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敬爱的程雨民先生
蒋严
我于1980年到1984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学习，84到86年在同系英语专业研究生班学习，86到89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教书。从84年到89年，我先是程先生的学生，后来又是同一个系的同事，期间我经常向程先生求教，得到了程先生的许多帮助和教诲。
我80年入校的时候，只认识一些比较年轻的教师，因为很多资深教师只给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上课，或者不上课。那一年中国高校刚刚凑齐四届拨乱反正后进校的大学生：一年级、二年级，三上、三下。担任我这届两个英语班和日法德语各一个班班主任的，都是原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或是培训班毕业的教师。这个培训班是个特殊的学制，当初是从上海一些中学生中选拔的，来大学学习三年，准备毕业后在市内担任外事要职、作为文革后的新一代去接革命班的。不知道是不是培训班只是外语培训班，并没有其他专业。
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是孙铢老师，那时距文革结束也只有不到四年，学校里很多有才华的中年教师都没有高级职称。孙老师卸任之后，就是程先生继任系主任。我知道孙铢老师之前，系主任是杨岂深教授。那时我父亲落实政策，全家搬到万体馆对过的高楼里，我家在十二楼，1209，后来发现杨教授住在同一栋楼的七楼，在709。此时杨教授已经不再授课，我记得有一次在电梯里跟杨教授自我介绍过一次，说自己是复旦外文系的学生，杨教授客气地邀我去他家玩，我却不敢去打搅他。
程先生担任系主任时，我还是本科生，没有什么接触，属于我认识程先生，程先生不知道我的那样一种关系。84年我在复旦研究生班学习，才开始听程先生的课。所谓研究生班，也是一个新生事物。那时候为了给公外培养教师，外文系当年不招硕士生，只招研究生班，修两年课然后不写论文就毕业工作，自然也没有学位。我记得还去系主任办公室问过程先生，问能不能提供硕士生名额，程先生说是学校的决定，他劝我还是考研究生班吧。
大四的时候有一次外文系请来了研究语体学的著名学者Prof. Spencer讲课，最后一次讲课之前，程先生跟我们说要在课后提些问题，这让我担心了好几天，因为那时我读书不多，很担心问不出什么问题，后来我想到之前还参加过Prof. Michael Short的语体学系列讲座和Prof. David Punter的现代英国文学课程，所以结合以前的知识提了一个Dylan Thomas在诗歌Fern Hills里的诗句Once below a time的小问题。
84年开始，程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语言学”，同时我又去修读了程先生给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语言学名著选读”。“普通语言学”的教材采用的是Dwight Bolinger的Aspects of Language第三版。 “语言学名著选读”是六位语言学家的著作选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隆菲尔德《语言论》、乔姆斯基《句法理论要略》、奥斯汀《论言有所为》、格莱斯《逻辑与会话》、舍尔《言语行为》。普通语言学班上的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WCC、CY、ZFQ、HPQ，和江浙一些院校来旁听的进修教师。语言学选读课的同学还有二年级的ZGP、CHY、CLM，他们都是程先生指导的硕士生，还有跟我一个班的学文学的同学QYZ。
我当时的印象是程先生的讲课很有深度，对一些问题的解释与教科书上的不同且更有洞见，采用的例子既有英文又有中文，有些是他在后来的专著《汉语字基语法》中提出的思想。在选读课上，我们几个同学轮流报告，程先生说有些问题我可以去他家谈，那是我第一次去程先生家里，谈的是根据搭配确定汉语词本位的问题。现在想来，我那时真是浅薄得很，书都没好好念懂，就去浪费程先生的时间，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还妨碍了程先生家人晚间的生活。那时我真是幼稚，现在想来非常愧疚。当然，我现在这样说，并不是说自己现在就变得如何知礼节懂教养有知识了，我还是跟过去一样的愚钝。
语言学选读课上，我第一次从程先生那里听到，原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和他的语言体系里是没有句法的，尽管在《教程》里多次出现syntagm这个词。程先生讲奥斯汀、舍尔和格莱斯都非常精彩。记得这门课是在每周六上午上的，一上就是三小时，而且程先生上课中间是不休息的。上完课后，QYZ和我再回复旦东区宿舍拿饭盆去校内学生食堂吃饭，边吃边兴奋地谈当天上课的收获，往往在食堂里坐到只有我们两个人，QYZ多次跟我说程先生的课就是深刻有见地，我当然也完全同意。要知道QYZ是很难满足的，以前对有些老师的课颇有微词，但他对程先生的课是绝对佩服的，而且他虽然主修文学批评，仍然一场不拉地去听程先生的课，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上到程先生的课。后来这门课再没开设过，我同班的其他同学就无缘再修读了。修读程先生的课，我还要深深感谢徐烈炯先生。程先生课上要读六家名著，有的我找不到原版著作，那时在上海，英文书是稀缺物品。徐老师知道后就把自己收藏的索绪尔、布隆菲尔德、乔姆斯基原著借给我，还慷慨地说，你学到哪里就来问我要哪家的文献好了。我记得有一次还专门从复旦去徐老师在高安路家里索取数据，而且事先还没跟徐老师约好。记得徐老师家里也不宽敞，书和文献只能放在床底下，如果要借阅什么书籍，老师只能说我找出来下次到学校再给你。那时经常去麻烦徐先生，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愧疚。
后来，可能是第二学期，程先生安排他指导的三年级学生陈起明给我们上逻辑课，那时除了程先生的二年级硕士生，我们研究生班语言学专业的同学，还有上海外语学院戚雨春先生的弟子，其中我认识的有ZN，课是在上外上的，所以我会从复旦骑车去上外听课。最热闹的是下课后，我们复旦的一批同学一起从上外骑车到复旦。那个骑着橙黄色小轮女车的就是我，车是我二姐淘汰下来给我的。
第二年我又听了程先生的“语体学”课，程先生的讲稿是在后来才出版的。93年我到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开始讲授“语用学”，备课参考的教材就是程先生的《英语语体学》。
1986年我研究生班毕业后在复旦外文系英语教研室任职，与程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的英语教研室有很多教师，程先生和徐先生是在现代英语研究室，那个部门主要是几位搞研究的教师和一位秘书，还主持编辑《现代英语研究》。我在单位是青年教师，记得有好几件事情去麻烦过程先生。
第一件事情是考博，那时我已经毕业，工作分配在复旦外文系但尚未开学报到。突然听说程先生要招收博士生了，我很想读博，于是便去找程先生打听。程先生说欢迎我去报考，说过一阵再告诉我复习范围。后来据说当时的系主任孙骊先生晚上专门去程先生家里做了解释，说已经安排了我的教学工作。我后来又见到了程先生，跟他抱怨说这么做就是耽误了我的学习。程先生却很平静地说：这个事情你应该从正面的方面去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我自己在一意孤行。毕业分配和工作安排是重要的事情，别的不说，系里的教学人员安排是有计划的，你一个人突然又想去考博，这让系领导怎么安排？而且，好事情不给你你会有意见，给了你你又要去考博，这种态度要放在现在，可能人家都会怕了你了。这个事情，在孙先生和程先生的沟通下平息了下去。
第二件事情是硕士答辩。原本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是没有硕士学位的，也不做论文。后来在系领导的精心安排下，允许我和其他同学边工作边写论文，在一年后参加硕士论文答辩。我的论文由徐先生指导，答辩时请了程先生、孙先生和上外的何兆熊老师担任考官，圆满通过了。这样我等于是提早工作了一年。这中间还有个插曲。虽然外文系同意我提交论文答辩，告诉校研究生院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当年参加答辩的名单需要提前一年上报，研究生院老师说，这种事情不能由你们系说加个人就加个人的。但是他们最后又答应帮忙，前提是要我一周内把硕士论文交上去。可是我只有一个手稿。幸亏隔壁电子工程系的几个室友帮忙，把机房借给我写论文。我每天晚上等他们回宿舍后，用他们的Honeywell计算机终端写到晚上两三点，然后骑车回宿舍，把车锁在马路边，再翻过高高的宿舍区大铁门，才能回去休息。后来的事情，倒是有惊无险，一路顺利，让我在87年拿到了硕士学位。
第三件事情是转正。工作两年之后，我可以申请转正，从助教升任讲师。期间要两位推荐人。我自然又找了程先生。程先生给我填完表后，我交给学校，不料学校要求推荐人将一个大空栏全部填满。因为要得急，我只能再去找程先生。那时没有手机电邮，连打固网电话都很不便，我经常冒冒失失地直接上门求助。想不到那天程先生卧病在家，他听了情况后只是轻轻说了句 – 这人事处怎么要求这么特别，就在床上坐起身来给我重新写鉴定。现在想起来，程先生给予我的宽容、帮助和鼓励，真是恩重如山。在程先生85岁诞辰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又回忆起这段往事，程先生坐在床上吃力地写字的一幕让我毕生难忘。
86~89期间，我还参加了两个学术活动，一个是程先生主持的，另一个程先生也参与期间。
第一个是外文系组织教师自愿学习拉丁语，教师是一位法国来的外教，参加学习的有程先生，我，还有两三位法语专业的教师和系教学秘书。教学活动持续了半年，本来下一位外教应该继续教下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这半年是过得十分充实的一段时光。我们每周上两节课，教师讲法语，法语专业的教师再译成汉语。有一次程先生去外地开会脱了课，特地把我叫到家里把内容给他讲一遍，记得那次讲了一个很复杂的supine现象，程先生听得很高兴。讲完后我怕打扰程先生就想告辞了，程先生还邀我再坐一会，很关心地问了会儿我的工作情况。
第二件事情是程先生与计算机系的吴立德先生合作研究计算语言学，参与的除了两位先生外，还有徐先生、吴先生的学生小袁、小翁，好像还有程先生的博士生小谢，再就是我。那是一个每周都讨论的学术活动，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吴老师后来又跟上海航天局联合培养研究生，竟然又与我父亲合作。
程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期间，跟该校语言学系系主任William Diver教授建立了学术合作关系。后来Diver教授来复旦外文系讲学，讲的是哥伦比亚学派的系统语言学。记得一天晚上，负责接待的端木三老师（现在他在密歇根大学）要我陪Diver教授去五角场看电影，片名是有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双雄会》，取材自姚雪垠的《李自成》。我需要全程翻译。这个电影有三个半小时，之前我看过相关小说的章节，翻译起来还是特别累。Diver教授是特别严谨的学者，有时候我翻得累了想偷懒跳过几句，他马上向我微微侧过头来，让我不敢懈怠。影片结束后，他很有风度地感谢我，还说电影故事很有意思。
很多时候，在复旦会遇见程先生，一些不经意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那么的温馨。一次在校门口对过遇见程先生，他从包里掏出一封信来说，去，帮我把信扔到对马路的邮筒里， 我会穿过繁忙的马路帮程先生寄信。然后再穿越马路去见程先生，陪他在邯郸路上走一段，直到送他回到第九宿舍。
再后来，熊老师来复旦了，跟随程先生读博，那时程先生身体不太好，不过有身强力壮的熊老师在，可以帮助他做些事情。
89年我去英国学习，还与程先生有过信件来往。93年我去香港工作，程先生来过香港一次，是徐先生请他参加会议或是答辩的。后来我们在九龙塘徐先生家里聚了一回，结束后徐先生嘱我送送程先生。后来我去过复旦两次，一次是去做讲座，程先生还专程来参加，惭愧的是我讲的内容非常浅薄。晚上褚孝泉老师请程先生和我吃饭，程先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近期研究成果，让我仿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2011年，储老师和熊老师代表复旦外文系举办了程先生85岁诞辰学术思想研讨会， 我也应邀从香港赶去复旦参加。那次的会议虽然是小规模的，却请来了很多嘉宾：北大胡壮麟教授、浙大任绍曾教授、华师大潘文国教授、同济张德禄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的朱永生教授、北大姜望琪教授、浙大马博森教授、交大杨枫教授，还有复旦本校的陆谷孙教授、翟象俊教授和蔡基刚教授，以及主持人褚、熊两位教授，另外还有原复旦外文系俄语组的一些老教师。我们拿到了程先生的新作《人本语义学》，潘文国教授说程先生的新着在中国语言学界有划时代的意义。轮到我发言时才发现会议室的计算机只能播放旧版ppt，不能播放我的pptx，我就回忆了八十年代程先生帮助我的一些事情，讲到我和QYZ对程先生的佩服，熟悉QYZ 同学性格的程先生、陆谷孙先生和翟象俊先生都一起大笑了起来。
会后我去见我父亲，父亲是1925年出生的，原来是航天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他听我说了复旦外文学院为程先生搞的祝寿会，感慨地说，“复旦外文学院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5年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辞职，去英国工作，我把程先生的书都带来了英国。前年还和亚非学院的同学一起讨论《字基语法》的思想。
有时候与同学讨论时，我说《字基语法》的作者程先生教过我，研究话题结构的徐先生教过我，《中华汉英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也教过我，学生翻译丰子恺散文，我说丰华瞻先生教过我英国文学选读，学生念北岛诗集，我说译者是我复旦的学生。同学说，天下真小，这么大的中国说来说去你们都认得。我心想，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是因为我在复旦遇到了一大批好老师，是他们愿意无私地奉献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学生，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有回忆的人了。三年前去复旦开会，会上我和北大袁毓林教授成了年龄最大的参会者，袁老师说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我们竟然成最年长者了。我也有同感。今天早上突然收到程先生家属的电邮，说是看到14年我写的纪念程先生的博客，想多了解些程先生在复旦的往事,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些。我所了解的程先生的往事，只能算是很零散的碎片，希望外文系的同事同学提供更多的回忆记叙。
蒋严 2021年二月20日记于伦敦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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