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青少年相約至海邊衝浪，在回程的路上，因疲勞駕駛發生車禍，而三人當中，有一人因未繫安全帶，傷的最重，送醫急救後被判定腦死；他，是西蒙。

　　克萊兒，一個心臟衰竭的單親媽媽，與二個兒子感情極佳，因心臟功能越來越差，唯有心臟移植才有活下去的機會，但在等待當中一切未知數，讓她非常害怕，她知道一但這次倒下去就沒有再醒來的機會。

　　影片描述的是器官捐贈的故事，雖然說的是故事，但卻精準地呈現出整個器官捐贈的過程，包括捐贈者家屬從一開始無法接受到選擇同意捐贈的掙扎，等待移植者對生命隨時消逝的不安，醫院中負責判定腦死的醫師貌似冷漠，但冷漠的背後則是因為他明白還有其他需要救助的病人在等著，所以他必須要有堅定的態度，而負責勸募及捐贈流程的協調師則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動的角色。

　　器官移植過程中，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關鍵，就是器官來源，尤其是對於突然面臨變故的腦死患者家屬來說，在維生系統的支持下，還看到有生命徵象，但卻要接受至親家人其實是已經死亡的過程，是很痛苦的。電影中的協調師—托馬士，在勸募過程中，歷經西蒙父母的質疑，例如：你沒有小孩，如何知道我們現在的痛苦、我們不想他被大卸八塊等，他告知家屬說，沒有人可以強迫你們做任何決定，決定權在於你們，而如果你們同意捐贈，在整個過程中他會全程陪伴在西蒙身邊，而手術過程就像是一般外科手術，只是會有縫線痕跡，其他外觀會保持完好。在這幾句話當中，給了西蒙父母另一個思考的空間，間接也促成另一個生命的延續，在另一個城市的克萊兒接受了這顆強壯的心臟而獲得重生。

　　移植團隊在摘取器官過程中必須分秒必爭，爭取時間來維持器官的功能，但托馬士答應家屬的承諾必須做到，他強烈要求團隊在最後要進行動脈截斷術之前要暫停，因為在西蒙生命終止前，要把家人及愛人最後要跟他講的話告訴他。托馬士在西蒙的耳邊告訴西蒙，家人都陪在他身邊，他的愛人很愛他，接著替他戴上耳機，撥放西蒙的愛人為他選擇的音樂，最後，向團隊點頭示意後，完成動脈截斷，取出心臟，而西蒙也真正結束了他17年的生命。

　　完成器官摘取後，托馬士戴著棉布手套，仔細擦拭西蒙的身體，動作是輕柔並帶著誠心的敬意，用按摩油按摩他身體的每一處，包括手指，最後把他平放復位，覆上白布單，送西蒙最後一程，也完成當初對西蒙父母承諾----陪著西蒙到最後。

　　器官捐贈協調師在器捐團隊中是一個靈魂角色，從勸募、手術進行到最後的陪伴，代表著對一個生命終了的承諾，也是促進另一個生命的起點。肩負著生與死的工作，除了要有同理心和專業的知識及會談技巧之外，重要的是要有堅強的心理素質，所以，壓力的調適也是一項重要的功課，片中的托馬士紓壓方式很特別，藉由欣賞禽類鳴叫聲，緩解工作上的壓力。因為所有的生命體都有情緒，包括自己，不被別人或自己不良情緒制約，保持堅定的信念及穩定的心情，才能完成使命。

　　影片中還有一點值得探討的是，神外醫師指責護理人員在照顧像西蒙這樣有可能成為器捐者的病患時，不該同一般病人一樣，跟他講話，因為患者已無自主呼吸的能力，現在是機器在維持生命，這麼做會讓家屬誤認為他還活著，增加家屬情感上的負擔而影響家屬捐贈患者器官的意願。看到這一幕時，心中不禁同時思考著，醫生看似冷酷不近人情，但他陳述的是臨床的現實。當我們在照顧有可能成為器捐者的腦死患者時，醫護人員的工作定義是不是只是在「維持」患者的生命徵象，而不是在做照護者的工作；而或者這樣的情況下，是否因要考量家屬的心情及狀態，在照顧過程中不能把可能的捐贈者視同一般病人，而是要當成是無生命的個體，以避免家屬無法接受患者的狀況，這些都是值得省思的。

　　醫生曾問西蒙的父母，西蒙之前對於器官捐贈有沒有甚麼想法，西蒙的爸媽說：他才17歲，怎麼會想到這樣的事。「器官捐贈」是一種生命教育，而這樣的教育必需從小扎根，一個生命的捨得換來另一個生命的延續，這樣的觀念在受教育後可以內化而成，當全民有這樣的共識後，或許捐贈器官可以不再變成自己或家人的難題了。

　　在這部影片中，所有人物的對白並不多，但藉由片中人物的表情、動作，配合場景及音樂，反而更讓人可以體會劇中人物的心理糾結與情感，進而產生共鳴，並在觀賞影片的同時也思考了人性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