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統的技術權力共構_從宗教救贖到演算法治理_1500_2025

#教育系統的技術權力共構_從宗教救贖到演算法治理_1500_2025

先前從「Calculating Empires」視覺化圖譜，找到硬體->軟體->資料的不同主導世代，用來觀察音樂產業生態的發展，可看見音樂平台治理的縮影，呈現著技術與權力的糾葛關係。

依循相同思路，觀察教育這一主軸，可清晰揭示教育系統的權力轉變軌跡，呈現著控制機制的歷史演化。從系統性轉變的過程讓我瞭解，自西元1500年的教育非僅為教學方法的漸進調整，而是權力形式的根本再現，透過Calculating Empires圖表可以劃分四個關鍵歷史階段，並且各自展現獨特的技術配置與權力運作邏輯。

教育為什麼是百年大計，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基礎，從中可以看到相符的論證。

#宗教救贖階段_靈魂治理的教育模式（1500-1750）

此階段以「Education vs eternal damnation」（教育與永恆詛咒）為核心命題，將教育建構為靈魂拯救的操作工具，用來塑造人心變成自權力者想要的樣子。圖中所示，馬丁·路德於1524年向德國議會明確要求：「urging them to found and fund Christian schools for all young men as a public duty」，將基督教教育定位為公共責任，宗教機構透過控制識字能力與經文詮釋權，確立了知識生產的壟斷地位。

技術工具的配置主要為手抄本、印刷書籍與羽毛筆墨水等物質工具，形成以文本為中介的權力延伸。耶穌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Jesuit, Dominican, and Franciscan missions」）在美洲建立的傳教學校，被明確描述為「schools and fortresses alike」，同時作為教育場所與堡壘，目標作為將原住民集中於「centralized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educate, tax, and convert them」，形成宗教權力的空間實踐場域。「Saving souls with school」（用學校拯救靈魂）的圖表標題，其實明示了此時期教育的本質：知識傳遞服從於神學目標，教育成為宗教權力的延伸機制。

#國家建構階段_公民塑造的教育系統（1750-1900）

隨著「Public education as nation-building」（公共教育作為國家建設）概念的出現，教育轉型為國家認同的生產機制，例如其中「Prussian educational reform」與「State-run education」，明示了教育權力從教會轉移至國家機構，建立系統性的公民培養體制。而技術配置方法擴展為批量印刷教科書、鐘錶計時（不僅是測量時間的工具，更是教育空間中重構經驗時間性的權力裝置，依此建立了教學進度、課時分配與學年制度的精確架構）與標準化考試，形成以國家為中心的知識生產網絡。

另外，「Free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免費義務初等教育）與「Supervision at national and classroom level」（國家層級監督），確立了教育的普遍性與規範性，透過「Curriculum for a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強大國家認同的課程），為實現公民身份系統化塑造創造了標準價值。

其圖表中我看到令我好奇的點，「School corporal punishment」（學校體罰）這部分，呈現出實體規訓的精確數據，如：一位德國教師職業生涯中記錄了「911,527 Blows with a rod」（911,527次棍打）、「124,010 Blows with a cane」（124,010次藤杖打擊）、「136,715 Blows with the hand」（136,715次手掌擊打）等，亦清楚呈現了身體規訓的系統性與精確性。

同時，「Kill the Indian in him and save the man」（殺死他體內的印第安人，拯救這個人）的理查德·H·普拉特（1892）殖民教育政策，以及超過「60,000 Indigenous children in the US and more than 150,000 in Canada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families」（6萬美國和15萬加拿大原住民兒童被迫離開家庭）的寄宿學校系統，這些發展過的案例，皆暗示了教育作為文化消除與同化的暴力機制。這也讓我想起，我小時候仍是體罰的時代，如今不復見的道理....。

#工業化階段_大批量勞動力的教育生產線（1900-1970）

在圖表中，「Mass schooling」（大眾教學）與「Industrial education」（工業教育）的概念，呈現教育轉向工業需求服務的階段。阿爾文·托夫勒（1970）的精確描述，明確表現其中的轉變本質：「Mass education was the ingenious machine constructed by industrialism to produce the kind of adults it needed...a world of repetitive indoor toil, smoke, noise, machines, crowded living conditions, collective discipline...regulated not by the cycle of sun and moon, but by the factory whistle and the clock」，大量是生產的方式，教育生產出具相同標準的人，而採用的技術配置方法為標準化測試、IQ評估與工廠式校園設計，形成以工業邏輯為基礎的教育生產線。

在「Education assembly line」（教育裝配線）生產「standardized self-regulated citizens, soldiers, and workers」（標準化自我調節的公民、士兵和工人）特性之下，實現從國家忠誠到工業效率的教育目標轉移。「Automatization」（自動化）列出的核心價值—「PUNCTUALITY, OBEDIENCE, FOLLOWING DIRECTIONS, TOLERATING LONG HOURS OF TEDIOUS WORK」（準時性、服從、遵循指示、容忍長時間單調工作），也精確反映了工業教育的行為規範要求。

另外，SAT測驗的優生學起源「testing could sort immigrants by intelligence and show the superiority of "Nordic races”」（即測試可按智力對移民分類並顯示"北歐人種"優越性），展現出標準化測試作為人口分類工具的歷史脈絡。

#數據治理階段_算法控制的教育平台（1970-2025）

朝向產業與自動化發展，建構出如現代階段「Education industry」（教育產業）到「Automated private platforms」（自動化私人平台）的系統性轉型，從實例「Student loan crisis in US 1.6 TRILLION DEBT」（美國1.6萬億美元學生貸款危機）量化，呈現了教育完全商品化的結構性後果。

教育朝向數據智慧的發產，相對的技術改進與配置方法，即升級「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智能輔導系統）、「Automated proctoring systems」（自動監考系統）與「AI teaching assistants」（AI教學助手），建立以數據為中心的教育控制網絡。從中可以瞭解，老師一個人達不到的事情，透過「Surveillance」（監視）成為核心運作機制，藉由「Camera on for easy tracking」（攝像頭追蹤）、「Timers, due dates, deadlines」（定時器和截止日期）與「Automatic evaluation and scoring」（自動評估和評分）系統，進行對學習過程的全方位數據化監控。

另外有趣的是，圖中呈現的「Free vs Proprietary」（免費與專有），既相對也相應地展現出，知識商品化的雙重發展，如：Wikipedia、Internet Archive與Sci-Hub等開放知識運動，另一端與「Costly, closed-access journals」（昂貴的封閉式期刊）、「"Pay to publish" journals」（付費發表期刊）形成結構性的拉扯張力。而從「Creating future digital assembly line workers」（創造未來數位裝配線工人）的描述中也可以知道，平台教育的潛在功能為數位經濟培養新型的教育勞動力。

#教育是讓技術超越技術_權力擺脫於權力的方法

從前面「Calculating Empires」圖中揭繪製的教育技術與權力形式的系統性共構關係：從宗教教化到國家規訓，再到工業標準化，最終達到演算法治理，每個階段的技術創新均伴隨權力形式的質變，從中也能看見核心的邏輯：教育作為社會控制與勞動力再生產的機制。

以控制技術來操控教育的手法最為常見的演變軌跡，如直接的身體懲罰（「911,527 Blows with a rod」）到標準化測試的分類系統，再到現代教育平台的「Surveillance Tracking and analytics」（監視追蹤與分析），權力運作從明顯轉向隱蔽，從有形轉向無形，控制範圍從行為擴展至「Attention and emotion recognition」（注意力與情緒識別）。

當然，在圖中也可以稍微感覺到提出反抗持續權力的發展支節，例如從「Progressive education」（進步教育，John Dewey）到「Free School Movement」（自由學校運動），再到「Open Knowledge」（開放知識），此抵抗脈絡提醒我們，教育未來並非技術決定論的單一軌道，而是多元可能性的競爭場域。

如今學習與教育隨時處在資料運算與治理的生態中，核心問題早已轉變為「誰控制學習數據」，誰就可以「精準教育」。這也明白暗示我們，當學習過程被量化、演算與預測時，教育權力結構從課程內容轉向數據架構與演算法設計，從可見的教師權威轉向不可見的平台治理機制，未來是誰控制了教育呢？值得我們繼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