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歷歷在目，從徐匯畢業至今剛好滿廿年。對尚在徐匯求學的學弟而言，廿年何等漫長，但對我們這些剛步入四十大關的中年人而言，廿年寒暑猶如轉動中的畫片，變動只在眨眼之間。變的是逐漸呈現老態的容顏，不變的則是年輕時的狂野和對徐匯的感念。 

民國六十五念，那時我進入徐匯讀初一，當時尚無捷運，我從新店的家到學校，必須先搭公車到台北市博愛路，再轉搭三重客運到蘆洲。

在我印象中，當時的蘆洲猶如榛狉未啟，徐匯四周儘是廠房和草原，校門前的水溝裡還有鯽魚，最慘的是，全校都是男生。「難道我要在和尚學校裡度過初中三年？」我問著自己，內心不勝感傷。

雖然是男校，班上可是臥虎藏龍，同學中有前立委，今為台灣團結聯盟政策會主任的李先仁，也有TVBS國會記者邱顯辰，更有基隆市李鵠餅店的少東李俊青，猶記得他們三人實力在伯仲之間，每次考試幾乎包辦全班前三名，只是排列次序不同而已。有幸在初中求學期間與他們同窗，至今猶令我津津樂道。

念了三年男校，我對徐匯產生了感情，於是說服了父母，讓我直升高中部，讓我做了高中聯招的逃兵。不過，升上高中的我，因為玩心太重，每天沉迷於熱門音樂，心裡又老想著另一所女子學校的女生，導致我在高一時留級。留級雖然使父母顏面無光，當時的我卻心中竊喜，可以在我愛的徐匯多讀一年。我自初中進入徐匯，直到高中畢業，整整讀了七年，對那些自稱愛徐匯的人，恐怕沒有人比我愛的更直接、更徹底了。

在物質尚不算豐裕，台灣經濟正要起飛的六○和七○年代，徐匯因為是私立學校，學費比公立學校高一些，因此被人稱為貴族學校，當時不少學生也以自己和「貴族」沾上了邊而沾沾自喜，稍稍滿足了自己的虛榮感，但我發現，其實多數的徐匯學生還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家長大都是從事軍公教的受薪階級，真正富甲一方的貴族之後少之又少，卻有學生因此迷失，十分可惜。

不過，徐匯學生也有不少別人所無的優點，例如出眾的儀表、便給的口才和足智多謀的腦筋，使得徐匯學生在參加校際活動時，往往成為活動中帶動氣氛的靈魂人物。藉著這種人際溝通的技巧，不少徐匯校友進入傳播界中服務，而且頗能有所成就，就我所知道的，如中央社的記者韋樞、TVBS記者邱顯辰、汽車購買指南總編輯林大維等。

當然，這樣的舉例難免掛一漏萬，在各行各界嶄露頭角的徐匯校友 ，何止以上區區數人，徐匯自由開放，著重啟發的教育，造就了徐匯學生獨立思考和主動求知的個性。以我自己為例，中學七年中，未曾因分數難看挨過老師鞭子，前幾年雖在懵懂愚癡中度過，然而一旦幡然醒悟，即能奮發求學，使我在求學的旅途上，一路上從高中、三專、 大學再讀完研究所，雖非一帆風順，但也算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功不唐捐。

四十歲，是我目前的年紀，也是母校在台復校的年數。對如同旭日東升的學弟而言，四十歲似乎是很老的年紀，但相較於人的一生，四十歲正是春秋鼎盛、家庭和事業臻於巔峰之境，我很高興能和母校在台復校同壽，願自己能和母校一樣，繼續朝目標邁進；也希望學弟能長江後浪推前浪，秉持「成己達人」的校訓，凡事盡其在我，讓母校以我們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