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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8日，《守护健康：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1866—1920）》新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举行。这部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晶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近30万字，对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纽约市公共卫生改革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座城市在迅猛城市化进程中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影响及因应，以立体的叙事模式描摹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面相。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权威学者、厦门大学王旭教授亲自作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比较圆满地阐释了纽约如何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应对日益恶化的公共健康问题，是一部“上乘之作”。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国内美国城市史学界的一众学者，围绕李晶教授的新著展开讨论。会议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罗思东教授主持。《守护健康：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1866—1920）》因故未能与会的李晶教授以视频形式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该书聚焦于1866—1920年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纽约市对城市健康危机的因应，并以之为镜，透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李晶指出，这一变革使纽约市率先确立了政府保障公共健康的现代责任，并通过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重构了美国社会对公共卫生的认知框架。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创了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治理范式。通过制度构建，不仅颠覆了小政府传统，更为后来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化、专业化的制度原型。第二，塑造了健康责任的社会共担机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启蒙公民卫生意识，将卫生个人习惯上升为市民身份的社会契约，这正是现代公共卫生个人义务论的源头。第三，确立了跨越阶层的公共卫生共同体理念。疫病能够跨越一切阶层鸿沟，使中产阶级意识到全纽约的卫生利益紧密相连。这种对健康利益相互依存的深刻认识，不仅催生了19世纪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卫生集体行动，其强调社会团结与共同责任的精神内核更在今日社会中回响。通过该书，李晶希望揭示，健康权从不是孤立的个人权利，而是社会文明的集体承诺。厦门大学韩宇教授以城市治理为切入点，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贡献。他指出，李晶教授实现了研究视角的重大转变，将传统医学技术史研究转向治理史体系，以扎实的内容清晰阐述了1866—1920年间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李晶曾赴美国查询相关档案资料以为该书的写作服务，这也奠定了该书内容扎实的史料基础。韩宇特别强调，该书将公共卫生制度的演变视为政治妥协与利益纠葛的产物，并非简单的医学进步或人道主义的自然延伸。这一视角突破了过去公共卫生史书写中常见的英雄叙事，超越了社会环境决定论，将公共卫生治理置于城市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位置。这点尤为出彩。韩宇认为，该书具体创新点有三：首先，揭示了纽约市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从碎片化、危机驱动模式向现代化、专业化体系的转变；其次，阐明了公共卫生制度构建乃是城市权力政治冲突与利益纠葛的产物，具体考察了以州政府为代表的改革者如何通过推进《大都市卫生法案》来干预地方事务，对抗腐败的地方政治机器；第三，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分析了公共卫生如何成为美国历史上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突破口，政府以维护公众健康为名义，直接干预原属私人领域的事务。韩宇也提出建议：该书过分聚焦于纽约这一个案，缺少系统化的城市间比较。通过与芝加哥等美国其他城市或欧洲城市比较，或许更能凸显纽约这个案例的价值与特色。总之，该书是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领域首部公共卫生史专著，有开疆拓土之功。北京大学侯深教授则认为，该书最出色的一点恰恰在于它聚焦纽约。纵观国内对公共卫生史、医疗卫生史等领域的研究，往往过于宽泛、不够深入，而李晶的这本书强调了纽约作为美国最特殊的城市在其发展道路中如何应对公共卫生问题，这种深入的个案研究恰好是当下所需。侯深进一步阐述了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她指出，该书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医疗卫生史、医疗文化史领域的大量研究，包括关于上海的公共卫生研究，以及卫生概念本身在中国及其他高度殖民化国家中如何产生、发展和被接受或对抗的问题。相比之下，以后殖民主义研究视角为代表的既有研究往往是对卫生概念的解构，将其视为现代科学的发明，甚至试图颠覆传统的公共卫生认知。而李晶的研究相当于从另一个角度，通过公共卫生来证明其历史价值。侯深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强化英雄叙事。恰恰相反，李晶的研究将公共卫生发展视为一场全面的博弈，但同时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当人们共同面对疾病威胁时，是可以找到化解之道的。公共卫生不仅仅是需要被解构的文化对象，更重要的是思考现代卫生理念和现代科学在人们面临共同的身体痛苦和死亡威胁时的真实意义。李晶在这个层面上做得非常好。当人们面对共同的困境——对疾病的恐惧和由疾病威胁带来的真实健康焦虑时，这种并非被规训而是被客观威胁激发的共同感受，会促使人们选择合作而非仅仅抗拒。因此，侯深认为，李晶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重新让我们认识卫生问题，而不仅仅是在后殖民视角下思考卫生，这提供了一个新的、更为人文化的认识框架。厦门大学李莉教授认为，这项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将研究放回到纽约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历史场域之中。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研究完全解构了我们习惯的两个刻板印象。一个是认为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纽约处于城市治理的真空状态，城市老板横行霸道。另一个则相反，认为成功的卫生治理应该完全属于政府。许多学者认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在地方无力处理时应该天然地介入此事。以纽约为中心的聚焦研究使我们发现，传统上被认为具有欧洲特性的纽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证明地方层面也可以兴起公共卫生治理，并形成影响国家治理的经验。李莉进一步指出，虽然书中一直在破除英雄叙事，但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当低收入群体面临环境和卫生问题时，这些问题最终会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从而促成跨阶层合作。但为什么这些问题拖了那么久，直到这个时期才开始治理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性。当我们将参与者分成不同群体时，会发现一个矛盾现象：最后治理取得的成果，比如上下水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真正受益的却是中上阶层。例如街道上的水管需要房东同意才能接入，而低收入群体的房东往往不愿意配合。一场由底层问题引发的全民运动式治理，理论上大家都应该在卫生改革中获益，但最后却发现，改革者和中上阶层欢欣鼓舞，而底层人群仍在望梅止渴。上海师范大学李文硕教授分享了阅读这本书的四点学习心得。首先，李文硕指出了权力与健康的关系这一经典研究话题。权力如何介入到个体健康和公共卫生领域，把医疗技术问题、科学问题转化为与权力相关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这一话题在冷战以后也经常出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次，李文硕肯定了书中采用的研究方法。作者采用了类似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这种经典研究方法，对于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基本分析路径围绕“危机出现—解决危机”这对矛盾展开。当危机出现时，纽约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会思考如何应对、如何较量，最终选择以公共卫生为切入点解决危机。这种分析方法清晰呈现了制度发展脉络，是比较经典和有效的研究路径。第三，李文硕指出这本书启发了他关于历史研究整体性的思考。1866—1920年这个时间点对应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进步运动时代是改革的时代，改革涉及环境问题、行政体制适配问题等诸多方面。在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进步运动时代，如何梳理历史脉络、从整体上理解进步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实际？李文硕认为，这本书通过选取公共卫生制度这一具体方面，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局部去思考进步运动整体的发展特点。在霍夫斯塔特的改革年代之后，很少有学者从整体上讨论进步运动，而这部著作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最后，李文硕提出了关于历史行动者定位与建构的深层思考。书中呈现的是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群体围绕如何应对危机展开的“冲击—反应”过程。但李文硕进一步思考，站在当时的立场，历史参与者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的？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是危机，而其他问题不是？这涉及视角转换的问题——并非以研究者角度识别危机发生与否，而是从历史参与者角度去理解他们如何识别危机，理解他们认为真正面对的危机是什么。李文硕认为，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知识体系下去理解、分析、解释并解决问题，这是这部著作给予的最有价值的启发。上海大学杨长云副教授指出该书在研究视角上的重要价值。首先，该书为城市史学开拓了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其次，又为医疗社会史领域注入了城市视角。但杨长云坦言，读完后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期待了解的一些内容没有充分呈现。他指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讲好一个历史故事。虽然从不同视角切入、用不同方式展开都有很多选择，但最终呈现的故事应该相对完整。诚然，做到绝对完整是不可能的，在现有知识和材料基础上，把公共卫生制度构建的相关内容呈现好已经很不容易。但他更关注的是，公共卫生制度及其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的相关知识是如何产生、如何构建的？书中对这一过程中的一些环节讲得还不够清楚。杨长云进一步指出，该书缺少了对公共卫生改革在不同城市、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与传递的关注。关于纽约市政层面的公共卫生措施如何影响到联邦层面，又如何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这一整套传导机制在书中也没有太多呈现。此外，在史料方面可能还需要补充——历史研究很注重档案资料，其实还有一些相关档案可以进一步挖掘。不过，杨长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座的同学们提供了很多可深入研究的方向。公共卫生现在越来越受重视，可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大家可以沿着李晶老师的研究方向继续深挖，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前景。安徽师范大学曹升生教授以个人经历开始分享。时至今日，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医疗水平与管理水平仍参差不齐，那么医疗社会史与公共卫生制度所关注的学术领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曹升生指出，李晶选择这个研究题目在同门里独树一帜，完全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选题。书中把公共卫生的演变过程、制度建设框架都阐述得很细致、很完善。不过，曹升生认为仍有一个关键点讲得不够透彻——卫生实验室的发展。卫生实验室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当今国家也很重视卫生实验室建设，这一历史维度的深入探讨对现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这个题目应该在书中得到更充分地呈现。此外，曹升生提出了两点改进建议。首先，可以加入更多统计数字、图表或比较分析来支撑观点。其次，书中缺少一个近代美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大事纪年表。这样的附录不仅能使内容更加清晰，还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宏观的时间框架，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整个公共卫生制度从萌芽到完善的发展脉络。武汉大学郭巧华教授高度评价了该书宏观分析框架及层级深化的叙述方式。在具体探讨的过程中，郭巧华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概念问题。首先，公共卫生到底如何才能真正“公共”，“Public health”到底该怎么翻译，它和大众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与当今的公共卫生概念又有什么区别，这些概念界定尤为重要。其次，该书涉及“小政府大社会”概念。科马克也谈到公共卫生与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这是政府监管的经典案例。在这种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下，纽约市所构建的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也成为重要问题。在阅读过程中，郭巧华也提出了诸多问题。首先，书中描述了卫生学术界从瘴气论到细菌论的转变，这引出了两种理论的支持者之间到底如何博弈？各个社会阶层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阶层之间如何博弈，存在什么样的利益纠葛，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次，公共卫生本身作为概念应成为重要学术问题。该书涉及公共卫生概念的泛化问题，公共卫生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公共卫生和个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张力关系，政府在其中的边界在哪里，在食品安全等领域又如何体现，这些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郑州大学王毓敏副教授指出，医疗社会史实际上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上个世纪。公共卫生史是医疗社会史中一个内容丰富的重要分支，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有组织地应对疾病现象、健康威胁的观念、政策、制度和实践的历史发展。李晶选取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非常具体且经典的城市公共卫生史案例。这一阶段是纽约从瘟疫肆虐的“死亡之城”转变为现代公共卫生先驱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创新以及深刻社会变动的过程。从1866年《大都市卫生法》颁布开始，纽约市通过一系列立法、机构创建和科学实践，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共卫生制度，这一时期的努力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也重新定义了城市治理的范畴和现代生活的标准。作者深刻展示了公共卫生如何从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转变为政治权力争夺的战场——医生与政治家、房地产商人、社区活动家、州政府与市政府，围绕谁有权控制城市卫生环境展开激烈交锋。这场较量不仅塑造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结构，也重新定义了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明确了国家在保护公民健康方面的责任和权利。该书深度分析了卫生改革与社会改革的辩证关系。书中提到的各类治理措施，不仅降低了死亡率，还重塑了市民对政府责任的认知——公共卫生逐渐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政府有义务保障这一权利。这一观念的转变，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的萌芽，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最后，王毓敏提出一个建议：作者在结语中虽然阐述了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构建的意义和影响，但可以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全书内容都很充实，但结语相对简略，且与正文部分的衔接还有提升空间。王毓敏认为，可以将结语扩展成第六章，更充分地阐述这一制度构建的历史意义，这样会使整部著作的论述更加完善。云南师范大学王洋副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她认为，一部学术著作的好坏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个是它是否能提供新的知识，另一个是它是否能启发新的思考。从提供新知识的角度看，这本书聚焦于以往城市史研究中比较忽略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这方面丰富并扩展了知识范围。从启发思考方面看，李晶这本书既讨论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也帮助我们思考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王洋以新城研究为例，阐述了公共卫生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作用。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描述了工业化时期城市街道狭窄、阴暗、肮脏的状况，正是从改善这种卫生条件出发，推动了后来田园城市建设，甚至后续新城区的建设。因此，公共卫生在推动城市规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让她在研究新城时，不再只关注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案和措施，而是会思考能否以卫生为主线切入以凸显新城建设的意义。王洋还对这本书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书中的研究截止到1920年，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探讨公共卫生在郊区化发展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其次，希望能看到更多比较研究，比如以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发展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学术成果。华东师范大学刘敏认为，这本书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分析，展现了公共卫生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令人耳目一新。涉及生老病死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更关乎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我们的身体、生活环境都密切相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该书奠定了中国相关研究的风采。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具体案例，例如纽约为控制天花而推广牛痘的历史事件。这涉及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与公民人身权利的关系，特别是将牛痘接种与小学生入学挂钩的做法，引发了部分民众的抵制和抗争。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是政府权力的边界过度扩张的表现，也引发了对公共政策与民众权益平衡的深入思考。尽管部分教育数据尚待完善，但书中对地方政府权力演变的分析，为理解公共卫生政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太原师范学院王宇翔副教授认为该书以城市公共卫生史为切入点，用这一主旨将城市发展、城市中的人、城市社会治理等要素串联起来，拓宽了城市史研究的宽度和内涵，从公共卫生角度阐释了为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纽约大都市卫生局的建立到纽约市卫生署的出现，一系列公共卫生制度、医疗卫生改革、住房卫生改革等各种运动逐渐展开。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街道卫生、疫苗接种制度、垃圾分类、牛奶灭菌等，都源于书中所研究的那个历史时期，这使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变得清晰而具体。在学科贡献方面，这本书从公共卫生史角度补充和深化了对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此外，该书内容涉及城市史、政治史、移民史、宪政史、医学史，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医学基因理论，如此学科跨度既意味着巨大的研究难度，也使该选题更具研究价值。最后，王宇翔从权利博弈角度提出思考：书中提到司法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私有财产权、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公共卫生需求面前纷纷让步。他建议可以从宪政史角度进一步考察这种权利让步与历史选择之间的深层关系。惠州学院董俊从环境史角度介绍了自己的见解。董俊深耕于环境史领域，该书对她的启发主要来源于书中对街道清洁的描述，这同时也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维度。从城市角度上来说，受土地资源限制，垃圾处理本身就是重大学术问题。但该问题还能够继续阐发，甚至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在垃圾处理等相关卫生措施的推广过程中，相关机构推广卫生措施可能会影响部分人的利益。例如，在纽约地区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曼哈顿同其他地区所接受的卫生服务存在频率和质量上的差异。在此之后，垃圾处理方式从原来的掩埋到焚烧，这些处理方式的选择背后，亦涉及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湘潭大学张骁虎深受该书启发。首先，这部作品展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者如何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赋予研究以现实价值。书中关于公共卫生制度构建的论述，使人们容易联想到近年疫情期间的相关实践，这也启发了未来研究方向应当更加具有现实关怀意识，更要面向现实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次，这本书使他对美国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博弈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张骁虎坦言，自己之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较为模糊，但李晶通过公共卫生制度这一具体案例的深度剖析，搭建了一个清晰而系统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适用于公共卫生史研究，亦可扩展到教育与环境治理等诸多学术议题的研究中。广西师范大学刘博然提出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从市政府的角度看，其责任自然是清晰明确的；但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来观察，将自发性组织纳入分析框架，例如城市老板等角色在公共卫生制度构建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其次，关于城市老板腐败的经典论断，刘博然认为这可能更倾向于进步主义运动所构建的现象与叙述。但如果转换视角，从爱尔兰移民的社会处境来观察，城市老板的身份就不再处于这种善恶二元的价值判断之中了。这一问题涉及历史解读中的立场选择和价值中立的平衡，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和反思。闽南师范大学刘雨石指出，李晶的著作虽以制度史为主，却在第一章研究了公共意识的产生，这与钱穆先生“制度随人事变化”的观点相契合，也与李晶所论述的公与私之间的博弈一致。受启蒙运动和新教思想影响，美国传统上视私有财产为神圣不可侵犯。但随着公共问题凸显，私人企业垄断的社会资源逐渐无法满足公共卫生需求。刘雨石推测，李晶选择1920年作为截止点，可能与禁酒令颁布有关——这标志着政府开始系统性干预社会生活，古典自由主义也因此受限。以美国学者萨姆·沃纳（Sam Warner）的《私人城市》（The Private City）为例，该书研究费城从美国建国初期到大萧条时期的城市公共改革，涉及分区规划等议题，都反映了公共领域的长期博弈。因此，李晶的著作不仅关注制度层面，更融入了情感维度，体现了公众对政策的反馈和中产阶级的情感投入。最后，刘雨石建议，书中第四章关于三角制衣厂火灾的内容，完全可以展开成独立研究。类似的案例如1666年伦敦大火催生的建筑材料和消防改革；以及《纽约市经济住房志》（Biography of a Tenement House in New York City）中纽约下城区因火灾改造的公屋，若能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对公共卫生改革的推动作用，将使研究更加丰富。研讨会现场本次研讨会围绕李晶教授的新著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与会学者从城市治理、制度变革、权力博弈、社会公平、环境史、宪政史等多个维度对该书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既充分肯定了该书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理论创新等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方向。正如李晶教授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健康权从不是孤立的个人权利，而是社会文明的集体承诺——这一历史洞察，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逊仲共勘泼恫颗刀耪直梦裳匝嫡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