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Date:April 27 | 時間 Time:09:00-10:30 | 地點 Venue:博雅 Boya 305
1970年代以降的國際情勢,使台灣的官方外交受到重大衝擊與挑戰。本場次三篇論文,將藉由1960至1990年代,臺灣在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三地的農業與加工出口區援外案例,反思所謂「國際孤島」的概念,是否足以描述臺灣援外歷史中所呈現的複雜現象?並進而提供複眼之「島」的多重視角,重新剖析冷戰時期台灣與不同國家間國際援助與技術合作的模式及遺產。
首先,林意唐從1964-71年間臺灣在非洲獅子山共和國引進的稻作知識談起,透過臺、獅兩地的檔案研究及口述史訪談,呈現臺灣農耕隊撤離、水稻品種消失後,其相關的工具及知識,將如何與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技團工作在當地官僚與農民的記憶中混合。褚縈瑩則由臺灣農技合作重心自非洲轉向拉丁美洲的時刻談起,並以尼加拉瓜為例,探討台灣政府及駐尼農技團在面對左傾桑定政權時的選擇及調適,及如何在反共意識形態與農業技術援助的分歧間,摸索出一種因應於拉丁美洲區域情勢的援外模式。徐進鈺與廖彥豪將以推動台灣經濟發展轉型的示範計畫-「高雄加工區的加工出口」為主題,以越戰時期台灣援助越南籌建西貢加工區的個案,從經濟冷戰前沿的地緣島鏈包圍網構築過程和運作機制,展開對台美援外協力體制的探討。
主持人/籌組人 Host
簡旭伸|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系特聘教授
與談人 Discussant
吳奕辰|國立臺灣大學氣候永續學程博士
發表人 Presenter
國際發展政策的作物景觀:台灣的稻作援助在獅子山共和國(1964-1991)
林意唐|瑞士蘇黎世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摘要 Abstract:
受到作物景觀的方法啟發,這篇論文調查了與水稻、生態學和該作物相關的技術。本文的目標是超越冷戰時期的高層政治,了解在冷戰發展競爭中由台灣(1964-1971)引入的稻作知識和技術在獅子山共和國是如何保存的。水稻在獅子山具有政治重要性,該國擁有西非最高的人均水稻消耗量。英國殖民政府在Grand Scarcies紅樹林沿岸的Rokupr建立了水稻研究站,以應對奴隸制度廢除後水稻生產下降的趨勢。該研究站後來在1940年殖民地發展和福利法案下被提升為四個英國領土的水稻研究站,直到1961年獅子山獨立後被國有化。該站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區域重要性,並成為西非水稻發展協會的紅樹林水稻研究中心。
本文研究歷史時段跨足了Albert Margai和Siaka Stevens的政府。兩位領導人都介入了稻作生產和銷售,旨在穩定國家權威與最高酋長之間的關係,並在各自的行政區內管理土地所有權。由於當地政治與冷戰競爭交織在一起,透過比較在台灣和獅子山共和國收集的檔案資料以及在獅子山共和國收集的口述歷史,本文將非洲和亞洲的團結論述帶到實地。雖然水稻品種在農民記憶中逐漸模糊,在Mange Bureh的農民對於台灣引進的稻作移植工具和方法記憶猶新。稻米在聯合國代表權的爭奪上有象徵的重要性,但來自台灣的蔬菜和水果在地方上似乎更受歡迎。聯合國中國代表資格的競爭轉化成混合的記憶,當地農業官員往往將1971年之前的台灣作為視為中國在當地農業援助的開端。
關鍵字 Key words:作物景觀、稻作技術合作、臺灣、冷戰
是敵是友?冷戰脈絡下的意識型態與農技合作──以台灣和尼加拉瓜為例(1970-1980)
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摘要 Abstract:
1970年代,由於臺灣退出聯合國、美中關係邁向正常化等因素,使得臺美雙邊關係進入新階段,臺灣開始將過去聚焦於非洲的農技合作,轉向拉丁美洲,尋求在美洲增加自身的外交影響力。1979年7月,位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發生政變,由左傾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取得政權。在政權轉移的一個月內,臺灣駐尼加拉瓜農技團就迅速恢復團務運作,以協助桑解政權重建,這個現象引發了筆者的研究興趣。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發展,一向都是冷戰雙方陣營的重要競爭場域之一,而當時的農技團成員,在面對與臺灣處在政治意識型態光譜上不同位置的政權,會如何理解與推動他們的工作?本文以外交部檔案為主要材料,並將臺灣與尼加拉瓜在1970年代的農技合作分為三階段論述,說明臺灣與拉美的農技合作,初始雖然仍帶有非洲時期的色彩,但也亟欲針對拉美區域特性進行調整,並逐漸形塑出基於臺灣農業改革經驗的主體性,它雖然不見得能夠順利移植到拉丁美洲,但確實是一種從農技合作過程中得來的國際定位。同時,臺灣在1970年代也與中美洲多國,共同構築出一個「基於堅定反共立場」且不完全依賴於美國的結盟關係。
關鍵字 Key words:冷戰、農業技術合作、臺灣、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
1960年代後期台灣南向計劃中戰爭、地緣政治與發展援助:台越「西貢加工出口區」案例
徐進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廖彥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Abstract:
本文針對1960年代後期台灣輸出加工出口經驗到越南的案例,運用台灣及美國不同部門機構歷史檔案,嘗試從中華民國台灣作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國際援助的中介協力者角度出發,重新問題化和解析冷戰後期在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對外國際援助的項目、策略和模式的轉變,及突顯在此時期加工出口區作為經濟冷戰對抗擴散現象中的台灣角色。這個案例一方面強化了目前有關外援(美援)、地緣政治以及解殖後國家建構之間緊密關聯的發展主義的討論,另一方面,也突顯了台灣在缺乏聯合國國際組織架構支持,以及美國允許有限參與下,仍然積極透過雙邊協定,形塑和推行「經貿外交」的初步階段。最後,這過程也闡明跨太平洋統治聯盟的形成中台灣國家以及國營資本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 Key words:加工出口區、跨太平洋統治聯盟、「經貿外交」、中越經濟合作會議、國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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