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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作與翻轉：博物館公共議題的參與及實踐

摘要

本文以2022年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馬太鞍部落共作展為例，其一討論馬太鞍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以及末代頭目文本如何於展示應用，實地至馬太鞍部落進行田野訪查過程為初探；其二為探討博物館工作人員與族人如何共同想像與回憶當時的馬太鞍圖景，透過口述與展示主題的定位賦予文物多重的意義；其三為博物館工作人員參與田野調查過歷程與反思。本次展示將中研院民族所1961年代田野調查影像資料與專書資料相互使用，秉持共作人類學之精神，以族人篩選合適放入展覽影像，與文字雙併陳。於田調過程中，馬太鞍報導者敘述多元，由末代頭目家族、領袖、長輩、壯年階級、青年階級等不同故事觀點試圖建構展示文物脈絡，拓展文物故事多元敘述的樣貌；博物館工作人員輔以紀錄的角色將此一過程納入展覽呈現的一環，並藉此反思博物館透過藏品於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傳遞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關鍵字：人類學博物館、物質文化、共作人類學

摘要

為延續與族人「共同合作」的立場，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以下「民族所博物館」）於2021年年底首次推動與文物源出社群「共作文資調查」之計畫。過去公立博物館的文資提報與審議過程多係自學術專業或國家行政的角度出發，由上而下指定標的，再由典藏單位知會部落，過程中缺乏部落的參與，也較難呈現族人的聲音。一方面，透過本次共作調查，我們希望能突破博物館在文物詮釋層面的權威性，而是作為學習者，紀錄當物件與族人相認時所引發的回憶與新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期待在共作的過程中，從部落共識出發，提出更具原住民族主體性的文物分級與提報清單，嘗試建構由下而上的文物調查與文資提報模式。

共作調查過程中，文物來源的檔案爬梳，不僅是博物館端理所當然的工作項目；更進一步地，民族學博物館如何面對、並向族人說明文物因「採集」而從部落離開的過程，亦是建立關係、實現共作的重要一步。相較於承襲日治時期典藏的台灣博物館與台大人類學博物館，民族所博物館的原住民典藏主要來自戰後初期，乃1950至1960年代間，所內的人類學者以「搶救山地文化」為目標，有意識地展開一系列百科全書式的民族誌調查與文物蒐集；不僅文物入藏之時空脈絡較為貼近，多數館藏也能與民族誌紀錄相互呼應，似是更容易追溯其來源。然而即便如此，也並非每一件文物的典藏脈絡皆有詳細記載。本次民族所與Kasavakan（射馬干／建和）部落共作調查的兩件大型木雕板，其既有的入藏資訊極為單薄，離開部落的原因亦眾說紛紜，使得文物被蒐集的確切原因無法定調，必須從學史以及入藏的時代背景多方推敲。

2022年3月，當我們根據標本卡的記載，追問有關民族所德籍學者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如何於1958年出現在她不曾發表過研究論文的區域、並成為兩件大型文物的蒐集者的問題時，退休研究員石磊先生告訴我們，「不要太執著」，這也為此段溯源下了很重要的註腳。我意識到，線索的斷裂與「缺失」狀態本身，或許正是理解這段歷史的最重要資訊。本文以民族所博物館與射馬干部落共作的館藏木雕文資調查為例，首先描繪館員們從事文物來源考證的細微日常實踐；其間，檔案的空缺以及無法匹配的前輩研究者們的記憶，如何指向1950至1960年代台灣人類學田野文物蒐集「日常」中的機遇與能動性？隨後，此場追溯行動，在博物館與源出社群共作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關鍵字：人類學博物館、來源研究、日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