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紀以來，人文學科的研究歷經種種思潮的刺激，迭經轉折。東亞文化交流是一個極受注目的場域，除此之外，種種研究視角的投射，也讓我們重新撿拾、並省思各種不同角度的可能性。例如「生命倫理」原本就是宗教研究關懷的價值核心，近年受到生態環境等現實因素的刺激，成為人文領域備受關注的課題；當代歷史學中生態史、環境史已經行之有年，近年也有「動物轉向」的趨勢。日本文史學界對於「博物學」一直投以深切的關懷，日本國文學資料館過去在陳捷教授（現已轉任東京大學教授）的主持之下，曾對東亞博物學、醫學文獻展開大規模的調查，在種種新的研究意識投射之下，自然世界的飛禽走獸與花草樹木也成為人文學者關注的焦點。博物學、本草學與醫學知識構成近世東亞知識社群共通的知識結構，而此一直是近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醫學知識往往帶有強烈的進步色彩，此風迄今不衰。元明時代，日本入華習醫之士絡繹不絕，而中國赴日弘揚醫術者亦史不絕書。中國醫籍在日、韓等國刊刻流行，醫家（例如金元四大家）思想在朝鮮與日本廣為傳布。不僅如此，當朝鮮時代最重要的一部《東醫寶鑑》在朝鮮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刊刻出版之後，未幾，即傳入中國與日本，立刻吸引醫家的目光。另一方面，當日本大力推展現代西洋醫學時，隨即影響到中國與韓國社會近代化歷程。醫學成為彼此相互觀看借鏡，認識彼此的特殊場域。
另一方面，物質文化的研究也行之久遠，臺灣學界於此也極力耕耘有年。透過物質文化的研究，重新省思文化傳播的進程與相互關係。而文化交流又是研究物質文化不容須臾或忘的重要背景，必須繫而觀之。例如青花瓷、紙、家具、書籍，糖、藥物（人蔘、大黃）等等如今都已進入學界的耳目。
「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雖然研究取徑與關懷重點有異，但卻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就是不完全以「人」作為關懷的主體。傳統的人文研究，「作者」與文獻、文本一直是主要的關心所繫，但是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有相當程度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物」的世界，從而重新檢視人文世界的創生、演進與書寫型態。以「物質文化」與「博物書寫」作為未來三年主要的切入點，對東亞文化交流進行闡析，至少具有幾重意義：（一）開創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的新面向（二）重新檢視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的研究內涵與型態（三）對不同事物的文化意涵有不同的理解，在此基礎之上，嘗試就東亞文化交流的共相與殊相有不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