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筱丨「西廂可以入藏」：清初西廂評點本《西來意》考論

本文從清初獨特的西廂評點本《西來意》切入，探討佛門人士如何利用書頁邊緣的空間，將經典戲曲《西廂記》重塑為佛教文本。自晚明以來，徐渭 (1521-1593)、徐奮鵬(1560-1642) 、金聖歎 (1608-1661) 等文人皆從佛教教義出發重新闡釋《西廂記》，而各類筆記中所載老僧由「秋波一轉」句悟禪的軼事亦流傳甚廣，前輩學者已多有討論。《西來意》評點本正誕生於明末清初這種「以禪說戲」、「藉戲參禪」的文化潮流之中。其評點者潘廷章（1612-1702後）為浙江海寧人，易代之際始學佛，與江南很多僧人居士交善。他的評點本將借佛語喻《西廂》的闡釋傳統推演至極，乃至發出「《西廂》可以入藏」的駭俗之論。 

本文對《西來意》的三種副文本展開細讀，梳理潘廷章及其友人、弟子使用的種種文本策略。首先，潘在眉批、夾批等處，將鶯鶯贈予張生的情詩以及紅娘提點張生之句皆命名為「偈」，用「梅子熟」、「登彼岸」等佛家用語描述張鶯雲雨之情，乃藉由評點將男歡女愛轉譯為佛家修行；其次，著名遺民詩僧澹歸今釋 (1614-1680) 為《西來意》刊本作序，將《西廂記》比擬為「佛以一音演說法」，復稱許潘「代王實甫現身演說」，推崇評點者為傳達作者秘意、啟迪讀者開悟的「衆生慈母」；再次，在《附記語錄一則》中，潘的四位弟子記錄（抑或是編寫）了潘師與學者之間關於禪宗公案「西來意」的機緣問答，將潘塑造為上堂說法的禪師形象。這一個案研究啟發我們重新審視「宗教文學」之邊界，並觀察副文本如何成為宗教與文學發生互動的重要媒介。

吳穎慧丨摘句、拼貼、與重塑：論「蒲東詩」與《硃訂西廂記》對西廂記的視覺性改寫

明清時期誕生了大量的西廂記刊刻本，而基於西廂記所進行的文本和圖像的再生產也達到頂峰。依託於書籍、器物等各種物質載體和媒介而呈現的關於西廂記的文字和圖像敘事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豐富和複雜。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一種日常化和經典化、世俗化和超越世俗化同時進行並相互交叉的過程。

本文選取一類在晚明西廂記刻本中反復出現卻鮮少引起學者關注的副文本—「蒲東詩」—為切入點，討論該文本如何在書頁邊緣改寫了西廂記的故事內容、敘述方式、情感色彩和慾望表達，並進一步探究「蒲東詩」中的詩句如何在插圖本中參與構建了新的圖像敘事和情感表達。文章首先分析「蒲東詩」的特點—為何這些詩歌被斥為「俗腐」、「鄙猥」 的同時又能滿足一種學究式的癖好； 其次展示「蒲東詩」如何以摘句的方式存在於多個版本的西廂記插圖中，最後探討《硃訂西廂記》的插圖設計者如何把從多種插圖中採集的視覺元素進行修改、拼貼，並和蒲東詩句結合， 從而創造出一部關於西廂記的獨特的視覺敘事。 這部敘事結合了華麗的視覺形式，冗長的內容、重複性的日常生活瑣屑和泛濫的感傷情調，引起一種類似於觀看庸俗的情節劇 (melodrama) 的閱讀體驗。然而，這種視覺性改寫不能簡單地界定為雅或俗，而是反映了西廂記傳播過程中雅俗文化元素的複雜過渡與交融。它會吸引什麼類型的讀者，以及滿足什麼樣的閱讀需求，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汪詩珮丨德庇時譯本《漢宮秋》的可言與不可言

作為中英交流史上最早的商人漢學家／中國專家，德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的兩部中國戲劇翻譯，一為少年時期（22歲）的「（接近）足本」《老生兒》(1817)，文本前附有慎重介紹中國劇場的前言專文；一為青壯年時期（34歲）所譯的「節本」《漢宮秋》(1829)，譯本單薄，「序」僅四頁，其中一頁半篇幅則用來開列一份以學習漢語為名的中國戲劇書單。對照兩本譯作，德庇時的譯筆似乎有「倒退」之嫌。從1817至1829這十二年間，德庇時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知識結構如何導致其間擇選與翻譯策略的改換，及其為何改以節本譯介元雜劇？本文提出，德庇時筆下可見其縈繞於心的馬若瑟《趙氏孤兒》情結；與此同時，其閱讀、理解、轉譯中國戲劇的思維架構，實來自於莎士比亞戲劇，故亦暗地潛納英法戲劇及英法中國學彼此的競爭意識。因此，從《漢宮秋》譯作的精簡節本樣態出發，其譯筆之下隱伏的視角與脈絡，實具有跨文化比較戲劇的重要意義。

林桂如丨江戶文學中的楚漢相爭

論及中國小說對東亞諸國影響，日本不容忽視，其中又以日本之江戶時代為最。從江戶初期出現《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熱潮，進而譯刊大量中國講史小說，徳田武教授認為在於此時日本面臨無趣味盎然之長篇小說，故中國講史小說傳入，為日本知識階層注入一股活水。且此種虛實交織的小說筆法亦對日本文學產生啟發，以至曲亭馬琴（1767-1848）史傳小說的出現。在曲亭馬琴《椿說弓張月》後編卷之六「批為朝外傳弓張月」中所列「唐山演義」，可見「三國志、十二朝、武王、漢楚、隋史遺文、玄宗、五代史、岳飛、元明、國姓爺」，並讚其內容變化之奇，宛轉之妙，雖涉荒唐，亦可補史之闕文。其中，曲亭馬琴據楚漢相爭歷史，撰寫《繪本漢楚軍談》與《漢楚賽擬選軍談》。本篇希冀以曲亭馬琴之楚漢作品為研究對象，首論中國小說《全漢志傳》、《兩漢開國中興傳誌》、《西漢通俗演義》東傳情況。其次分析曲亭馬琴、為永春水 (1790-1844) 之二部《繪本漢楚軍談》，最後針對曲亭馬琴《漢楚賽擬選軍談》，結合其讀書歷程，探究其對中國講史小說之改寫、版本之使用，以及所呈現之史觀。

金   鎬丨從遊記到政治文本：17-18世紀朝鮮文人對《名山勝槩記》的另類解讀

《名山勝槩記》為一部遊記總集，蒐羅唐宋以來凡游歷燕賞之作，附圖五十五個。它的勝景圖與遊記文的結合形式，往往使得不少文人學者藉此「可以臥游」，對晚明臥遊文化的興盛與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僅如此，到了17世紀後期，《名山勝槩記》曾傳入朝鮮，成為不少文人學者的閱讀文本，對當時朝鮮的臥遊文學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對朝鮮後期的美術（勝景圖）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現查看韓國所藏《名山勝槩記》，除了幾種明清刊本之外，尚有兩種朝鮮寫本，此兩種寫本均是節約本，這意味著朝鮮文人學者以自身的選文標準來重新編纂《名山勝槩記》。尤其是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寫本，就體例而言，與中國刊本《名山勝槩記》有較大的差別。本來，中國刊本《名山勝槩記》共收錄十五個地域的遊記文，與此相比，國圖寫本僅收錄九個地域的遊記文。這種收錄地域的差別現象正說明寫本編纂者的編纂理念與明清刊本有所不同，換言之，寫本編纂者在十五個地域中有所取捨。有趣的是，這種取捨的出現並不是基於文學觀念，而是出於政治觀念，這意味著《名山勝槩記》傳入朝鮮後，朝鮮文人學者對它的接受觀點從遊記轉變到政治文本。。

本文擬要針對朝鮮寫本《名山勝槩記》，並蒐集相關資料來要探討朝鮮文人學者對《名山勝槩記》的接受態度如何轉變，並試圖解釋其文化內涵。筆者相信本文的內容，不僅對我們探討中韓圖書交流中的特殊性有所幫助，同時對整個東亞書籍史的研究也有所助益。

蕭涵珍丨笠亭仙果《牡丹園娘莊子》論析：牡丹、楊貴妃與莊子的典故運用

笠亭仙果《牡丹園娘莊子》(1850-57) 承襲柳亭種彥的創作構想，融合中日文學要素，完成別具巧思的作品。 

 在前行作品的運用上，《牡丹園娘莊子》多方引用種彥隨筆中的牡丹資料。從編目名稱、卷首插圖均可見牡丹的介紹與相關詩文。故事內文則有玩賞牡丹，列舉唐土品種的對話。作品頗有彙集牡丹典故於一書的傾向。其次，仙果連結牡丹及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故事，以《長恨歌》、《清平調詞三首》的詩文勾勒角色間的情感糾葛。其創作手法明顯受到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的啟發。再者，仙果依序引用《莊子•內篇》的篇名與文句，部分雖與《牡丹園娘莊子》的故事無關，但少數呼應角色命名與際遇，帶來詼諧的閱讀樂趣。此外，「莊周夢蝶」的概念散見於全作，或表達角色經歷虛實難辨、幻夢如真的遭遇，或結合「大江佐國死後化蝶」的傳說鋪陳蝴蝶入夢、轉生兒女的故事。仙果運用中日典故的手法多樣且巧妙，不僅豐富作品的知識性，也增添異國色彩。

總體而言，《牡丹園娘莊子》反映江戶通俗文藝對中國經典的接受與創新，有助理解相關典故的域外影響，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

松浦智子丨手鈔彩繪《春秋五覇七雄列國志傳》與其周圍繪圖本的關係

有一份資料名為手抄彩繪《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本資料可推定為，明朝萬曆末期由內府據坊刻本《列國志傳》製作的一部通俗小說，在小說研究上具有寶貴的价值，但關於本資料的前行研究卻十分稀少。另一方面，在明朝內府，除了彩繪《列國》之外，還製作了彩繪《唐玄奘法師西天取經全圖》、彩繪《出像楊文廣征蠻傳》以及彩繪《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眾多通俗小說，這些作品皆據坊刻本製作而成。

一般而言，宮廷、內府可以說是“正統士大夫文化”佔據主要位置的空間。在這樣的環境中，多部搭配通俗白話文和插圖的“卑俗”小說何以被製作與接受呢?存在於彩繪通俗小說周圍的其他領域繪圖本群或可成為釐清此問題線索。Or 釐清此問題的線索或在於彩繪通俗小說周圍的其他領域繪圖本群。

明內府接受許多繪圖本，其中包括為皇太子教育而進獻的《帝鑒圖說》、《養正圖解》等教科書，以及自坊間書肆購入的《閨範圖說》、《人鏡陽秋》等勸戒書。這些書籍均具有與彩繪通俗白話小說相同的形式，即將白話文與繪圖結合在一起。

引人注目的是，這些白話繪圖本的內容，有時與彩繪通俗小說的內容重複。本稿着眼於這一點，針對彩繪《列國》及其周圍的繪圖本之間的關係進行考察。期望藉此分析出彩繪《列國》具有的各種功能，從而闡明其製作與接受在當時的意義。

荒木達雄丨成本與講究之間── 《水滸傳》簡本

眾所周知，水滸傳有許多種類版本。將其可大分為兩種，即繁本和簡本。

嵌圖本是簡本之一種。現存版本有五：即，新刻全像水滸傳(通稱為劉興我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誌傳（藜光堂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傳（親賢堂本）、新刻全像忠義水滸傳（李漁序本）、新刻繪像忠義水滸全傳（慕尼黑本）。透過比對得知：先有根據繁本而成的嵌圖本祖本(已佚)，據祖本而做的是劉興我本和藜光堂本。李漁序本是劉興我本的後繼本，親賢堂本是藜光堂本的後修本。

透過分析我們就可以容易推知出版簡本的書肆最看重成本。以縮短文章、縮小字體尺寸等方法省用版片和紙張、減少工費。字體尺寸小，引起書上出現很多節省筆畫的俗體字。為縮短製作時間，匆忙或根本不做檢查，留下不少文句不通順之處、錯別字等。因此，一般認為，和面向高級知識人細心講究編輯文章的繁本比較，簡本算是廉價劣質本，其文章很少用來作為文學或語言研究對象。

藜光堂本是後出簡本，自然免不了簡本常有的缺點。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其上有試圖修正底本錯誤之痕跡，並非照樣抄寫底本。可是，也有雖有修改痕跡，還是文句不通順之處。筆者認為，這不一定都是編纂者文章能力所導致的問題。因為簡本看重成本，就算需要修正文章，也不得加以影響到全版面結構的大型修改。編纂者在必須保持原有版面結構的限制之下，想盡辦法造出好些理解、再符合些當時語言習慣的文章。比起以完善文章表達為優先的繁本，簡本文章的文學性、合理性都差。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通俗文學是出版商業化所產生的領域。這麼說來，在最優先商業理論的同時，在被限制的條件下不放棄追求再好一點文本的藜光堂本，可以說是在某種意義上明清通俗出版文化之象徵。

范莉潔丨晚明詩化之夢想

本文旨在探討明代末期夢與詩之間的關係。我將以兩位士大夫為例，對晚明的夢文化以及晚明個體跟集體無意識進行探討。這兩位士人都是透過夢與詩來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人生，表達內心感受，同時流露出對集體無意識的參與。對明代士大夫來說，夢是能了解内心一切的工具。羅倫 (1431-1478) 在參加科舉前遊福建省的九鯉湖，並於彼向九何神求夢，但沒有得到回答。在覺醒後的挫折與失望面前，羅倫以寫詩來抒懷。另一位士人鄭鄤（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進士）則表現出處於一個政治混亂時代的心理狀態。他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被凌遲處死。在晚明每況愈下的境遇裡，無從找尋生活意義的士大夫藉由夢境與詩境追尋希望和心理安慰。有的選擇置身夢中，試圖以夢為詩來操控夢，再透過操控夢來求得控制社會的混亂。士大夫選擇置身於夢與詩中來表達出内心無意識的意義，通過收集夢來表達心情，兩位士大夫來操控夢。通過享受來自於夢的詩，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士大夫如何定義夢，如何以夢來維持自己內心秩序的平衡，以及以夢來表達他們的精神面貌與人生觀。

孫修暎丨書籍市場與李漁 《意中緣》的女性作者身份的建構    

李漁於1653年出版的戲劇《意中緣》，探討了「仿造」這一中國明清市場經濟中十分普遍的問題。通過突出描写一位女性仿造者，《意中緣》不僅質疑了原作與仿作之間的明確區分，還展現了仿造作者通過市場中的交換價值來維護她的權威。本文通過文本分析和對《意中緣》刊本的物質條件的研究，探討在出版市場中提升邊緣女性作者的社會主體地位並使其獲得經濟補償的複雜性。

The Market and Making Female Authorship in Li Yu’s  Yizhong yuan

Li Yu’s 1653 drama Yizhong yuan explores the theme of forgery,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the expanding market economy of early modern China. By prominently featuring a female forger, Yizhong yuan not only challenges the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an original work and its imitation but also reveals that the counterfeit author asserts her authority through the exchange value in the market. Drawing upon textual analysis 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 publication of Yizhong yua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ricacies of elevating a marginalized female figure whose authorship was not acknowledged by her gender into an authorial subject entitled to social recognition and financial compensation within the late imperial book market.

淺見 洋二丨文本之鏈：蘇黃與惠洪之間的詩學傳承

文本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某種先行文本為基礎，與同時代的其他文本相互支持而存在的，即存在於眾多文本的連鎖之中。本報告旨在考察北宋時期蘇軾、黃庭堅的詩論，以及他們之後的惠洪的詩論，探抉二者之間的影響關係或者說是相互連鎖的諸種面向。

報告人在此前曾以「『有力』與『無意』——論中國詩學中『風』與『水』的意象」（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年8月，武漢、黃岡）為題，著眼於自六朝至宋代詩論中所使用的「風」與「水」的意象，針對其中所表現的文學觀念的系譜進行了探討。本報告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蘇軾、黃庭堅在詩論中所使用的「風」和「水」的意象是如何在惠洪的詩論中傳承的。同時亦將其與南宋初期江西詩派的關聯納入考察視野，以此闡明北宋至南宋的詩學史的一端。

雷之波丨"Probably Many Variants":  How Witter Bynner Revised His Chinese Translations

當我們提起美國詩人維特·賓納 (1881-1968) 的唐詩翻譯時，會想到的無非是他1929年出版的翻譯專著《玉山集》，頂多也只會再記起他的翻譯夥伴江亢虎 (1883-1954)。一般不會想到的是，這些譯作成書之前的複雜歷程。他們的翻譯計畫花了十年── 但他們每一年都覺得即將完成。他們的譯作從一開始就陸續發表在各種期刊上── 但期刊上的文字與後來書上的文本幾乎從未一致，甚至常徹底改頭換面。事實上，他們的翻譯是在種種對話中完成的，包括維特與亢虎，維特與他的朋友圈、以及他們與譯作的讀者。維特留下相當規模的檔案，本研究使用其中書信、筆記本、剪貼、以及書頁邊緣上的雜記，企圖梳理維特與他翻譯夥伴的關係、兩人對中國古典詩的認識、他們的翻譯取徑，以及他們對譯作讀者的態度。。

“Probably Many Variants”: How Witter Bynner Revised His Chinese Translations

When we speak about Witter Bynner’s (1881-1968) translations of Tang poetry, and even when we recall that they were done in collaboration with Kiang Kang-hu (1883-1954), we generally think of them as a single entity, published in 1929 as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ut there was a very involved history behind these translations. The project took a decade—though from the start, completion always seemed just around the corner. Most of the translations were published in magazines along the way—but in versions that were almost always much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would become in the book. Most of all, perhaps,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was done in the midst of many conversations—between Bynner and Kiang, and Bynner and his friends and readers. Using letters, notebooks, clippings, and marginalia from Bynner’s large archive, this study explores Bynner’s relationship with his collaborator, their ideas about Chinese poetry, thei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and their responses to readers.

楊玉成丨 圖說：明代的聖傳、勸懲與講故事

印刷術 使 「 圖 」 與 「 說 」重新 整合起來 發展出複雜的樣式 ，今傳眾多「 圖說 」，某種程度是印刷術盛行後的遺存 。隨著印刷術盛行，口頭與表演傳統逐漸轉向視覺觀看，「 圖說 」最終淹沒在眾多附有圖像的書籍中，獨特性隱沒不彰， 但始終不曾消失，清代甚至更為發達。圖說與一般繪畫不同，最明顯的是必然加上文字：標題、榜題、出處、解說，提供給觀者（通常是不確定的大眾）作為辨識、說明、引導。「 圖說 」反映明代表演文化複雜的側面，不僅與精英的文人畫大異其趣，也不同於俚俗的小說插圖，媒介形式多樣：從繪畫到石刻、版畫、口語，書籍形式從寫本、拓本到印本，從單張、卷軸到書冊（或相反），涉及不同媒介的 轉換，打破學界線性演化的簡單假設。隨著圖像大量複製（包含寫本、印 本），導致作者與讀者的疏離，說明文字因而變得不可或缺，形成更加緊密的圖文關係。明代 圖說從上層社會逐漸下移，編者與讀者大致符合晚明中間階層的身份：生員、僧人、道士、醫生、相士、書坊主等，由此擴散於庶民大眾。「 圖說 」在明代書籍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反映從口頭到書寫、白話與文言、寫本與印本的生成與流動的過程，提供一個對明代講述與表演重要而有趣的線索 。

張藝曦丨社群及風潮更迭下的潛流：舒曰敬、匡山社與《皇明豫章詩選》

本文主要討論明末江西一條較少人注意到支線，以舒曰敬及匡山社諸子所編纂的《皇明豫章詩選》為中心。隆慶、萬曆年間以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引領詩壇時期，江西因有宗室參與的緣故，以致於當地詩文社集有很較特別的發展。從初期的芙蓉社，由宗室與士紳共同主持，精英性本已較強。後續的龍光社，更幾乎由宗室主導。

過去較少人注意到萬曆中期另有匡山社的成立，這個社集因活動少而不甚為人所知，但他們跟舒曰敬合作編纂的《皇明豫章詩選》則值得注意。這部詩選有兩個外顯的特徵：一是所錄人物完全以士為主，而不錄宗室。一是匡山社成員絕大多數皆入選。如果說宗室藉由詩社活動而主導晚明江西詩壇的視聽，則匡山社便藉由詩選而宣示了士群體才是詩壇主體的立場。

但舒曰敬及其詩選也呈現了另一面，也就是明末江西走向制藝風潮的傾向。舒曰敬本是制藝名師，晚年轉向詩作而編詩選，但年輕一輩的士人不僅疏遠於詩選，而且批評之。此正凸顯出明末江西士群體已從詩社轉向制藝文社的傾向。匡山社與詩選，或可說是復古派在江西的最後一曲，此後江西則走入另一個階段：一個既與制藝文社合流，又不附和甚至反對復古派主張的立場。

劉瓊云丨 邊緣生命與詮釋競爭：書籍作為形塑歷史想像的動力

程濟（生卒年不詳），這個在現代人的知識畛域中可能陌生的名字，在明清時期，曾有過一番從隱晦異人成為熱門人物的變化史。從最早期紀錄「革除遺事」（正史稱「靖難」）的野史、筆記中，神出鬼沒，通曉天象卜算的術士形象；隨著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士人學者一波波補遺、存史的努力 ，加上晚明出版業蓬勃的推波助瀾，宣稱為程濟追隨建文帝流亡期間所做的《從亡隨筆》面世 ，到了崇禎年間，程濟在當時不同類型的出版品中，發展出多面形象。不僅出現在中篇歷史演義《續英烈傳》當中，在白話短篇小說《型世言》與《西湖二集》，乃至流行於明代，輯錄歷代名將傳略的《廣百將傳》系列兵書，皆刻意著墨程濟故事。

究其實，早期史料中關於程濟的記述，僅約三百多字。可以說，或許正是因為「實事」的匱乏，反而給予作家、讀者與出版人更多揮灑的空間。程濟生前死後所得到關注程度之落差，其行事人品詮釋幅度的延展，在明清文學文化史上，是個值得關注的例子。而其原本邊緣的生命，在明代文本空間中引發的繽紛想像，乃至詮釋競爭，背後的驅力與明末的出版動能密切關聯。不同類型的書籍，給予此一人物不同的定位，並透過敘事細節與副文本的編排，對話論辯。程濟的文本生命，於是不僅只關乎歷史知識，同時成為晚明社會重估、思考才學與用世、倫理行動、進退出處等議題的個案媒介；以初始邊緣之姿，擾動核心價值關懷之思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