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結束，原本撐起整個世界秩序長達半世紀之久的雙極體系也跟著瓦解。不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四處瀰漫的惶惑不安，「西方」對於後冷戰年代的權力空位期並沒有太多擔憂。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第三波民主」的浪潮也在全球各地持續翻騰，再再讓西方世界相信歷史終結已經到來。不管情不情願，站在霸權高位上的美國順勢接管了世界。但從老布希政府以來，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模版來打造世界的種種介入最後證明只是治絲益棼：低估地緣政治的結果，介入行動反倒讓美國口中的「流氓國家」淪為「失敗國家」。2003年推倒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政權後，2014年的伊拉克反而成為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搖籃，更不用講全球內戰造成難民潮不斷，導致全球極右勢力抬頭，連美國自己也難逃自由主義霸權的迴力鏢，在2016年迎來了「川普主義」的時代。此時此刻，在全球內戰的廢墟中，長期遭到理想主義壓抑而不見天日的地緣政治，已經走到必須重新進入比較文學思想視野的關鍵時刻。

     從學科創始之初即懷抱著世界主義理念的比較文學，對於後冷戰時期世界秩序的重整總是保持極高的敏感度。譬如說，比較文學學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便在1995年的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的學門報告中，直面當時對於歷史終結的熱切期待，強調比較文學研究必須積極回應「全球化、民主化與解殖民」的潮流。學者卡迪爾（Djelal Kadir）則在2006年的ACLA學門報告中，提醒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對「不在乎差異」（indifferent to difference）的自由主義霸權隨時保持警醒，以免與同樣不在乎差異的恐怖主義形成共謀關係，從而陷入所有的差異都「無從比較」（incomparability）的困境。在預先敲響自由主義霸權的喪鐘之餘，卡迪爾也提醒那些過度順應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比較文學研究必須從研究困局中破繭而出，以不同的路徑來重新思考差異的問題。

     如今，自由主義霸權已然搖搖欲墜，「晚期法西斯主義」（語出Alberto Toscano）甚囂塵上，地緣政治乃是一個可行的思考路徑。一向崇尚國際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比較文學研究者有必要嘗試新的地緣政治框架，在「介入」與「姑息」之外，探討國際政治與文化現實中無法迴避的差異議題。史丹潔（Isabelle Stengers）、拉圖爾（Bruno Latour）、許煜（Yuk Hui）等哲學家對「外交」（diplomacy）的重新定義，便是晚近企圖重建地緣政治框架的不同構思。一個心繫地緣政治糾葛的世界文學視角，是否真能避免重蹈自由主義的覆轍，跳脫「全球化」與「民主化」等高蹈話語的制約，落實比較文學學者丹姆羅許（David Damrosch）所言的「流通」與「多變性」願景？

為了讓地緣政治擺脫與現實主義的高度連結，改變我們用以思考政治的尺度或許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向。例如，以往在談論地緣政治時，經常以國家為主要尺度，在政治賽局裡縱橫捭闔的也多半限於人類行動者。我們在思考文學研究與地緣政治的關係時，是否可參照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做法，將地理、環境、風土等等視為文學書寫的前景而非外緣因素，並把非人行動者的作用納入考量？甚至，我們是否可以嘗試轉換現實政治的尺度，改以「地質政治」（geo-politics）的框架來勾描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地緣政治論，藉由政治與地質兩者的相互激盪，開拓思想的新版圖？各種當代比較文學的研究路線，包含德勒茲去╱再疆域化論述、新物質主義、跨域媒介研究、醫療人文、行星思維、數位人文、非人或「不僅是人類」（more-than-human）的觀點等，又如何能豐富地緣政治的視角？各類地緣╱質政治思維，包含女性主義地緣政治、大眾地緣政治（如鋼鐵人作為美蘇科技競賽之文化體現），或是物質文化物件與基礎設施（如地圖、石油管線、海底纜線與Google街景影像），對比較文學研究又能有怎樣的啟發？

在這個美俄、美中政治角力越顯劇烈、各地域戰爭衝突頻傳、保守與進步勢力衝突日益極化的年代，地緣政治的相關議題實乃方興未艾。因此，我們誠摯邀請各方學者從多樣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各類型或尺度的地緣政治，及其與比較文學的關聯。本次年會建議的子題列舉如下，但亦歡迎其他與大會主題相關的論文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