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與議事規則暨會眾須知
籌組人*及主持人◎
年會籌備小組*
容邵武◎/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論文篇目及發表人
「戰爭的教訓」:美國國防知識分子、阿富汗和「政治」的悖論
謝力登/中研院民族所助研究員
摘要
「戰爭」究竟是不是一種可以「去政治化」並獨立於任何意識形態之外的技術實踐,還是「戰爭」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形式?在當代「多極性的」背景下,「反戰」的論述和政治似乎聽起來越來越不合時宜,或者,左翼陣營甚至公開拋棄了「反戰」”思想,這是對當代至關重要的問題。本文基於我於2017年為人類學家Catherine Lutz戰爭的代價計畫(Costs of War Project)所進行的研究。目標是記錄和分析美國軍方機構如何理解阿富汗戰爭的「教訓」。我收集並審閱了從2010年至2017年間在美國軍事期刊上發表的158篇文章和評論;並確定十幾個在期刊反覆出現的「教訓」。本文提供關於美國國防知識分子的知識話語的「超人類學」(cf. Brown 2008)。我探討這些「教訓」,特別關注兩個關鍵的相互競爭和矛盾的「教訓」之間的緊張關係:1)「戰爭」”不僅僅是暴力的技術應用,而是嵌入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的複雜「領域」,以及 2) 美軍沒有能力從事政治和發展「建國」的面向,僅限於暴力的技術應用。我認為,這一悖論反映了承認美國是帝國並同時否認美國從事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 它還反映了戰爭作為一種的去政治化的實踐和政治化之間的悖論。最後,我從2023年「新冷戰」已回歸並取代了「平叛」(counter-insurgency) 的角度回去閱讀當時的文獻和並重新思考本研究和(反)戰思想的意義.
關鍵字:戰,美國帝國,國防知識分子,(去)政治化
邊境停火協議中的經濟開發:緬北南傳佛教社群的流離棲所和停火資本主義
劉子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中緬邊境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政治動盪,形塑人群的流離移動和棲所,緬甸軍政府以停火協議作為政治手段,與邊境民族武裝勢力(德昂民族解放軍和北撣邦軍)取得片面停火,然而戰爭衝突仍持續發生。當衝突和不安成為日常,什麼可造就生活於停火協議區的人們一個可居住的世界(livable world)?是什麼力量和方式讓沈浸於不安和悲傷情境,可創造一個可居住的棲所(dwelling)?本文探討生活於緬甸撣邦北部的停火協議區的南傳佛教社群的流離和建立棲身之所的經歷,並說明軍政府與民族武裝勢力達成的停火協議,成為「停火資本主義」(ceasefire capitalism)的在地發展模式,其對在地佛教社群的棲所、空間實踐、土地帶來的衝擊與影響,以及尋求可居住的條件和生活方式。本文認為停火協議卻無法消除戰爭的不確定性,以及「停火資本主義」帶來在地發展,卻也造成農地被強制徵收和土地炒作,讓南傳佛教社群游離於戰爭/和平、安身立命/恐懼不安之間,而這些危機也造就凝聚力量,一個可實踐的、可居住的、可以想像的棲所。
關鍵字:邊境衝突、棲所、停火資本主義、流離、緬甸
當代民族國家族群論述要我們遺忘的戰爭歷史與政治秩序: 重思滇藏交界「麼些」人群歷史的形成與內涵
李文窈/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當代民族國家族群論述要我們遺忘的戰爭歷史與政治秩序: 重思滇藏交界「麼些」人群歷史的形成與內涵 中國邊疆歷史的研究告訴我們,對於漢文以同一名稱指涉的族群範疇在不同時代的紀錄,與其理解為同一邊疆人群的歷史,其所反映的無非是中國邊疆的擴張以及其與邊陲社會關係的演變。分布於歷代中國西南、喜馬拉雅高原東南邊緣的「麼些」,也當如此理解。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民族學論述中,「麼些」被認識為上溯自漢末就居住在此地,歷經吐蕃與南詔在其分布的金沙江上游爭奪領土,蒙古南征大理時歸附成為治理當地的國家官員,並且持續在明代被授予擔任土官──包括曾強盛擴張直到十八世紀初的麗江木氏政權,以及金沙江以東直到二十世紀中仍直接統治當地的眾多土官勢力。我將依據已有對麗江木氏宦譜的分析,明代以前漢文文獻對麼些與金沙江雅礱江流域人群的紀錄,以及二十世紀研究者對麼些歷史的論述,討論這一套人群連續歷史的論述,如何歷經不同時代沿用更早期論述,同時忽略掉哪些歷史紀錄、排除掉哪些其他可能的敘述而形成。我將強調明代麗江木氏對摩娑歷史的建構如何形塑當代中國對於麼些(納西)歷史的論述,而這套論述試圖讓我們忘記南詔、木氏政權對其邊疆人群的戰事,以及此獨立於中原以外自成中心的雲南政權菁英對於後世人群分類的影響。
關鍵字:歷史人類學,族群,中國西南,摩梭,納西
殺戮動能轉向人工情感結構的建立:以臧啟芳主編《百家文》之反共主題小說為中心探析
鄭昀/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博士
摘要
反共文學的重讀有其必要,除了回應多變的國際趨勢外,亦能從中探討外省文人、台灣文學,以及臺灣社會的多邊關係。本文認為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為應付戰爭與方便統治而推廣具有「殺戮動能」的「戰鬥/反共」小說,在集體創傷、讀者疲乏與美感缺失之下,逐漸轉型成為國/族一體的「情感結構」,遍及整個社會與文學書寫。本研究探討國民政府的文藝政策,如何建立起人工「情感結構」,如何統括個人情感至國家論述之中,以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理論作為理解基礎,輔以海瑟愛(Heather Love)、汪宏倫等人對於情感與國族之間的關係論述,以及德˙塞圖(Michel de Certeau)的「戰略」(stratégie)、「戰術」(tactique),解釋1950年代從殺戮到愛國情緒之間的公共情感轉折過程。「情感結構」最終形成一種社會底層意識,且成為新的「現代文學」孕育的苗床。而作為官員的臧啟芳,其主編之《百家文》不只是標準的反共抗俄戰鬥小說集,亦包含原住民、家庭、都市、社會生活題材等,反映了1950年代初期的文藝、社會、族群的三方關係。本文以《百家文》為核心文本,輔以當時主流之「反共/戰鬥」小說:端木方《疤勳章》、王藍《藍與黑》、艾雯〈群魔宴〉等,討論1950年代戰鬥/反共小說的轉型。
關鍵字:1950年代、反共文學、《百家文》、殺戮、情感結構
評論人
容邵武/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