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科學與地方（又名：寶可夢研究）

文、圖｜洪廣冀

課程源起      

        這堂課的緣起得追溯到今年年初時與好友舜伶的對話。我們是認識十幾年的好朋友了，從一開始在綠黨的原住民土地讀書會，到一同在哈佛求學，乃至於在差不多的時點回到台灣打拼。舜伶目前任職於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專長是科技法律與社會，對國際上風起雲湧的公民科學，以及此新形態的科學涉及的倫理與分配問題很感興趣；而我關心的是十九至二十世紀以「採集」與「田野調查」為主要實作內容的「田野科學」。今年年初，當我們想著有沒有可能結合彼此的專業、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時，舜伶提議可以辦個以公民科學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不僅邀請以公民科學為主題的研究者，也邀請公民科學家一同來參與。我很喜歡這個主意，也提議不如就在臺大開個相關的課程，讓同學們可以一窺這新興領域的發展。舜伶後來又邀請了為法律所的邱文聰老師與吳全峰老師加入，而我也向臺大的「無邊界大學」提案，獲得相當的行政與財政支援。整個教學與工作團隊於是成型。

課程大綱

        近年來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盛行，透過吸引一般民眾參與研究計畫，提升科學研究計畫的效率。提倡公民科學者雖強調此一方法可以促進學界與一般大眾的溝通，也可以讓民眾在參與的過程中對該研究的目的或相關的學科價值有進一步的瞭解，因而有推廣科學普及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這種動員一般大眾參與的研究，強化了由科學專業與非專業的二分，因為這類研究往往由專業者主導，科學家與參與的民眾之間權力並不對等，甚或隱含新的剝削型態。

        本課程一方面從這個專業者和非專業者的二元區分著手，探討公民科學中的知識生產的權力結構與主客問題。有鑑於科學史與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長期關注此二元區分如何被塑造與制度化，本課程嘗試結合此二學科的觀點，以期能以公民科學為例的分析，瞭解相關規範在過去如何被證成、可以如何被挑戰，也為科學史與STS的發展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公民科學在不斷被推崇、推廣之際，規範面向上卻有許多尚待釐清之處：包括參與動機及參與者社群的治理、與參與者之間關係的界定、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的近用權、參與者的隱私權、資料與知識正確性的責任歸屬、何種狀況下需要參與者知情的同意，如何確保參與者的同意即時而有效，乃至於公民科學知識在應用上所可能產生的各種議題等。本課程之目的在於面對公民科學的現象，盤點、整理並探討其中各種資源分配、研究倫理、個人資料保護相關的規範性課題。

本課程由兩個單元與兩個專題演講所組成： 

單元一：科學研究主體是誰？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洪廣冀主授）

        縱觀目前公民科學的討論，不難發現「專業科學家」與「業餘愛好者」或「實驗室」與「田野」等範疇，為論者闡述公民科學為何重要以及該如何推動時的立論基礎。然而，這樣的身份與空間區分是否是不證自明的？在本單元中，我們將會閱讀科學史研究者就此議題的經典研究，探討前述習以為常的類別是如何在特定時空中出現與制度化。

單元二：公民科學知識正當性與知識應用的潛在影響（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文聰主授）

        從十七、八世紀以降，科學知識的正當性被認為主要建立在僅對專家開放的公開實驗與驗證的模式之上。然而，由公民自行發起並自立完成的新型公民科學，相較於傳統由專業科學家所主導生產的知識，在形式上雖欠缺了取得此種傳統正當性的條件，但也可能反過來顛覆既有的知識正當性基礎。業餘研究者從平等地提供給專家與公民的開放資料中，探索、分析而宣稱獲致的「知識」，究竟必需在何種條件下或透過何種程序，才能挑戰傳統模式所生產的科學知識，與之共享正當知識的戳記？此等逐漸萌芽滋長中的公民科學知識，又將如何影響現實政治與社會的運作？政治與社會制度又將如何因應新型公民科學知識所帶來的挑戰？ 

專題演講一：公民科學中的分配問題（講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陳舜伶）

        「作者」是多義的，可能是一種責任、一種地位（對貢獻的肯定）、或一種財產上的主張。隨著脈絡不同，各種意義的強度也會有所改變，例如：對於學術著作而言，前兩種的角色較為凸顯，但對於有商業應用價值的發明而言，可能最後一種才更為重要。知識生產往往不是單兵可以完成，但是否所有參與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人都應該/希望被認為是作者？誰來決定這些責任、地位與資源的分配？用什麼標準？

包括專利與著作權等所謂「智慧財產」是相對晚近發展的制度，新類型私有財產的形成意味公眾無法再享用此等過去可自由使用的資源，這種改變如何被証成？此外，著作權或專利所涵蓋的不是實體的書本或發明物，而是非實體的表現方式與概念，但既然不是實體，其界限又如何能被特定、被擁有？制度上透過哪些技術工具來解決這個困難？又，專利或著作權都是從「特許」(privilege) 發展成一種「權利」(right)，這種概念上的轉變對於財產主張的強度有什麼影響？

專題演講二：公民科學中研究對象的權利保護與培力（講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吳全峰）

        公民科學作為以社群或特定群體為基礎（community-based）之研究方法，對生物醫學研究帶來不同之研究契機，如要求參與者以手機應用程式回傳相關生理資訊等方式，以大量獲取研究資料，並解決研究設計上需逐一取得告知後同意所面對之金錢與時間成本困境。類似之發展，雖然因為擴大與強化研究者與參與者間之互動關係，從而有助於研究倫理之落實；但此發展卻也對傳統以個人為主軸之生命倫理形成挑戰。本單元將探討以個人作為研究保障對象之生命倫理之基本原則，在公民科學逐漸發展之脈絡下，是否足以涵蓋不同之研究參與者對研究之參與面向，以及是否足以擴張保護範圍至研究參與者所處之群體；若否，則生命倫理原則應如何調整，且實務操作上應如何配套。此外，公民科學藉由資訊科技提供自身生理與心理資料參與醫學研究的過程，較諸傳統在研究機構或醫療院所進行之傳統生物醫學研究，必然引發更為複雜的資訊隱私課題。 

＊課程要求：
1. 每位同學每週得繳交至少250字的閱讀心得，並在課堂上分享與討論。
2. 在期末要求部分，同學們得以五至六人為一組，就期初選定之公民科學計畫， 從事深入的文獻與田野調查，目的在於了解該計畫的成立緣由與運作概況，並以上課習得的視野就其包含的倫理、權力、社會文化脈絡等做批判地審查。最終得依據研究成果做口頭發表並繳交研究報告。

＊本文原刊於洪廣冀老師臉書

課程宣傳

        做為一個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我不時地覺得人生乏味。為什麼呢？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舉例來說，在過去數月間，我的臉書充滿了各式各樣關於「精靈寶可夢」的訊息。我饒富興味地看著一群又一群活屍般的人們，手持手機，漫步在紐約中央公園、哈佛大學校園等著名景點，搜捕著各類口袋怪物。我也仔細閱讀關於此「寶可夢狂熱」的分析文章，試著抓取這款遊戲為何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風靡全球。

        只是，就如我剛剛說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做為一個十九世紀生物地理學史的研究者，我不免會想：如果我在街上隨便找個寶可夢獵人，問他／她「到底是什麼機制決定著這些怪物的分佈」，我可能會得到「就程式設計師設計的呀，啊不然呢？」這樣的答案。換句話說，這些怪物在空間上的分佈並不會被視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有個全知全能的設計者打造了這款遊戲，而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去發掘這位設計者的意志。儘管聽起來這遊戲就一點也不有趣了—但這裡我得提醒一下，依我的淺見，正是因為這遊戲是「設計過」的，也就是它是可以破關， 並有邏輯可循的，才讓玩遊戲這個動作本身產生意義。更重要的，如果我的推論正確的話，「寶可夢」這款遊戲之所以風行，或許不僅是因為虛擬實境等技術的突破，或是該遊戲讓人們從室內走到戶外，接近大自然；「寶可夢」得以風行，或許是因為該遊戲涉及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為「現代的」關鍵基礎：博物學與博物學採集。

        科學史研究者告訴我們，十八世紀是一個博物學正逐漸取得正當性的時代。當時的博物學者，在努力栽培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編纂各地的植物誌與動物誌，發展一種完全奠基於自然、無人為主觀因素涉入的自然分類法之餘，不時得運起全身功力抵禦著來自自然哲學家的批評。為什麼呢？因為，從哲學家的眼光看來，「博物學」這學科不過就是採集、觀察與記錄，其得到的知識是破碎的，難以放諸四海皆準；與幾何學—少數為當時自然哲學家認可的知識形態—強調的演繹、推理、證明等方法相較，博物學完全沒有資格被稱為自然哲學的一支。

        不過，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一代的博物學者們，與其花時間跟這些眼中只有數字與證明的自然哲學家們打交道，選擇與當時正逐漸挑戰傳統自然哲學之正當性的另一門哲學：「實驗哲學」。所謂的實驗哲學，正如波義耳主張的，即研究的目的與價值並不只是透過推理與證明來獲得放諸四海皆準、顛仆不破的普遍知識而已。在實驗室中孜孜矻矻地做實驗，儘管實驗器材常出狀況、做了十次實驗只有七次結果相一致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透過實驗得到的知識，或者說「事實」，本身還是有其價值。因為大自然是一個精巧的機械，要了解此機械的運作機制，除了做實驗一途外，別無其他。更重要的，如果說做實驗是理解自然此精巧機械的唯一手段的話，那麼，實驗室便是一扇重要的窗，讓研究者得以窺見此機械的打造者—或者說造物者—的心靈。

        這樣在科學史中會被歸為機械論或自然神學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十九世紀博物學得以興起、且在歐美社會誘發出一陣陣採集熱的關鍵因素。正如當時著名的自然神學家佩利 (William Paley, 1743-1805) 所說的，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表，你絕不會認為這個表是憑空冒出來的—你一定會假設某個鐘錶匠製造了這個表，然後將它遺留在路上的。同樣的，當你看到自然界中的種種構造精妙的生物及其對環境的完美適應，你必得假設自然界中存在個鐘錶匠 (watchmaker)。回到之前我對寶可夢之採集熱的看法。十九世紀的採集者們，當他／她們漫步在野地採集蕨類、在海邊收集貝殼、與駐守博物館的學者們通信、與同好交換標本的時候，這些狀似瑣碎的「實作」之所以有意義，便是因為他／她們相信，這世界是設計過的，只要你依循一定的準則，你／妳就可以逐步發現隱藏在大自然背後的藍圖。當然，就如同打怪必得遵循一定的社群規則、不然會被排擠一般，有意義的採集之所以成立，涉及的是當時社會認定的一系列行為判準：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有禮、什麼是失禮。如以科學知識社會學者謝平的說法，近代科學之所以成立，仰賴的不僅是少數科學家的天縱英才，更重要的是同時逐漸成型的市民社會如何定義「市民性」（civility）：科學研究所欲追求的真理是有「社會史」的。 

        這「真理的社會史」演變至今，催生出一個裝著醇酒的新瓶：公民科學。 

        「公民、科學與地方」這門課便是要與各位一同探索市民性與科學間交錯演化的複雜歷史。我們處理的「科學」，從早期的博物學，到晚近的生命醫學。更重要的，由於公民科學涉及大量的關於智慧財產權、科學研究的信用、研究成果的開放性等議題，本課程將與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同時也是國發所的合聘教授邱文聰老師合授。 

        太陽底下或許沒有新鮮事--但或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幽微之處。

        Peter Su說得好：如果動心了，就來吧！

＊本文原刊於洪廣冀老師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