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戎旅與風流
劉宋的尚武重文現象再思

劉苑如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宋書》載：「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1]宋高祖劉裕藉由軍功發跡，取得統治地位，然在與士族名士交往過程中，無可避免表現出慚愧與自卑。因此，他不僅本人「頗慕風流」，也十分注意加強對皇族子弟的教育，諸皇子皆配置了保傅與侍讀等相應的職官，以提升其家族的文化素養。

另一方面，幼王出鎮至此也成為南朝歷史上之獨特的政治現象。儘管學界常強調此一制度具有反世族政治的色彩，而方鎮又造成了形式權力中心與實際權力的分離，特別在輔佐任非其人，心懷異端，放縱幼王驕奢不法，或挑唆其反叛中央，掀起戰亂，帶來國家兵資之禍；但不能否認朝廷為宗王選用屬吏，實欲令其教授宗王，其教化功能常也隨之擴大，故在南朝政治中延續不斷。

綜言之，劉裕一生戎馬，得子甚遲，馬上造宋後，以幼王出鎮接受軍政歷練，並習染文士從屬風流，構成劉宋皇子文武教育的特殊景觀。

劉宋中前期出鎮皇子府佐考
以孝武帝朝及子勛之亂為中心

赫兆丰

南京大學文學院

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為出鎮皇子簡選府佐的策略，既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又會根據各自時期不同的政治形勢而加以調整。劉裕在東晉末年輔政及代晉即位後的三年裡，出鎮皇子府佐主要由其原府佐和皇室姻親構成。這主要是因為劉宋創業初期皇親人才匱乏。文帝一方面選拔世家大族子弟以增加皇子聲望，另一方面挑選身分較低但有真才實學的次等士族，負責培訓皇子的政治、軍事能力。孝武帝朝最值得注意的是，出鎮皇子府僚近一半的人都至少參與過一次孝武帝朝的重要戰爭，他們與孝武帝形成了十分密切的故舊恩情關係，同時又有豐富的州鎮治理經驗。

孝武帝死後，鄧琬為謀求私利，利用與孝武帝的密切關係策劃了子勛之亂。薛安都、崔道固、蕭惠開和沈文秀擁護子勛，則確實更多是出自報答孝武帝的目的。但表面上共同擁立子勛的一批人，不僅內部一盤散沙，相互之間也沒有形成合力。孝武帝的安排在他死後並沒有發揮預想的作用。

孝武帝去世尚不足一年，劉宋政權便開始從內部顯現出越來越多的不安定因素。這與他生前高度集權的統治方式有關。這種統治方式嚴重破壞了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各項制度，妨礙了各層次政府機構的正常辦公。一旦強勢帝王突然去世，繼位者或過於年幼或心智、能力遜於前任，就會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缺乏主導力量的情形，造成中央的權力真空，導致權力分裂與權力鬥爭瞬間升級。子勛與子業、繼而與明帝的皇位爭奪，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孝武帝專制統治的政治遺產。

漢地舍利崇拜的興起
南朝佛教國家化之一端

陳志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研討六朝佛教史，除僧傳以外，志怪、靈驗記一類的文獻受到重視。這類作品價值在於，所記內容不以高僧事跡為中心，而遍及社會僧俗各個階層的信仰形態；成立年代也從東晉中後期，直到唐初陸續撰作，而非集中於齊梁。小南一郎將六朝志怪小說分為四類，佐野誠子在小南氏的基礎上對六朝至初唐志怪、靈驗記的取材來源和組織結構做了更細緻的分剖。

閱讀《宣驗記》、《冥祥記》、《繫觀世音應驗記》和《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幾種代表作品，不難發現《宣驗記》沒有特定的內容分類，《繫觀世音應驗記》以《觀世音經》的經文為序加以組織，《冥祥記》則以佛像靈異為主體，經塔靈驗則作為附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則以舍利居首。換言之，崇拜對象存在佛像‧經典‧舍利的差別，並且舍利崇拜的勃興年代相對較晚。

靈驗集的體例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六朝佛教史的現實。對今存舍利崇拜的幾條早期記載做嚴格的史料批判，被研究者津津樂道的康僧會以舍利感動孫吳大帝孫權故事，劉薩訶晉末挖掘鄮縣阿育王塔故事，皆有後世加筆的痕跡。

本文認為，舍利崇拜在漢地的興起，集中在晉宋時期，特別是劉宋元嘉時期。同時舍利信仰，又有從佛像附屬物、儀式感應所得，向域外攜來品轉化的趨勢。作為域外攜來品被皇家供奉，舉行盛大的儀式，舍利成為皇室和高級貴族壟斷的高級供養物，這一過程與南朝宋齊之際佛教的國教化趨勢相配合。

另一方面，漢地舍利崇拜的興起晚於佛像崇拜、甚至也晚於經書崇拜，與印度佛教史舍利—佛像—經典作為崇拜對象的先後順序形成有趣的對照。這一現象的解釋或許應該從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早期大乘經典在漢地的受容兩個方向尋找解釋。

黃庭：魏晉時期的神仙氣象

沈文華

南京大學哲學系

魏晉風度與魏晉神仙道教密不可分，它們共同陶鑄了魏晉時代之形神。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之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基礎人格。魏晉名士在特立獨行、放蕩不羈、狂妄任誕的行狀之下，卻有著追求自由、尊崇個性、率性求真之心。他们「托懷玄勝，遠詠老莊」，道家神仙思想成為重要的精神寄託和人生出路，為彷徨動盪的心靈提供了安頓之所。一批士人出儒入道，將神仙思想和黃老之學相結合，融入各類神仙方術，形成了以「長生久視、羽化登仙」為宗旨的魏晉神仙道教。

作為道教上清派重要典籍的《黃庭經》便是在此背景下傳播流行的。它是神仙道教修仙之经典，為魏晉士流所常誦並修習存思。《黃庭經》有《黃庭內景玉經》和《黃庭外景玉經》、《黃庭中景玉經》三種。「黃」為中央之色，「庭」為四方之中。「黃庭」外取諸象、內取諸身，借喻天中、地中、人中，人之腦中、心中、脾中。其總括了形上之體與形下之身，會天人於一，使飄渺仙道與凡塵俗軀相貫通。「黃庭」一詞以其寓意的宏闊深邃，彙聚和凝照出這一時期的神仙氣象，而與魏晉風度相呼應。

開度法輪：仙公系靈寶神學與晉宋道教的轉型

張超然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近期研究顯示，東晉南朝之際是道教組織型態重大轉變的時期。根植於鄉里社會，仿效俗世之官僚、戶籍、租稅等制度所建立起來的教團組織，所謂「領戶治民」的祭酒體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在失去核心階層有效領導的情形之下，魏晉時期各地祭酒或者延續舊有制度、或者吸收地方傳統，從而形成混雜不一的神學信仰，以此領導奉道信眾的宗教生活，追求過度末世以至太平（度世）的宗教目標。晉末宋初，隨著國家管理力道的逐漸加強，祭酒體制持續受到批評，一種繼承隱修傳統與學館形式的新型組織形態逐漸發展，最終以獲取供養、住館隱修的「道觀體制」取代了祭酒體制。東晉中末期興起於江南的兩股思潮推動著這樣的轉型，其中尤其以陸修靜所整理的《靈寶經》更具關鍵性作用。本文擬從此一脈絡重讀《靈寶經》，分析其中的幾個關鍵字詞，以及這些關鍵字詞所架構起來的神學體系，用以指出此一靈寶思潮如何據以推動中古道教體制的轉型，重新形塑出延續至今的道教新樣貌。

冢墓：作為劉宋的文化場域

程章燦

南京大學文學院

冢墓作為一個文化場域，自不始於劉宋。在漢代喪葬禮俗中，冢墓就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場域，在當時的社交往來乃至文化傳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漢末建安時代，曹操始禁立碑，魏晉時代屢申此禁，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冢墓作為文化場域的功能空間。劉宋一代，冢墓再度崛起，成為諸多文化活動展開的場域空間。至晉宋之際，北方士族僑居江南已近百年，仍時時回望故土，數典而不忘祖，冢墓是他們維繫根脈和族群認同的重要場所，嚴申族籍世系的譜牒家傳方興未艾，詳載親族血脈的墓誌文體繞過嚴厲的碑禁而悄然出現，並在劉宋一代最終確立為新的喪葬制度，其影響很快波及北朝，從特定角度展現了南朝的文化實力。各種由上而下、從南到北的陵墓祭拜活動，遠至在洛陽和長安的先代帝王陵墓，近至江南江北各地的祖先及功臣陵墓，或者借助尊宗敬祖以重申血脈的正統性與權力的正當性，或者借助身後名爵與人物評價以重構新的歷史闡釋。很多文壇名家參與其中，由此產生一批名篇佳制，甚至無名氏古塚之開掘，亦激發時人慨歎古今。此類作品之見於《文選》者，即有傅亮《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顏延之《拜陵廟作》、謝靈運《經廬陵王墓下作》、謝惠連《祭古冢文》、謝莊《宣貴妃誄》，可謂自成系列，蔚為大觀。要之，冢墓一詞，聯繫南與北、古與今，凝聚時間與空間，牽系生命與情感，允為把握劉宋政治、文學與文化之重要關鍵詞。

論謝靈運與永明聲律論的關係

蔡　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永明詩學的領導人物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發表他的文學發展史觀以及畫時代的聲律理論，使永明聲律論與謝靈運產生了不容忽略的聯結。本文以此為起點，首先梳理謝靈運的佛學及聲韻學背景，從他參與的譯事活動與撰著的《十四音訓敘》，論證其所具有的梵漢語文知識及審音能力。其次，將永明詩學的聲律規範分為「韻紐四病」與「聲調四病」兩組，分別析論各病犯的調聲理念。前者著眼於同韻及同紐之字不可在同一聯之中出現，以實現詩句唇吻流利的目標；後者著眼於句尾及句中的頓斷節奏，以形塑詩篇的主要節奏點。再次，用此為參照座標，以數位工具檢核元嘉詩人與永明詩人在避忌各病犯的合格率。透過兩組詩人的相互比較，尋究其中的承變關係。本文經由上述步驟，確認「韻紐四病」已具體實踐於元嘉時期，「聲調四病」則為永明詩學的原創，但其中形塑句尾節奏的上尾、鶴膝，元嘉時期已具前導之勢，謝靈運的表現尤其亮眼。永明詩學的主要貢獻在於總結前人經驗以建立可供依循的規範，並進一步開展出句中節奏的經營，引導後世律詩的生成。而在其建構過程中實充分借鑑了劉宋文人的成果。

劉宋的回顧詩學及其後的新變

田曉菲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

十幾年前在撰寫《劍橋中國文學史》「東晉至初唐」章節時我曾寫道，「五世紀是一個在時間與空間層面均向遠方開拓的時代。軍事上的北伐深入和宗教上的異域遠遊都帶給人們一種機會無限和地理疆域大為擴展的感覺……從時間層面上講，這也是一個拓展的時期，因為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是一個對過去進行回顧的時期。」 這種回顧集中表現在幾個方面：一，五世紀初期很多詩利用魏晉樂府舊題，也出現了很多以「擬古」、「效古」、「依古」、「代古」和「古意」為題的詩歌。二，很多劉宋詩人都對特定古詩進行「擬作」。何晏 (413-458) 的《冉冉孤生竹》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但對詩歌元文本逐行模擬，同時在修辭層次上對元文本作了提升。三，也有時詩人不是對整首詩進行模擬，而是只挑出原詩中的一段，然後將其寫成一首獨立的詩。譬如宋孝武帝曾把建安詩人徐幹詩中的一段寫成《自君之出矣》，後來遂變成一個標準的樂府題目。四，還有時，詩人模仿一位早期詩人的總體風格，而不是他的某一首特定的詩。比如王素 (418-471) 的《學阮步兵體》，從這樣的詩可以看出擬作者對不同詩人的個人風格以及文學傳統延續性的認識。這些情況向我們顯示，公元五世紀初期與中期在文學史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作家對文學過去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意識，並與詩歌傳統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關係。本文在這一觀察的基礎上，分析一組謝靈運 (385-433)、謝惠連 (407-433)、顏延之 (384-456) 和沈約 (441-513) 的樂府，並通過這一分析論證沈約的樂府創作可分為兩個時期，其前後轉變亦同時標誌了五世紀八十年代詩歌寫作的新變。

不朽之「異聞」：劉宋士人眼中的曹魏

大平幸代

奈良女子大學人文科學系

元嘉中，裴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而作《三國志注》，宋文帝．劉義隆以「此為不朽矣」讚揚此注書（《宋書．文帝紀》）。在劉義慶府上，則進行了《世說新語》、《幽明錄》、《宣驗記》等書籍之編纂。

本文留意到這樣子愛好「異聞」的社會風氣是從東晉義熙年間的劉裕重視「文武並用」開始興起的。在劉裕北伐這一時期，記錄了當時留存的北方遺跡、耆老們的口述史事、武人們的用計謀略等；而且劉裕會和人們說著麾下參謀劉穆之告訴他的許多傳說趣聞。隨著寒人、武將勢力興起，像這樣子愛好「異聞」的社會風氣，在劉宋建國後也持續燃燒著。

接著本文想討論的是，裴啟《語林》一書的重新評價問題。《語林》因謝安的一句話「君乃復作裴氏學」而被廢（《世說新語．輕詆》），但之後《世說新語》卻載錄了《語林》裡的奇聞軼事。透過「裴氏學」的重新評價，我們可以知道在劉宋時期，像復興裴氏家族的裴松之、開國功臣一族的檀道鸞等人所帶給「裴氏學」的影響。

最後，本文欲藉由《世說新語》裡所記載的曹氏父子軼事趣聞，探討在如此愛好「異聞」的風氣下的「曹魏」是如何被敘說？曹氏父子的人物形像之塑成，應該受到武人當道或當時的「輕薄年少」喜好「異聞」風氣的影響。

史識與史述：《宋書》史論的修辭探討

雷之波 Zeb Raft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本文分析《宋書》中「史臣曰」的史論部分，探討《宋書》編撰者沈約 (441-513) 如何將史實化為修辭。本文所關注的「修辭」，自然也包含這位文學大將在詞藻上的造詣，但這類個別遣詞用字的考量只是一個起點；更重要的是，從廣義的修辭學概念來進行考察，認識到沈約運用哪些論證模式來組織《宋書》中的歷史事件，如何利用種種敘述方式來使得歷史事件變成歷史認識。本文又指出這批文獻的特殊性質——數十篇小小文章，各自有頭有尾，而篇與篇之間又存在各種呼應，因而頗適合當作五世紀修辭學的一種範本；同時，從「關鍵詞」的分析來看，這組文章也提供契機，使我們能夠由此了解五世紀人對其自身時代的認識與批判。

Rhetoric and Historical Judg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u-So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hetoric of the “historian’s comments” appended by Shen Yue to each chapter in his History of the Liu-Song, compiled in 487-88 C.E. Shen Yue is well known as a literary writer and “rhetoric” here naturally includes attention to his diction and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but these provide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chemes of argumentation he uses as he harnesses historical fact into historical judgment. Moreover, these “historian comments” – dozens of short essays, each complete in and of itself, while also resonating with the others – constitute a distinctive kind of primary source. As such, they provide excellent material for a study of rhetorical paradigms in fifth century literary writing, and they reveal a number of important “keywords” tha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he fifth century was understood, and critiqued, during the fifth century itself.

族群分類的史相與史實
以《宋書》對「蠻」的分類為中心

胡 鴻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蠻的種群分布，在沈約《宋書》中呈現出與范曄《後漢書》不同的格局，按其敘述，盤瓠蠻與廩君蠻的分布區域，在東漢是南北之別，在劉宋則是西東之分。此前學者多認可兩部正史的分類，並用遷徙論來解釋兩者間的差距。本文認為，史書中對蠻的命名存在政區和種別兩種標準，而兩者的勘同對應有很大的主觀性，我們需要對此種敘事方式下呈現的族群格局加以史料批判。

在史書分類變化的背後，劉宋時期的「蠻」的確呈現出新局面，即沔水流域至大別山南北的蠻活動頻繁，與劉宋政權衝突劇烈，三峽地區與沮漳水流域次之，而武陵五溪區域則顯得非常平靜。造成此種變化的原因，第一是南北戰略形勢的改變，邊境地帶南移。第二是北方流民南下漸止，劉宋政權面臨人力資源的巨大缺口，地近南北邊境又處於荊揚之間的蠻人成為重要的人力來源。舉凡雍州的分立，郢州的設置，左郡左縣的置廢，都與此形勢有關。沔水流域的蠻在原盤瓠、廩君分類中處於邊緣，大別山區的蠻則根本沒有位置。為了適應新的族群形勢，劉宋國史的修撰者拋棄了按南北劃分的敘述框架，而改用荊雍州、豫州東西二分的框架來敘事。進而為了保持與前史的連續性，又將兩個大政區的蠻牽強地與盤瓠種、廩君種對應起來。

本文最後討論了《宋書》對蠻的新分類與蠻人自身認同的關係。南北朝後期至隋唐，盤瓠信仰出現在長江三峽和沔水流域，在北朝蠻人中也有一定的接受度。反之，在《宋書‧夷蠻傳》之外，不論在南北朝還是之後，都找不到任何豫州蠻與廩君的聯繫。分析兩種祖源信仰傳播擴散的成敗，可以認為，上層文化精英所做的族群分類，在適應被分類者的實際利益需求時更容易得到承認，反之則只流於紙面的空言，被湮沒在歷史之中。

《宋書‧高句驪傳》與中古正史東夷傳書寫

趙立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

高句麗在研究中古中國的天下秩序、冊封體制、古代東亞世界乃至古代朝鮮史等課題或領域中均為焦點，透過文獻為主的史料來研究高句麗相關的諸課題，各地學界已取得了不少相對深入的研究成果。儘管高句麗的相關研究豐碩，卻仍有尚待發掘的課題，諸如高句麗與其它東夷、東胡及內亞諸族群的關係等。文獻史料是推動相關研究的主要材料，以往的研究對象與成果多半集中於《三國史記》等文獻。雖然多數研究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現存古代朝鮮文獻史料內容多有延襲或搬移中國正史的材料。要言之，欲深化既有課題或是開展新的研究方向，宜先對中國中古正史高句麗傳進行史料批判的研究工作。本文欲以前人措意較少的中古正史高句麗傳為對象，以《宋書‧高句驪傳》為中心，以深入了解中古高句麗傳的編纂、內容結構、敘述書寫等各方面的性質。

何以為家
以南北朝移民家庭為討論中心

黃文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魏晉南北朝無疑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一個大遷移時代。關於魏晉南北朝人群移動的問題，學界已討論多年，也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焦點多半著重移民 對移入地的政治、社會、文化上的貢獻，卻鮮少檢視他們的流離異國對其故土親人造 成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在前輩學人的研究基礎上，廣泛搜集史傳、禮典、文集、 佛教文獻、墓誌銘等材料裡的相關記載，嘗試梳理、分析東晉南朝與北魏對峙期間流落北方的南人，其家屬可能遭遇的問題。尤其是藉由「婚宦」、「贖人」、「兩嫡」三個主題作為切入點，初步檢視移民與原本家庭成員的關係、政府的角色，以及南北 對峙情勢下國與家之間的衝突。

Families Divided:
Migration and Those Left Behind in Fifth- and Sixth-Century China

Previous scholarship about Chinese migration has often focu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grant and the state, but the impact of the migrant’s absence on the left-behind family remains under-researched. The present article, therefore, centers on how cross-border movements of men and women who were forcibly moved to the Northern Wei (386-534 CE) from four successive southern states (Eastern Jin, Liu-Song, Southern Qi, and Liang) affected their parents, children, siblings, or spouses in the south.

Specifically, the paper examines how migrants were rescued by their families during a time of constant warfare; how their remains were repatriated to the south despite political divides and spatial distance; what a southern official would do when his family member was detained in the north; and how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states exploited migrants' cross-border kinship ties to suit their agenda.

Drawing from transmitted texts and excavated epitaphs, this paper shows human migration affected not only those who moved but also their family relations, state-family relation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