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九月輪訓急診的夜晚，病患來時的狀況顯然已經危急。他的鼻咽癌導致大出血，每一次呼吸似乎都伴隨著窒息的掙扎，臉色蒼白，眼神透露著深深的痛苦。儘管家屬已經簽署了DNR，表示不願進行積極治療，但病人在極度的痛苦中，仍然向我們懇求插管。他無法忍受那種感覺，嗆咳、出血，彷彿每一口呼吸都像是溺水般的折磨。

　　我望向主治醫師，我深知面對這樣的狀況，無論是病患的痛苦還是家屬的期望，都讓我感到舉棋不定。病患原本不希望接受積極的救治，但眼前的情境讓他陷入了恐懼與無助，迫使他選擇了插管，彷彿這是唯一能緩解他痛苦的方式。這時候，醫療團隊究竟該如何抉擇？我們後續插管失敗後又緊急照會耳鼻喉科醫師前來執行氣切，但那個夜晚的急診，病患最終還是離開了。他在家屬的陪伴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事後回想起來，我心中仍然充滿了遺憾。

　　後來我請教了家醫科的主治醫師，他提到，其實這樣的案例可以採取另一種方式，或許不用急於插管。病患當下的極大痛苦源於持續的出血與嗆咳，這些生理上的劇烈反應讓他深感無法忍受。然而，插管可能只是延緩這種痛苦，而非解決根本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積極地給予像嗎啡類的鎮痛藥物，幫助他減緩痛苦，讓他在不再感到劇痛與窒息的狀態下，自然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回想起當時的情境，我開始明白，病患並非真正想要插管，而是那一刻的痛苦和窒息感讓他感到近乎絕望。他的鼻咽癌併發出血不止，這種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帶來的恐懼，迫使他改變了原先的決定。事實上，許多末期病患在面對劇烈痛苦時，都可能出現一種急迫的求生本能，甚至會要求進行他們原本拒絕的侵入性治療。

　　但若能在那個時刻，適當地給予病患足夠的鎮痛和緩解措施，比如嗎啡，讓他在清醒的狀態下感到平靜，不再因生理上的折磨而恐懼，也許他不會改變自己本來的意願。我們身為醫師，不僅是病患生命的維護者，也是他們最後一程的陪伴者。如果當時我們能更早意識到這一點，或許能避免這樣的侵入性救治，讓病患能在尊嚴中自然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在與安寧緩和專業的主治醫師討論後，我深刻地理解到，面對末期病患，特別是像這位長期與癌症搏鬥的病人，所需要的不一定是延長生命，而是減輕痛苦。在急診室的每一刻，我們都面對著迅速變化的病情，病患的苦痛往往讓我們在短時間內感到必須做出立即的決策。然而，這樣的情境下，我們是否忘記了病患最初的願望？

 　　當時，病患並非真的渴望延命治療，而是渴望解除那種如溺水般的窒息感。或許，我們應該更早地採用嗎啡等鎮痛藥物來減輕他的痛苦，而不是急於採取侵入性的插管。緩和療護的核心便是如此吧—─不再以延長生命為唯一目標，而是專注於提升病患最後時光的生活質量，減少不必要的痛苦。

 　　在醫療的倫理學中，病患自主權始終佔據著核心位置。我們尊重病患的決定，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生命的掌控應該是最基本的權利。然而，當病患的決定受到當下情境影響時，我們是否應該更積極地提供緩和療護的選項，讓病患在痛苦減輕的狀況下，重新思考自己的決定？

 　　在那次經歷後，我也深刻體會到，緩和醫療是一種態度，一種關懷病患全人需求的態度。我們要學會在每一個決策中，看到病患的不僅僅是病況的變化，還有他們內心的掙扎、恐懼與渴望。

 　　在每一次面對末期病患的時刻，我們都應該謹記，他們的痛苦不是單純的症狀，而是我們必須全力去減輕的負擔。醫學的價值，除了提供醫療以外，我們在情況允許下該如何讓每一個生命在尊嚴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