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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06页，72.00元，平装。二十五年，是一个关乎时间的小说魔法。二十五年前的故事是《布鲁克林》，二十五年后的故事是《长岛》。艾丽丝的故事就这样在两部小说中流动，但是《长岛》并非是《布鲁克林》的续集，而是一个改装过的新故事。二十五年足以让一个人改头换面，无论是现实中的你我，还是小说中的艾丽丝。翻开小说之前，其实会有一丝害怕。在很多作品里，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时光摧磨之后会变成另一个人。还好，艾丽丝虽然改变了不少，但她依然是那个艾丽丝。离开家已经二十多年，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但爱尔兰的母亲家里依然没有冰箱和洗衣机，房子里一切照旧，连床上的毯子和羽绒被都未曾改变。虽然是另一个故事，但人物依然是那些人物，他们的人生也始终充满着十字路口式的抉择，因此两部小说依然可以放在一起读。这是时间的魔法，也是小说延宕的魅力，或者说这就是生活自身的强大惯性。人世间总有那么多的遗憾，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每当这样的时候，或许我们都曾这样设想过——假如当初如何，今天会不会就不这样？更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可惜没如果”，惨烈的现实总是剥夺我们借助幻想来缓释痛苦的余地，但幸好，我们还有小说。于是，离开爱尔兰远赴美国的艾丽丝就这样被托宾从美国拨回了爱尔兰，开启一段“What If”式的返乡游历，品尝“原本可以如此”的慰藉，用文学为生活打开一扇看似可以反悔的窄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肖恩·奥法莱恩（Sean O’Faolain）曾提出爱尔兰小说唯一可能的结局是“主人公登上轮船去英国” ，托宾在谈论布莱恩·摩尔时曾不无打趣地提到过这一点。其实艾丽斯的经历何尝不是“登上轮船去某处”呢，登船的瞬间塑造了两部小说情节的转折，离岸是生活的起点，漂泊是其生活的常态。尤为有趣的是，布莱恩·摩尔曾聚焦女性命运创造出了《我是玛丽·邓恩》（I Am Mary Dunne），故事里的人物生活在北美，一心追求幸福，这被托宾认为是其所有书里最具焦灼紧张属性的部分。紧张与焦灼，或许都来自于“历险”结构，小说人物不断从熟悉的环境中被作者拎出来，放入另一个介乎熟悉与陌生的混沌地带，这也正是艾丽丝所经历的，始终在路上，始终在经历背井离乡。越是焦灼的情节，写起来越是要平静，这是托宾的厉害之处，因此每一位翻开《长岛》的读者首先经历的必然是震惊。这就是生活的力量，所谓的“世事无常”正是小说最好的养料。在《长岛》第四部分中，沃丁家的三姐妹登台献唱《旧日沼泽路》，歌声似若女巫预言：让往日重现。这是一曲哀绝的歌，因为往日不会重来，遗憾只能重演。潮湿的记忆覆盖在生活的水和泥之上，互相纠缠，难以疏通。沼泽看上去与普通的土地一样，实际上暗含凶险，一旦不小心踏入其中，只能陷落，越是挣扎越是加速下沉。如若没有外力施援，窒息就会成为挣扎的最终判词。艾丽丝深陷生活的沼泽中，她不断解下身上的负重、寻找身旁救援的可能，小心翼翼，终究还是难以脱险。水过船不停，艾丽丝的生命之舟总在漂泊，爱尔兰无法让她停下来，布鲁克林亦无计可施。在这些漂泊经历中，新鲜感势必少于惊惧恐慌，因此读者看到艾丽丝每一次被迫远行时难免哀伤。当我们还在为乡愁苦思之际，艾丽丝所面临的困境显然比我们更为严峻，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乡是哪里？乡关何处作为悬置在艾丽丝身后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故事走向。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布鲁克林》，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前，同乡凯莉小姐的刻薄与“流言”逼走了艾丽丝，助她做出了选择。自那一刻起，艾丽丝决定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人，小说的结尾处母亲说“她回布鲁克林了” ，一个“回”字解绑了爱丽丝与故乡的关联，所有人都会对新生活展开幻想，这巨大的诱惑进一步松动了人与乡的关系。在保罗·奥斯特那里，布鲁克林与生命的终结密切相连，“我在寻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议布鲁克林。” 对于艾丽丝而言，二十五年前的布鲁克林则意味着新生，她可以摆脱爱尔兰女儿的身份，开始一段新生活。《长岛》的故事，则是让艾丽丝重返“爱尔兰”，二十五年过去，她已无力修补松断的关联，却也无法握住布鲁克林的一切。对艾丽丝而言，一切都走到了失控的边缘。一边已然移位，另一边无法扎根，她只能从一个异乡走向另一个异乡。火山不喷发，并非是内里的岩浆失去了活力，而是在等待一次爆发的契机。即使托宾写得极尽克制，但那些曾被分离深深压制下去的情感，如同滚烫的岩浆，哪怕在沉寂了二十五年之后也将喷涌而出。艾丽丝返乡事件其实还暗含一个道德困境，即多年前女儿对母亲的放弃，或主动或被动的重要抉择让母亲成为了那个被遗弃的人。而这一切，与罗丝密切相关。在《布鲁克林》中匆忙下线的罗丝，始终都是悬在艾丽丝现实生活上方的一片愁云。小说并未花费太多笔墨去铺陈艾丽丝对罗丝去世的伤心与悲痛，这些深沉的情绪一点点融在艾丽丝的二十五年的生活中，直至姐妹俩再也无法分离，哪怕是生死。一个女儿留下来，一个女儿走出去，这是艾丽丝踏上布鲁克林行程的前提。一个女儿走向了死亡，一个女儿走向了异乡的新生活，这是艾丽丝的母亲在二十五年间经历的无声创痛。可以想见，女儿与母亲的再次会面势必不会轻松。姐姐罗丝的照片至今还在壁炉架上，故乡人看到艾丽丝也总会想到罗丝，虽然这一家人都很优雅，但罗丝始终是最优雅的。艾丽丝从来比不过世人眼中完美的罗丝，死亡是一层无敌的滤镜，强化罗丝的完美，终至无人可与之匹敌，经二十年岁月浸润的艾丽丝亦无计可施。生活在别处之人，究竟还有没有资格名正言顺地还乡？艾丽丝在和吉姆的聊天中曾提到，自己当初其实并没有必须要离乡的理由，她既没有远大理想也不似姐姐罗丝那样拥有卓越的生活社交能力。这层命名为“或许不该”的遗憾根植于罗丝之好，似愁云盘桓于艾丽丝的生活中，片刻不离。艾丽丝独自远行，一个人在离家千万里之外的地方度过一生，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此同时也需要承受极大的非议。抛弃一切的人，回归之后也难再获得所有，最难获得的是母亲的谅解。很奇怪，读完《长岛》之后我首先想起的托宾作品是《黑水灯塔船》，而不是故事中多次出现的《诺拉·韦伯斯特》。海伦，莉莉，多拉，这是三个女人，也是一组女性亲缘链条：女儿—母亲—外婆。更为简练地来说，这是一组母亲与女儿互相干涉的日常关系。或许正是基于此，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是潜伏在布鲁克林与爱尔兰两地之间的暗线。“家人往往是最糟糕的” ，因为亲近才能致使伤害程度最大化，这是瞄准日常的文字所能构造的最锋利的刀，刀刃轻轻对准艾丽丝和母亲之间多年累积的误解与怨怼，一刀划开，两人分居家中两端，被那些没拆封的冰箱、洗衣机、炉灶强硬隔开，彻底失去和解的可能。托宾在讨论简·奥斯丁的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曾以母亲身份为原点，分析过奥斯丁消解母亲的权威这一写作才华，正是基于年长女性权威被消解的设定，两位年轻的女性角色由此发出了光芒，“她本人独处、独行、独自被人看见，独自作出结论的能力，使得她与众不同。” 小说的内容，读者们已十分清楚，“独”的才智让简与伊丽莎白分别收获了自己的爱情。托宾显然也深谙此法，唯有让我们的女主角离开家，离开母性权威的掌控，她们才有可能真正展开自己的故事，小说也才能够继续向前推进。在班内特家两姐妹的故事中，母性权威既是班内特太太，又是各位姨妈舅母们，总而言之上年纪的妇人享有这种造作的权威。在艾丽丝的故事中，母性权威既是艾丽丝的母亲，也是艾丽丝的婆婆。甚至，我们将故事的视点再往前挪一步，挪到《布鲁克林》中，刻薄的凯利小姐，才是推动艾丽丝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抉择的真正原因。这位便利店的刻薄女性与其身后所代表的年长权威、世俗人生，催逼艾丽丝走向了逃离的路。艾丽丝逃到布鲁克林，是借助成为某个人的妻子这一事件来逃离自己作为爱尔兰女儿的身份。而二十五年后，艾丽丝从布鲁克林逃回爱尔兰，不是重新回去当女儿，她要带着这么多年的异乡生活经验反抗自己作为妻子、作为女儿的命运，她要发挥“独”的才智。“独”是自由，但是艾丽丝也需要承担“独”的风险，她难以依靠任何一方，因而她始终犹豫为难，始终漂泊。她用几十年的岁月，亲手将自己雕刻成了两个家庭中的“其他人”。在两个曾经和自己密切关联如今都出现罅隙的家庭中重新找到自己，这或许是一场不会终结的人生任务。往来于两个国家，往来于两个家庭之间，这是属于艾丽丝的人生横渡，每渡一次就相当于重塑一次自我。在横渡的过程中，艾丽斯何尝不是另一位土地测量员？她用前半生在探索自己测量职业的边界，有两次重要的探索。第一次是《布鲁克林》。要么她留在爱尔兰，与当地几乎所有的女儿一样，工作、结婚、生子，成为女人，然后昏沉地看着自己的儿女再次走向同样的生活境遇中。要么，她远渡重洋，在海上或者生活的风浪中历经颠簸，清醒又痛苦地看着自己用生命建造的城堡，并不断发问城堡的意义与秩序何在。第二次就是《长岛》。要么，她默然接受丈夫中年外遇的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要么。她再次踏上测量的道路，将故乡爱尔兰视为人至中年的城堡，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支撑。不知道托宾的故事会写到哪里，艾丽丝在生命结束前能不能真正获得某地生存与存在的合法性，她反复地跨越大洋能不能真正成为一名土地丈量员？她反复地测量，想要测量出生活确定的轨迹与幸福的可能。中年究竟是怎样的境遇，每个年轻人都不敢真正对此展开想象。因为在俗世中，这个阶段往往背负着沉重，最令人唏嘘的是这些沉重往往都是由那些细碎的片段编织而成的枷锁。无法斩断，无法弃绝，在承受与忍耐中，大部分曾年轻过的人学会了沉默并就此真正步入中年。漫长的一生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不惑之年”，究竟什么才算不惑？难道是艾丽丝在离开美国前对丈夫的背叛和软化政策展现出的克制与沉默吗？难道是艾丽丝与丈夫交换过遗憾的眼神后不由得流露出的如释重负吗？她始终疑惑，却也不敢开口询问。她只不过是一个想要寻求幸福的人，可幸福的形状从来不是固定的，所以她也只得随其不断流动。芜杂琐碎的生活忍受一次已足够痛苦，而艾丽丝要忍受两次，她不得不在时间的沼泽中反复挣扎，冒着下坠的危险去祈求一点幻光。《长岛》小说里没有写艾丽丝流过的泪，或许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捧住她的伤心，历经沉淀的时间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她身边的人清走，留给她纯粹的“独”。她既是过去的她，又是即将走进未来的她，或许小说中的她比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好奇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她是已发生的一切之总和，又是尚未成为的一切之预告。在远行的意义上，艾丽丝也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延伸”。相同的出身与生活经验让他们选择艾丽丝成为自我的那个参照，不同的经历与选择又让艾丽丝成为一个浮动的游标。艾丽丝的衣服就是这个浮动游标的封层，衣服是人的第二层皮肤，艾丽丝的着装是她二十五年来的柔软物质说明。《布鲁克林》中，托宾写艾丽丝去参加舞会之前有这样一个细节，对镜审视自己一番之后，“她决定五月份考试结束，就花时间去商店看看价格，找到最适合她的美国衣服。”她小心翼翼地在舞会上规划着自己日后魅力的走向，也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企及本地人所展现出来的优雅得体。那时候的她尝试用“美国做派”包装自己。在《长岛》中，这个离乡多年的女孩借助服饰完成了“衣锦还乡”的生动演绎。在艾丽丝出发前往教堂时，母亲曾就她的着装衣饰发表评论，并提出建议。这是母女两人重聚后难得的温情时刻，而母亲给出的穿着建议立足于不要让镇上的人有太多想法，艾丽丝需要尽量当地化，融入人群。她的第二层皮肤，既柔软又坚硬地把她与故乡隔离开。美国做派与品味、优雅等词联系起来，在爱尔兰小镇绽放光彩，是耀眼的，也是刺目的。祈求幻光之人，最终也会沾染光晕。走出爱尔兰的艾丽丝如同一道光，轻易地遮蔽了与其一同生活之人的光亮。《长岛》的故事在来与去、明与暗之间，是照亮那些艾丽丝的同乡的故事。用文字的光，将他们从艾丽丝故事的褶皱中折射出来，或者说解放。艾丽丝远赴美国，在家乡人眼中前程璀璨，于是艾丽丝身边人都被迫走进光辉身旁的阴影中。光辉重新照耀，阴影中的人只要靠近，就有被解放的可能。首先解放出来的自然是吉姆。旧情难忘，在一段不对等的关系中往往以障碍的面目出现，横亘在人生的若干重要关头。“或许他来不再看她一眼，她就会再次离去，犹如陌路人。” 艾丽丝始终漂泊，由此只能生活在未来，她仰赖下一次登船的期待过活，而吉姆始终沉湎在过去的光圈中，回忆是驱动他走向明天的耗材。吉姆经营的酒吧总是在关门后才能迎来真正的人潮，仿佛某种默契，总是要等艾丽丝离开爱尔兰之后，属于吉姆的故事才能真正开始。如果艾丽丝不给吉姆任何希望，他将继续维持每日暗暗的失落这一状态。《长岛》依然没有给予吉姆以解放，小说的最后，吉姆站在自家门厅里，在种种“想要”和“也许”之后，“但此刻他会等在这里，什么都不做。” 其实这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经历过生活的波折与浪潮之后，终于选择直面命运，并将自己全然地交给命运。其次则是南希。很多时候，在人生的某些瞬间里友谊的冲击力可能并不如爱情那样来得强烈迅猛，但是将时距拉长来看，友谊自有其汹涌暗潮，细水长流。“她想，在她认识艾丽丝的那些年里，她们每天都见面，艾丽丝毫无过人之处。但此刻她佼佼不群，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虽然与身边人所穿的服饰颜色相同，但是看起来更为耀眼明亮。艾丽丝始终是南希人生的一面镜子，二十五年间，南希从一面镜子走向另一面镜子。南希是彻底属于故乡的人，因为与故土息息相关因而缺乏秘密与神秘感，当地人无需对其日常加以想象，只需见证。而艾丽丝则完全相反，她像是从月球归来的人，当地人需要通过想象抵达她的生活，毕竟他们缺乏直接见证的条件资格。晨光中的河面看似悄无声息，河下自有暗流汹涌，那些遗憾就是生活中的种种暗流。命运的航道实在太过漫长，由此中间段总会出现一些相对明晰的河岸。对于艾丽丝而言，布鲁克林是一个，长岛则是另一个，前者是放弃故乡然后与托尼展开生活，后者则是与吉姆共同迎接新的开始。看见这些河岸时，在生活的风浪中漂泊的人总以为自己有得选，实际上每一次命运之神都在嘲弄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戏谑着看他们一步步走向命定的轨迹。如果当初如何？What if 式的反思与幻想其实暴露出当时的处境：临阵逃脱。在生活的无物之阵面前，艾丽丝、吉姆、南希都曾有过退缩的时刻，也由此他们的人生故事能够延宕二十多年。平淡的日常或许就是靠着那一点点的不甘心往前推进，若无遗憾，生活何以为继？这是一趟难以结束的航行，艾丽丝始终站在选择的悬念中，她既无法选择旧乡又无法皈依新乡，她的支离破碎才能塑造小说的完整，所以读者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艾丽丝，看她何时再次扬帆起航，看她朝哪一边告别又朝哪一边挥手。世界那么大，生活却如此逼仄，二十五年过去，艾丽丝能够选择的地点和人几无变化，这实在令人沮丧。硬币如果卡在卡槽里就没办法打电话，而艾丽丝就是卡顿在故乡与新乡之间无法降落的人，她心中的那通打向未来的电话也难以拨通。托宾的笔停留在卡顿的时刻，硬币卡在卡槽中，人陷入时间的沼泽中，都在生活里挣扎，也都缺乏或者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明确的休止符。在时间的沼泽中，悬而未决就是美的峰值，托宾凭借《长岛》再次抵达。（赵晨，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