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者：呂忠翰 (果果) 先生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天文數學館202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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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攀登不只是征服，更是對生命的提問

從13歲開始登山，呂忠翰先生已攀登九座八千公尺山峰，絕大多數無氧登頂。他認為登山如同數學，沒有奇蹟，只有累積。講座中，他以2022年喜馬拉雅山凍傷經歷談到「撤退」與「自救」的重要，也分享在極限環境下迷失、甦醒與反思的心路歷程。他強調：登頂只是旅程的一半，活著下山，才是真正的完成。

教育與探索的雙重使命

成長於體制外教育背景，呂先生致力於推動「自主攀登」，將登山視為自我建構與責任承擔的訓練。他分享在全人中學引導學生參與完整登山計畫，包括路線規劃、體能訓練與風險管理。他認為教育應該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根，而非只追求排名與標準答案。他說：「能承擔多大的責任，就能享受多少自由。」

擁抱挑戰，回歸生命本質

呂先生提到「傳奇不是追求紀錄，而是貫徹信念」，用自身經驗反思當代社會過度商業化的登山行為。他以清理高山垃圾為例，呼籲大家重新思考與自然的關係。他也以失去學弟的悲痛經驗，提醒我們：死亡並不可怕，怕的是沒有走在自己相信的路上。他誠摯期望下一代能懷抱勇氣與知識，一起打造兼具深度與美感的探索文化。

【演講內容全文】 

攀向極限REACHING THE LIMIT

台灣知名登山家 呂忠翰先生

　　呂忠翰先生為攻克喜馬拉雅八千公尺山峰的登山家，而數學與登山的關聯是兩者同樣具有獨特性與開創性。例如登山研究路線與數學進行研究、挑選問題都具有獨創性與講究平衡的特色，好達到研究以及登頂的價值。數學與登山都只有累積，沒有奇蹟。

登山與數學的關聯：同為探索生命的本質 

　　呂忠翰先生解釋，準備登山的過程就像解數學題，有時可能連作夢都在解題，不斷地思考過程中是否忽略細節；而藉由失敗的經驗，最終找出屬於適合自己進行的路線。

2022年他經歷一場驚險的登山歷程，最後造成右手凍傷。過去若提到登山，許多故事都是他救人的經驗，但這次卻是在極限的路程上拯救自己。

他說：「倘若我們無法理解自己身上有某種力量能回應來自這座山的挑戰，並且願意迎向它，用掙扎、往上探索的力量，來找到生命的本質，那麼便無法理解為何登山家選擇成為一個孤獨者。」

　　另外呂先生提到在網路有許多關於他的資訊都是與教育有關，原因是他是第一代來自體制外教育的學生，當時的教育環境剛從填鴨式教育轉變為開放式教育。而黃武雄老師從他幼年時便一直帶著他經歷410教改，從街頭遊行開始，呂先生當時還是小孩就隨著大人一起參與。後來回想起才發現這件事情對於社會整個體制的抗爭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當時年紀還小，但改變社會的使命以及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促使他至今還堅持從事探索教育。

　　從13歲開始爬山的呂先生，到如今已攻克了九座八千公尺的山嶺，其中有八座是在無氧*(註)的狀態下登頂，而他認為自己最厲害的並非登山，而是木工﹙擁有長達七年從事木工職業的經驗﹚，而木工也與探索有關聯，從當中找到自己能做到的事物，也是一種自信心的改造。過去他曾將累積十多年的經歷，自2013至2019年的故事寫成《我在這裡，山在那邊》，小時候的他雖然不愛讀書，但曾夢想有一天可以出屬於自己的一本書，沒想到後來以手機慢慢地打字，居然也出了一本書，對他來說別具意義。

　　這本書談的並非如何順利登山，而是當生命遇到許多難題時，選擇如何應對，像他認為自己比較容易遭遇難題，但如同在玩遊戲的過程中不斷挑戰與破關，也解決了許多困難的事情。將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歷寫成書，也許能為臺灣的學生打開視野，使他們有更多嘗試的機會。

*(註)無氧：不使用氧氣瓶，以適應山上的氣壓以及稀薄的含氧量。

攀登、探索與對生命的反思

　　2019年呂先生與團隊發起挑戰世界第二高峰K2的募資計畫，K2是他高中時代夢想挑戰的山峰，雖然後來經歷許多與登山較無關的人生歷程，也以為之後沒有機會，但這些工作的日子依然沒有使他放棄爬山以及運動的習慣。

　　而這個夢想在心裡持續萌芽成長，期間也陸續加入許多人的協助，例如文化界的詹偉雄先生(詹哥)，以及同樣於體制外成長的學弟張元植，兩人也認為過去累積了20年的經歷，所以想認真挑戰這個高峰。當然他們也曾擔心登山用募資計畫是否不太尋常，但詹哥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難以克服的K2，應該集結大眾的能力解決這個難題，這將會成為具有感染力的行動。後來某次他們結識了樂團主唱楊大正，呂先生也帶著他攀登山嶺，募資計畫的主題曲〈海島冒險王〉也隨之成形。另外他也提到《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註)的節目，他是第一季節目的主角。

　　此外，他也提到因關注教育議題，而想培育下一代來支持他們團隊的人，如遊戲橘子公司的老闆﹙這裡他笑說從小從未玩過電玩遊戲，沒想到長大竟然被遊戲公司贊助﹚，或是戶外品牌的贊助商看見他從高中以來還在堅持登山，所以決定支持等等，這些人事物他都默默感謝並記在心裡。

　　話雖如此，呂先生也與大家一起探討，臺灣多數的運動員即使表現優異，但生活上依然會有困難，因為運動員在臺灣較缺乏市場撐起就業機會。例如他們在登山過程受傷、甚至有生命危險，安全回來後分享經歷，才會引起企業家關注，若他們因為缺乏設備而回不來，那下一代該怎麼辦？至少要吃飽穿暖一點，也至少要提供氧氣瓶讓他們可以平安上下山。

　　全世界高達八千公尺的山至少有十四座，這些山坐落在尼泊爾、巴基斯坦、中國與印度之間。呂先生提到臺灣人很有趣，許多人會問他是否爬過喜馬拉亞山？當他回應「有」對方便追問是否爬過聖母峰？但因為他認為聖母峰只是這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並且難度不像其他山峰那麼高，也非他目前首要挑戰的目標，所以當他回答沒有攀登過聖母峰時，卻被對方質疑他是否真的是登山家。對他而言聖母峰就像是中央山脈當中最高的一座，還有許多其他的山峰值得探索與挑戰。而攀登聖母峰其實在現代並不算太困難，尤其在「登山」慢慢走向商業化的同時，許多人第一次登頂後只在乎「完成」後的歡呼拍照，卻未享受登頂過程，以及思考這趟歷程的本質與意義，是呂先生觀察到這世代的情形。

*(註)《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影集呈現四位年輕登山家的生命故事。第二季於2024年入圍六項電視金鐘獎，並獲得三項獎項。

　　呂先生接著分享，從山上俯瞰的美麗照片，雖然景觀宜人，但在這張照片中他看見的是，在人類與大自然相處的過程中，已經耗盡許多自然資源，這是他常反思的議題，也敦促他重新思考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也就是透過探險。

　　人們最喜愛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就是探險，但因生活在消費模式中，進而奪取了資源；但人們其實能在從事大自然的活動時，反思該用何種態度來面對這樣的行為。另外他從K2第三營拍攝的照片，拍攝的是對於生活的想像，跳脫生存的界線以及解構自由的過程，還有回歸探索的膽識。他認為臺灣有許多人有膽量，但缺乏知識；又或是具有知識但缺乏膽量，然而關於「探索」則須兼備兩者。在臺灣的文化裡很難培養兩者兼具：因父母害怕而禁止孩子嘗試各種可能性。

　　他在中學教書時，很常遇見學生問他「能不能」做某某事情？但為何做每件事情前，總是需要經過他人的同意？假設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被培養到成年，那麼他們將時常只能被迫做決定。

　　「能承擔多大的責任，就能享受多少自由」呂先生提到，在做決定之前，孩子是否思考過需要擔負的責任？成長的過程中，許多孩子都想要無限的自由，但卻因為父母替他們做決定，責任也由父母承擔。若我們讓孩子學習面對自己所做的決定，跌倒受傷後他們將有機會從中學習問題出在哪裡？又有何解決方法？以及所需付上的代價。當孩子年紀漸長，視野將會更加廣闊，也更能享受屬於他的自由；即使自由的代價可能會失去性命，他也會認為這是值得的。這件事情很重要，但臺灣的教育要達到這地步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他也以奧地利好友舉例，當他們爬到七千公尺的高度時，他的朋友可以直接決定將滑翔傘打開飛下山，並且不用經過危險的地形，整個時程只需要五到六分鐘，但他們卻需要步行五、六個小時下山。當然飛行也有需要相當的風險，但他的朋友以及其他國外的朋友對於這種方式已有很豐富的經驗，他用這個來提醒自己：「這就是我們與世界的距離，而這樣的距離其實很遠。」

三件重要的核心價值

  接著他以一張照片帶出對他而言三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1.尋找美感

2.分享美感

3.相信自己的可能性

  美感會吸引人嘗試模仿以及自我提升，無論是解數學難題、或是準備登山尋找路線的可能性，這都屬於美的事物。而我們若不分享找到的美感，這些美妙的事物將可能隨著生命的消逝而不復存在。最後要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一切的存在就有其意義和價值；而這三件核心價值也是他進行各項創作的核心。

搜救行動 面對極限的生死一線間

　　另外呂先生也回想高中時與同學一同登山，其中一位同學卻在海拔兩千四百五十左右的高度因高山症發作差一點失去性命，幸運的是最終對方順利被救出。這也是他第一次救人，而這段經歷很寶貴也很特別*(註)。

　　進行到這裡他說明「搜」與「救」兩者事實上代表兩個不同的專業領域，而台灣的環境與國外不同的是林相植被很茂密，所以比起一般地區難以搜尋，而台灣救援的發達性比國外不足也是一項問題，至於等待救援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註)原臺灣衛福部制訂高山症發生的標準大約是海拔2800至2900公尺，後來因此事件將高山症的標準下修至2400公尺。﹚

　　接著呂先生輕輕舉起受過嚴重凍傷的右手，闡述2022年在他身上發生的一段故事。那一年他正在挑戰喜馬拉雅的第三高峰，這座山是印度的最高峰，當時他靠近山頂時已接近下午兩點半，也就是稍微超過普遍登山家接受的下午兩點鐘撤退規則，但他判斷當時只要繞過靠近的大石頭，大約再兩小時的時間就能抵達山頂，這使他開始猶豫是否要撤退，但他在判斷自己的體能還剩下多少後，還是繼續按著路線往上爬。

　　沿途他看見一位印度登山者看起來上不去，好心想協助對方卻被拒絕，所以他繼續往上走。在這之後走到一個點停下來看了時間約莫過了一小時，他心想還在控管的時間內，但比起剛才兩點半的時候撤退的時間已經更加緊繃。而接下來路上的登山客很多，繞過石頭後人潮開始更加的壅塞，他開始感到有些疲累，體力也消耗得更多了。又過了一陣子，看起來還有段路程才會到達山頂，這時他看了時間，竟然已經五點半，足足比他原先預期登頂的時間還超過一小時，這時他開始緊張，認為再這樣下去必死無疑，於是回過頭開始往下撤退。

　　沿途他遇見剛才的印度登山者，也很努力提醒對方是時候回頭撤退了，不然一定會死，但對方堅持這是印度第一高峰，不想在這個地方放棄，還是想要登頂。呂先生這時心想：這究竟有什麼意義，人要活著之後才有機會繼續登頂。而這時後面往上的人愈來愈多，呂先生靠著僅剩的意志力告訴這位印度登山者：「兄弟，我已經快不行了，我已經快要失去意識，這是最後跟你對話的機會，再會了，如果你還是堅持往上，你會死在這裡。」接著他抓著繩子，跨過這位印度登山者，因為在這之後的地形很艱難，所以他支撐不住，失去了意識。

　　而在他下一次恢復意識的時候，發現自己正步行在回程的路上，前面還有其他撤退的登山者，因先前他認為自己應該死定了，所以忍不住相信自己已經死去變成靈魂，甚至正走在奈何橋上，所以不斷詢問沿路的人們是否能看見自己，或是問自己是否已經死去了。同行的人感到很詫異，但還是不斷提醒他趕快下山，其他一起撤退的登山者看到他也不斷提醒他儘快下山，於是他繼續走著，再次失去了意識。

　　再次回過神時，周圍一片黑暗，只剩他獨自行走在路上，當時只想著：「為何周遭還是冰天雪地，難不成死去之後還在爬山，那麼不如脫離這個地方往下跳，也許會因為墜落而醒過來」，雖然這樣想著，但想到即將面對那無限的失重使他卻步。「也許改用滾的下山好了，也許撞到石頭會痛到醒過來」他開始思考其他可能性，但想到若撞到身體嚴重受傷還無法從夢境中甦醒也許很痛苦，最終還是打消這個念頭。「不然去睡一下，也許睡一覺就醒了」打著這個念頭，他在路邊坐下來睡著了。

　　之後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有路人將他搖醒，其中也有人拉著他繼續往下走。持續走一段時間之後，很深的疲倦感再次來襲，並且因周遭的人數逐漸減少，所以又坐在路邊睡著了。就這樣醒了，又繼續睡了好幾回，最終他想著：「如果將這個夢境完成也許就會結束」，這時心境放鬆的同時身體的感受也輕省許多，想找個地方小解，於是找到定點後開始褪去身上的裝備（呂先生表示這類似一種靈魂的解脫）。

　　但此時他的睡意卻逐漸消退，決定朝第四營地慢慢走過去。快到達時看起來天色已經是晚上，這時他先傳了一則訊息給學弟張元植問自己是否已經死了（事後他才得知當時確實有傳出訊息），以為還身在夢境的他將帳篷拉開，看見在帳棚裡的朋友，很放心的想著終於回來了，就帶著疲憊的感受心滿意足的睡著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是在帳篷裡而非天堂，心境上處在崩潰邊緣的他繼續不斷詢問路人是否看得見自己，直到大約五千多公尺的地方，他想著：「這個夢境實在是太久了」﹙直到這裡他仍以為自己是個靈體﹚，想使用一下洗手間。但事實上他的手已經受到嚴重的凍傷，所以當他以溫熱的水清洗時兩隻手時，一陣強烈刺骨的劇痛感，使他眼淚直流且跪了下來，直到這裡他才完全的清醒，意識到自己需要治療。

　　這整段經歷對呂先生而言是一輩子的經驗，他用這段故事提醒大家，很多人忘記登頂只是「一半」的路程，一定要懂得預留撤退的時間與體力，這點對於任何登山的規畫都是一樣的。後續他與舅舅聊到這件事時，舅舅認為是他有一顆善良的心，所以才能將自已從險境拯救回來。

　　這次的凍傷不巧遇上COVID-19疫情時期，使他在醫院與家裡休養近四個多月，治療過程也不容易，需要將壞死的部分切除，將手指放在身體裡好使肉慢慢長回來，他笑稱自己當時好像變成像茶壺的形狀。之後的恢復也使他經歷不少痛苦，因外層的皮與肉都是重新生長出來的，所以後續鍛鍊攀爬會經歷不小的刺痛，但為了能重新挑戰，他還是會忍耐著接受訓練，不過對於受傷這點他也樂觀的看待，雖然沒有了手指甲，但以後也不需要剪指甲了。

　　這段的最後，呂先生展示一些登山的照片，並將這些攀登行動稱之為「靈魂攀登」，每一場攀登本身都是自我的成長，享受每一趟旅程，這對他而言很重要。

八千米公尺的夢想到從事教育

　　接下來呂先生提到大眾較熟知的八千米計畫，在他印象中大約是他高中時代開始，90年代的臺灣人對於攀登聖母峰有種執著，也許有人聽過高銘和撰寫的《九死一生：高銘和聖母峰登頂記》，或是攀登聖母峰的紀錄電影，有些挑戰攀登的臺灣人在那個時代可能會被嘲笑是穿著冰鞋給別人製造麻煩。

　　高中時期他們比較多為自主訓練，自主攀登需要自行掌控吃住，訓練的時程大多以兩週起跳。他當時的原則是不吃泡麵，所以總是帶著生米、柴火，調味料如油、鹽、糖、醋等，還有臘肉、高麗菜等等的食材，三餐安排有可能是早餐喝粥，中午吃飯糰，晚上吃火鍋等。除食材外，也需要準備登山的技術裝備，因此他們當時上山的負重都偏重，但這就是當時高中老師培養他們走向世界的一種態度，在當時他們也很期待未來能登上世界的高峰。

　　而後來90年代臺臺灣解開了聖母峰的難題，所以他比較想嘗試K2，也就是第二高峰，當時大眾覺得很難的是第十二高峰，正好坐落於K2旁邊。雖然他當時很想嘗試登頂，也認為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學，但後來沒能如願。認為自己應該要獨立的呂先生，不好意思與父母要求補習費，他決定去做工﹙國、高中時期他已經開始留校從事水電、修繕、割草之類的工作﹚，而父母的觀念偏向傳統，也就是努力讀書，擁有好的文憑，未來才能擁有薪水優渥的工作，才能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就是他們一生的軌跡，呂先生應該也是要這樣。他為了對抗這個種價值觀已經花了不少時間，直到現在當他要出門時父母問他要去哪裡？如果是要衝浪得回答是去游泳，而照片一放上網路回來還是會被責罵，實在也不容易。

　　而做工這段時光，他也培養出獨立性，能從事自己喜愛的事情也讓他覺得很有趣，後來也考到木工執照，那時他沒有讓父母知情， 只是繼續默默的學習技術，也準備要出國學習，沒想到因為工人平時沒有繳稅的習慣，所以辦理的人告訴他需要將前幾年的稅繳清就能夠出國。這使他逐漸思考與投入教育的領域；對他而言，想法是繼續培養下一代，但又有哪一些能力能運用來感染下一代？他想或許是他一直以來從事的戶外運動。

無論是棒球、籃球、羽球，或是劍道，他都還滿能掌握其中的訣竅，雖然從高中時期才比較有接觸運動，每個教練遇見他也認為，他如果經過訓練會很有機會成為國手，但因為運動領域很現實，所以他認為自己不可能朝向這些領域發展。話雖如此，他曉得如何將這些運動轉變得更加有趣與好玩，也更能感染年輕的一代。

　　呂先生對於教育領域很有感觸，他從體制外到體制內，以往在他這一代的學生時常被老師毒打，有時候甚至是九十分以下錯一題打一下，而他以前的成績常常是倒數前三名，所以通常是每次從上課被毒打到下課，或是到教室後面罰站、在走廊罰跪、罰寫功課......所以他對於教育有自己的想像，思考填鴨式教育可以如何突破，這又使他回到體制外的思考，他發現這能使他找回自己真正的樣子，而且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找回自己本來的樣貌。對他而言，每個人像是一棵棵樹，倘若曉得樹的根在哪裡，就會曉得如何施肥、也就能幫助每棵樹成長茁壯，並長到能包容其他人在樹下乘涼。找到自己的根與思想，是很重要的，抱著這樣對教育的思考脈絡使他萌生了使命感，最終決定回到學校教學，雖然薪水不是非常高，但他認為應該將這些生命的體會分享給學弟妹。

進入全人中學與自主攀登

　　回到學校之後，他加入了學校戶外的運動以及登山行動，至於為何是自主攀登？以他高中時期的經驗認為與學生一起行動是可以辦得到的，以往的登山設備，他們就是穿著傳統的雨鞋、犀牛牌的設備和運動衣等，大概是這樣就能登山了。

　　呂先生第一次的登山是由他的舅舅帶隊，而他的舅舅與登山夥伴在以往會先去國家圖書館影印並護貝地圖，做好防水之後開始規劃攀登路線，也因為有段時間與舅舅同住，所以家裡每一張地圖都有它的故事。從那時開始他已接觸類似這樣的登山方式，之後進入國高中開始學習自主攀登，也從中培養與訓練自己如何規劃好的登山計畫，當時他與幾位高中同學一起想方法使學校能放權限給他們從事這些計畫。

　　而延續到如今，學校的登山行動，會有總召統籌整個計畫，這是他們以前使用的概念，現在的他想做得更好，不僅只有體能訓練，而是如何將它系統化、科學化。除了登山需要的體能之外，以科學的方法來監測與訓練肌力與耐力，並且從醫療、裝備、風險的控管來安排行政細節，例如交通規劃，甚至是與國家公園協調。這些工作都需要夥伴，所以也陸續找人一同運作，而他也認為回到母校建立系統化的規劃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目前臺灣有許多單位都在進行登山教育，但卻不是這麼有方向性，許多人從事登山教育只是單純顧好團隊的行進，有醫療團隊以及資源，學生只要爬到山頂歡呼拍照，然後回到車上將裝備卸下，沒有人教育他們關於登頂的意義。

　　因為目前的登山教育比較偏向快速的帶學生登頂，再快速撤退就算是完成了，但這對於孩子來說缺乏理解當中的含義，尤其是愈小的孩子愈容易反映出他的喜好或是厭惡，一旦這件事情無法吸引他，他會很斷然的拒絕。但有些大人時常打腫臉充胖子說他要自己來，所以常常出事情。然而攀登重要的過程不僅只是登山，而是由孩子們自己準備並且完成整件事情。所以臺灣的文化還處在這樣的輪迴當中，而使呂先生與其他人一直想要改變這件事情。

Ｇ2的意外與救援行動

　　在他回來從事教育之後，因緣際會下接觸歐都納公司與他們開展的計劃。

歐都納從2001年開始七頂峰計畫，直到2009年終於完成（七頂峰的含義是指七大洲）。之後他們想重新展開八千米計畫，當時張元植於2011年參與了這項計劃，在第一年與第二年很沒有成功，他們發現其中一個問題是，攀登這些八千公尺的山有相當的難度，如果每年合作的對象一直更換，會持續出現人與人之間磨合的問題，所以他們將計劃時程調整為三年，而呂先生原先是沒有想參與的，直到計畫的第三年他們規劃攀登K2，這個尚未完成的夢想又出現在呂先生的眼前，所以他立刻報名參與了。

　　這段其間他雖然持續有在運動、登山，但看到這項計劃也非常的心動，而元植也算是他培養出來的人才，所以看起來應該很妥當，於是就這樣他加入了這項計劃，在這裡他也提醒大家無論機會有沒有來臨，準備好隨時可以跟上是很重要的，沒有百分之百準備好的時候，但要隨時保持我們所需要做的訓練，並且清楚我們所累積的部分，當機會來了就能跟上了，而他也是看見機會就去參與了。

　　2015年，即將要攀登的K2終於出現在眼前，這是他從17歲18歲一直期待的事情，但在這之前，他需要很認真的準備先攀登另一座高峰G2（迦舒布魯第2峰），G2是第十三高峰，高度大約八千公尺初而已，這裡他以照片說明第四營與第三營的位置，前往頂端途中上了岩石之後，會需要經過一個不小的陡坡，會是一段不好走的路徑，不過當時天氣不錯，臺灣也還沒有人走過這裡，也不曉得上面是什麼樣子，所以他們就這樣出發了。

　　而在八千公尺的高度下每個登山的成員都有可能患上高山症，包含他自己，但得想辦法適應，找到自己身體能負荷的程度，例如像他的適應高度大約是五、六百公尺，假設他們上到七千公尺高，他必須回到較低的地點休息睡眠，隔天才可以上到七千公尺，這就是所謂「爬高睡低」的原則，對於登山者非常重要。假設真的患了高山症，唯一的解法就是下山，像他當初即時拯救了高中同學，將對方帶上直升機，差一點過世，同學在醫院躺了二至三日，醫生當時說還好他們決定趕快下山，否則性命就不保了。

　　攀登G2的當時，他認為第一次來到七千公尺如此高的高度，感覺自己狀態還算不錯，所以打算一直往上衝，沒機會的話就往下撤退。當他一路登頂後，有幾位外國的隊友，他們登完頂、拍完照就下山了，當時約中午十二點半左右，他與領隊報告他已經在山頂，而還有其他隊員尚未抵達，是否要撤退了，因關門時間約設定在一點左右，領隊說想等一位隊友，因為他有爬過八千公尺的經驗，並且已經參與了第二年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呂先生在上面一等就是三小時，從中午等到下午三點，很少人在八千公尺的上等這麼長的時間，通常很快就撤退下山了，所以當隊友三點多鐘才到時，他擔心後續可能會出事（因為他個性比較謹慎，一定會規劃並且思考可能的風險）。

　　他們會合後就開始撤退，但此時已經起霧，因為沒有繩子輔助加上下坡路段也很陡峭，所以兩人之間需要保持安全距離（呂先生路感很好，走過的路線一定會記得，並且能按照原路走）呂先生提議他走在前面帶路，對方也說好，但這時他也發現隊友已經開始出現疲憊的狀態，所以他請對方慢慢走，不要滑下來，萬一踢到他會很危險。

　　但走著走著他發現對方似乎快沒有力氣，於是他說：「如果這麼陡你不敢走，你就倒攀。」（這是一項攀登技術，如果遇到陡坡的話可以倒著往下。），他先示範讓隊友可以嘗試，但卻發現對方呈現坐著且腳跟在下的狀態，這在斜坡或是陡坡的情形下，人會整個滑下來，所以他連忙提醒對方停下來且一定要站起來，對方也說沒問題，但正當呂先生想要繼續往下走時，卻聽到一聲慘叫，他才發現對方應該是在脫力的情形下轉身失敗，開始往下翻滾（通常他們在滑落時會有預防的姿勢與動作），然而角度不對的情況下，對方的身體被彈起來的角度更大，力道也更大，所以整個人彈開往下翻滾的更快了，滾過他身邊時他心想：「真的完了，這位夥伴的孩子才剛出生」，就這樣看著對方消失在雲霧裡。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被訓練需要冷靜的判斷能否救援，或是用無線電通報請其他隊伍協助救援，但通報後全臺可能沒有人曉得這是什麼地形，可能會造成救援的混亂，反而會干擾他判斷力，所以最好的方法應該是確認對方的實際狀況，再決定做怎樣的救援行動，所以他往中國嶺走去，先確認對方是否活著。

　　約莫四點鐘時周圍都是雲霧，完全看不見，景象確實是滿駭人的，他不斷呼喊對方的名字，也藉由呼喊名字來壯膽，沒想到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了回應，他當下嚇著以為是幻覺，比起看見對方掉下去還來得緊張，於是他再喊了一聲確認與對方確認，這時呂先生判斷幾種可能，一是身體滾到中國領地，一種是卡在山中間死去；再來是對方能否行走，若是受傷的情況，也需判斷是否要為對方留下最後的影像，或者領著對方一起走下山，又或許是等待救援。

　　於是呂先生趕忙找到隊友，當時只看見地上一灘血跡，手套也飛落不見，而隊友的手骨折了，幸運的是當時呂先生出發前多帶了一雙手套，正好可以給對方使用，然而地上的血跡也使他擔心會不會因翻滾造成內傷，對方也開始有一些言語錯亂的情形，此時他很擔心是否撞擊到頭部，或是內傷導致內出血，於是他先挖掘了一個雪洞來安置彼此，在隊友還是不斷錯亂的狀態下他也只能安慰對方讓對方冷靜，並儘快施打救命針。在準備通報救援時，卻發現無線電已經沒電了，而隊友的無線電在滾落的過程中也遺失。

　　這處境對於登山者來說其實很為難，第一是當有人摔落時不一定非得要尋找，因為要先自救，第二是在原地等待救援，會有救一條命與兩條命的差別，因為救援隊不一定會上來救援，就算來了也不一定找得到他們，假設他現在走下山通報，可能需要六七個小時，上來可能還要再加上六七個小時，這種情況下一定沒有存活的可能。

　　於是他決定去尋找隊友的無線電，至少找無線電只需要花一兩個小時，沒有的話再做最後的決定，他就這樣爬過隊友摔下來的路徑，途中充滿許多大小的石塊，這也使他很驚訝這些石塊竟然沒有使隊友遭遇不測而一路到剛才找到他的凹槽。找著找著他往上一看，看見有個黑色的小點，於是他奮力的往上爬，最後發現是一支無線電插在那裡，並且還不斷傳出訊號聲，他連忙使用無線電告知自己與隊友的所在位置。

　　沒想到無線電的那端各個隊伍聽見後都鴉雀無聲，因為他們都認為這個位置的地形太過危險難以救援，所以認為他們已經算是死去的人，派人上去只會增加更大的風險，不過呂先生還是很堅定的告訴他們希望派人來救援，同時也在思考自救的可能性，是要陪隊友下山或著是為對方留下影像後撤退，其實這是很艱難的決定，要與夥伴說：「抱歉我累了，我先離開了」真的很難也很痛苦，但呂先生也提醒大家假設日後遇到這種情形，就做當下能做的事情，其他的就交給命運。

　　於是他評估狀況後跟領隊決定等待救援隊上山，並持續對隊友施打救命針，自五點搜尋到夥伴之後到晚上，這段時間是很大的精神折磨，不僅需要維持清醒好確認無線電通訊通暢沒有問題，同時也必須維持夥伴不能睡著（否則可能於睡眠的過程中因傷重而死亡），有時需要搖醒對方，並確認是否有持續在呼吸，就這樣等待到十一點左右，第二台無線電也沒電了，這段等待的時間無限漫長且煎熬。兩人就這樣繼續等待，過程中他感覺原先預設好的狀況，慢慢地被剝削掉了，心智這時也似乎瀕臨崩潰，救援隊會來或不來，一切都未知。到了兩點五十分，他將夥伴搖醒說：「現在有兩種方案：第一是你留在這裡，我會幫你拍攝最後想對老婆與對小孩說的話，第二是我們一起走。但你若再次摔下去的話，我就真的沒辦法救你了，所以你來做個選擇。」

　　就這樣到了三點，雖然救援隊還沒未到，但他突然間靈光一閃，心想也許還有機會，所以跟隊友說：「你等我一下，我先繞到原本的路，從岩石往下照看看，說不定救援隊會在這裡」，所以他繞過去將燈光往下照，而正好救援隊的燈光往上照，兩者之間只相差兩三公尺的距離。這個得救的瞬間使他非常的激動，而救援隊也很驚訝怎麼會有人在這裡遇難。事後救援隊說明他們事實上已經在附近搜尋了一段時間，但因為呂先生在前面的無線電通訊已經有清楚的說明是要上中國嶺的位置，所以才很幸運的找到他們。

　　到了營地吃過食物後呂先生放鬆下來，覺得需要休息一下才有辦法繼續往下走，其他人也同意（因救援過程也很辛苦）於是所有人休息了一陣子。大約將近四點時他在一陣寒意下醒來，發現自己身上的睡袋被隊友拿去蓋了，但想了想認為沒關係，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走到帳篷外透透氣好做接下來的準備，這時天邊即將日出的光輝照亮著地平線，從八千公尺的高度看去，地球帶著微微的弧線，真的非常美麗。看見這難得的景色也使他開始心裡期待著每一年都能登上八千公尺觀看日出。

　　他們接下來大約花了兩天的時間下山，呂先生在這裡也以照片介紹他的隊友，以及巴基斯坦的夥伴，這位國外的夥伴大約一兩個禮拜就會與他聯繫談天。對他而言，給予是一種信念，是來自願意分享以及付出的勇氣，回歸探索世界的起點是非常重要的；而他所看見的視野，期待未來的年青人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

洛子峰與臺灣的教育與文化

　　今年呂先生剛完成攀登洛子峰，洛子峰座落於聖母峰旁，對於他而言聖母峰作為這十四座山峰中最後的一項挑戰，臺灣人很常將聖母峰作為第一座或是很快速想要挑戰的山峰，但他認為這樣的價值或是意義相較之下比較薄弱一些。他覺得為了探索K2，需要重新思考聖母峰對於他的價值，甚至是對於臺灣整個社會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他期待這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他們要慢慢地解鎖，不是得到第一就是最強最厲害，而是如何以不同的視野來看待認識這個世界，接著回歸到自己本身為何要登山。所以對於自身誠實、選擇屬於自己的道路，付出的代價是大的，就像他經歷嚴重的凍傷或者是救人、辛苦的攀登每座山峰，其實是一種堅持，使用無氧也是為了與自己對話。

　　攀登洛子峰比較淒慘的是，原本對他而言是比較有把握的計劃，也算是比較容易登頂的山峰，沒想到在路上卻扭傷腳，回到臺灣治療才得知是韌帶撕裂與骨頭錯位，不過當時在山上他也有休息並且進行治療，同時也以周圍的冰雪冰敷腫脹的部位，在稍作休息之後他判斷自己還能走的比有氧的登山者還快，決定嘗試再往上試試看。對許多運動員而言，各項的鍛鍊與實戰原本就會帶來許多的傷以及應對的經驗，所以他們能夠用身體其他的肌肉群去暫時協助受傷的地方，這樣才能夠度過難關。後來他還是成功的用單腳登上山頭，然後再以單腳下山。

　　這時呂先生語重心長的談到臺灣的文化，人們從小就被長輩不斷地提供最佳解，或是最好的事物，但常忽略這些事物的來源與根本，甚至對於小孩來說這些事物就是最好的，而失去了背後的意義與想像。所以會看見臺灣的孩子缺發想像力，甚至是判斷能力，因為人們總是告訴別人「這樣做就對了」能夠直接成為第一名。也可以看見當許多孩子失去行動裝置時，就像是失去他的生命，當我們用這個來與他們協議，他們會很快地將事情完成，接下來就是一直看行動裝置，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將來下一代遇到問題時該如何面對與解決？人們很常只看見利益，但這個利益是沒有價值的，甚至他們很喜歡所謂的「唱衰他人」又或是酸民為了想找到刺激而製造衝突與對立，這些文化慢慢地使下一代營造出我們不願看見的樣子，甚至我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員。

　　所以整個文化必須重新開始，建構好的探險文化要如何從最基礎開始，這也是很重要的，呂先生也期待透過分享讓大家知道也可以一同努力。

登山的商業行為與反思

　　呂先生以充滿垃圾的照片來舉例，他說這就是商業帶來的行為，人們看見的是美麗的照片，而他們看見的是無盡的垃圾。許多商業客戶請了五、六個雪巴*(註)雪巴人幫客戶準備好所有的登山用品，而這些人在山頂拍完照留下一堆的垃圾就離開了，這是他今年看見很嚴重的現象。當然他每年上去都會協助收這些垃圾，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事實上背後整個世代的戶外活動都會看到這種現象。

　　他與同行的雪巴常是準備簡單的行囊就出發，一起快速的組裝帳篷一起撤收，所以雪巴也很喜歡與他同行，他常會跟這些雪巴說：「你看這些登山客丟下這些東西，這是你們的家園。」就像臺灣一樣，整個環境是我們的根，其實就是我們要更多了解自己的家園，要懂得去保護、去施肥，而這些山都是屬於我們的，若我們跟著這些商業行為，客戶付了錢所以原本我們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到，對於探索世界的道理整個是扭曲的。

　　慢慢的有些雪巴也開始接受這個觀點，也才互相流傳有一位外國人都在幫忙整理家園(這些山嶺)於是大家慢慢地後來也會一起將這些垃圾收拾成很多包裹帶下山，雖然可能永遠也收拾不完，但還是需要彼此感染這樣的動力，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問題，能做就是盡情地做，因為對呂先生來說，態度決定我們攀登的高度。

*(註)雪巴：在尼泊爾、中國、印度和不丹等國邊境喜瑪拉雅山脈兩側的民族

人生的緣分與生命的寶貴

　　最後呂先生很感謝許多幫助他的貴人，他認為活到現在的歲數，會比較喜歡與有緣的人一起，一起為社會從事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他常與人分享明星與傳奇究竟差別在哪裡，世界喜愛朔造明星，但明星永遠以追逐紀錄來生存，但傳奇不同，傳奇是貫徹精神執行下去，他不在意紀錄，而是當他不放棄一直做下去，逐漸會有累積，而這會有脈絡而創造了紀錄，就會成為傳奇。

　　黃武雄老師年初時與他分享了人與自然是「一個世界，兩種價值」。人與事物的共存、與人真實與事物的共存。最簡單的例子是2020年在COVID-19疫情下，人們解決了疫苗的問題，這個世界進步了，可以脫下口罩並且世界能繼續前進。這是解決事物的問題，理解其中如何解決與突破難關，這個世界就會進步，無論是發明電燈或是其他任何的進步，這些科技都開始進步，世代才會進步。

　　倘若人與人陷入紛爭，這世界永遠不會進步，只會陷入迴圈裡。對他而言，這是很重要的自信來源，相信臺灣許多人能在未來會在過程中，慢慢地探索找回自信，這也是他認為他們這一代能夠做的事情。這裏他提到今年前往歐洲攀登山峰離世的學弟張元植，從小到大時常接觸周遭人的死亡，但這件事對他而言，就像前面所提到那些困境。然而這些年愈來愈多親近的人過世，也使他感受到死亡距離愈來愈近。臺灣比較少人敢提到死亡，但每個人都會死去，我們是否走在自己喜歡或是認為好的路上，所以好好的珍惜彼此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