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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筱慧（新闻·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与希腊哲学家的对谈希腊人乐于谈论他们拥有多少座岛，也喜欢认岛，从塞浦路斯飞往雅典，刚到希腊领空就开始了一场识岛大赛，机长还不时通过机上广播公布答案：“米科诺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控制了地中海和黑海，岛屿众多的希腊由松散的联邦以及城邦附属的海外殖民地构成。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虽然拥有更大的疆域，实际上却是一个陆权国家，地中海不过是其内海。所以希腊的航海技术发达，而罗马则兴建了更多的大道。希腊在自由与包容的海洋中诞生了诸多哲学家、诗人，高度统一的罗马则以法律与治理影响后世。爱琴海上的岛屿希腊的陆地部分多山、土地荒瘠，满山种的是橄榄树，植被由于日照过度而显得萎靡不振，这一点从飞机上空俯瞰时便能印证。巴尔干半岛的北方群山阻隔，让希腊更像是一个地中海上的岛屿，与巴尔干山区无太多联系。我住进雅典老城区的一栋老别墅内，讲不清是维多利亚还是巴洛克风格的装饰，连着的三栋房子都属于房东的亲戚。陈旧是唯一可以确定的，要拉开四道笨重的门才能走到我的卧室，玻璃花、水磨石、蕾丝桌布，立刻让人置身欧洲。一只慵懒的猫总是横在外面的墙垣上。后院里种满石榴树、葡萄树，也被太阳晒得不成样子了。希腊人也午休，类似西班牙人的“Siesta”（尤指在气候炎热的国家的午睡），白天实在太热了，人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在外面走一走就觉得很累，一到中午，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沉沉午睡。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都这样，下午睡觉，晚上才活动。只有外国人才敢在下午出门，每件棉质衬衣的背后都带着一团贴身的湿印。防晒霜、太阳镜永远是街上最畅销的，为了避开下午的炎热，很多商店都只上早班和晚班，下午两点至五点为雷打不动的午休时间，有的公司在下午三点就干脆放假了。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他们打算用五个小时解决掉所有问题。远离战火的硝烟，学希腊人在雅典慵懒一天——“花上整个下午坐在克诺萨斯宫殿里与神灵对话。”反正希腊的经济大萧条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宁愿宅在家里，不花一分钱，如果有阳台就坐在阳台上喝酒、晒太阳，如果没有就直接从窗户探出头来透气，似乎人人都已参透了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雅典的街道只有博彩店才通宵达旦营业——巴尔干半岛的居民都热衷于博彩，也许在希腊很难搞到赌场许可证，他们就开了无数家彩票店。彩票店的大多数顾客都人之将古了，他们赚不了别的钱，仅剩下的力气只够用来刮彩票，也有的人可能刮了一辈子彩票。这里的公交总是等不到，就算等到了它也不停，我也没有一次下对站，你必须给司机以明确的提示，用力招手或者拼命地敲停车按钮，稍一犹豫，车已开过几条大街了。我确信车上的很多人根本没有票，在雅典，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不仅是往百年的历史建筑上喷毫无意义的油漆，还有集体逃票。房东是楼下住的一位哲学家，名叫乔治，他长着一头蓬松的短发，留着海浪般的络腮胡，样子很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他身材高高大大，赤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却十分灵活，大概因为田径也是希腊人所擅长的，古希腊每四年一届的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不仅比音乐和诗歌，也比田径与赛马。乔治身上的特征满足一切古雅典人的标准，同时他还保持着巴尔干人的传统，喜欢下国际象棋。他一边攻读政治哲学研究生，一边在中学里教书，同时是一位希腊语诗人，最近又在研究伦理学。乔治家的后院乔治说英语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是在说希腊语，希腊语听上去有些气力不足的感觉，有时还会在句尾带有莫名其妙的升调——和爱尔兰口音一样。只有在他们生气咆哮的时候，才感觉很有劲。第一晚我有了一位英国来的邻居单身汉罗伯。单身汉罗伯是一位商业写作作家，讲话有些结巴，爱好是打扫卫生，他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听板球比赛直播，从十一点开始一直到午夜——是的，他只听不看，因为这样能节省时间。罗伯认为板球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运动，既能强身，又能训练大脑，他想象不出没有板球直播的人生。罗伯用了不少专业词汇来解释他过去十年干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对我放弃，抛出一句饱富哲理的总结：“有时候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解释我每天在做什么。”我忙着外出，乔治每天都有朋友造访，一般也是诗人或哲学家，他们会在院子里大声地轮流讲笑话，或下一整晚国际象棋。到第三天晚上，我俩才有闲暇时间，我从超市买了红酒，同乔治在后院树下的塑料椅子上坐了下来。嗜酒的乔治家里并没有红酒杯，他解释说他和朋友们通常只会去外面喝酒。经济再萧条，雅典人可以取消饭局，但不可不赴酒宴。“……这附近的希腊人对待我的态度都很冷漠，不知道是因为我讲英语，还是因为长相陌生。他们知道我们投资了希腊的港口吗？[1]”我乘着酒意，半开玩笑地向乔治抱怨道。刚离开热情中东的我感到有些失落，佐格拉夫是雅典的大学城，远离游客区，住的都是当地人，不靠游客为生。如果我在佐格拉夫迷了路，雅典人并不会表现出额外的关心，也许他们把我当成不断涌入的东南亚裔移民——他们终将构成塞浦路斯的主要人口，希腊也就不在话下了。“我不认为普通的超市收银员清楚这么多。”乔治正儿八经地解释道。“每个人都在忙于生计。”他告诉我更多一些事实：2009年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失业率攀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雅典的低收入者月工资不到500欧[2]（约合人民币3500元），而消费和物价却是西欧水平，他自己兼有三份工作，依然入不敷出。乔治平日很节俭，有次他瞧见我到街角的网红咖啡店买了一杯法拉沛咖啡——价格比星巴克还便宜些，便问我为什么要从咖啡店买，家里就可以做，于是教我做了一杯。我技术逐渐娴熟，能做出比街上更好的法拉沛，但我仍然会去外面买。“不仅是在超市里，他们对我和其他的希腊人，表情和语气明显不一样，我能感觉得出来。”我锲而不舍地说道。“可能他们觉得说英语比较麻烦。我去别的国家，他们也不怎么理我。”我不再纠缠于这个问题，觉得此刻更重要的是和乔治讨论语言和诗歌。“你们还会在中学里学习古希腊语吗？”我问乔治。“会，但那是已经死掉的语言了。”“古汉语我们从小也学习，现在也在使用，因为文字没变，就算语法发生了变化，新的词汇出现，我们还是能够理解。比方说‘飞机’——会飞的机器，‘飞’和‘机’两个字以前也有，只是把它重新组合了一下。”“那你们怎么区别飞机和飞船呢？”乔治问。“飞船——会飞的船。象形文字会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去构造出新的词汇。”“希腊语一直在变化，它的词汇太丰富了，连英语、意大利语等语种都借用了大量希腊语的词汇，特别是用来描述一些抽象的事物和古代的事物。现代的希腊语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了，它太复杂了，比方说‘杯子’，我们就有十几种表达，根据形状、长短、大小和用途，我们赋予它们不同的词形，有的是已经不用的古语。”乔治的说法使我想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那句经典的法式自噱：“如何治理一个拥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希腊的文字也拉丁化了？”“没有，希腊文字很独立。”“我觉得中国的语言不变，和两千年前的统一文字有关，同文同族，这就是中国人做的事情。”“维特根斯坦[3]。”乔治脱口而出。“语言游戏说。很有意思你会提到维特根斯坦，因为有人说从维特根斯坦开始，就没有哲学了。”我当然知道乔治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哲学的终结者，也或许是哲学话题的终结者，就像法国人说“这就是生活”一样。“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哲学从康德开始就没有了。”乔治说。我转向聊乔治的另一领域——诗歌。“相比古希腊的遗存，为什么现代希腊的文学和艺术没有大放异彩呢？”“虽然我们遗传了古希腊的衣钵，但大街上的人不再对文艺产生真正的兴趣。希腊产生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巧的是他们都是诗人，但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他们用希腊语写作？”“是的，用希腊语写作，但我们的读者市场实在太小了，全世界的希腊语使用者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才是土耳其语使用者的八分之一。诗人单靠诗歌生存很难，我总共获过三个希腊的诗歌奖，目前打算出版我的第二本诗集，但我没钱把它翻译成英文，那样的话就太贵了。”乔治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你看上去只有二十几。”我之前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普遍看起来比较老，所以我以为乔治的实际年龄也不大。“谢谢，淡季时我应该让你免费住一个冬天。”“你没有结婚？”我问。“这不在哲学家的计划之中。”我们又喝了一阵酒，乔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人灵活吗？”因为我说中国的文字两千年都没怎么变过。“非常灵活。中国正在提前经历一场人类与互联网的博弈，你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中国人怎么度过一天。”我注意到乔治在用一部只具有通话功能的手机，像是某种反技术主义运动的奉行者。乔治说这个月他接待了两位诗人、一位短篇小说家、一位翻译、一位《金融时报》评论员以及我。“你确定没有主动选择房客？”“没有，我也比较纳闷。”我想这不是什么切尔西旅馆，而只是由于这里的房价最便宜，靠文字营生的人都太穷了。乔治获过诗歌奖，又是哲学家，但根本无济于事，希腊人已经不关注这些。而我只能从彩票上的青年雕像（Kouros）图案，去相信一个古希腊的存在。一场在雅典的临时生活在雅典的几天，我去了卫城遗址和几座著名的博物馆，流连在建筑的构件、神庙的残片与雕像的片羽之间，似乎掉进了一个材质的漩涡。卫城博物馆与帕特农神庙遥遥相望，馆内禁止摄影，保安像防范偷渡者一样紧盯着每个游客，他们眼睛的灵敏度比摄像头还高。游客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走来走去，这里仿佛是一个草帽、大沿帽、棒球帽等遮阳帽式的展销会。卫城博物馆卫城帕特农神庙不少游客在裸露的青年男子雕像面前良久伫立，或者在人首蛇身的三身守护神（Three-bodied Daemon）旁边品头论足——守护神的三个上身分别手握自然三元素——水、火、气，蛇身代表着大地。我则更钟意那些小件的青铜雕像、封印石，说不定在若干年前的古董市场里还能淘到它们。卫城曾是雅典的军事要塞和统治者的居所，后来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宗教文化中心。主建筑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为祭祀雅典的守护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而设。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已与南欧诸国彼此融合，帕特农神庙变成了一座教堂。15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帕特农因而成了奥斯曼人的驻军点和清真寺。直到现代希腊独立之后，卫城才逐渐成为文化遗址，被保护起来。雅典卫城从市区的利卡维多斯山（Lykavittos Hill）可以俯瞰整座卫城。山上被茂盛的龙舌兰与仙人掌环绕，从这些不畏炎热的植物丛中劈开一条道，每株植物旁都坐着一对欣赏日落的人。任何人都可以交流，摄影、国籍或日落时间都足以形成话题，以缓解摩肩接踵时所造成的尴尬。山顶教堂的观景台人满为患，人群像轮流看热闹一样，等待太阳落山后一哄而散。每次看日落都想瞬间变老，如果那时还能有个人，与我彻夜谈论弗洛伊德或平克弗洛伊德，关心迭部的某一条河流、埃及的全民自治，被一个普通的日落感动，在一个干燥的清晨，听到彼此扑通扑通的心跳，此生便是美好。利卡维多斯山的日落离开雅典的前夕，我搬到了马蒂兹的家，她是唯一愿意接待我的沙发主。雅典是世界最著名的旅游城市，申请的沙发客络绎不绝，她嘱咐我只许待半日。马蒂兹租住的公寓位于卫城脚下一排包豪斯风格的近代建筑中，敞阔、明亮的进门厅，让我隐约觉得回到了上海。马蒂兹是一名船舶工程师，曾被公司派驻过江苏两年，因此她的墙上挂着不少中国的字画，橱柜里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式茶，许多连我都没有喝过——“人参乌龙茶是我最喜欢的茶……”她说。她的家还处处突显着驻外工程师的派头，所有的物品均经过精挑细选，全是昂贵的进口货或廉价的舶来品，体现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艺术品味。马蒂兹是个自来熟，也十分讲究效率，我板凳还没坐热乎，她就已经开始呼朋唤友了。不一会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阿根廷人——佩德罗，进门就给马蒂兹来了个拉丁式的热忱拥抱。佩先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厨师，年纪比我稍长一些，头已经完全谢顶了，像个会在上班时偷吃的后厨。佩德罗和马蒂兹也是通过沙发客网站认识的，他在希腊外岛上的一所英国民宿酒店工作，负责客人的一日三餐，每月只有休假的时候，才能回到雅典城，做回一夜的自己，一早再赶回岛上。佩德罗很擅长聊些有的没的，有“拉丁情人”（马蒂兹对他的评价）在的地方，永远不用担心冷场。马蒂兹刚从巴塞罗那旅游回来，仍然沉迷于落日海港的氤氲之中，不时找佩德罗回忆一番。我总是感觉被他们排除在外，相比人参乌龙茶，她对西班牙甜食的喜爱更甚。马蒂兹小心翼翼地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阿根廷产的巧克力，据说很难买到，只允许我们分着吃。佩德罗和马蒂兹像两个酒鬼遇见甘露——马蒂兹对之爱不释手，佩德罗则为了自己家乡的形象努力迎合。马蒂兹察觉到盒子里的巧克力少了一块，很生气：“一定是打扫房间的阿姨偷吃的，以为一块巧克力我不知道，走的时候我才数过，我宁愿她偷别的东西。”她计较穷人的小偷窃，但并不是因为偷窃这种行为本身。我们同马蒂兹徜徉在普拉卡，古老的雅典街区如今全是熙熙攘攘的餐馆和酒吧。希腊是个混血之国，马蒂兹身材瘦削颀长，长相有惊世骇俗之美，棕黑的头发，小麦的肤色，生得一双透蓝的眼睛，迷人而聪慧。走在条石铺路的街上，穿过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酒吧，我俩好像她的随从。巷子里餐桌连着餐桌，歌声、笑声此起彼伏，这是马蒂兹最钟情雅典的地方。马蒂兹的家乡在离雅典不远的海边小镇，但她喜欢住在闹热的市中心，这里更国际化，跟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东京……的外貌无异，当她憧憬彼处生活之时，自己也恍惚其中，如同失群之鸟。雅典的街道我们路过哈德良拱门，马蒂兹看我俩对旅游景点也兴致寥寥，像一个背词的导游，敷衍地介绍道：“这是哈德良拱门。”“很多地方都叫‘哈德良’什么的。”我煞有其事地说。“因为罗马皇帝很喜欢冠名。”雅典的巷子也像毛细血管一样。在一个巷口，我们见到了马蒂兹的大学同学克里莎，她正毛毛躁躁地停车，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还是停歪了。夜很漫长，我们去了两个酒吧，一个古典风，一个南美风，你得时而优雅，时而热情，在这样的派对上，我很难真正地放松下来。我很饿，佩德罗也很饿，但没人打算在酒吧里请客，我们便心照不宣地找借口暂时离开姑娘们，去旁边便宜的烤肉卷饼摊解决问题。“你看那个女侍者，她感觉很不爽。”佩德罗嘟哝着。“她对我们不爽？”“对所有顾客。她的老板才付她那么点钱，她能愉快到哪里去？”佩德罗对希腊的经济状况不屑一顾，他的老板是英国人，给他发的工资是英国标准，马蒂兹也是同样的情况，她无法体恤到穷苦大众的疾苦。作为欧洲裔拉丁美洲人，佩德罗已取得了西班牙国籍，所以他并不替自己担心，将来他可以到欧洲的任何地方生活——“厨子不缺工作”。这是一座由“酒神统领”的城市，人们可以削减一切开支，除了喝酒。他们一天赴好几个酒局，没完没了地进行无意义的冗长对话，开无意义的玩笑，抱怨收入和物价，聊彼此的八卦，仿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要紧的事情可谈论。“我有三个女朋友。”佩德罗说得轻描淡写，像是要在气势上故意打压我。“我对酒已经厌倦了，”佩德罗毫无悔意地说，“我的收入全都捐献给了酒吧，这样的生活永无尽头。”“每晚都去酒吧？”“我之前就在酒吧工作，下班后还要赶去别的酒吧，都是为了泡妞。”克里莎很吃佩德罗的这一套，整晚都乐得不可开交。她是个工科女，大学学的是造船，全班只有她和马蒂兹两位女生。毕业后，她去了一家当地的船厂——如今在雅典似乎只有干这行才能挣上钱，没能像马蒂兹一样周游世界，花花公子佩德罗对她来说很有吸引力。但佩德罗的兴趣却是在马蒂兹身上。我们很快转移到了下一个酒吧，克里莎喝得有些微醺，开车横冲直撞，我坐在后座上胆战心惊。“在希腊，喝一瓶红酒不算酒驾。”克里莎理直气壮地说道。“是的，她只喝了一瓶。”马蒂兹怕我担心，补充道。“前方右转。”佩德罗提醒马蒂兹。“看来你对雅典比我们都熟。”马蒂兹说。我流连在一场又一场的派对之中，但又始终置身事外。我已经学会了那些繁缛的见面和告别的仪式。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冰冷一些。旅行者总是会沉溺于假象，在那些友善面孔的背后，藏着人性的一切。旅行者以为逃离了现实，系泊比家更好的旅店，享受未曾踏至的餐厅，观察日常从未寓目的遗址、景色，可这只不过是一些短暂的瞬间。我为雅典的旅行计划一项一项地划上勾：1. 拍摄圣殿2. 摇滚演出3. 旧货市场……但这根本于事无补，我就像英国作家杰夫·戴尔说的那样：“坐在广场里面，已经不再令人愉悦，回酒店却更加可怜。我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听我倾诉，一旦这个愿望实现——我发现有人正站在我身边——我又想独自一人。”我们都孤单。有时候我多想在一个城市住上一段时间，可住久了还是会失去感知，生活又变成让人轻易厌恶的琐碎日常。是该去往真正的“欧洲”了。希腊并不与“欧洲”直接相连，虽然穿过爱奥尼亚海就能到达亚平宁半岛，但走陆路过去，还得跨过一连串政体各异、入境烦琐的巴尔干国家。需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欧洲南部三大半岛之一），却不能简单称之为巴尔干国家，欧洲人对“巴尔干”一词明显带有成见——欧洲是将巴尔干排除在外的欧洲，但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地中海的延伸，所以干脆被单拎出来。面前的巴尔干是一大串令人匪夷所思的地名和琢磨不透的交通，仿佛那里的人民仍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在中东我还清楚地知道要去往哪里，因为碰到的旅行者个性相似、目标一致，但从希腊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神秘叵测的巴尔干像背包客们的终极训练营，每个人都必须学着独立。我同乔治讨论了一番，选择了看似简单但也是最优的方案——坐火车至塞萨洛尼基（希腊第二大城市，也是该国北部的主要港口），再入境北马其顿。可一到塞萨洛尼基火车站，我忽然改变主意，买了张去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是欧洲交通中心之一）的火车票。塞萨洛尼基假日，罗马假日从雅典搭火车来到爱琴海北岸，这里是五国之交，我还没决定先去哪。这座城市的正式译名是“塞萨洛尼基”，而当地人读起来却像是“萨洛尼卡”[4]，有“卡萨布兰卡”一般的感觉，听名字就觉得美。虽然海边城市到处弥漫着一股下水道般的潮湿臭味，但爱琴海的日落实在美得令人发狂。这里有无数家咖啡店，同时卖咖啡和酒，没有别的可售，也卖不出别的，许多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从不虚度。我在塞萨洛尼基孤独地度过两天，除了写稿什么都没做，甚至没去看一眼这里的城市地标——白塔。我过去并不知道它是古马其顿的大城：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故事，它是圣经新约中的帖撒罗尼迦，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中在此建立教会，标志着基督教在欧洲扎根。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奥斯曼时期后，塞萨洛尼基成为连接地中海北部的枢纽。薄暮时分，我站在旅馆的天台上拍日落，从破败的现代建筑中，窥见了璀璨的爱琴海文明。一个波兰小伙子让我帮他拍张照，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从波兰一路搭便车过来的。他叫克里锡克，身材枯瘦，感觉有些营养不良，白皙的脸上透着稚气，衣服脏且单薄。克里锡克邀请我去阿尔巴尼亚，参加一年一度的巴尔干嬉皮士派对。这个嬉皮士派对，倡导人们回归原始生活，仅接受一对一的邀请制。“只能巴尔干青年参加？”“我们欢迎所有人。”“那到时候我怎么联络你？”“你自己去就行了，我们都不带手机。”“地址呢？”“我会给你发一个邀请函，里面有大致的位置，你得自己想办法，比如徒步或搭便车过去。”“所以还得通过网络。”“只有邀请函需要网络。”“问题是我都不确定你是否能到那。”“到时候我就在了。”克里锡克说得很诡谲，像是在描绘一场虚构的聚会，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虽然我知道无非就是集体冥想之类的，但却是发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陌生海滩附近，很难不让人将其同一些悬案现场或者某种狂热仪式联系在一起。一串陌生语言构成的地址，如同飘在空中的符号，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过了几天，我真的收到了克里锡克的邀请函，很好奇他是从哪里连上的网络。邀请函里罗列了当下的一切前卫理念，就像一个历年流行话题的热门词库——“兄弟姐妹们，欢迎回家……拥抱自然，体验生活，实践和平、爱、和谐、自由和共享……非暴力，非商业主义，非消费主义，无宗教信仰，无政府主义，远离科学技术……我们奉行和平行动主义，低碳环保，尊重一切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邮件还另附了一份派对规则，如“上厕所不能用卫生纸”、“别带任何电器和塑料制品”、“以物换物”，像法律文书一样列了好几页，如果不是前面的那些口号，我很难认为这是一个倡导自由、无规则和尊重异类的团体。我能感到克里锡克内心的真诚，但我知道自己一定很难融入进去。青旅是男女混住，翌日午睡时，房间里来了一位荷兰美女——棕色卷发，高挑身材，演员般的标致五官，她不像是住进青旅多人间的人，倒像是刚下班的职场人士，还没来得及换掉高跟和正装，放下公文包就急匆匆地赶过来了。荷兰美女叫做贝拉，名字就是美人的意思。贝拉是个律政佳人，主打刑事案件。她平常很忙，好不容易空出周末两天，看到了“塞萨洛尼基”，一个迷人的名字，她甚至都没去过雅典，但塞萨洛尼基似乎对她更有吸引力，爱琴海日落、马其顿文明，吸引着相同气质的人。贝拉决定独自旅行，她曾在西西里岛体验过一次青旅，经历不错。一到房间，她就兴冲冲地找我聊天，我却显得有些冷漠——初来乍到的游客，对一切充满好奇，再说，旅馆里的其他男士都已经蠢蠢欲动了。“你现在打算做什么？”贝拉问我。“我打算午睡，有些工作得在下午完成，等晚上热气散去，再出门吃点东西什么的。对了，你吃海鲜吗？”“我对海鲜痴迷，这是我选择塞萨洛尼基的目的之一，还有沙滩。”贝拉说。“那晚餐我们可以去吃海鲜，如果我弄完工作，而你又正好逛完。”我邀请得很委婉。“当然。”贝拉说。我对一起吃饭的兴趣更大，在希腊一个人点餐很麻烦，但我对同贝拉进餐不抱任何期望，她走在街上随时可能会被搭讪——事后贝拉也告诉我，街上总有希腊人找她搭讪。贝拉对附近的海鲜餐厅已提前做了功课，我们选择了一家靠近海港的排档，点了一份招牌海鲜大杂烩，餐厅女主人似乎很喜欢贝拉，给我们上了一大盘海鲜，多到最后没有吃完。贝拉的胃口很大，她平时练健美，不用特地节食，一顿美食便让她放松了下来。我打算吃完就回去赶稿，以减轻失去钱和时间所造成的焦虑，毕竟已经在路上浪费了大量的光阴，而贝拉的旅行却是为了消遣时光，她只是为了尝鲜，青旅、海鲜排档、甚至一场邂逅都像是夏末的短歌。塞萨洛尼基可我和贝拉越聊越久，渐渐发觉我们有不少相似之处——几乎同样的饮食好恶；高中同是文科，大学专业几乎一致，她在伦敦大学读刑事司法；她是土耳其裔荷兰人，一半东方血统让我们在土耳其文化上有大量可聊的话题……和她聊天，让我感觉这一晚没有虚度。人们聊起阿姆斯特丹，总是将其和大麻、红灯区联系在一起，以为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妓院与大麻店，贝拉作为本地人，对此深恶痛绝——“人们去那就是为了寻欢作乐，你可以想象去的都是些什么人，游客很容易分辨，他们走在路上都是鬼鬼祟祟的，本地人都绕道走。”“欧洲青年热衷于去夜店，我在那种地方很难彻底地放松下来，更年轻时还可以接受不同的潮流文化，现在则越来越难了。”我说。在特拉维夫和雅典的酒吧里，我总是拘谨得像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因为我不喝酒，除了陪朋友，我很少去夜店。记得上回去音乐节，我在那里站了一个通宵，滴酒未沾，我也感觉很享受。只是当我在看别人时，会觉得特别清醒，你知道喝醉的人都是什么样子……”贝拉说道。她的家庭依然恪守着传统的宗教习惯，她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很多时候我宁愿一个人待着，人一多我就会迁就别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那站着，什么也不做……我更愿意说说话，前提是同足够有趣的人。”我说。“我也没有时间，律师的工作很忙，需要我二十四小时待命。”贝拉拿到律师执照不过才短短的几个月，就已经让她忙到喘不过气来了。“我大学是学刑事侦查的，中途实习过几次，发现我不适合干那个。首先工作的环境压抑到令人窒息，许多不幸的人都来自社会底层，那些人本来就很消极、沮丧，对未来也充满绝望。”“我老板是个乐天派，但我没有那么乐观，会受到案件的影响。所以我需要出来减压，需要看肥皂剧，最近发现看财经新闻也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有阵子也对经济报道感兴趣。”夜已昏暝。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从大陆法系到舆论审判，还一度谈到了对族群、历史和宗教的看法。最后，我们回忆起伊斯坦布尔的美食、城市结构、奥斯曼帝国史与这座城市的关联——塞萨洛尼基曾是奥斯曼苏丹的帝国海港。人们走了一拨又一拨，我们聊得太过投入，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身后演奏的一支不错的传统乐队。我提议去海堤逛逛。夜晚码头上挤满了无边无尽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围坐着，一束灯光点亮了远处的塞萨洛尼基白塔，贝拉说它看上去就像是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太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塔，感觉很兴奋，它出现得正合时宜，但贝拉看上去却有些无所适从。“都是年轻人诶。”贝拉感叹道。“你也很年轻啊。”“我二十八岁了，对土耳其女人来说，是个敏感的年纪。”“做个年轻人真好，很多人只是坐在海边抽烟、打牌，一直到深夜。他们什么都不做，不会顾虑什么，就像他们已经老了一样。”我说。“他们也做很多事情——活着。”我们在靠近海堤的地方随意找了张长椅，坐到了亚里士多德广场的对面，我不知道希腊人为何会为一个普通的广场取如此风雅的名字。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法律思想、湿咸的海风，多么地应景啊，我们还和两个希腊人分享了座位，仿佛是对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理论的运用。她很迷人，但我搞不清楚是因为她的样子迷人，还是她让我重温了我的青春，抑或因为她来自那个弥漫着豆蔻香气的黎凡特（源于拉丁语，指日出之地）。在海边，贝拉看上去有些神色恍惚。她收到一条短信后，突然变得焦虑起来，跟我抱怨起工作：“就晚了几个小时，我的客户就被警察带走了。”贝拉的神情带有几分哀伤，她告诉我其实今天是她父亲逝世十一周年的祭日，所以她独自从阿姆斯特丹飞过来，打算住两晚再飞回去。旅行似乎才刚开始，但转眼就要结束了。我想我会很快忘掉谷歌地图上萨洛尼卡街道的结构、海边的白塔和那些古旧的咖啡馆。我甚至想不起来马基雅维利[5]的英文该怎么念了，就像搭上一辆遗忘列车，那些大学时没日没夜陪伴我的法律、哲学著作都已悉数忘记。但我仍记得那夜爱琴海边的谈话，短暂如烟火般美好。[1] 2016年，中远集团收购比雷埃夫斯港务局67%股权，这是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基建投资项目之一，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2] 2018年希腊的最低工资为586欧元/月，但乔治认为扣除费税之后，希腊人的实际收入还要更低一些。[3]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对语言哲学的影响巨大。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是“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认为语言的含义不在于对象而在于它的使用。[4]塞萨洛尼基拥有至少十三种读音。[5]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学家，著有《君主论》，他提出统治者可以为了权术不择手段。（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泼拘瞎轿跃聪勒吮端欣惫八补影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