接下來會有甚麼樣的優勢？

A2：現在進入了大平台，很明顯的，老實說做平台非常的花錢，他是資本的高度密集的技術密集的行業，現在最常用的平台是Netflix，台灣其實沒辦法自己做平台，假設台灣沒辦法做好的平台呢？那我們就跟台積電一樣做好的內容，我舉個例子，天橋上的魔術師，他一集拍攝兩千萬，這不是最貴的集數，但收視率奇慘無比，他不買台灣版權，他的敘事一點都不親民，我很多朋友看完第一集就不看了，為什麼觀眾要撐著看到第二集或第三集。台灣將來要邁向國際的一定要戲劇性、普適性、在地性、國際性，這四件事只要有一件事做不到台灣就出不了國際，也可以做只有台灣人看得也ok，可是也要一樣你要做什麼事、你要給誰看、這是一整體的東西，所以台灣內容我覺得今年台灣戲劇有點過熱，每天都有人在開機，我覺得這會有問題，但是當然今年年底迪士尼近來，所以將來台灣戲劇的製作規格會從一集兩百萬到一集三千萬都會有，但是真的要觀察做長期的情況是，這些不同規格的戲劇，到底能不能夠有有效的豐收，一樣投資人不是傻子，他今天投資進去一定要收貨生意才做得成，當你變成可循環的產業，才會不斷有新的項目出來，新的導演，國內演員成為明星、巨星，讓看台劇或是台灣電影變成一個時尚變成一個潮流，甚至行銷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