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特徵
一、人口特徵
性別
綜合12次問卷調查的結果，除6月26日的集會（42.6%）外，樣本中的男性比例都比女性高，從50.5%至64.2%不等（見表）。
年齡
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受訪者來自20-24歲及25-29歲這兩個年齡層，20-24歲的受訪者比例由16.3%至54.2%不等（見表），而25-29歲的受訪者比例由11.6%至34.2%不等（見表）。同時，亦有部分受訪者的年齡是19歲或以下，比例介乎6.0%與15.6%（見表）。在大型遊行（類別I）中，參與者的年齡層分佈明顯比較平均，3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比例相對較高，由43.1%至57.3%不等（見表）。然而，當示威活動以流動型集會（類別III）的形式進行時，3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明顯減少，由13.8%至30.4%不等（見表）。由此可見，流動型集會主要由30歲以下的青年主導。在大型集會（類別II）中，30歲或以上的示威者介乎23%與43%（見表）。
教育程度
綜合調查結果可見，「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偏高，在大型遊行（類別I）中，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受訪者比例介乎68.2%與76.8%（見表）。在大型集會（類別II）及流動型集會（類別III）中，持大專或以上學歷的參與者佔更高比例，普遍達8成或以上（見表）。
社會經濟背景
由於受訪者未必願意填報個人收入資料，團隊要求受訪者主觀評價自己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分為「上層階級」、「中層或中產階級」、「下層或下層階級」。從數據可見，「反修例運動」中並沒有太多「上層階級」的參與者，這群組在所有組別的比例都不足2%（見表）。這場社會運動主要由「中層或中產階級」及「下層或下層階級」主導。在大型遊行（類別I）中，「中層或中產階級」的受訪者都約佔總數的一半，介乎46.9%與54.0%（見表），而「下層或下層階級」的受訪者亦不少，介乎28.1%與45.0%（見表）。而在大型集會（類別II）及流動型集會（類別III），「下層或下層階級」的受訪者較多，由46.0%至48.6%（見表）不等。
研究團隊在問卷中詢問了受訪者的政治取向，選擇包括：建制派、溫和民主派、激進民主派、本土派、中間派（或無取向）、其他，及不知道。整體而言，溫和民主派是「反修例運動」的中堅力量，在大型遊行（類別I）中，溫和民主派的比例普遍較高，介乎34.9%與43.2%（見表）。在大型集會與流動型集會中，溫和民主派的比例稍低於大型遊行（類別I），由27.8%至35.1%不等（見表）。綜合12次問卷調查結果，激進民主派的比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由6月9日（遊行）的3.2%，增加到6月17日（流動型集會）的7.5%，並持續維持在這個水平，介乎6.6%至9.7%（見表）。
本土派是「反修例運動」中第二多受訪者選擇的政治取向，在不同性質的示威活動中，本土派參與者介乎18%至28.6%，然而，在6月26日的集會，7月27日的遊行及8月4日的兩次示威活動，本土派的比例都比較高，維持在35.1%至40.2%（見表）。
中間派或無取向的參與者略少於本土派，在前期的示威活動中，中間派或無取向參與者一直維持20%左右（見表），除了6月12日的包圍立法會集會，中間派或無取向的受訪者比例爲38.9%。然而在後期的示威活動中，中間派或無取向受訪者的比例有下降的趨勢，在最近期的三次示威活動，中間派或無取向受訪者的比例約爲10%。回答其他政治取向的受訪者人數不算多，介乎0.8%至12.6%（見表）。自稱建制派的參與者人數非常少，在各次調查中的比例都不足1%（見表）。
是次研究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受訪者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原因，以及各原因對於他們參與運動的重要性。「反修例運動」自6月開始，參與者的訴求及政治環境都不斷變化，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亦隨著時間而有所差異，因此，研究團隊每次都會根據現場調查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微調與原因有關的選項，亦決定在部分示威活動的調查中，不詢問受訪者的參加原因。以下是在各次有問及參與原因的現場調查中，受訪者回答「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
綜合12次問卷調查結果，「要求政府全面撤銷逃犯條例修訂」一直是市民參與此次反修例運動的主要原因，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在6月與7月一直介乎97.0%至98.8%不等的高位，直到8月才回落至約95%（見表）。由此可見，儘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暫緩」及「壽終正寢」，但仍然無法釋除公衆有關撤銷逃犯條例修訂的疑慮。
在問卷調查中，研究團隊亦提供了與政府官員表現有關的選項。在6月9日進行的調查中，95.8%的受訪者「為了表達對特首及相關官員處理手法的不滿」而參加當日的遊行（見表）。而在6月16日，99%的受訪者認爲「在逃犯條例問題上繼續給政府壓力」是他們參加當天遊行的重要原因，亦有98.5%的受訪者希望「表達對特首無視民意的不滿」（見表）。調查結果顯示，相較其他選項的高比例，「要求林鄭月娥或主要官員下台」並不是人們參與此次運動最主要的原因，除了6月16日（84.5%）（見表），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一直介乎72.8%至79.3%（見表）。
研究團隊發現十分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爲「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是他們參與運動的重要原因，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一直介乎97.2%至99.1%的高位。「抗議警方濫捕示威者」（6月16日，97.8%）（見表）及「表達對警方以暴動罪檢控7.28遊行人士的不滿」（8月4日，將軍澳遊行，97.1%；西環集會，96.5%）（見表）是其他與警方有關的選項，均反映了受訪者對於警方表現的關注與重視。
研究團隊針對「五大訴求」，在問卷調查的中後期新增了「要求政府收回6.12暴動定性」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選項，受訪者認爲這兩個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別介乎95.5%至97.6%（見表）及95.2%至98.1%（見表），由此可見，撤回6.12暴動定性與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受訪者而言非常重要。除了以上兩個選項，「爭取香港民主發展」亦是後期新增的選項，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別介乎94.3%至98.0%（見表）。針對「民主發展」此議題，研究團隊在7月14日新增了「爭取真雙普選」的選項，94.3%的受訪者認爲這是他們參加運動的重要原因。
在早期的「反修例運動」中，「為了令遊行人數更多」及「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事件的關注」都是受訪者參加運動的主要原因，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別介乎83.1%至90.6%及94.0%至95.8%（見表），可見進一步把事件提升至國際社會層面對當時的受訪者而言十分重要。此後，研究團隊嘗試針對每次遊行或集會的獨特性，提出與該次行動吻合的選項。針對有市民懷疑因為是次「反修例運動」而輕生的消息，研究團隊在7月1如的問卷調查新增了「紀念在今次運動中犧牲性命的人士」的選項，受訪者認爲此原因「幾重要」及「非常重要」的比例為90.2%，此外，7月14日的遊行在沙田區進行，偏離了過往運動的遊行路綫，因此新增了「要求政府關注沙田的社區問題」的選項，63.1%的受訪者認爲此原因重要。由此可見，雖然是次遊行的重點仍然在針對「反修例」而提出的訴求，但也有不少受訪者希望政府可以關注該區的社會問題。
在6月17日於立法會「煲底」及特首辦事處外舉行的流動型集會，團隊改變了提問的方法，並讓受訪者在四個選項中，挑選兩個讓他們堅持參與運動的主要原因，從數據可見，警察濫用暴力及政府未有完全撤回修例是受訪者堅持參與的主要原因。然而，經過檢討後，研究團隊決定沿用以往的提問方法。
在「反修例運動」中，「運動由年輕人主導」是常見的説法，而上述有關受訪者年齡比例的分析亦進一步肯定了此説法。近年，香港時有發生大型的社會運動，例如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等。因此，「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有可能曾經參與過其他社會運動。針對社會運動經驗，研究團隊希望了解：（1）受訪者以往的社會運動經驗會否影響到受訪者參加今次「反修例運動」，（2）有多少受訪者是沒有社運經驗的「素人」。研究團隊在問卷設計中加入了「是否有參與過2014年的佔領運動／雨傘運動」及「首次參與的社會運動」兩條問題，並請受訪者回答。
在社會動員、運動形式，以及運動強度上，今次「反修例運動」與2014年的「雨傘運動」有不少相似之處。綜合12次問卷調查的結果，曾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比例介乎44.3%至76.6%（見表）。在大型遊行（類別I）中，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比例較低，介乎44.3%至67.2%（見表），而在大型集會（類別II）及流動型集會（類別III）中，曾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的受訪者比例較高，介乎60.2%至76.6%（見表）。
爲了了解有多少參與者是沒有社運經驗的「素人」，團隊羅列了近年香港主要的社會運動供受訪者作單項選擇，選項包括：六四悼念晚會、七一遊行、2009至2010年間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5年香港各區的光復行動、2016年的旺角騷亂及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六四悼念晚會是不少受訪者的社會運動啟蒙，因六四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的比例介乎20.8%至30.2%（見表）。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六四晚會的重要性相約，因傘運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的比例介乎17.0%至28.5%（見表）。以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與每年的七一遊行為首次參與社會運動經驗的比例則介乎5.9%至11.7%及11.1%至20.4%（見表）。值得留意的是，今次的「反修例運動」亦是不少受訪者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比例介乎12.7%至22.5%（見表）。
回顧過去兩個月，「反修例運動」愈趨激進是社會其中一個關注要點。為了解示威者對激烈行動的看法，從6月21日開始的大部分調查，研究團隊增設了「假如政府除了『暫緩』立法之外不再作任何讓步，你認為運動的下一步應該怎樣？」的問題，而選項包括「進一步把抗爭升級」、「以現時的抗爭形式及規模，定期動員示威」，和「暫停運動，讓社會恢復元氣」。綜合問卷調查結果，除了七一遊行外，認同應「進一步把抗爭升級」的受訪者比例維持在約50%（見表）。到了8月4日的西環集會，更有54.1%的受訪者選擇該選項（見表）。而「以現時的抗爭形式及規模，定期動員示威」的受訪者比例和「進一步把抗爭升級」的受訪者比例一直以來都十分相若，這一方面可以被理解為運動參與者在行動升級與維持現有抗爭形式及規模之間爭持不下，另一方面亦可以解釋是次運動抗爭形式的多樣化。
除了以上關於運動後續方向的問題外，研究團隊亦會在大部分遊行或集會提出不同陳述題，透過得悉受訪者有多贊成當中的陳述，瞭解他們對運動激進化的看法。在六月的四次示威中，受訪者認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已經沒有效用」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由6月12日的57.6%下降至26日的42.1%（見表）。換言之，在運動初期，雖然運動已經有激進化的跡象，但其實參與運動人士整體上並不覺得「和理非」的抗爭方式無效，某程度上更是越來越覺得和理非行動也有一定的效果。
從6月12日至7月27日的七次調查，「贊成」或「非常贊成」「激進的示威手段可以令政府聆聽民意」的受訪者比例持上升趨勢，介乎38.2%與65.5%（見表），但到了8月4日的調查，比例則稍為回落，下跌至50.1%（將軍澳）及47.3%（西環）（見表15）。至於「激進的示威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從6月12日至7月1日，「贊成」或「非常贊成」的受訪者比例一直維持在47.1%至61.2%（見表）。但七一遊行後的調查，這個百份比明顯下降。分別是33.1%（7月21日）、32.3%（7月28日）、35.7%（8月4日，將軍澳）、33.8%（8月4日，西環）（見表）。
這次運動其中一個口號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說明抗爭形式多樣化是這個運動其中一個特點。從6月17日至8月4日七次調查，受訪者贊成「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的比例一直介乎71.0%至89.0%（見表）。而最後是受訪者如何看政府回應與激進化的關係。受訪者贊成「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的比例的上升趨勢十分明顯。在6月16日，只有69.1%受訪者表示「贊成」或「非常贊成」此陳述（見表）；但在7月1日，贊成的比例已經上升至83.5%（見表）。到了7月21日、7月27日及8月4日，贊成此陳述的受訪者比例均超過九成（見表）。
隨著政府宣布「暫緩」立法，運動持續升溫的同時，其他議題也漸漸在這場運動備受討論，例如屯門的遊行就連結到公園噪音問題、而上水的遊行則連結到水貨問題。及後，警民衝突加劇，大眾也越來越關注警權的問題。因此，到了七月中開始，研究團隊新增了與對轉變運動焦點看法有關的問題，問他們分別有幾贊成把運動的焦點，由「反修例」轉移到「重啟政改」、「關注警察濫權」及「關注地區議題」。
從7月21日至8月4日的示威，「幾贊成」或「好贊成」把運動焦點轉為「重啟政改」及「關注警察濫權」的受訪者比例都呈上升趨勢。前者從7月21日的64.1%，上升至8月4日的68.1%（將軍澳）及73.7%（西環）（見表）。後者則者從7月21日的79.2%，上升至8月4日的84.6%（將軍澳）及86.4%（西環）（見表）。雖然兩組數字同時上升，但比較兩者，明顯地有較多受訪者認為「關注警察濫權」是運動進入下一階段需要關注的議題。至於「幾贊成」或「好贊成」運動焦點改為「關注地區議題」的受訪者，則從7月21日的40.2%，上升至8月4日的45.3%（將軍澳）及46.5%（西環）（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