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9日至8月4日之間，研究團隊在示威現場進行了12次問卷調查，包括6月9日、6月12日、6月16日、6月17日、6月21日、6月26日、7月1日、7月14日、7月21日、7月27日和8月4日。由於資源調配問題以及事前對行動參與人數和重要性的評估，調查並未覆蓋如7月13日的上水遊行、8月3日的旺角集會等幾次行動。另外，團隊也在7月20日建制派的守護香港集會進行了現場調查，但因本報告集中在反修例運動之上，建制派的反動行動不被包括在這次報告之內。
這些示威活動可分為三類：第一類（I）是大型遊行，示威者先於特定地點集合並遊行至預定終點；第二類（II）是大型集會，示威者於特定地點聚集；第三類（III）是流動性集會，示威者先於特定地點聚集，然後自發地、不可預期地移動到不同地點進行「遊擊式」行動。下列表格羅列了每次示威的分類，以及各次現場問卷調查收集了的樣本數目。
原則上，訪問員會被指示在一個特定範圍內，或在特定路線上，邀請他們遇見的第10個人填寫問卷，如遭拒絕，則會邀請之後遇見的第10個人，如此類推。但是，由於在3種不同類別的示威中，參與者有不同的流動方式和空間分布，因此需要按照現實情況調整抽樣方法：
在所有現場調查中，研究團隊都有2至3名指導人員。訪問員數目由10人至25人不等，按每次示威預期參與人數而定。訪問員使用了Whatsapp的實時位置，方便指導人員了解各人位置，以及隨時作出調配。
現場團隊分別使用網絡問卷及紙本問卷進行調查。問卷調查一般會先使用網絡問卷，受訪者可以用手機掃描QR code，然後自行填寫問卷。如果受訪者拒絕使用網絡問卷，訪問員會提供紙本問卷，讀出問題並紀錄回應。以紙本問卷進行的訪問一般需時10分鐘。拒絕填寫問卷的人數亦會被紀錄。
使用兩種問卷類型的原因是：1）希望能儘量收集更多樣本量，2）確保樣本能充分代表整體遊行人士的特性。使用網絡問卷能有效達成第一個目標。由於時間所限，研究團隊無法組織更多訪問員，能收集的樣本量因而有限。因此，如何透過一個小型團隊去最大化樣本量，是團隊的挑戰。透過網絡問卷軟件Qualtrics，受訪者能自行填寫問卷，節省紀錄問卷回應所需的人手，從而增加可收集的樣本量。
網絡問卷有一定的限制。首先，相對不熟悉科技的人有較大機會拒絕問卷邀請，即使他們在訪問員的協助下開始問卷，他們亦未必能完成問卷。其次，由於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示威正變得更具風險，受訪者可能憂慮透過個人手機填寫網絡問卷會招致法律或政治後果。這兩個限制可能會系統性地把部分示威者排除在調查對象以外，導致反應誤差（response bias）。最後，網絡問卷需要穩定的網絡訊號。在大型示威中，網絡訊號可能因使用人數龐大等因素而受到影響，變得緩慢及不穩定。
因此，團隊同時使用面談式紙本問卷，以對應網絡問卷的不足之處。紙本問卷一般需時更長，但好處是不會排除任何不熟悉科技或害怕留下數碼足印的人士。顯然地，紙本問卷亦不受訊號等外在因素影響。因此，相比網絡問卷，紙本問卷的好處是能確保問卷樣本能代表整體示威參與者。
訪問員會在現場調查完成後兩日內，透過網絡系統紀錄問卷數據。表格10同時顯示了透過兩種不同問卷方式收集得來的樣本數目。基本上，透過網絡問卷收集的樣本是較年輕、教育程度較高，顯示使用科技進行研究的排除效應。如果這些人口特徵差異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整體樣本將會按紙本樣本所得人口特徵進行加權處理。由於紙本樣本較能代表整體示威人士，此做法能平衡樣本量最大化，以及樣本代表性的需要。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方法問題是研究的選樣誤差（selection bias）。選樣誤差是訪問員在有意或無意下，系統性地排除個別特徵人士參與調查的結果。例如，年輕的訪問員可能較傾向邀請年輕示威者完成問卷；訪問員亦一般傾向與看似友善的人交流。Walgrave和Verhulst（2011）指出，其中一個有效減輕選樣誤差的方法，是由現場指導人員「定點」挑選受訪者。這做法能減少訪問員按個人偏好抽樣，確保問卷調查嚴格按照抽樣方法進行。雖然我們同意這做法的好處，但在近期的香港示威中，這做法並不現實。首先，這做法需要大量的指導人員，但在有限時間內團隊無法組織大量人手。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大型示威往往有數以萬計人士參與，「定點」挑選的做法基本上難以實現。
因此，團隊決定交由訪問員進行選樣。為確保訪問員跟隨抽樣原則，團隊在每次現場調查前為訪問員提供了訓練，向他們簡述研究問題及抽樣過程。與此同時，團隊要求每位訪問員每小時最多只能收集10至15個樣本，以確保受訪者是散佈在示威現場不同位置，而不是以團體形式參與研究。
研究範圍內的示威活動基本上依從了上述的調查方法，但7月27日的元朗遊行是例外。有別於其他示威，元朗遊行並沒有獲得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而且它是因應7月21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而舉行的活動。礙於安全考慮，團隊轉換了調查方式，以「後續問卷」來取代。方法是派四位有經驗的調查員在遊行路線上，派發印有連結網上問卷的QR code的傳單。當日，調查員總共派發了大概1800張傳單。以隔日的中午作為截止時間，團隊一共收集了235份有效回應（約13% 回應率）。
從元朗遊行的現場調查中，團隊發現派傳單邀請示威者完成「後續問卷」的方式，或許能夠減低調查員可能因挑選訪問對象而造成的選樣誤差，原因是派傳單比面訪的接觸面更廣，被系統地排除的示威者會更少。因此，我們在8月4日的將軍澳遊行和西環集會，繼續採用這個方式。結果發現，派傳單能夠有效地增加樣本量。
最後，大型遊行和集會往往有由較「勇武」的示威者進行的後續行動，但調查的對象限於參與和平遊行和集會的人士。在幾次流動性集會中，則可能有前線包圍政府建築物的行動，為保護訪問員的安全，團隊建議訪問員不要在最前線進行調查（如6月21日的調查，訪問員有在警察總部外面進行訪問，但未必能夠訪問到站得最接近警總大門的示威者）。同時，激進示威者往往較為緊張，亦有較多保護裝備。相比「一般」示威者，他們較可能拒絕問卷邀請。因此，整體而言，激進示威者在調查樣本中所佔比例，應稍低於他們在所有運動參與者中實際所佔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