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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人類學：治理、國家政策、與爭議

摘要

1947年間臺灣省府成立初期的臺灣社會、經濟、政治與環境的狀況為何？對此問題，研究成果集中在政治與經濟面，環境史的考察仍付之闕如。本文以林業為例，特別針對「林政與林產分合不定」此林業史上惡名昭彰的事件，結合官僚研究的視野與多元史料，探討該事件的前因後果。林政與林產為林業術語；林政負責保林、造林與林產處分（查定國有林班地上之林木價格後，售賣給業者伐採），林產則經營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等針葉林場，如同一般伐木公司一般，靠伐木與木材銷售獲利。既有研究在處理林政與林產的分合爭議時，多將之類比為保育與開發的衝突，不然便是省府青黃不接時之政治亂象的反映。本文不認為如此。在分析該爭議的兩大要角──農林處長徐慶鐘與林產管理局長唐振緒──的背景、學術傳承與經營理念後，本文認為，該爭議的引爆點為20世紀上半葉生理生態學與工程學對於環境治理的不同理念。徐、唐兩人的差異，在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臺灣木材的高昂需求下，不停加深加廣，將主持地方林政與林產機構、伐木業者、各縣市材商、聯合國救濟總署之林業顧問、中華民國之林業權威等一一捲入，讓原本只是單純的林業職權調整，釀成戰後初期臺灣最大的環境爭議，甚至也可能是戰後臺灣環境史上首次的環境爭議。

關鍵字：戰後、林業史、環境治理、環境爭議

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討論群聚文化作為一個人類學和民族學長期關注的基本生活形（模）式，在遭遇現代嚴重傳染病考驗後，會有哪些新奇、突出、復古，與被創造的符號、思維、行為、和實踐。「群聚」(being together) 是社會活動的常態，也是一般大眾的權利，再自然不過了。然而，如何群聚、或者可否群聚等議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卻有非常大的爭執，甚至在疫情緩解的情境下，群聚這個詞彙已經不復以往的涵義，轉變成一種新的風險。

本文以馬來西亞在新冠肺炎疫情實施的一系列「行動管制令」 （movement control order，簡稱MCO）為例出發，像是「有條件」行動管制令（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復原期」行動管制令（recovery movement control order) 、「加強版」行動管制令(enhanced movement control order) 、「全面式」行動管制令（full movement control order）等監控方式與懲罰構想，瞭解官僚體制如何箝制民眾行動自由，以及人民怎樣被說服、規訓、內化、順從、甚至習慣隔離（抑或衝突與反抗）。

關鍵字：群聚文化、官僚制度、風險社會、常民生活、疫情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