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安排給自己的任務之一，是讓歷史上以不同方式被忽視、壓迫或邊緣化的人們（團體、社群、地方）能夠發聲現形。由此觀之，人類學家很慢才開始觀看自己、批判學科中形塑全球論述和內部階序的專業霸權，是令人驚訝且失望的。

    不同國家的人類學家於其在地處境影響下以不同觀點處理多樣的議題。有些「在家」工作，通常進行關於發展或社會議題的挑戰的應用研究。有些則以民族誌調查等方法忠實遵循比較分析的科學理想。當代對人類學「去霸權」的企圖有時會提出另類的理論和概念觀點，認為霸權式的看法過於保守且適用範圍有限。其他的則是忠於共享的概念和方法論觀念，但強調將之應用於所觀察的社會中急迫的議題。

    在這個脈絡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須要被提出，且是人類學本質為何的辯論、普同性與特殊性之間關係的探索中的焦點：一套一致的理論和方法是否能滿足各處人類學家的需求，或是否是時候從「多重宇宙」而非「單一普同宇宙」的框架思考，而若是後者，對學科的可能影響又是如何？另一個問題是關於象徵的權力和定義的力量。人類學理論應該如何、以及以何種程度，從在都會中心以外工作的同僚的研究和思考中得到啟發？第三個是一個關於語言的棘手問題。在二戰前，西方人類學是一個三語學科；今日，英語在頂尖期刊和研討會中完全佔據主導地位。這種狀況造成的權力不均結果如何能以建性的方式解決？

    這些是我主要想提出的議題，而如果它們聽起來似曾相識，或許部分上是因為這些問題大致在人類學理論的探求中都會處理到。我想要提出的是，我們要試著「人類學化」人類學。

※本演講由國科會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學門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