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教和离教的经过

我在有记忆以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固定的教会活动了。在幼稚园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每星期都带我去参加大约两个小时的聚会活动，从19时至21时。但是由于聚会是针对六岁以下小朋友，所以活动内容都通常只是说说故事，说一下耶稣的故事，比较轻松。

大约在五岁开始，我母亲已经在几乎每天睡觉前跟我说圣经故事。他那时候都在书柜裏随便拿出其中一本的《奇异恩典》，他常常教我上帝可以帮助我，可以化解很多人的困难。当时的我还真的草草信了，用着单纯的心不加思索地被动接受了这些知识。

在大约接近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因为地域问题，于是换了一家比较近家的教会，时间亦从19时至21时变成从16时至18时半。那是一家比较大的教会，我一直参加至到现在。

那时候我常常会生病，常常发高烧进医院，我当时非常天真地与我母亲一起祷告。希望上帝可以派一个更好的医生，可以给我合符病情的药，同时要上帝来医治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姊妹给了我一本圣经绘本。然后我痊愈出院后就把自己因为医学和自身免疫力而成功痊愈解读成为上帝医治了我。

在2019年的时候，香港的政治非常不稳定。那时候通过新闻了解到人们的暴力，让我不止活在这个充满玩具和书的世界里面，触碰到了一些深奥的政治。

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北上旅行。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又天真又虔诚的小基督徒，通过那本《奇异恩典》，以为中国大陆会对基督徒之以暴力和逼迫，我当时非常害怕。于是我当时与母亲会在酒店把窗帘都关紧，才敢与上帝祷告。

那时候我母亲希望我父亲都能相信基督，以及我当时都想全家得救，于是那时候我们一直祷告，之后我母亲尝试把我父亲拉过去教会。自从他上了一次教会之后，我和母亲都祈祷希望他可以进行洗礼，归入基督。结果他真的在之后上了受浸班，之后便受洗了。那时候我和母亲都非常开心，可以看到他不用下地狱，可以与上帝一起，我们都向上帝表示感谢。

大约在七岁的时候，疫情开始了。一开头我们还以为会像沙士一样，持续几个月便会消失。那时候我和我母亲都为武汉的医护人员和染病的人祈祷希望他们可以痊愈和了解到上帝的伟大。

然后大约在八岁的时候，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度大约到了一半，那时候我母亲在睡觉前告诉我现在的疫苗裏面有666芯片，如果接种了就无法上天堂。那一晚我非常害怕，迟迟无法入睡。

之后，因为疫情的原因，自媒体开始流行，我就从这些方面了解了不少科学上面的知识，这正好因为他能解答我当时求知慾所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科学告诉我是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圣经却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上帝七日创造的。这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不同之处让我产生了怀疑。

我在九岁的时候有一次肚子痛，即使我了解到科学，但是我还未有系统性地找出其中的不合理地方。那我当时不断祷告，我在心裏面说，一次不行那就十次，十次不行那就一百次。在那时候我仍然相信他有功效，但已经不会完全将成功归咎于上帝。

在恢复实体聚会之后，我觉得去教会开始变得无聊起来，我看他们说的经文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之后我在教会中就都没有认真听了，就在不断在圣经裏面挑刺。

在之后，我被邀请上台唱诗歌，感觉上我是在唱，是在献给上帝，但是暗地裏是在想就其他东西。叫我出来讲见证，我也只不过是把陈年旧事不断重复，像预製菜一样被重复端出来十几二十次，要装作十分感谢上帝的样子，在别人面前演戏真的很难呀。再之后，我都以没见证为理由直接推脱。

在那时候，俄乌冲突开始了。我的母亲也说希望上帝不要要让那边的人死这么多。从这方面，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约十分关注这方面的政治发展，我和他持相反看法。所以我们每天都拿着被夸大的新闻互相攻击，但是相处得非常融洽。从这里开始，我便算是开始正式地了解政治。

在十岁的时候，我便喜欢上了一些未知的谜团。在那时候兴起了一些专门说未知人物、事件、预言等等的自媒体。里面亦有一些内容关于宗教，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大或戏剧化的成分，但也让我可以从更广的视野和更多角度的方式了解有关宗教的资讯。

这些自媒体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让我可以深入了解宗教的起源和演化，这也让我了解到这只是为了应付当时执法体系的不完整所向他人强加的伦理规则而已。法律是限制了人的最低道德，如果法例未能实行那么就需要宗教来限制人类的道德，可是现在不需要。

在之后，我也去了解了一些基础心理原理，也让我从自身和社会的角度审视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其如何运用这些理论。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心要离教了。

再往后，发生了以巴冲突。让我看清以色列这一个宗教集权国家，以及宗教所带来的政局不稳定性。尤其是内塔尼亚胡说的一句“是上帝叫我们杀巴勒斯坦人的”，把种族灭绝合理化，这是一个宗教应有的态度吗？显然不是。

所以在多重原因之下，我现在可以算是假装一个基督徒，勉强应付我的母亲，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只是假信像我一样勉强应付别人。我选择追求学术而不追求虚无的存在，是出自于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出于信念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