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部門愛莫能助的私權問題，民間管道有解套之道。「921震災重建基金會」是由中央「921賑災專戶」收到的140億元捐款成立，組成為民間人士，非屬政府機關，包括災民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扶助，以及協助社區及住宅重建等業務，都比重建會有更彈性的發揮空間。當時基金會推出「臨門方案」，依法協助更新會價購不參與重建住戶的產權，加上「減棟減戶」措施，解決參與重建人數比例偏低問題、減輕參與重建住戶的經濟負擔。臨門方案有成的關鍵，還包括建立預審機制、實施鑑價複核 ，並由更新會自主決定建築師、營造廠商、管理銀行等，除可降低交屋後的糾紛，也能凝聚社區的向心力。

莫拉克風災過去，災後重建的問題接踵而來，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通過的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到底災後重建會遇到哪些問題？政府推出的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又有哪些爭端？希望透過屏東縣霧台鄉的例子，大家一起討論，是否能有更細膩的作法?

莫拉克風災過了十三年，在地族人多年來訴求的土地、居住、就學就業問題仍未解決。永久屋的政策對現實生活有諸多限制，爭議層出不窮，居住空間不足、部落自力發展的盈利公共空間慘遭政府拆除、無法擁有土地所有權，讓族人彷彿「寄居」在永久屋，政府是否能看見這些問題，提供更完善的法規與機制？

由 Heliotrope Foundation 在海地 Komye 發起的 Konbit Shelter 計畫，起始於2010年海地大地震之後，目標為打造低成本、可持續且具防災能力的住宅與社區空間。 計畫從興建社區中心開始，轉而在社群共同參與下建造單戶住宅，並強調聘用在地工人、使用當地材料與技能傳承。 其設計融合海地傳統建築語彙，如雙坡屋頂、前廊與中央院落，並採取低科技、低維護的雨水回收與自然採光設施，既貼近當地生活需求，也便於未來社區自行複製。

HOME‑FOR‑ALL（みんなの家）是由多位建築師在2011東日本大地震後發起的非營利計畫，目的透過建築與社區共同製作出「大家都能回來的家」：不只是臨時收容所，而是讓受災者重新聚集、互動生活的公共空間。計畫強調設計過程中建築師與居民的對話，以傾聽災民需求、引導參與建造，超越傳統自上而下的設計方式。至今，「大家的家」已在各地災區建置多棟，成為社區平日得以聚會、亦可因應防災的場域。此行動不僅在建築形式上回應災後需求，更在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歸屬感。

大型災難發生後，人們在避難空間中備受精神與身體上的煎熬，其中「隱私」往往成為災害救援中顯著的議題，長久以來，即使是官方都未必能改善這樣的困境。結合公、私領域的生活空間，不僅滿足災民對於舒適度的追求，更同時提供兼具隱私與社區交流的空間設計。過去人們也許會想趕快離開臨時住宅，回歸原本的生活，但在女川町案例中，「人們卻會想繼續留在臨時住宅，即使他們需要負擔這項費用。」坂茂說。

建築家坂茂及其組織 NPO 法人 Voluntary Architects’ Network（VAN），正持續進行令和 6 年能登半島地震的災區支援專案。該計畫涵蓋三大方向：以 DLT（木材卡榫結構）營造可永續使用的臨時住宅、建立紙質模組工房支援受災工藝者復工，並進行瓦片與古材的回收再利用。DLT臨時住宅採用當地杉材、無釘無膠設計，兼顧環境與成本，目前已有多座落成，但入住率僅約六成；在工房方面，使用紙管與合板構築的可快速搭建結構支援傳統工藝重啟；而瓦片與古材回收則由「瓦銀行」組織合作進行，以保留地域風貌與資源再生。整體計畫強調從住宅、工坊到材料回收的整體協同，旨在提升災區的重建品質與可持續性。

紐西蘭基督城受到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的影響，城市因災害受損嚴重，然而卻從中串起 一群在基督城內建築、表演藝術、劇場、社區營造與文化工作者，透過各式短期、小尺度的城市創意行動計畫，縫補修復災後造成的傷害。小規模、低風險、高機會的街區計畫，創造更多城市實驗的可能，閒置空間的臨時性裝置，帶來城市活力與生氣。由公共空間產生 社群聯結，引導居民走出災後陰影，成功展現「韌性城市」的精神。

本文探討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後日本政府的過渡性住居（transitional shelter）策略，提出國際人道組織（IHO）應關注的四大問題：由誰決定何時何地建設住宅；住宅由何種方式、何人興建；資金來源與所有權、租賃關係；以及既有居住過程如何影響災後選擇。文章結合災前住宅政策、補貼、保險與災後臨時住宅和租金補貼數據，闡明日本住宅脆弱性源於自力更生規範、有限公營租屋、低住宅保險滲透率及高自建率。政府透過事先標準化臨時住宅規格、與大型預製房企預約合約，快速供應逾5萬戶臨時住居，同時以條件現金轉移方式補貼私租房，並開放公營住宅出租選項。結果顯示，48%受災戶選擇私租、38%進駐臨時住居、13%入住公營住宅，顯示策略彈性與地方差異。政府支出中，過渡性住居僅佔3%，遠低於廢棄物處理、公務工程及重建補助；住宅保險快速理賠舒緩部分家庭，卻無法加速整體重建。文章強調，只有將住居恢復置於歷史、法規與產業結構脈絡中，才能釐清現金、臨時住居與重建補貼之角色，並向IHO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檢視問題。

本文以越南中央省份Thua Thien Hue的Loc Tri村為案例，探討災後永久住宅重建（PDHR）對災害韌性建設的重要作用。研究比較了非政府組織Development Workshop France（DWF）支援的捐建住宅與居民自行建造住宅，揭示兩者在結構安全、文化適應性、經濟承受力及社區參與上的差異。調查顯示，捐建房屋在技術上更安全，符合颱風防護標準，但部分設計忽略地方傳統生活需求；自建房屋雖更貼近文化與生活方式，卻因資金有限缺乏足夠防災技術。經濟限制成為提升住宅韌性的主要瓶頸，居民多依靠借貸完成修繕。本文強調定期諮詢機制的重要性，促進各利益相關者在設計和建造階段知識共享，提高方案接受度與效果。地方建築知識（如使用鋼筋混凝土基座）被證實有助風險減緩，但越南當前缺乏強制性的建築安全規範與監管，尤其在農村地區，令低收入戶難以取得專業技術支援。文章提倡應將PDHR視為持續住宅與社區發展過程，整合經濟、文化及治理面向，打造長期具韌性且適地性的住宅系統，為減少氣候災害風險提供策略啟示。

這篇文章探討了社區參與在發展中國家災後低成本住宅重建項目中的多樣化現實。文章指出，政策制定者和資助機構普遍認為社區參與是提升住宅項目成效的關鍵，但在實際操作中，參與的形式及深度差異巨大，並非所有類型的參與都能有效發揮受益者的能力。作者以哥倫比亞、薩爾瓦多和土耳其的四個案例研究為基礎，分析了使用者在組織和技術決策過程中的參與位置，從單純充當勞動力，到積極參與決策和管理形成一個連續體。研究顯示，讓受益人參與項目初期設計和規劃階段，並賦予選擇權，能帶來較佳的建設流程和結果，但這種深度參與在實務中罕見，導致使用者潛能未被充分利用。文章進一步提出，應從整體組織設計觀點來看待社區參與，強調參與的角色需與其他項目成員互動決定，並建議在災前確立採購和組織框架，以便在災後混亂情境中，有序且有效地納入社區力量，從而提升災後住宅重建項目的成功率與持續性。

本文提出一個針對災後住宅重建的策略性框架，旨在協助應急機構於災後短時間內（如30天內）建造大量合適住宅，減少災民居住壓力並加速社區復原。框架包含四個階段：前置災前規劃、確立相關應急單位及其職責、模擬災後反應以評估時間、成本與資源間的取捨，及災後實際執行與持續修正。研究強調災前規劃階段的重要性，包括制訂明確目標、分配任務、簽訂合約並選址，以確保多單位協同作業與物流暢通。災後執行時，透過預先設計的流程，包括通知各參與機構、資源調度、場地準備、居所建造與安置，實現快速反應。透過電腦模擬和實地演練優化策略，有效降低重建時間並平衡成本和資源使用。此外，文章探討協調多層級政府機關、承包商及資金提供者的合作結構，並強調靈活合約與後災修正機制對策略成功的關鍵。該框架具備普適性，適用於多種災害情境，對提升未來災後住宅重建效率具有指導意義。

本研究以宮城縣氣仙沼市與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為場域，透過對臨時住宅與公營重建住宅住戶、社工與協力團體的深度訪談，探討災後搬遷對「棲居感」（sense of dwelling）的影響。首先，訪談揭示五大搬遷議題：親屬寄居的長期負擔、因空間與學校、工作分散而導致的跨代分住、魚農與小商業者因住宅機能受限而失去經濟自主、臨時聚落內基於既有鄰里形成的新社群，以及邊緣場址造成的交通不便。其次，臨時住宅多採標準化鋼板組合與長排式配置，面積狹小、隔音、保溫與收納不足，無法承載傳統生活儀式與社交功能，但在彈性隔間與自助改造如天花板儲物架、門廊佈置等過程中，住戶得以重塑歸屬感。再者，公營重建住宅以多層RC集合式結構為主，物理環境改善卻造成高度隱私，既有多代同堂、地面生活習慣與佛壇、神棚等文化需求難以延續，且公共走廊與單元間缺乏自然聚集場域，加劇住戶孤立。最後，研究強調災後住宅設計應以「過程導向」重塑私─公空間的流動與連結，尊重在地生活習慣與社群網絡，結合安全可控的自助改造、靈活管理機制與多層次公共場域，才能在臨時與永久階段持續構築身體、心理與社會的「棲居感」。

本文以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受災地三縣（岩手、宮城、福島）之「災後公共住宅」建設資料為基礎，採用累積常態分配模型構建房屋重建恢復曲線。研究首先整理各縣必要住宅數量與年度施工進度，並以完成率對應震後月份進行迴歸分析，確認模型決定係數均超過0.89。結果顯示：宮城縣50%開工時點最早（45.9月），岩手次之（47.9月）、福島最晚（54.2月）；50%完工時點依序為宮城（59.5月）、岩手（63.7月）、福島（65.3月）。福島因核事故影響，撤離、返鄉與海嘯受災戶之完工峰值差距達35.1月。進一步將日本案例與1999年台灣集集、2004年南亞海嘯等研究成果比較，發現南亞復建最速（斯里蘭卡平均8.2月），日本最遲（福島65.3月），峰值差距約57.1月。此外，日本三縣大多數住宅完工集中期達27.6至39.4月，遠長於南亞3.8至16.4月。研究證實恢復曲線模型具量化跨災區比較之效用，並凸顯政策規劃與區域條件對災後重建進度之顯著影響。

本文以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災後神戶市房屋重建為切入，檢視當時政府推行「單軌制」復興策略——先集中興建臨時公營住宅，後轉為災害復興公營住宅，卻未提供私人物業重建補償，導致多數災民只能被動接受高樓租屋，社區結構分裂、搬遷延宕、生活品質低落；尤其低收入及長者集中安置，更衍生孤寂死等社會問題。文章並比較2004年中越地震後的改良作法：臨時住宅規模縮小、分散設置以維繫社區網絡，並鬆綁補償限制、增設屋主修繕津貼，提供多元選項以增進住民決策自主。最後，論及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重建挑戰，指出應從過往經驗汲取教訓，結合居民參與、充足財政支持與公私建築並舉，讓受災者得以在原社區或鄰近地區重建家園，實現以人為本的居住復興策略。

本文比較義大利、美國與日本於災後重建中土地取得（LA）背後的觀念差異。研究採多案例質性分析，義大利於緊急階段透過法令授權由特別委員會以協商方式進行LA，用於臨時聚落與公共設施建置，強調歷史城鎮「傳統與傳承」之保存；美國則以聯邦收購（buyout）計畫鼓勵高風險地區住戶自願出售並遷離，將土地恢復自然，作為「下勒分區」（downzoning）與防洪搬遷之手段；日本自願購地與徵收並行，以「社區延續」為核心，透過住區改善、群體遷建與漁村重建等多元方案，確保受災者留在鄰近地區並維繫社會網絡。三國LA在時間尺度與決策模式上各異：義大利用於公共功能快速回復，耗時較短；美國行政流程長達五年以上，但尊重個體決策，搬遷後風險易轉移；日本則需多年規劃協商，集體化決策強化社區再生。研究指出各國LA觀念並非互斥，義大利的「傳承」、美國的「下勒」與日本的「延續」可相互借鑑，以平衡歷史文脈、自然風險與住民自主。未來應拓展案例並引入量化模擬，為災前規劃與適應氣候風險提供多元策略。

本研究以在地（emic）視角，採自然場域研究法，聚焦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後受災者在過渡性住居（TH）中的日常生活經驗與適應過程。研究者於2015-2016年間，前往岩手與宮城沿海四處TH場址，透過長時間觀察、感官體驗與深度訪談，共蒐集22名受災者口述與現場影像資料。結果顯示：首先，TH單元設計標準化、尺寸狹窄（19.8-39.6㎡），且以鋼板結構為主，導致通風、隔音、保溫及耐久性不足，居住者必須犧牲隱私（無法安心通話）、日常社交（缺乏縁側）、飲食習慣（廚房檯面狹小難以烹調傳統食物）、衛浴儀式（浴廁緊鄰缺窗難乾燥）、宗教祭祀（無佛壇與神棚空間）等文化需求。其次，TH原訂兩年臨時法令，實際使用逾八年，迫使居住者長期承受建材老化與維修困境。再次，受災者在官方禁令下，仍以DIY方式增設置物架、改裝門廊或臥室隔間，以重建家居感與生活控制感。最後，本文呼籲未來TH規劃應：重視文化設計需求，把「過渡性」視為重啟生活而非臨時棲身；調整單元坪數與材質，提供可變式玄關、廚衛配置與收納空間；允許且協助安全的自助改造；並納入宗教祭祀、社交互動、老人照護與心理支持等綜合考量，以減輕受災者身心負荷，提升過渡期人居福祉。

本文以日本三一一海嘯後的土地重建為脈絡，聚焦沿岸社區對防波堤的技術性解決與可視化抗災設施之間的張力與協商。作者以岩手縣前濱（Maehama）為案例，描述當地居民如何從政府提出的「更高防波堤」方案轉而主張以樹木、木樁標示海嘯高水位，並保存海景視野與集體記憶。文章探討防災基礎設施的可見與隱形屬性，指出大型混凝土堤防易被視為「無形」的安全承諾，卻可能削弱對海嘯風險的感知；相對地，邊界標記具象化過去災害經驗，能在日常景觀中持續提醒。透過規劃圖像化和多方協商，研究展現了可見基礎設施與環境記憶互補的可能性，並呼籲在結構性防護與社區參與之間尋求更動態且具可見性的防災策略。

本文回溯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神戶市房屋復建政策，指出災前的都市重組已造成城內外收入與居住條件差距，地震加劇了內城的老舊木造租屋與低收入家庭受災嚴重。復建政策沿用「自助為主、公助為輔」雙軌模式：一方面透過市場促進私有住宅重建與大型城市開發；另一方面集中興建臨時住宅及公營住宅，卻僅覆蓋逾三成受災單位，且多建於市郊。臨時住宅品質低、空間狹窄、缺乏社區機能，居住者多為低收與長者，長期滯留導致孤獨死、身心壓力。公營住宅優惠名額受限、資格嚴苛，且集中於市郊高層集合式社區，造成低收戶進一步社會隔離。都市內小基地、狹巷與複雜產權阻礙原址重建，木造廉價租屋消失後難以替代。研究認為，復建政策未能超越既有住宅制度架構，忽略多元需求與地緣正義，建議未來應結合居民參與、公私合作與彈性方案，平衡市場效率與社區連續性，減緩災後社會空間分化。

本文基於對岩手縣大槌町居民的入戶訪談及地方文獻蒐集，繪製了涵蓋2011年大震災至今的三階段重建時序：災後初期（2011年）、中期（2012-2015年）與後期（2016年至今）。初期階段聚焦於自救與外援：居民撤離、臨時避難所與臨時住宅建設，以及行政機能與學校於臨時場地恢復運作；漁業與臨時商街亦迅速復甦。中期階段，公共住宅（876戶）與綜合學校完工，基礎設施持續重建，漁業復甦穩定，文化祭典與社區活動重啟，但居民尤感重建進度緩慢與社區歸屬感削弱。後期階段，道路、鐵路與醫療等公共設施完備，觀光與防災教育產業興起，但公共交通票價上漲與服務減少，加劇高齡者生活負擔；且持續搬遷導致鄰里互動下降，社區凝聚力未同實體重建進度同步提升。研究指出，面對高齡化與人口流失，未來應優化交通與福利設施、活化社區中心、鼓勵地方就業與青年回流，並持續傾聽居民聲音，以實現更全面且具社會連續性的災後重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