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Musings 每日沉思
Daily Musings 每日沉思
川習會前的美中懦夫賽局
2025. 10. 11
川習會前夕，美中經濟對撞再度升溫。北京宣布對稀土與高科技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川普政府則立即以 100% 關稅與軟體出口限制反制。雙方都明白若真走向衝突代價極高，但誰先轉向，誰就失去主導權。於是，美中同時作勢鎖死退路，企圖讓對方相信自己「絕不會先讓步」。
這正是本週在國際關係一中課堂上教授懦夫賽局（chicken game）的典型結構：兩輛車朝懸崖對撞，比的是誰先轉向。遊戲的關鍵不在行動，而在於信號的可信度。若威脅不被相信，嚇阻就失去效果；但若代價真實、風險可感，信號才會被視為可信。
北京將出口管制政策制度化綁定，一旦頒布便難以撤回；川普則以公開宣告的方式，讓美方的退讓成為緣木求魚。雙方都透過「自我綁定」提高信號的可信度——他們要的是讓世界先相信「我不會讓步」，而讓對方最終讓步。
然而，信號的可信需要以痛苦為代價。出口管制削弱中國吸引外資的信任，關稅衝擊美國物價與股市。但正因雙方都付出代價，彼此的威脅才更有份量。市場的震盪正是這種信號被相信的具體證據。當股市下跌、供應鏈緊縮、稀土價格飆升，意味著投資人相信對撞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也就是信號發揮了嚇阻的作用。
市場波動越劇烈，信號的可信度越高。這時談判反而更接近理論上的均衡——最終會有一方選擇退讓，以避免全面對撞。而一旦有一方退讓，川習會的舉行反而變得可能。這正是當前局勢作為懦夫賽局的弔詭：對撞越激烈，反而越逼近妥協；全面脫鈎的風險越高，反而越需要會面。
因此，若我們將新一輪的對撞風險升高視為川習會形同破局，恐怕言之過早。事實上，當川普總統在白宮記者會上回答二週後的川習會雖然已經沒有理由發生但仍然有可能發生時，他的答案似乎已經揭露自己就是懦夫賽局中的一個理性玩家。
權力陰影下閃爍的自由主義的道德象徵
2025. 10. 10
當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瑪麗亞・柯琳娜・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時，全球媒體讚頌她的勇氣與犧牲。然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諾貝爾委員會在頒獎行為中所進行的授權（authorization）——對和平的定義、對正義的詮釋，以及對一個正在瓦解的自由秩序的挽留。表面上，這是對濫權的譴責；但更深層地，它是一場象徵性的權力修辭，試圖以道德語言維繫川普式現實主義下逐漸崩解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諾貝爾委員會的真正力量，不在獎章，而在於誰能被定義為「和平」的代表。馬查多的得獎，不僅是個人的表彰，更是對舊秩序的續命。她被奬章塑造成「可被授權的抵抗」（authorized resistance）——不僅因為她反抗獨裁，也因為她的語言與姿態呼應了川普以前的美歐戰略取向：自由市場、個人權利與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這樣的授權並非中立，它柔性地界定何謂「合法的和平」：當反抗者符合舊秩序的語法，她的受難就被轉化為全球的道德象徵。
這種授權的弔詭在於，它與川普的權力邏輯互為鏡像。川普以「力量帶來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為名，以制裁和威脅重構世界秩序；諾貝爾委員會則以頒獎為手段，為舊秩序保留道德象徵。兩者看似對立，實則共享同一語法：沒有權力擴張，也就不會有意志抵抗。更弔詭的是，委員會需要留下「抵抗換來自由」（resistance for freedom）的象徵，以證明自由在川普改造中的世界仍值得相信。對諾貝爾委員會來說，馬查多因此成為一種必要的存在：她並未直接挑戰川普 2.0 新秩序，而是以受難者的形象，為一個消逝中的自由世界提供最後的信念證據，也形同讓諾貝爾委員會抵抗了川普2.0 試圖取代自由國際秩序的新秩序。
馬查多的故事讓自由主義重新擁有情感說服力，卻也暴露其依賴「被授權的自由」來維繫信仰。當川普將自由語言轉化為國家利益的工具，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則成為這個語言最後的道德挽歌。委員會所授予的，不只是榮耀，而是對一種世界觀的續命許可。它以頒獎重申舊秩序的價值：當強人主導「和平」的定義，自由主義的道德象徵終將在權力陰影下閃爍。
爭奪定義和平的權力：當諾貝爾和平獎成為權力政治的鏡像
2025. 10. 9
沒有人像美國總統川普那樣為諾貝爾和平獎展開前所未有的高調宣傳與奮戰。川普總統公開表示，若得不到該獎將是「極大的侮辱」，並多次宣稱自己「結束了七場戰爭」。據挪威官員透露，他甚至在與前北約秘書長、現任挪威財政部長延斯・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的通話中提起此事。
奧斯陸和平研究所所長妮娜・格雷格（Nina Græger）指出：「一邊對委員會施壓，一邊說自己值得獎項，並非和平的姿態。」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主任哈瓦德・萊拉（Halvard Leira）也觀察到：「過去的宣傳行動較為含蓄；川普則把它變成一場公關戰。」
川普的策略並非無的放矢。若能以加薩（Gaza）停火談判為由獲獎，他不僅能重塑美國在中東的角色，也可削弱歐洲對其「交易式外交」的批評。正如一位歐洲外交官所言：「在川普的世界裡，連和平獎也成了權力角力的一部分。」
在這場國際話語競技中，台灣的聲音出人意料地切入其中。賴清德總統近日在美國保守派電台受訪時表示，若川普能說服中國「放棄對台灣的任何軍事侵略」，那他「毫無疑問應當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番話表面上是恭維，實則是極具戰略性的語言操作。
賴清德總統此舉有三層意涵。首先，這是對川普外交風格的回應。川普偏好個人化、交易式的外交，台北以「和平獎」框架致意，既示善意，也藉此讓台灣議題融入川普的「和平成果」敘事。其次，這是對華盛頓共和黨外交圈的對話。賴清德總統選擇在保守派媒體發聲，顯示他深知川普與其支持者的政治語境，並以此提醒已經重返白宮的「川普2.0」團隊：台灣是潛在的「和平外交舞台」。最後，這也是對北京的心理訊號。當賴清德總統以「和平」話語談論中美關係，實際上是預設道德框架——若中國對台動武，將自陷於「破壞和平」的國際輿論陷阱。
諾貝爾委員會或許不會屈服於川普的高調遊說，但這場「和平獎外交」已揭示了一個冷峻現實：和平早已不只是理想，而是一種可被操作、交換、乃至用威脅包裝的權力象徵。從川普的「我結束七場戰爭」到賴清德總統的「若能說服中國放棄侵略」，「和平」被轉化為政治成果，而非倫理價值。這或許正是當代國際政治中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最諷刺也最真實的現象。
諾貝爾和平獎即將在星期五揭曉。無論最終得主是誰，這場關於「和平」的話語之爭都早已展開。在川普的世界裡，諾貝爾和平獎彷彿也不再只是頒給締造和平的人，而是能定義和平的人。而台灣的巧妙發聲，正是在這場語言與權力的競局中，為自身安全與能見度找到一條細縫中生路的嘗試。
戰略模糊、制度不信任與權力接近性：對 Kurt Campbell 的理論補充
2025. 10. 8
拜登政府時期負責印太事務的副國卿柯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在《Foriegn Affairs》上發表〈The U.S.-China Crisis Waiting to Happen〉一文中指出，美中軍事互動的最大風險並非來自衝突意圖，而是來自溝通失效。他認為，北京拒絕建立危機溝通機制（crisi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與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使南海與台海成為誤判的高風險地帶。坎貝爾將這種「制度性不信任」（institutional distrust）歸因於兩國不同的文武關係：美國以「文人領軍」（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維持透明與可預測，而中國以「黨控軍」（party control of the military）強化政治控制，導致雙方對「透明」與「安全」的概念完全不對稱。
這一分析無疑揭示了制度結構對危機穩定的關鍵影響。但若從戰爭議價理論（bargaining model of war）的角度觀察，坎貝爾的論點仍忽略了一個重要變數——權力接近性（power parity）。制度不對稱只有在雙方實力接近時，才會放大不信任的效果；當權力差距懸殊時，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仍能作為單向嚇阻工具。1996 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就是例證：美中體制差異極大，但美方派遣「尼米茲號」（USS Nimitz）與「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航母群進入西太平洋，成功以模糊達成嚇阻（deterrence）效果。此時的制度不對稱並未導致溝通失效，因為權力不對稱掩蓋了不信任。
我在〈戰略模糊或清晰？〉中，將戰略模糊視為一種「不完全訊號」（incomplete signaling）策略，其目的是延後承諾、維持嚇阻與談判彈性（bargaining flexibility），以在高度不確定的局勢中創造議價空間。從這個角度看，坎貝爾的政策處方——建立熱線與信任機制——其實正是我理論命題的制度化版本：他主張透過制度手段減少誤判，我則主張透過訊號策略維持談判可持續性。兩者的核心邏輯一致，皆意在「延長博弈時間，避免零和衝突」。不同之處在於，我的分析預設了權力距離是模糊能否成功運作的決定性條件，而坎貝爾則將焦點集中於制度缺陷，未意識到權力接近性會改變制度信任的邏輯。
因此，坎貝爾的分析雖揭示了文武結構對危機穩定的重要性，但他的「熱線處方」實際上是建立在文武關係一致與權力非對稱的預設之上。當兩國力量接近、體制差異又大時，這些制度化機制可能難以啟動：雙方未必願意接聽熱線，也未必信任對方的危機語言。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沒有制度」，而在於「制度無法被制度化」。
坎貝爾的文章因此不僅具有政策意涵，也為戰爭議價理論提供了延伸的契機。戰略模糊的穩定效果取決於三重條件的交互：權力距離、文武結構與溝通制度化程度。 當這三者同時收斂——力量接近、體制異質、對話缺席——模糊最容易滑向制度不信任與誤判。相反地，在權力懸殊或制度相似時，模糊仍可發揮「延宕衝突、創造空間」的功能。坎貝爾強調「要有熱線」，但更關鍵的是理解：熱線本身並不能創造信任，除非權力結構與制度邏輯也能同時對稱。
拒止戰略：依然是戰略模糊
2025. 10. 7
近日，《The Diplomat》刊出一篇投書，分析美國國防部政策次長艾布里奇・柯比（Elbridge Colby）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對台灣的發言，引起台灣媒體關注。文中指出，柯比強調「台灣的淪陷將是美國利益的災難」，但同時表示「台灣並非美國的生存性利益」。這番話在華府引起不小震撼，因為它揭示出川普第二任期下，一種更為「克制」的戰略取向正在成形——美國不再追求以軍事清晰維繫嚇阻，而是以分攤責任與降低風險作為核心。
這篇《The Diplomat》的觀察，與兩年前我在《遠景季刊》上〈戰略模糊或清晰？戰爭議價理論與美國臺海兩岸政策的理性基礎〉一文中所論述的邏輯，有著深刻的呼應。不同的是，我從理論層面出發，柯比與克制派則從現實層面提出主張；但雙方的結論卻出奇一致。我的研究運用戰爭議價理論（bargaining theory of war）說明：所謂「戰略清晰」——也就是美國在台海衝突中明確承諾軍事防衛——在理性上並不可行。因為當美國發出無條件的安全保證，它會同時創造兩種風險：一方面增加中國為防止美國介入而採取預防性戰爭的誘因，另一方面也使台灣誤以為美國會無條件介入，從而採取更冒險的政治行動。結果是，戰略清晰非但不能增強嚇阻，反而可能破壞台海的穩定。
柯比與克制派的立場在政治現實中印證了這一點。他們主張「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即美國應避免直接軍事介入，而讓台灣、日本與澳洲等區域夥伴承擔更大防衛責任。柯比強調，美國的任務不是「保衛台灣」(defend Taiwan)，而是「讓台灣變得可防衛」（make Taiwan defensible）。這種主張表面上似乎削弱了承諾，實際上卻是一種「責任重分配」的戰略設計。它讓美國得以在不直接介入戰爭的前提下，仍維持影響力。換言之，克制派的拒止戰略，其實就是將「模糊」制度化——但不再是語意上的含糊，而是結構上的模糊：美國以外的其他盟友都有不同程度防衛責任。
從理論邏輯到政策實踐，這種思維的轉向反映出同一個核心判斷：戰略清晰既不理性，也不現實。我的理論推論指出，清晰的安全承諾會壓縮原有的議價空間，使得台灣與中國的互動失去調節餘地；而柯比的政策主張則揭示，美國國內的政治與資源條件，根本無法長期支撐一個「全面介入台海」的戰略。兩者雖從不同面向出發，卻共同揭示了當前美國對台政策的結構性困境：如何在降低承諾成本的同時，維持必要的嚇阻效果。
柯比的「克制的模糊」透過增加盟友的共同防衛責任為美國提供了一條現實可行的中間路徑，但對台灣而言，它意味著一個更艱難的現實。當美國把防衛責任外移，台灣就必須在「自主防衛」與「結盟依賴」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若台灣過度依賴美國的戰略模糊，可能會因信號不明而誤判；但若完全自我防衛，又可能因缺乏國際協調而陷入孤立。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將防衛自主轉化為談判籌碼，在區域安全架構中與美國以外的盟友維持「可信承諾」與「戰略可預測性」。
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與柯比的論述其實形成了間接的理論與實務的對話。我關注的是理論層面的穩定機制——如何避免結構性誘因導致戰爭；而柯比則提出了實務層面的操作邏輯——如何透過分攤責任維持嚇阻的可持續性。兩者交織出的共同結論是：戰略模糊不是過渡性的妥協，而是長期可行的設計；反過來說，美國其它盟友對臺灣的承諾也不是美國採取「戰略清晰」的證據，反而是戰略模糊的延伸。
簡言之，川普政府的新戰略仍然在實踐一種新的模糊政治。這種模糊既是理性的，也是現實的；它反映出美國在權力轉移的時代中，試圖以有限的資源維持不對稱的穩定。而從台灣的角度看，真正的課題不是要求更多的清晰承諾，而是如何在「克制的模糊」之中，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與在區域防衛責任重分配的過程中保持主體性。拒止戰略是川普 2.0 時代要持續用戰略模糊維持台海穩定的新衣。
〈在北京閱讀施密特〉的啟示：自由秩序的鏡像崩塌
2025. 10. 6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國際經濟研究主任班・史提爾（Benn Steil）在 《Foreign Affairs 》上的新作〈Reading Schmitt in Beijing〉揭示了自由主義秩序在全球競爭下的內在矛盾。文章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與施密特（Carl Schmitt）兩位思想家的對照為軸線，指出中國的威權崛起與美國的非自由轉向其實是同一場鏡像運動。當中國透過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成功融入自由市場，美國反而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採取例外主義的統治邏輯，這不僅是地緣政治的變化，更是自由主義自我防衛時的制度瓦解。
史提爾最具洞見的主張，是「中國的非自由崛起正牽引美國遠離自由主義」。川普以國家安全、產業保護與反中競爭為名，動用行政命令、削弱制衡體系、懲罰異議與媒體——這些措施恰如施密特所言，是主權者以「例外狀態」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實。自由制度原本仰賴法治與程序維持穩定，但當危機意識滲入治理邏輯，例外就成為常態，而自由則在防衛自身的過程中被逐步侵蝕。
這一現象凸顯了自由主義的根本脆弱。當外部威權挑戰與內部民粹焦慮並行，民主制度傾向訴諸集中決斷而非公共討論。施密特早在一戰後的德國便指出，法律與程序能提供的穩定只是「危機間的假象」；一旦社會持續陷於不安，例外狀態便取而代之。今日美國的政治景觀，正印證了這一預言。
值得注意的是，史提爾提到中國學界自 2003 年起的「施密特熱」（Schmitt Fever）。這股熱潮反映出中國對自由主義普世敘事的不信任，也顯示出對「政治決斷」與「主權」的新自信。中國學者以施密特的理論為思想資源，為威權體制提供理性化辯護，使其能以「例外治理」的方式正當化權力的集中。這並非單純的反自由，而是以西方批判理論反向強化國家主導的合法性。
史提爾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西方世界正集體滑入施密特式的非自由時代。這種警告確實切中當代的思想疲態。福山筆下那個追求安逸、拒絕責任的「最後之人」早已出現，而他所體現的正是自由秩序的衰微——當公民以安全取代自由、以恐懼取代信任，民主社會的道德基礎便逐漸崩塌。
這篇文章對台灣也具有重要啟示。身處美中競爭的前線，台灣既是自由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其脆弱性的見證者。若美國的自由信念自身動搖，台灣更需重新思考自由與安全的關係。民主防衛的關鍵可能也不只是附庸於霸權的保護，而在於能否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以制度韌性與社會信任維繫在地社會的公共理性。
〈在北京閱讀施密特〉讓人看到，自由與威權的界線正在模糊。自由主義若無法重新界定自身的政治勇氣，就可能在捍衛自由的名義下失去自由本身。真正的挑戰不在於中美何者更像施密特，而在於自由社會能否在例外成為常態的時代，重新找回節制權力、維護多元與尊重法律的信念。
AFRINIC 後選舉時代：治理復甦與 ICP-2 改革
2025. 10. 5
非洲網絡信息中心（AFRINIC）在歷經數年治理動盪後，於 2025 年 10 月 3 日宣布任命奈及利亞籍 Adewale Adedokun 教授 為主席、摩洛哥籍 Aziz Hilali 教授 為副主席，標誌該機構正式進入「後託管時代」。這一任命源自 9 月重辦的董事會選舉，是在法院監管下完成的過渡成果。
自 2019 年爆發管理層盜用 IP 位址醜聞以來，AFRINIC 一直陷入信任危機。2020 年與 Cloud Innovation 的訴訟使資產遭凍結、董事會陷入癱瘓；2022 年毛里西斯法院更裁定董事會無效並指定 Receiver接管，成為全球首個被司法託管的區域網路註冊機構。2025 年 6 月的董事會選舉因代理投票與資料外洩爭議被判無效，9 月重選後才恢復部分運作。
Adedokun 與 Hilali 兩位新領導人皆為學界代表，分別來自西非與北非，象徵重建區域平衡與專業化形象。然而公告中特別提及與 Receiver 「密切合作」，顯示司法監管仍未完全結束。AFRINIC 雖恢復董事會職能，但實際自主權仍受限。
這場危機不僅是非洲內部的治理問題，也觸發全球制度反思。ICANN 在 6 月曾罕見警告，若 AFRINIC 未改善透明度與程序正當性，可能撤銷其認可資格。這使得沉寂多年的 ICP-2 改革重新受到關注。ICP-2 自 2001 年制定以來，對選舉監督、會員認證與問責機制缺乏具體規範。國際社群因而呼籲改革，包括：建立獨立選舉監管、規範代理投票、定期合規審查與資訊公開，以防重演治理失靈。
AFRINIC 的經驗突顯「自治」與「問責」的矛盾。當社群治理機構喪失信任，外部法律力量勢必介入，削弱去中心化的理念。對非洲而言，AFRINIC 的復甦關乎其在全球網路治理中的代表性；對其他 RIR 而言，這是一記警鐘，提醒自治必須建立在制度透明與責任機制之上。
總體而言，AFRINIC 的重組並非終點，而是全球 RIR 體系改革的起點。若能藉 ICP-2 改革強化監督與信任，AFRINIC 或可從危機走向制度化的復原；若改革停滯，它的復職將僅是形式而非實質。網路治理的未來，終究取決於自治與問責能否並行。
不可預測性、信譽危機與前線社會認同的延宕效應
2025. 10. 4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Keren Yarhi-Milo 教授在 《Foreign Affairs》上的〈The Price of Unpredictability〉 一文尖銳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將「不可預測性」視為一種戰略手段。透過不斷翻轉立場、威脅盟友、擁抱敵人，川普確實在短期內迫使一些國家讓步，例如歐洲盟國增加國防支出或簽訂貿易協議。然而，這些短期勝利的代價是長期的「信譽危機」。Yarhi-Milo 的核心論點是：美國數十年來累積的國際信譽被川普逐步侵蝕，導致盟友懷疑其承諾、敵人更加挑戰，最終使美國陷入孤立，難以恢復往日的可靠形象。
這種分析凸顯了「自上而下」的邏輯，即國家領導人的行為直接塑造了國家的信譽。然而，若將視角轉向前線社會「由下而上」分析，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直接。在我最近為了 10 月 21 日由政大國關中心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撰寫的〈Soft Power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China Favorability Gaps and Taiwanese View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中，我透過 2022 年在台灣進行的全國性調查數據顯示，美中戰略競爭不僅是一場權力與制度的較量，更滲透到社會認同的層面，並深刻影響民眾對兩岸政策的態度。
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對美中好感認同差距顯著決定了他們的政策偏好：相較於傾向中國的受訪者，對美國更具好感的受訪者明顯較少支持增加兩岸經貿交流，卻更傾向支持增加國防支出，甚至支持延長義務役期。這說明，台灣民眾的對美信任不僅是一種理性計算，而是被社會認同結構所內化，並進一步轉化為對安全與經濟政策的具體態度。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與 Yarhi-Milo 的分析之間的重要差異。她的論點是「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導致美國信譽下降 ，進而讓盟友懷疑與疏遠」，強調線性的因果關係。但我對台灣實證研究的經驗卻顯示，美國的信譽危機並不會在盟友的社會中立刻顯現。相反，它會受到既有的社會認同結構所延宕。換言之，即便美國領導人反覆背棄承諾，台灣社會中相對穩固的「親美認同」仍可能暫時維持對美國的信任與依賴，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奈軟實力的「吸引」(attraction) 其實是根植於個體形成的社會心理認同。從而，信譽危機不會瞬間轉化為政策疏遠，而是需要經過社會心理層次的過濾與再生產。
這種延宕效應有兩個重要意涵。第一，它揭示了信譽危機的「時間維度」。在宏觀層次上，美國的制度性信譽可能因川普的行為而受損，但在微觀層次上，民眾的心理傾向與社會認同可能使這一危機延後爆發，甚至在短期內被弱化。第二，它提醒我們，美國在東亞的盟友國家並非單純被動承受美國的外交起伏，而是透過自身的社會結構與心理認同來調節與延宕外部衝擊。這使得「信譽危機」更像是一個累積的過程，而非立刻生效的斷裂。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分析尤為關鍵。短期內，台灣社會對美國仍展現高度的心理傾向與政治依賴，即使美國在國際上失分，台灣民眾對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好感認同仍會驅動他們支持國防強化、限制對中依賴。然而，長期來看，若美中之間的軟實力戰略競爭出現縮小甚至反轉，信譽危機就可能全面爆發，導致台灣社會快速調整其戰略態度。換言之，社會認同結構雖能延宕信譽危機，但並不能永久消除它。
總結來說，Yarhi-Milo 的分析精準揭露了川普外交不可預測性對美國信譽的直接侵蝕，而台灣的經驗則顯示，這種信譽危機在前線社會並非立即顯現，而是受到社會認同結構的調節與延宕。這種「信譽危機的延宕效應」提醒我們，大國競爭不只是外交層級的博弈，也是一場在社會心理與群體認同中進行的長期戰爭。若忽視這一點，我們可能會高估信譽危機的即時性，卻低估了它在社會累積之後的爆發力。
台美談判的時機困境
2025. 10. 3
台美第五輪實體磋商結束後，行政院鄭麗君副院長召開記者會，重申了台灣在談判中的核心立場。她明確指出，台灣從未答應讓晶片產能「五五分」，並提出「台灣模式」作為未來供應鏈合作的框架。這個模式強調由企業自主規劃、政府提供金融和信用保證支持，並透過政府間合作，在美國打造類似科學園區的產業聚落。鄭麗君同時也劃定談判的底線：必須降低目前 20% 的對等關稅，避免與最惠國稅率疊加，並爭取更多商品納入 232 條款的優惠待遇。最重要的是，她公開表明，在關鍵議題未取得共識之前，台美不會進入「總結會議」或簽署協議。
這種表態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訊號，傳遞出台灣在談判過程中不急於倉促結案的態度。然而，問題在於台美磋商的進展並非單純取決於雙邊，而是高度受制於美中關係的大格局。此時外界的目光正聚焦於即將到來的 APEC 峰會，以及川普與習近平可能舉行的「川習會」。
如果川習會如期舉行，中美兩國領導人可能選擇在農產品或部分投資議題上釋放象徵性的突破。川普或許會宣稱中國承諾增加大豆進口，正如財政部長貝森特今天受訪所說，以展現談判成果。這樣的「緩和氛圍」雖不一定觸及關稅與技術管制等核心矛盾，但足以塑造出雙方仍在互動、關係沒有破裂的表象。對台美磋商而言，這種氛圍可能讓美方在總體戰略考量下要求台灣作出更多配合，特別是中方提出與台灣有關的任何條件作為協議的前提。換言之，中美若營造和緩格局，台美就難以在當下爭取到最終的、有利的總結性協議。
反之，如果川習會未能舉行，或臨時破局，那麼情勢將完全不同。這樣的結果將被視為中美關係急凍，川普勢必加碼關稅或發動新的貿易制裁，中國則可能以民族主義姿態回應。對台灣而言，這種局勢或許會提高其在美國戰略中的價值，美方可能更加依賴台灣作為供應鏈與技術安全的支撐。然而，這並不必然轉化為台灣的「無條件紅利」。事實上，美方在高度對抗的氛圍下，反而可能要求台灣付出更多代價，例如加速投資美國本土、接受更嚴格的出口管制，將台灣視為美中對抗升級的戰略槓桿。
因此，不論川習會是否舉行，對台美談判而言，真正的風險在於「被大局牽制」。一旦中美談判沒有塵埃落定，台美很難在經貿磋商中獨立達成總結性協議。鄭麗君副院長的記者會，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呼應這一現實：透過「共識成熟後才總結」的表述，台灣爭取到一個緩衝空間，避免在中美變局未定前被迫簽下不利協議。她提出的「台灣模式」，雖然在落實上面臨投資成本、勞動制度、供應鏈效率等挑戰，但至少提供了談判桌上的替代方案，避免台灣淪為被動接受的角色。
從戰略角度來看，在川普的「美國優先」下，台灣只能把自己定位成「不論美中走向緩和還是對抗，都能為美國提供價值的可靠夥伴」。如果中美營造和緩氛圍，台灣可展現其在美國供應鏈去風險化上的制度性角色；如果中美破局升高衝突，台灣可凸顯自身作為與美國共同打造安全穩定生產基地的不可取代性。這兩種情境雖然各有風險與壓力，但共通點都是：在中美大局塵埃落定之前，台美談判難以迎來一個真正的總結性時刻。而這個謎底也將會在十月底揭開。
軟實力上的美中戰略競爭與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2025. 10. 1
2025 年 10月 21 日受邀參加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美中競爭下的中國大陸情勢與兩岸關係」國際研討會，已經交出英文學術論文初稿。
有感於美中進行的軟實力戰略競爭如何影響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所知仍然有限，我提交的論文題目是〈軟實力中的戰略競爭：美中好感差距與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論文提出一個「軟實力戰略競爭的社會認同理論」，用以解釋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如何隨著他們對美國相對於中國的單向度好感認同傾向而變化。研究透過對一份 2022 年 11 月涵蓋全台具代表性的原創民意調查（n=1060）的統計分析來檢驗此理論。
研究結果顯示，如預期般，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台灣受訪者對美國相較於中國的好感認同傾向每增加一單位，其支持增加兩岸經貿交流的可能性便下降 2 個百分點，而支持增加台灣政府國防支出的可能性則上升 4 個百分點。此外，在 2022 年極具爭議的兵役役期從四個月延長到一年的議題上，研究同樣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台灣受訪者對美國相較於中國的好感認同傾向每增加一單位，其支持兵役役期不應該由四個月延長到一年的可能性減少 1.6 個百分點。這組實證證據表明，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僅受到既有且廣為媒體報導與輿論關注的國內黨派與統獨意識形態分歧所形塑，更受到他們心中對美中軟實力的好感認同差距所影響。在日益兩極化的軟實力戰略競爭之下，這樣的好感差距已成為驅動台灣民眾對中國相關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
簡言之，即將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估線研究中心發表的研究發現：軟實力上的美中戰略競爭可能已在個別民眾心中轉變為零和賽局，而非已故的國際關係巨擘奈伊（Joseph Nye）在辭世前所積極倡議的正和賽局，並形塑民眾對中政策的看法，至少在台灣初步的經驗研究發現是這樣的狀況。
Peter Cowhey 教授出席南韓仁川亞太數位與人工智慧部長級會議的觀察
2025. 9. 30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與策略學院榮譽院長暨高通講座榮譽教授 Peter Cowhey 教授在八月初出席於南韓仁川舉行的亞太數位與人工智慧部長級會議（APAD）。在這場會議中，來自 21 個太平洋沿岸經濟體的官員齊聚一堂，討論如何建構跨太平洋的數位治理架構。Cowhey 教授特別注意到，儘管全球貿易的關稅爭端屢屢成為媒體焦點，但亞太各國在推動技術協調與降低非關稅壁壘方面，依然保持著穩定的進展，顯示區域內對數位基礎設施全球化的認識相當普遍。
在會議中，他觀察到各國正面臨三個核心問題。第一，亞太各國普遍不接受「數位冷戰」的論調，而是願意同時擁抱美國與中國的技術與商業機會。第二，討論的焦點之一是，美中兩大數位平台在區域內壟斷性的地位，是否正在壓縮中小型本地企業的成長空間。然而，他也看到在電子商務、行動支付與數位銀行等領域，許多在地業者透過熟悉市場環境而取得成功，甚至逐步擴展成區域性企業。第三個議題則是「數位主權」的興起。各國開始強調國家對數據流動與數位邊界的控制權，這使得未來的數位治理更具挑戰。
對於如何調和「主權」與「互賴」的張力，Cowhey 教授提出航空治理的比喻。他認為，正如每個國家擁有領空主權，卻透過標準化的國際航班計畫來達成透明與互信，數位世界也可以建立類似機制，讓各國在保有例外處理權的同時，仍以「透明與合規」為原則允許數據自由流動。會議中，政策制定者們也在思考如何推動「數據航班計畫」般的治理方式，藉由對不同數據類型進行分類，來建立一套既能保障風險、又能支持跨境互賴的運算基礎設施。
然而，Cowhey 教授也指出，全球數位治理的藍圖並不會因為某場「大協議」而瞬間完成，而是需要將安全、隱私等龐大挑戰分解為更可管理的政策任務。他強調，美國若能提出一套一致且具吸引力的政策模式，將有助於推動整個區域邁向共識。拜登政府的訊息雖有雄心，但往往模糊不清，如今亞太各國正在觀望川普政府是否會提出超越關稅之外的數位願景。
Cowhey 教授的觀察，凸顯了亞太國家在數位治理上「既要合作又要守住主權」的矛盾心態。數位主權的呼聲顯示各國對數據掌控的戰略焦慮，但區域市場整合的努力同時也反映了互賴不可逆轉的現實。對台灣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會：一方面必須在主權論述與全球互賴間找到平衡，另一方面也能藉由在地產業的靈活性與創新力，尋求在大國平台之外的生存空間。
更重要的是，在美中戰略競爭愈演愈烈、許多政策領域日益零和的當下，數位治理或許仍是各國能夠找到互賴合作空間的少數議題之一。這樣的政策場域不僅關乎技術標準與數據流動，更涉及如何在地緣政治緊張中維持基本的互信與透明度。對台灣而言，積極投入這些討論，正好能展現自身作為「數位互賴」典範的角色，並在新秩序的拼圖中佔有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Cowhey 教授並非首次關注台灣的數位與治理議題。去年十月，他曾經訪台，並在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at NTU發表專題演講，針對數位治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提出觀點，與臺灣網路治理論壇 TWIGF的部分社群成員進行深入座談，這段與台灣學術與政策社群的互動，使他在本次仁川會議上的觀察，更顯得與台灣息息相關。
矽盾與供應鏈去風險的迷思：俄羅斯的戰爭啟示
2025. 9. 29
《晶片戰爭》（Chip War） 作者Chris Miller 週日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指出，俄羅斯在人工智慧與高科技產業上的缺席，是戰爭對一國產業生態造成深層破壞的鮮明例證。俄羅斯的經驗正好證明：即便一國擁有技術人才與代表性企業，戰爭也能在極短時間內將其從全球產業格局中邊緣化。
在俄羅斯案例中，戰前雖不及美中強勢，卻仍具有具象徵性的科技企業。Yandex 曾是科技創新的代表，Telegram 展現跨國企業家的潛力，普丁曾揚言「誰在 AI 領先，誰就能統治世界」。但 2022 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的科技願景迅速崩解：西方制裁切斷了合法取得先進晶片的通道，企業被迫透過走私維持軍事用途；Yandex 在政治高壓下被迫強化審查，最終將俄羅斯資產廉價出售給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投資者，並將其在歐洲與美國的業務重組為 Nebius；最關鍵的是，大量工程師、研發人員因政治迫害或逃避徵兵而流亡海外，導致國內創新動能驟減。雖然俄羅斯在無人機與軍事 AI 上短期取得技術突破，但在更長期的全球科技體系中，卻遭到排除與邊緣化。
這段經驗對敦促台積電到海外投資的美國來說極具警示意義。與俄國科技公司不同，台積電已透過在美國、日本與歐洲設廠進行國際化布局，因此其生產能力與客戶關係在短期內不會因戰爭而立刻崩潰。換句話說，生產與顧客流失並非最核心的戰爭風險；真正的威脅是戰爭對研發核心、人才機制、創新生態與國際信任的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目前在政策與話語層面，已有若干高層公開主張要將晶片產能從台灣「回流」或重點分散。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 就在公開場合表達過美國不宜對台灣晶片製造過度依賴的立場，指出「99% 的先進晶片在距離中國僅 80 英里的地方生產」具有國家安全風險。與此同時，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也在公開訪談中警告：全球對於高效能晶片的過度集中在台灣，是「世界最大的敗筆之一」（world’s biggest single point of failure）。他主張美國及其盟國應努力回流或分散晶片生產，並以此作為「解除對台依賴」的策略。 
然而，俄羅斯的經驗清楚警示這些政策論點中潛藏的根本謬誤。晶片產能回流與分散或許能在一定程度降低「物理」風險，但無法應對戰爭對人才流失、創新中斷與國際合作網絡崩潰的破壞力。即便美國擁有新的晶圓廠，重塑台灣當前那種完整的研發製造生態系並非短期可行。若戰爭發生，即便生產線保持運作，也很難抵銷本地研發停滯與人才外移所造成的長期損害。
正因如此，把焦點放在產能重回美國的論調，若被作為核心戰略，一如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晶三角》報告所建議的，就可能成為一種錯置的政策。這類主張忽略了科技產業最脆弱的部分 —— 人才機制、創新動能與國際信任結構。台積電的全球佈局固然能緩解一定風險，但它無法化解在戰爭中對人力、技術與信任網絡造成的深層破壞。俄羅斯的案例一再提醒：在高科技競爭中，真正的矽盾並不是晶片產能本身，而是和平、穩定與全球合作網絡。要守護「護國神山」，最重要的不是把晶片搬到哪裡，而是維繫台灣在國際科技生態中的核心地位 。其牽涉的是政治外交與安全戰略，而非單一產業布局；至於所謂「供應鏈重組」的「去風險化」，最終也只是治標不治本而已。
陸上基建與海疆爭議：中國影響力擴張的雙重面向
2025. 9. 27
近年來，中國在東亞與東南亞的影響力持續擴張，但兩篇不同期刊的文章揭示了這種擴張的雙重面向，也突顯出中國在不同空間維度中所面臨的挑戰與侷限。
《Foreign Affairs》上 Patton 2025 年最新的文章「二個東南亞」指出，中國在中南半島等大陸型東南亞國家，主要透過基建投資與經濟連通性來滲透區域，並逐步重塑地緣政治格局。相較之下，我在 2022 年發表於《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研究「海疆安全與中國在東亞的軟實力」則提醒我們，在海洋東亞與東南亞，主權劃界爭議反而削弱了中國軟實力的效果，使北京難以順利透過文化外交與話語權建構來獲得鄰國的信任與認同。
首先，從大陸東南亞的視角來看，Patton 在《Foreign Affairs》的文章凸顯了中國如何善用「一帶一路」倡議，透過鐵路、公路與經濟特區的推進，將寮國、柬埔寨、甚至泰國與越南更多地納入自身的經濟圈。這些硬體基建不僅改變了物流與人流，更在事實上拉近了中南半島國家與中國的經濟依附。尤其像寮國因高鐵融資而背上沉重債務，便說明了基建如何成為中國長期影響力的槓桿。在這樣的框架下，中國的影響力建立在可見的、實體的結構之上，並具有「沉沒成本」效應，使這些國家難以輕易脫離北京的經濟吸引。這是一種強調硬實力基礎設施的「陸上戰略」。
然而，當視角轉向海洋，我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文章則揭示了另一種情境。中國雖然在海域問題上積極運用文化外交、媒體宣傳與國際法話語，試圖塑造自身在南海與東海爭議中的合法性，但實際效果往往受到限制。原因在於，海疆劃界本質上觸及國家主權與民族情感，使得中國的軟實力難以取得正面迴響。舉例來說，在南海，越南與菲律賓民眾對中國的疑慮與不信任，往往抵銷了中國經濟合作或文化交流帶來的好感；在東海，中日釣魚島爭端更使得中國的「魅力攻勢」收效甚微。換言之，當中國試圖在海洋領域以軟實力彌補硬實力的壓力時，主權爭議卻成了軟實力推進的最大阻礙。
綜合這兩篇文章可以發現，中國在「陸」與「海」兩個戰略空間中，影響力的邏輯截然不同。在大陸東南亞，基建為核心的硬實力策略相對有效，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與基礎設施缺口，讓中國的投資具備高度吸引力。但在海洋東亞與東南亞，情勢則完全不同：主權劃界爭議不僅讓中國的軟實力舉步維艱，反而常因海洋爭端而激化民族主義，導致中國投入的文化、媒體與外交資源效果大打折扣。
這樣的比較說明，中國的區域戰略並非單一線性，而是「雙軌並行」：在陸上透過基建建立依附結構，在海上則試圖以軟實力和話語權彌補強勢行動的負面觀感。然而，這兩種策略的成效卻出現明顯落差。陸上基建能帶來可持續的依附關係，而海洋爭議卻凸顯了中國軟實力的侷限。對美國及其他外部力量而言，這提供了一個啟示：若要制衡中國，應在大陸國家強化基建投資與經濟合作，降低它們對北京的依賴；同時在海洋國家，則可透過支持國際法與航道自由，放大中國軟實力的困境。
總而言之，Patton 在《Foreign Affairs》揭示了中國如何在陸上鞏固其影響力，恰恰與我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揭露中國在海洋上軟實力受限的矛盾互補。兩者綜合起來，展現了中國影響力擴張的「不平衡性」：它在陸上逐步累積優勢，但在海洋卻受到主權爭議羈絆。這種不對稱的格局，正是理解當前東亞與東南亞地緣政治的關鍵。
聯合國八十週年、川普演講與台灣的契機
2025. 9. 25
在聯合國成立八十週年之際，美國總統川普於聯合國大會演講，以激烈言辭挑戰多邊主義。他警告各國：「你們的國家正在走向地獄」（“your countries are going to hell”），並稱氣候變遷是「全球最大騙局」（“the greatest con job in the world”），呼籲各國「關閉邊界並驅逐外來者」（“close your borders and expel the foreigners”）。這場演講不僅凸顯川普一貫的「美國優先」立場，也在聯合國改革風聲鶴唳之際，進一步放大了這個多邊體系的正當性危機。
長期以來，聯合國的力量來自「講壇效應」，透過公開譴責、呼籲與協調來維持道義權威。聯合國創立初期的第二任（也是惟一一位任內因公殉職的）秘書長哈瑪紹（Dag Hammarskjöld）曾說：「聯合國不是要帶領人類走向天堂，而是要防止人類墮入地獄」（“The UN was created not to lead mankind to heaven but to save humanity from hell”）。這至今仍被視為聯合國的核心精神。然而，川普的演講卻反轉了這個舞台：不再是道義呼籲，而是以民族主義挑釁多邊主義。川普甚至警告，若聯合國不改革，終將「一無所有」（“be nothing”）。
此時的聯合國，正在推動「UN80」改革，計畫精簡機構與預算，以回應捐助國（特別是美中兩國）長期積欠會費與政治壓力。川普的演講等於是外部壓力的放大器，使「存在感的問題」（“a relevance problem”）比單純財務危機更為嚴峻。當聯合國的正當性與實效性同時受到質疑，它更顯得像是「行屍走肉」（“the walking dead”），在國際舞台上苟延殘喘。
對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台灣而言，這一局勢反而帶來新的啟發。當聯合國正當性遭受挑戰，台灣應該意識到，「國際參與」不必僅侷限於是否重返聯合國的席位，而更在於如何藉由貢獻專業與價值來提升存在感。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科技治理、供應鏈安全，這些議題台灣不僅有切身經驗，更有制度與產業優勢，能夠提供具體方案。川普的演講表明，聯合國即使保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其實質影響力卻正被邊緣化。在此背景下，台灣與其等待被納入，不如透過「去聯合國化」的參與策略，例如區域合作、功能性國際組織、甚至與民主國家的跨國議題聯盟，來展現事實參與者的角色。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這一領域原本就不是聯合國獨占，而是多元行為者共治，包括網際網路名名稱與數字為紙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網際網路工程任務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以及擔任亞太地區區域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的亞太網路資訊中心（Ａsia-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 還走亞太區域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PrIGF）。當川普的言論凸顯聯合國在傳統安全與發展議題上的困境，台灣更可利用「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在網路治理上找到切入點。台灣擁有強大的科技產業、自由開放的網路環境，以及豐富的數位民主實驗經驗，這些正是全球網路治理議題亟需的資產。無論是資料跨境流通、人工智慧治理、海纜韌性，抑或是數位信任建構，台灣都能貢獻具體專業與案例。相較於被阻擋在聯合國會場之外，台灣在這些治理的場域更有實質影響力。
川普的演講揭示了聯合國的深層危機：它或許仍是全球舞台的象徵，但其正當性與影響力正被削弱。對台灣而言，這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戰略機會。台灣應重新定義「重返聯合國」的目標，將之理解為「重返國際規範制定的核心」，尤其在網路治理與數位政策等新興領域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倡議將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應用到其他的全球治理議題。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一個多邊體系搖搖欲墜的時代，找到自身的立足點與價值展現。
聯合國與網路治理：Markus Kummer 的經歷
2025. 9. 24
Markus Kummer 為資深網路治理與數位政策顧問，現任 DiploFoundation／Geneva Internet Platform 資深顧問，並出任 IGF 支援協會（IGFSA）榮譽主席（曾任執委會主席）。他於 2014–2017 年擔任 ICANN 董事（由 GNSO 非契約方院提名）。2011–2014 年服務於 Internet Society（ISOC），先後任公共政策副總裁與資深副總裁。更早之前，他在聯合國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2004–2005 年擔任 WSIS「網路治理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GIS）執行協調人；2006–2010 年領導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祕書處，籌辦前五屆年會；2013 年擔任峇里島 IGF 會議籌備程序主席。庫默出身瑞士外交體系（自 1979 年），曾任瑞士外交部 eEnvoy、外派 EFTA 主談多國自由貿易協定，並歷任 ISOC 瑞士分會副主席等職。早年曾在瑞士國際廣播電台任職；畢業於伯恩大學（語言、文學與新聞學）。現居瑞士日內瓦。 今年他應臺灣網路治理論壇之邀，擔任年會特邀演講嘉賓，並赴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會議室與年輕學子分享自身參與聯合國與網路治理的經歷。
Markus 從外交官的背景進入網路治理，是因瑞士政府在2000年代初由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召回他，參與籌備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當時國際社會最初的焦點在於縮小「數位落差」，希望讓發展中國家能更快獲得網路接取。但隨著籌備會議推進，網路治理問題逐漸浮現：為何美國在網路基礎設施上握有如此優勢？從根伺服器到域名系統，再到 IP 位址的分配，許多發展中國家質疑，現狀不公平，也不透明。
在這樣的爭議背景下，聯合國秘書長決定成立「網路治理工作小組」（WGIG）。Markus 受託協助運作，並由前印度副秘書長 Nitin Desai 主持。這個小組包含約40位成員，涵蓋政府、技術社群、企業與公民社會。為確保能自由討論，會議採用 Chatham House Rule，讓代表能無名發言，避免國內政治壓力。WGIG 首先廣泛界定「什麼是網路治理」，除基礎資源（電纜、域名、IP 位址）外，也納入語言多樣性、垃圾郵件、網路犯罪與兒少保護等議題，並特別強調發展中國家最關切的「接取」。
最終，WGIG 形成四種可能模式：維持現狀、弱化美國角色、增強聯合國角色、或完全交給聯合國。但由於意見分歧，無法形成共識。這種「現狀的困境」成為後續討論的起點：一方面，網路自始仍由多為美國民間機構 ICANN 所管理維繫；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國家要求建立更公平的治理架構，乃至於在2003 年日內瓦高峰會時 ，有政府代表要求實際管理網路位址分配的 ICANN 代表離席，不得參與討論。
WGIG 的核心建議之一是建立一個常設的政策對話平台，於是「網路治理論壇」（IGF）的構想誕生。2005年突尼斯高峰會最終確認：既有安排基本有效，但提出模糊的「加強合作」作為妥協。2006年，IGF 在雅典正式召開，成為不同社群持續對話的場域。
Markus 強調，網路治理的獨特之處，在於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政府、企業、技術社群與公民社會得以平起平坐，這也是讓治理具有包容性與彈性的關鍵。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更是台灣，不論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在不同的時間點被不同的政治行為者作出基於不同政治目的的表述，都仍得以繼續參與全球網路治理，並在其中扮演關鍵的政策形塑者角色的道理所在。
台灣處境的兩種敘事：從「失去川普」到「沒有人失去台灣」
2025. 9. 23
近年來，台灣在國際關係中的能見度大幅提升，特別是在中美競爭加劇與地緣戰略風險升高的背景下。針對台灣的前景與挑戰，不同分析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風格：一種是悲觀的「失去川普」論述，另一種則是相對樂觀的「台灣仍穩定安全」觀點。前者以 Christian Whiton 的〈How Taiwan Lost Trump〉為代表，後者則由 Philip H. Gordon 與 Ryan Hass 的〈Nobody Lost Taiwan: The Island Remains Secure and Stable—for Now〉所體現。兩者對比，既反映了不同的政策關注點，也揭示了台灣處境的多重維度。
Whiton 的文章核心在於指出台灣因外交策略與形象操作失誤，逐漸失去川普政府的支持。他認為，賴清德政府未能與美國保守派，特別是「MAGA」政治群體建立良好互動，導致過境安排受阻、美台貿易協議停滯，甚至軍售計畫受影響。這種論述將台灣描繪為在外交上「錯失良機」的行為者，並暗示若無法及時調整，台灣可能失去美國的重要支持。換言之，Whiton 的關注點在於美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分化，認為台灣若忽視共和黨右派的影響，便會陷入戰略孤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Gordon 與 Hass 的文章則主張外界對台灣的憂慮被誇大。他們承認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軍事擴張，並在台海製造「新常態」，包括實彈演習、飛彈試射與跨越中線行動，同時也積極透過宣傳與滲透影響台灣社會。然而，作者強調台灣並非被動受害者，而是已經採取了「刺蝟戰略」，包括推動不對稱防禦、強化全民防衛、引進現代化武器，並與美國及其他夥伴展開軍備合作。此外，台灣的民意基礎相對穩固，超過九成民眾認同「台灣人」身分，統一支持率極低，三大政黨在核心立場上高度一致，政治實際上比表面爭吵更穩定。最關鍵的是，台灣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壟斷地位使其成為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保證了美國與其他國家持續有強烈理由維護台灣安全。
若從分析框架來看，Whiton 的論述屬於「內政—外交視角」，其重點在於台灣如何因應美國內部政治變化。他提醒，外交不只是戰略與政策，還涉及文化、形象與政治感知，若台灣不能調整，就可能在國際政治中失去槓桿。相對地，Gordon 與 Hass 的觀點則偏向「結構—戰略視角」，強調台灣在軍事改革與產業優勢上已具備長期韌性，即使美國支持出現波動，台灣仍有能力自我強化並維持穩定。
兩種敘事各有價值，但也都有侷限。Whiton 的觀點提醒台灣必須理解並回應美國內部的政治分化，這對維繫雙邊關係確實重要。然而，他的分析過於聚焦於「川普因素」，傾向把外交困境歸因於台灣政府的操作失誤，忽視了中美大國博弈與結構性矛盾才是美台互動的根本背景。另一方面，Gordon 與 Hass 的「穩定論」提供了一種審慎樂觀的觀點，能平衡過度危言聳聽的「台灣危機論」。但他們對北京可能的戰略冒險與美國政治變動的不確定性，則顯得過於保守甚至低估。
整體而言，這兩篇文章呈現了關於台灣前景的兩種互補思路：Whiton 的悲觀敘事提醒台灣在外交操作上須謹慎處理與美國不同派系的互動，以免失去關鍵支持；Gordon 與 Hass 的審慎樂觀則強調台灣具備結構性優勢與能動性，即便面臨挑戰仍有能力穩定發展。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是結合兩者觀點：一方面理解美國政治的複雜性，避免外交單一化；另一方面持續深化國防改革與經濟實力，確保在結構上有足夠籌碼。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不僅維持安全，更能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