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鑾鼻燈塔全貌

把海拖上岸：恆春捕鯨的殖民誕生

如果燈塔是國家把光投向海，那捕鯨便是帝國把海拖向岸。恆春之所以成為捕鯨基地，表面看來是地理條件的邀請：香蕉灣與南灣灣闊浪平，貼近鯨群洄游的路徑；陸路可迅速集結勞力與補給；海岸地形又恰好適合解體、煉油與物資運營。但更深一層的原因是，這裡正落在日本捕鯨工業向外擴張的航路上——南端海灣被帝國視為洄游前線，也被視為產業版圖可以伸展的下一塊岸。

日本的近代捕鯨在本土早已完成技術轉向：吸收挪威式現代捕鯨方法，以蒸汽捕鯨船、銛砲與岸基解體場組成一套可複製、可外移的工業模型。到 1910 年代，東洋捕鯨會社在日本沿岸的岸基捕鯨站已臻成熟，具備穩定的產能與清晰的市場邏輯。因此，1918 年試捕、1920 年正式開業，與其說是台灣「發明」了捕鯨業，不如說是日本把一條已被本土驗證能獲利的捕鯨工業鏈，整套外移到熱帶洄游前線。1920 年 3 月 29 日獵得 24 公尺藍鯨的紀錄，像一聲槍響，也像一個時代的開場白——宣告恆春正式進入工業捕鯨的年代。

肥前國平戶屬島生月御崎捕鯨圖

從此恆春海岸的日常被重新編排：蒸汽船在浪脊間追逐，銛砲在瞬間擊發；鯨體拖回大板埒，上岸後沿「引揚棧道」被蒸汽曳引機一寸寸拉離海水；解體、熬油、裝箱，海上獵捕與陸上加工鎖成一條近代機械的長鏈。恆春捕鯨幾乎是日本岸基捕鯨站的「南端翻版」，只是把背景換成黑潮流經、季風翻頁的熱帶海景。

如果你曾想像過捕鯨的現場，那大概是一種「多重聲音」交疊的世界：海面上巨獸換氣的噴息、蒸汽機帶著鹽味的咳聲、鐵索與滑輪磨擦的刺耳、岸上人群的呼喊、油鍋沸滾的低鳴。這些聲音把大海的遙遠，拆解成可以被工業掌握的距離；也把生命的重量，轉換成產業的節奏。

而在這條工業鏈的空間座標裡，大板埒與香蕉灣其實是一前一後、兩代人共享的海上舞台。日治時期的捕鯨基地主要設在大板埒，也就是今日墾丁南灣一帶；那裡靠近洄游路徑、內灣平靜，最適合大型鯨體拖帶與岸基解體，因此成為 1913 年試捕、1920 年東洋捕鯨會社正式設站後的核心場域。

然而 1945 年政權更迭、日治捕鯨體系瓦解後，戰後台灣捕鯨在 1950 年代短暫「回潮」時，基地轉移到香蕉灣：同樣在恆春南端，但更偏向另一側的海灣，仍倚著黑潮的洄游季、也倚著南端海岸的可登陸性，續寫那段靠海維生的時光。

於是你會明白：大板埒是日治捕鯨的前世，香蕉灣是戰後捕鯨的後身；一個承接帝國工業的冷冽節奏，一個承接島嶼復興的炙熱渴望。兩灣之間隔著時代的浪，但都被同一條黑潮反覆拍打——像命運的同一句副歌，在不同年代的海邊唱起。

1959 年 2 月，蔣中正巡視香蕉灣捕鯨工廠，並在現場與被捕獲的鯨豚合影留念。

母體與前線：日本商業捕鯨與台灣捕鯨的關聯

恆春捕鯨與日本商業捕鯨之間，首先是同源的。它不是一條在地方自然長出的產業枝芽，而是從帝國母體伸來的工業血管：資本與管理由日本公司掌舵，行政由總督府背書；技術更是日本在本土完成現代化後的整套移植——蒸汽船、銛砲、岸基解體、煉油與運輸，一個環節不落地搬到南端海灣。捕得的鯨油、鯨肉也不只是地方的食物或燃料，而是被輸送進帝國市場，化作工業、軍需與殖民消費的資源血液。在這層意義上，恆春不是「地方作業點」，而是帝國海上工業的一個齒輪；它的轉動，牽動的是更遠、更大的機械。

更深一層看，同源不只是「有人投資、有人管理」而已，而是一種節奏的復刻。日本本土捕鯨站早已熟悉如何把鯨的洄游季節翻譯成「生產季」：哪個月份出海、哪段海域追逐、哪一天解體、何時熬油、何時裝箱、何時送往市場——每一步都有可被計算的時間表，像一台運轉多年的鐘。恆春被納進這套節奏，便像被放入一個已上緊發條的機械裡：潮汐與季風不再只是自然的呼吸，而是工業日程的背景音；地方的海不再只是地方的海，它被接到帝國更大的時間與需求之中。捕鯨工人的日常也因此被改寫——他們的休憩、勞動、等待與危險，都是這條全球化商品鏈的一部分，成為遠方市場與帝國想像的前端勞作。

但差異也同樣清晰，甚至更顯殘酷。日本本土捕鯨往往可以回到地方傳統、沿岸飲食與社群記憶裡理解，它在敘事上常被包裹成「家業」或「文化」的延續；恆春捕鯨卻更裸露地呈現殖民現代化的資源邏輯——它是洄游前線，是拓獵場，是被公司化節奏迅速捲入的熱帶海岸。日本的海像家業，有根、有族譜；台灣的海更像獵場，有效率、有配額。於是那句話才會如此刺耳又如此準確：日本的海是家業，台灣的海是獵場——那是一種結構上的不對等，也是一種歷史感上的刺。

也因此，恆春捕鯨史格外值得被重新閱讀。它讓我們看見殖民現代化並非只是一條「技術進步」的直線：技術確實帶來效率、帶來產值，卻也帶來被重編的地方時間、被外掛的海洋倫理、與被加速消耗的自然生命。恆春被推進繁盛的那一刻，早已埋下衰落的伏筆；母體的光榮，常在前線留下深刻的潮痕——那些痕跡如今靜靜躺在沙灘上，等我們回頭去看，才懂得那段繁華究竟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

鯨骨成門：海上信仰與殖民倫理的安置

工業要長久，需要的不只技術與利潤，還有一座能安置恐懼的神壇。捕鯨從來不是「把海當作倉庫」那麼簡單的事，它是一場在浪上與巨獸對峙的工作：銛砲（捕鯨炮，Harpoon cannon）擊發前漫長的等待，像把時間拉成一條繃緊的弦；鯨體翻覆時掀起的浪，讓人明白海的力量永遠比人更大；拖帶回港途中忽起的暴風，提醒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後一次。那些站在甲板上、站在岸邊的人，都知道自己只是海的過客——被允許借道、借生計、借一段命運的短暫停泊。

於是信仰就像潮間帶的堤岸，為這些過客留出一塊可以靠岸的地方。當人必須長期與「巨大生命的死亡」共存時，心裡總需要一條路，把恐懼與愧意安放好，才能再度上船、再度面向海。鵝鑾鼻神社於 1929 年鎮座，守護航海安全與豐漁；隔年，捕鯨會社奉獻長鬚鯨下顎骨作鳥居。鯨骨成門，門後是神域——那是一個時代極其坦白又極其複雜的倫理結：人靠鯨而活，便用儀式把獵捕的暴力、風險與收穫，折入「感恩—守護—再出航」的循環裡，使工業的手不至於在夜裡顫抖。

你可以想像那幅景象：海風翻過丘陵，鳥居的弧度是白骨的弧度；走過那道門的人，既帶著工具的冷、也帶著祝禱的熱。那不是一種浪漫的粉飾，而是一種讓生活得以繼續的文化技術——把不可避免的掠取與死亡，放進一套可被承受、可被說服的秩序裡。

在這裡，信仰不是反對工業，而是讓工業「活得下去」。儀式提供了一條路，使死亡不只是死亡，而是被編織進生計倫理的一部分；海也因此從純粹的資源之海，變成一座需要被敬畏、需要被回禮的神明之海。工業與神道在此並行，不是因為矛盾被解開，而是因為人知道：若沒有敬畏，海會以更大的浪回應我們的輕忽；若沒有祈禱，出航的勇氣就會在黑夜裡被風吹散。

大日本帝國最南端鵝鑾鼻神社（上）與神社現址（下）。

退潮之後：戰後再興、終結與海洋記憶

戰後捕鯨一度回潮。1950 年代香蕉灣再起捕鯨，成為復興時期的海洋產業象徵；但 1960 年代末，資源耗竭與國際保育浪潮使產業落幕，最後的捕鯨手把時代收進鹹濕的背影裡。1980 年代禁捕後，留下的不是產量表，而是海岸上的痕跡：引揚道、神社遺構、口述故事、地方展演——它們像散落的貝殼，讓後來的人貼近耳邊，仍能聽見那段潮聲與鐵索聲交疊的歷史。

其中最讓人心口一緊的，是曾經興盛的「引揚棧道」。那條路曾是捕鯨工業最具象的「力學詩」：巨鯨被拖回岸邊後，蒸汽曳引機拉緊鋼索，沿著棧道一寸一寸把海裡的龐然拖上陸地，讓人類的生計與機械的聲響在沙灘上交會。它的存在證明過一個時代曾那樣相信「只要把海拉近，富饒就能被掌握」。

但如今，當捕鯨早已退潮，引揚棧道只剩下無力的身影：躺在沙灘邊，被日曬與鹽分慢慢磨平邊角，像一根退役的骨頭，仍指著海——指著曾經的勞動、秩序與暴烈的希望。

它不再拖得動鯨，只拖得動我們的記憶。

反思：黑潮不止，風仍吟唱

地方可以由衰返盛，再由盛而衰；潮起潮落是人間的常態。這座半島曾經熱鬧得像一口燒著的鍋——蒸汽機的咳聲、鐵索的拉鳴、岸上人群的喊叫，把海邊變成工業的劇場；後來又慢慢安靜下來，像退潮後的沙地，只剩風和鹽在走。繁華與蕭條交替而來，彷彿每一代人都要學一次：海會給，也會收；時代會推你向前，也會在某個轉彎處把你留在身後。

但不變的是黑潮。它不在乎誰來、誰去，仍沿著海底的脊線日夜往北，像一條不願被歷史截流的深藍長河。它不為任何紀念碑停步，不為任何廢墟回頭；它只是不斷流動，不斷把遠方的鹽、溫熱與生命送到這裡。你站在恆春的岸上，會明白黑潮是一種更長的時間——它讓人類的盛衰顯得短，卻也讓地方的故事顯得深。

先民的精神亦然。那些曾在季風裡出航、在暗潮裡辨位的人，早已離開，但他們的呼吸沒有散去：仍藏在海風的縫隙、浪花的節拍、老人口述的顫音裡。那是對海的敬畏——知道海不是資源庫，而是活著的世界；那是對生計的堅持——即使潮退，仍要在沙地上尋路；那是對未知的勇敢——明知前方風急浪高，仍願意把船頭指向外海。

因此，重新省視過去，並不是為了把自己綁回過去，而是為了在記憶的坐標上重新辨位。只有看清我們從哪裡來，才知道自己正站在什麼樣的海域與時間之上；只有聽懂那些被潮聲包裹的故事，才有可能在新的浪頭上不迷航。讓黑潮的方向成為羅盤，讓過去的回聲成為風向——我們才能眺望將來，給出自己的定位，繼續在這座島與這片海之間，走出下一段不一樣的航程。

退潮之後：戰後再興、終結與海洋記憶

戰後捕鯨一度回潮。1950 年代香蕉灣再起捕鯨，成為復興時期的海洋產業象徵；但 1960 年代末，資源耗竭與國際保育浪潮使產業落幕，最後的捕鯨手把時代收進鹹濕的背影裡。1980 年代禁捕後，留下的不是產量表，而是海岸上的痕跡：引揚道、神社遺構、口述故事、地方展演——它們像散落的貝殼，讓後來的人貼近耳邊，仍能聽見那段潮聲與鐵索聲交疊的歷史。

其中最讓人心口一緊的，是曾經興盛的「引揚棧道」。那條路曾是捕鯨工業最具象的「力學詩」：巨鯨被拖回岸邊後，蒸汽曳引機拉緊鋼索，沿著棧道一寸一寸把海裡的龐然拖上陸地，讓人類的生計與機械的聲響在沙灘上交會。它的存在證明過一個時代曾那樣相信「只要把海拉近，富饒就能被掌握」。

但如今，當捕鯨早已退潮，引揚棧道只剩下無力的身影：躺在沙灘邊，被日曬與鹽分慢慢磨平邊角，像一根退役的骨頭，仍指著海——指著曾經的勞動、秩序與暴烈的希望。

它不再拖得動鯨，只拖得動我們的記憶。

這種「留下」很安靜。它不像工業時代那樣喧嘩，而是慢慢沉進日常：老人說起年輕時的海、孩子在沙灘上踩過引揚道的殘線、旅行者在遺址前停步、展館裡的照片與器物讓人想像那段曾經濃烈的海味。當捕鯨不再存在，海洋記憶才真正開始長成地方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