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清初獨特的西廂評點本《西來意》切入，探討佛門人士如何利用書頁邊緣的空間，將經典戲曲《西廂記》重塑為佛教文本。自晚明以來，徐渭 (1521-1593)、徐奮鵬(1560-1642) 、金聖歎 (1608-1661) 等文人皆從佛教教義出發重新闡釋《西廂記》，而各類筆記中所載老僧由「秋波一轉」句悟禪的軼事亦流傳甚廣，前輩學者已多有討論。《西來意》評點本正誕生於明末清初這種「以禪說戲」、「藉戲參禪」的文化潮流之中。其評點者潘廷章（1612-1702後）為浙江海寧人，易代之際始學佛，與江南很多僧人居士交善。他的評點本將借佛語喻《西廂》的闡釋傳統推演至極，乃至發出「《西廂》可以入藏」的駭俗之論。 

本文對《西來意》的三種副文本展開細讀，梳理潘廷章及其友人、弟子使用的種種文本策略。首先，潘在眉批、夾批等處，將鶯鶯贈予張生的情詩以及紅娘提點張生之句皆命名為「偈」，用「梅子熟」、「登彼岸」等佛家用語描述張鶯雲雨之情，乃藉由評點將男歡女愛轉譯為佛家修行；其次，著名遺民詩僧澹歸今釋 (1614-1680) 為《西來意》刊本作序，將《西廂記》比擬為「佛以一音演說法」，復稱許潘「代王實甫現身演說」，推崇評點者為傳達作者秘意、啟迪讀者開悟的「衆生慈母」；再次，在《附記語錄一則》中，潘的四位弟子記錄（抑或是編寫）了潘師與學者之間關於禪宗公案「西來意」的機緣問答，將潘塑造為上堂說法的禪師形象。這一個案研究啟發我們重新審視「宗教文學」之邊界，並觀察副文本如何成為宗教與文學發生互動的重要媒介。

明清時期誕生了大量的西廂記刊刻本，而基於西廂記所進行的文本和圖像的再生產也達到頂峰。依託於書籍、器物等各種物質載體和媒介而呈現的關於西廂記的文字和圖像敘事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和複雜。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一種日常化和經典化、世俗化和超越世俗化同時進行並相互交叉的過程。

本文選取一類在晚明西廂記刻本中反復出現卻鮮少引起學者關注的副文本—「蒲東詩」—為切入點，討論該文本如何在書頁邊緣改寫了西廂記的故事內容、敘述方式、情感色彩和慾望表達，並進一步探究「蒲東詩」中的詩句如何在插圖本中參與構建了新的圖像敘事和情感表達。文章首先分析「蒲東詩」的特點—為何這些詩歌被斥為「俗腐」、「鄙猥」 的同時又能滿足一種學究式的癖好； 其次展示「蒲東詩」如何以摘句的方式存在於多個版本的西廂記插圖中，最後探討《硃訂西廂記》的插圖設計者如何把從多種插圖中採集的視覺元素進行修改、拼貼，並和蒲東詩句結合， 從而創造出一部關於西廂記的獨特的視覺敘事。 這部敘事結合了華麗的視覺形式，冗長的內容、重複性的日常生活瑣屑和泛濫的感傷情調，引起一種類似於觀看庸俗的情節劇 (melodrama) 的閱讀體驗。然而，這種視覺性改寫不能簡單地界定為雅或俗，而是反映了西廂記傳播過程中雅俗文化元素的複雜過渡與交融。它會吸引什麼類型的讀者，以及滿足什麼樣的閱讀需求，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作為中英交流史上最早的商人漢學家／中國專家，德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的兩部中國戲劇翻譯，一為少年時期（22歲）的「（接近）足本」《老生兒》(1817)，文本前附有慎重介紹中國劇場的前言專文；一為青壯年時期（34歲）所譯的「節本」《漢宮秋》(1829)，譯本單薄，「序」僅四頁，其中一頁半篇幅則用來開列一份以學習漢語為名的中國戲劇書單。對照兩本譯作，德庇時的譯筆似乎有「倒退」之嫌。從1817至1829這十二年間，德庇時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知識結構如何導致其間擇選與翻譯策略的改換，及其為何改以節本譯介元雜劇？本文提出，德庇時筆下可見其縈繞於心的馬若瑟《趙氏孤兒》情結；與此同時，其閱讀、理解、轉譯中國戲劇的思維架構，實來自於莎士比亞戲劇，故亦暗地潛納英法戲劇及英法中國學彼此的競爭意識。因此，從《漢宮秋》譯作的精簡節本樣態出發，其譯筆之下隱伏的視角與脈絡，實具有跨文化比較戲劇的重要意義。

論及中國小說對東亞諸國影響，日本不容忽視，其中又以日本之江戶時代為最。從江戶初期出現《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熱潮，進而譯刊大量中國講史小說，徳田武教授認為在於此時日本面臨無趣味盎然之長篇小說，故中國講史小說傳入，為日本知識階層注入一股活水。且此種虛實交織的小說筆法亦對日本文學產生啟發，以至曲亭馬琴（1767-1848）史傳小說的出現。在曲亭馬琴《椿說弓張月》後編卷之六「批為朝外傳弓張月」中所列「唐山演義」，可見「三國志、十二朝、武王、漢楚、隋史遺文、玄宗、五代史、岳飛、元明、國姓爺」，並讚其內容變化之奇，宛轉之妙，雖涉荒唐，亦可補史之闕文。其中，曲亭馬琴據楚漢相爭歷史，撰寫《繪本漢楚軍談》與《漢楚賽擬選軍談》。本篇希冀以曲亭馬琴之楚漢作品為研究對象，首論中國小說《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西漢通俗演義》東傳情況。其次分析曲亭馬琴、為永春水 (1790-1844) 之二部《繪本漢楚軍談》，最後針對曲亭馬琴《漢楚賽擬選軍談》，結合其讀書歷程，探究其對中國講史小說之改寫、版本之使用，以及所呈現之史觀。

《名山勝槩記》為一部遊記總集，蒐羅唐宋以來凡游歷燕賞之作，附圖五十五個。它的勝景圖與遊記文的結合形式，往往使得不少文人學者藉此「可以臥游」，對晚明臥遊文化的興盛與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僅如此，到了17世紀後期，《名山勝槩記》曾傳入朝鮮，成為不少文人學者的閱讀文本，對當時朝鮮的臥遊文學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對朝鮮後期的美術（勝景圖）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現查看韓國所藏《名山勝槩記》，除了幾種明清刊本之外，尚有兩種朝鮮寫本，此兩種寫本均是節約本，這意味著朝鮮文人學者以自身的選文標準來重新編纂《名山勝槩記》。尤其是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寫本，就體例而言，與中國刊本《名山勝槩記》有較大的差別。本來，中國刊本《名山勝槩記》共收錄十五個地域的遊記文，與此相比，國圖寫本僅收錄九個地域的遊記文。這種收錄地域的差別現象正說明寫本編纂者的編纂理念與明清刊本有所不同，換言之，寫本編纂者在十五個地域中有所取捨。有趣的是，這種取捨的出現並不是基於文學觀念，而是出於政治觀念，這意味著《名山勝槩記》傳入朝鮮後，朝鮮文人學者對它的接受觀點從遊記轉變到政治文本。

本文擬要針對朝鮮寫本《名山勝槩記》，並蒐集相關資料來要探討朝鮮文人學者對《名山勝槩記》的接受態度如何轉變，並試圖解釋其文化內涵。筆者相信本文的內容，不僅對我們探討中韓圖書交流中的特殊性有所幫助，同時對整個東亞書籍史的研究也有所助益。

笠亭仙果《牡丹園娘莊子》(1850-57) 承襲柳亭種彥的創作構想，融合中日文學要素，完成別具巧思的作品。 

在前行作品的運用上，《牡丹園娘莊子》多方引用種彥隨筆中的牡丹資料。從編目名稱、卷首插圖均可見牡丹的介紹與相關詩文。故事內文則有玩賞牡丹，列舉唐土品種的對話。作品頗有彙集牡丹典故於一書的傾向。其次，仙果連結牡丹及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故事，以《長恨歌》、《清平調詞三首》的詩文勾勒角色間的情感糾葛。其創作手法明顯受到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的啟發。再者，仙果依序引用《莊子•內篇》的篇名與文句，部分雖與《牡丹園娘莊子》的故事無關，但少數呼應角色命名與際遇，帶來詼諧的閱讀樂趣。此外，「莊周夢蝶」的概念散見於全作，或表達角色經歷虛實難辨、幻夢如真的遭遇，或結合「大江佐國死後化蝶」的傳說鋪陳蝴蝶入夢、轉生兒女的故事。仙果運用中日典故的手法多樣且巧妙，不僅豐富作品的知識性，也增添異國色彩。

總體而言，《牡丹園娘莊子》反映江戶通俗文藝對中國經典的接受與創新，有助理解相關典故的域外影響，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

 有一份資料名為手抄彩繪《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本資料可推定為，明朝萬曆末期由內府據坊刻本《列國志傳》製作的一部通俗小說，在小說研究上具有寶貴的价值，但關於本資料的前行研究卻十分稀少。另一方面，在明朝內府，除了彩繪《列國》之外，還製作了彩繪《唐玄奘法師西天取經全圖》、彩繪《出像楊文廣征蠻傳》以及彩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眾多通俗小說，這些作品皆據坊刻本製作而成。

一般而言，宮廷、內府可以說是“正統士大夫文化”佔據主要位置的空間。在這樣的環境中，多部搭配通俗白話文和插圖的“卑俗”小說何以被製作與接受呢?存在於彩繪通俗小說周圍的其他領域繪圖本群或可成為釐清此問題線索。Or 釐清此問題的線索或在於彩繪通俗小說周圍的其他領域繪圖本群。

明內府接受許多繪圖本，其中包括為皇太子教育而進獻的《帝鑒圖說》、《養正圖解》等教科書，以及自坊間書肆購入的《閨範圖說》、《人鏡陽秋》等勸戒書。這些書籍均具有與彩繪通俗白話小說相同的形式，即將白話文與繪圖結合在一起。

引人注目的是，這些白話繪圖本的內容，有時與彩繪通俗小說的內容重複。本稿着眼於這一點，針對彩繪《列國》及其周圍的繪圖本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期望藉此分析出彩繪《列國》具有的各種功能，從而闡明其製作與接受在當時的意義。

眾所周知，水滸傳有許多種類版本。將其可大分為兩種，即繁本和簡本。

嵌圖本是簡本之一種。現存版本有五：即，新刻全像水滸傳(通稱為劉興我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誌傳（藜光堂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傳（親賢堂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傳（李漁序本）、新刻繪像忠義水滸全傳（慕尼黑本）。透過比對得知：先有根據繁本而成的嵌圖本祖本(已佚)，據祖本而做的是劉興我本和藜光堂本。李漁序本是劉興我本的後繼本，親賢堂本是藜光堂本的後修本。

透過分析我們就可以容易推知出版簡本的書肆最看重成本。以縮短文章、縮小字體尺寸等方法省用版片和紙張、減少工費。字體尺寸小，引起書上出現很多節省筆畫的俗體字。為縮短製作時間，匆忙或根本不做檢查，留下不少文句不通順之處、錯別字等。因此，一般認為，和面向高級知識人細心講究編輯文章的繁本比較，簡本算是廉價劣質本，其文章很少用來作為文學或語言研究對象。

藜光堂本是後出簡本，自然免不了簡本常有的缺點。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其上有試圖修正底本錯誤之痕跡，並非照樣抄寫底本。可是，也有雖有修改痕跡，還是文句不通順之處。筆者認為，這不一定都是編纂者文章能力所導致的問題。因為簡本看重成本，就算需要修正文章，也不得加以影響到全版面結構的大型修改。編纂者在必須保持原有版面結構的限制之下，想盡辦法造出好些理解、再符合些當時語言習慣的文章。比起以完善文章表達為優先的繁本，簡本文章的文學性、合理性都差。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通俗文學是出版商業化所產生的領域。這麼說來，在最優先商業理論的同時，在被限制的條件下不放棄追求再好一點文本的藜光堂本，可以說是在某種意義上明清通俗出版文化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