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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原创 孔亚雷 单读</p><p>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于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 75 岁。他属于某种“主动意义”上的流亡作家，曾辗转多国，却始终坚持用波兰语写作，曾凭借《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进入大众视野。今天我们重温作家孔亚雷为扎加耶夫斯基的随笔集《捍卫热情》撰写的书评。本文收录于《单读 13：消失的作家》。</p><p>在随笔集《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敏锐地指出当代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精妙地阐释了什么是“波兰式文学观”。沿着扎加耶夫斯基的写作前行，孔亚雷发现了极权政治带给波兰诗人的“礼物”。他们能感受到“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在国土与文化都饱经蹂躏的国度，珍视所有微小而神圣的生存。这是追寻真理之旅，但可怖的现实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真理绝不能确认，所以他们同时审慎地拥抱“不确定”，波兰诗人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此。</p><p>神秘主义入门</p><p>撰文：孔亚雷</p><p>当诗人写起散文，结果常常令人惊讶——令人惊讶地好读。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优雅的放松（想象一名拳击手度假时卷入一场群殴）：漫无目的，却又极为精确；充满信息量（地点、人名、书名、音乐名、引文）；并不时闪耀出神秘而美妙的格言和警句。这样的例子有：布罗茨基、奥登、米沃什。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名字：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扎加耶夫斯基是谁？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他的一首诗——《自画像》，来回答这个问题。</p><p>在电脑、一支笔和一台打字机之间，</p><p>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p><p>我住在陌生的城市，有时候跟陌生人</p><p>谈论对我是陌生的事情。</p><p>我听很多音乐：巴赫、马勒、萧邦、肖斯塔科维奇。</p><p>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p><p>第四种没有名字。</p><p>我读诗人，活着和死去的，他们教会我</p><p>坚定、信仰和骄傲。我试图理解</p><p>伟大的哲学家们——但往往只抓住</p><p>他们宝贵思想的一鳞半爪。</p><p>我喜欢在巴黎街头长时间散步，</p><p>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p><p>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喜欢追踪一枚硬币</p><p>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慢慢地</p><p>磨损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已被擦掉）。</p><p>我身边的树木不表达什么</p><p>除了一种绿色、淡漠的完美。</p><p>黑鸟在田野踱步，</p><p>耐心地等待着，像西班牙寡妇。</p><p>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年老。</p><p>我喜欢沉睡，沉睡时我就停止存在；</p><p>喜欢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道路上飞驰，杨树和房屋</p><p>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p><p>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p><p>反讽会突然消失。</p><p>我爱看妻子的面孔。</p><p>每个星期天给父亲打电话。</p><p>每隔一星期跟朋友们见面，</p><p>从而证明我的忠诚。</p><p>我的祖国摆脱了一个恶魔的束缚。我希望</p><p>接着会有另一次解放。</p><p>我能帮得上忙吗？我不知道。</p><p>我肯定不是大海的儿子，</p><p>像安东尼奥·马查多写到自己时所说的，</p><p>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儿子，</p><p>而高尚世界的所有道路并非</p><p>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p><p>交叉而过。</p><p>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p><p>很显然，这是一首好诗（我经常情不自禁地重读它），但并不适合回答“扎加耶夫斯基是谁”这个问题。也许正因如此，它才是一首好诗。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散文里所说的，“在诗里，我们期待着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首诗回答某个问题——任何问题。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将一些扁平的信息与这首《自画像》相结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更立体的扎加耶夫斯基。</p><p>这些信息包括：他 1945 年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现属乌克兰的古城利沃夫；他年轻时曾是个激进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但现在年届七旬的他，更倾向于与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和解；他可谓某种“主动意义”上的流亡作家，一位国际公民，曾常年生活工作在德、法、美等国——但不管在哪里，他都用波兰语写作；他的主要身份是诗人，但他的散文随笔同样广受推崇（苏珊·桑塔格在一篇长书评中称他的散文令人感到“势不可挡的慰籍”），而最终让他进入大众视野的，是《纽约客》杂志在“9.11”事件后所刊发的他的一首诗：《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p><p>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吧……／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这也许不是扎加耶夫斯基最好的诗，但无疑是他最好的标题（之一）。同时它也让人想起几首别的名诗，比如米沃什的《礼物》（如此幸福的一天／……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或者辛波斯卡的《可能性》（我偏爱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我偏爱自己对人的喜爱／甚于自己对人类的爱）。</p><p>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首诗有几个共同点。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一个“地理小国”和“诗歌大国”：波兰。它们都充满了对现代诗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极其“危险”（庸俗）的大词：赞美。幸福。不幸。荒谬。人类。爱。奇特的是，在它们这里，这些“大词”都显得如此自然、妥贴，毫不造作，甚至有某种优雅的克制。这是一种偶然吗？还是一种必然？——为什么总是波兰？</p><p>波兰</p><p>在某种程度上，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部随笔集《捍卫热情》，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部集子主要包括两篇点睛的长篇文论，《捍卫热情》和《粗鄙与崇高》，以及对影响作者的几位文学和思想导师的特写，他们分别是尼采、恰普斯基、贝赫特和米沃什。这两篇文论可谓是对一种“波兰式文学观”的精妙阐释，这种文学观的特点是敢于拥抱“热情”与“崇高”，但又能免于陷入媚俗与矫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代写作普遍性的“贫乏、苍白和贫血”，是“崇高风格的式微，粗鄙、冷淡、反讽、会话体的压倒性优势”。</p><p>这种文学观——用作者形容赫贝特的话来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先验的理论。代替教条（的）……（是）一种对于意义的灵活、非受迫性的寻求，就像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 这是个神秘而孤寂的比喻——我们可以想像出那样的画面：黎明时分的意大利小镇、古老的房屋、弯弯曲曲的石头街道、清晨所特有的灰蓝色、远处突然响起的教堂钟声，让你不禁停下脚步…… “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扎加耶夫斯基写道。</p><p>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也许就是波兰人的秘密。为什么我们的当代艺术对诸如“美”、“幸福”、“真理”这样的词会感到如此不安，像躲避某种瘟疫般避之不及？“我听说在某些欧洲国家美这个词被严格禁止。”扎加耶夫斯基说。因为它们的来源可疑。它们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都源于幼稚、虚伪、教条和媚俗。而波兰则不同，因为“美，在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特殊问题”，因为诗人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历史上，因为失败远多于胜利而广为人知”。</p><p>国土和文化都饱经蹂躏和磨难，长期被笼罩在死亡和流落他乡的阴影下，使波兰诗人发现了“美”、“热情”、“崇高”这些词更本质、纯正的源头，那就是“活着”、“生存”——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我们已经学会尊重事物因为它们存在。”扎加耶夫斯基写道，“在一个充满疯狂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废话的时代，事物以其微小却顽强的尊严持续存在。”所以，在波兰人那里，与以“美”为代表的那些大词紧密相联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式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细微、具体而奇异的存在，是“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些事物包括：打字机、巴赫、散步、皇帝侧面像被磨掉的一枚硬币、黑鸟和绿树、顾盼、微笑、鹅卵石和星星、高高抬起下巴的少女、飞向高处仿佛纹丝不动的知更鸟、洋葱、玻璃杯、铁轨、白色浴缸、手表的嘀嗒，以及半夜突如而来的清醒。</p><p>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光芒绝不会是明亮、刺眼和眩目的。它自然而宁静，同时闪烁而神秘，它会让你想起那些以描绘日常事物而著称的荷兰油画大师，比如维米尔和哈莫修依，或者那位孜孜不倦地画些瘦长瓶子的意大利隐士莫兰迪。“即使在夜里，物体也在值班”，这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乔治·莫兰迪》的第一句。当然，还有扎加耶夫斯基的精神偶像，他的波兰同乡（又一个），画家兼作家恰普斯基。对恰普斯基其人其作的特写，《劳作与名声》，是这部随笔集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扎加耶夫斯基指出，在恰普斯基那里，“手推车、收拾咖啡馆桌子的侍者、长椅上的怀孕女人——是比总统宫殿更为有趣的视觉艺术题材。”“他以一种野生、间接、惊讶的、无政府的方式，观察巴黎和它的居民。不是《自由引导人民》，而是一个坐在地铁站长椅上的黑人妇女，或者验光等候室里的三个病人”——“视觉是没有等级制的。”扎加耶夫斯基随后总结。</p><p>维米尔的画作《小巷》</p><p>艺术也是——应该是——没有等级的。艺术也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事实上，当初我们之所以需要反讽，正是为了抵制艺术上的等级和专制。而现在呢？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敏锐地察觉到的，反讽正在成为另一种专制。对媚俗的消毒处理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媚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文学中充斥着一种刺鼻、单调的消毒剂味道）。“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反讽会突然消失。”这两句诗几乎是对反讽的一种反讽，它令人感动，并带来奇妙的欣慰和释然。是的，当所有事物都散发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光芒时，反讽就会显得多余。</p><p>在《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进一步明确地宣布，“热情与反讽并非两个对称性的概念。只有热情才是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反讽当然必不可少，但它只是后来的……它更像门和窗户，没有它们，我们的建筑会是坚实的纪念碑，却不是可以居住的空间。反讽在我们的墙上敲打出非常有用的洞，但是没有墙，它只能穿孔于虚无。”</p><p>这种虚无，或者说这种病态的反讽，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原则地怀疑一切。正如齐奥朗在他日记里所说的，“我每天进入怀疑，就像别人走进办公室”。的确，这种野蛮简陋的“怀疑一切”正在变成一种办公用品，一种转基因的官僚主义。但是，对一切确定观念的质疑、挑战和揭示，难道不正是艺术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创造性力量的源头活水？对此，扎加耶夫斯基指出，“怀疑”与“不确定”绝不是一回事。怀疑是轻率的，不确定是审慎的。怀疑是残暴的，不确定是悲悯的。怀疑是呆板的，不确定是灵巧的。怀疑是冷的，不确定是暖的。怀疑是无趣的，不确定是幽默的。如果不确定是“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那么怀疑就是一个端着冲锋枪一边走方阵一边敬礼的纳粹士兵。</p><p>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向我们透露了波兰人的另一个——也许是更为核心的——秘密，那就是“不确定”。仅有“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是不够的，仅有平等、具体而骄傲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绝不会获得绝对、永久的认可，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它。”</p><p>这是极权政治赐予波兰诗人们的又一件“礼物”：对所谓“绝对真理”的清醒认识。追寻真理是一回事，确认真理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前者让我们永葆好奇心，充满想象力，让我们珍视所有微小而神圣的生存；而后者却让人丧失好奇心和想象力，让人变成血腥的独裁者，盲从的战士，以及麻木不仁的愚民。我们为什么会对“美”、“热情”、“崇高”这样的词——除了一些波兰或波兰式的特例——感到近乎本能的厌恶和恐惧？因为与这些词紧密相连的，是政治化的“确定性”，是皇帝新衣般的“绝对真理”。这并不是那些词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用各种成见——反讽是其中之一——污染了这些词。（就像菲利普·罗斯在小说《垂死的肉身》中写的，性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对性的看法。）而波兰人则将它们还以本来面目。</p><p>扎加耶夫斯基反复提醒我们，“不确定与热情并不冲突”——真正的热情，是对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的赞美和展示；同样，平凡与崇高也并不冲突，但那并不是因为平凡借助反讽被崇高化了，而是因为“我们从平凡中感到了也许会出现意外的事件，神秘的、有英雄气概的、超常的事件”，因为“平凡就像平静流淌的河流表面，水面上有微妙的水流和漩涡，预示着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激流和洪水”。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超常事件——这才是“崇高”的本质，而不是那些虚空的政治理想。关于这点，已经不可能比扎加耶夫斯基说得更好，“崇高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最后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它是对神秘、对最高之物的反应……是一种形而上的谦逊，有关幽默，有关如何学着向美与高处的事物敞开。”</p><p>“敞开”，显然是“不确定”的另一种说法。只有保持敞开，才能感受到所有事物、所有词语散发的光芒，才能像面对天气一样面对所有可能性，才能既热情又冷静，既崇高又平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波兰会制造出世界上最迷人的政治诗人——这个头衔不能说不贴切，但显然过于狭隘：因为他们同时也是风景诗人、抒情诗人、哲学诗人和口语诗人。对他们来说，“政治”和“雪”、“面包”、“灰尘”和“蓝衬衫”都是不分等级的一种存在，即使这种存在有时更令人伤感。扎加耶夫斯基对恰普斯基的描述有一种总结性，它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波兰人——米沃什、辛波斯卡、赫贝特，或者他自己：“这个类型的人一生都有一种感觉，有时是辛酸，但也不排除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忧郁，认为神秘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时间、爱、邪恶、美、超越——他们还在，但已经苍老而疲倦——这些都是那么不可理喻，就跟在他们青春年少时一样。”</p><p>波兰电影《砂制时境下的疗养院》</p><p>这句话不仅可以描述 “这个类型的人”，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类型的诗——这些波兰人的诗。它们既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又带着某种年老的平静（以及倦意）；它们有一种奇妙的、“令人愉快”的忧伤；它们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理所当然的神秘——神秘不仅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也包裹着所有——至少从表面上看——不重要的东西：鸟鸣、草莓、汽车、指甲的生长、海水的咸味。</p><p>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群神秘主义者吗？或者可以说，“神秘”，就像“敞开”，是“不确定”的又一种说法？我想波兰人会委婉而温柔地表示异议。相对“神秘”这个词，他们更倾向“不确定”所象征的透明和中立。他们甚至会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因为即使对于神秘本身——他们也同样是不确定的。他们顶多算得上一个神秘主义的入门者。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虽然他们不愿直说——我们，我们这个世界，顶多也只能是个入门者。保持这种入门者的初级状态，以一种幽默的、形而上的谦逊面对万事万物背后那“最后的事物”，也许是最清醒最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诗——也许是他最好的诗之一——《神秘主义入门》中，得到了最微妙而完美的体现：</p><p>天气和煦，阳光丰沛。</p><p>小咖啡馆露台上的德国人</p><p>腿上托着一本小书。</p><p>我看到了书名：</p><p>《神秘主义入门》。</p><p>忽然间我理解了那些打着尖利的</p><p>唿哨巡回于蒙蒂普尔西亚诺</p><p>街道之上的燕子，</p><p>和来自东欧，所谓中欧的</p><p>羞怯的旅人压低的谈话，</p><p>和站在稻田里的——昨天？前天？——</p><p>仿佛修女似的白鹭，</p><p>和拭去那些中世纪建筑轮廓的</p><p>平常而缓慢的黄昏，</p><p>和任由风吹日晒的</p><p>山丘上的橄榄树，</p><p>和我在卢浮宫看到并赞赏的</p><p>《无名王子》的头，</p><p>和传播花粉的</p><p>蝴蝶翅膀似的彩绘玻璃窗，</p><p>和在公路边练习</p><p>演说的小夜莺，</p><p>和任何一次旅行、任何一次观光，</p><p>都只是神秘主义入门，</p><p>只是初级课程，只是一场被延期的考试的</p><p>前奏。</p><p>《捍卫热情》 （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著 李以亮 译</p><p>《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 李以亮 译</p><p>花城出版社 2015 年 5 月第一版</p><p>（本文摘自《单读 13：消失的作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