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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转变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因为较低的地价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县城逐渐成为第二、三产业的集聚中心，从而成为吸引农民工回流的主要载体。”邓仲良也从政策层面分析认为县城将成为回流农民工的最重要载体。“政策层面一直反馈的信息是，要加大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农民工就近就业。背后的考量是，大体量农民工客观上无法在主要大城市落户，回到户籍地的省会城市也会受落户门槛、房价等限制，农民工户籍地周边的县城不仅是大城市功能区的延伸，而且也是连接农村地区的枢纽，因此无论是产业支撑就业能力，还是公共服务发展，县城都具有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也是不断扩大的，县城可以成为大体量农民工的就业载体。”即使断定县城将成为回流农民工载体，李铁预警，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短板，关键在于县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例如县城的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各类地级以上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县城的产业聚集能力和带动就业能力不强，无法充分发挥对县域农村地区的支持，交通条件也并不十分便利等。回流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失业情况目前仍无整体数据。实际上，因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国际标准，农民工短期内没有收入不一定会被认定为失业，农民工群体也常常与隐形失业人群挂钩。杨志明表示，稳住2.9亿农民工就业就保住了中国就业基本盘。也因为此，农民工的迁徙线路变化成为了政策层到地方政府近些年持续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市民化归宿农民工大体量回流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超700万从广西前往广东创业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中。李泉说，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广西农民工都把广东作为就业首选地，除非因为年龄增长等原因在广东无法找到能胜任的工作，才会考虑回广西。谈及其中缘由，李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广西的制造业工厂，普工平均薪资要比广东低30?0%，大多数普工月工资不超过4000元，而在500公里外的广州，即使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工厂实行做四休三，工人月工资仍至少有4000元。如果选择回流广西，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甚至会面临再次返贫。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农民工进城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最知名的一条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美国硅谷开始大规模裁员之际，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了挑战：当他们开始老去时，他们数十年工作的城市并非一个可以安心的归宿。李铁表示，从经济发展规律上看，人口向产业高密度集中地区和各类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聚集是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一部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只能说是农民工因为无法享受与就业所在地的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在最佳就业年龄期之后一个无奈的选择。在调研中，邓仲良发现，大量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地持续工作多年，当他们进入中老年阶段以后，因为没法在当地落户、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之高昂的房价，回流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最优选择。这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最主要的经济因素。近些年，万广华多次回到江苏农村，他发现江苏农村空心化现象已非常严重。“村里基本看不到年轻人，即使是回流的劳动力，也没有回到村上或土地上。稍微有能力的，都举家在镇上买房子定居，条件再好一点的选择在县级市、地级市乃至省城。”从经济学角度看，万广华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将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7%以下，但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户籍人口超过50%，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进程。《202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1.5%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高更和表示，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最关键的指标是看其在城市是否拥有住房和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工作，附加在户口之上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也较为重要。举家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农民工市民化，但其实现面临不少压力。仅解决住房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仍然是“路漫漫”。邓仲良表示，伴随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稳步推进，基于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使得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本地公共服务，近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特征日益凸显，这也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可及性越来越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一种潜在拉力。与此同时，邓仲良表示，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希望留在大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观念更开放，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掌握新技术的自主能力更高，更倾向定居在沿海发达城市就业或自主创业。薪酬、社保缴纳、就业技能等因素也让他们有更多落户的机会。以我们在广东的调研为例，年轻一代农民工即使在广州落不了户，也会选择去佛山等周边城市落户安家。”现在，已经47岁的张明英几乎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定居在任何一座她曾工作过的城市，她从一开始就把养老地选为老家农村那栋三层楼房。如果可以，她说，希望儿子仍能定居在城市中。“县城孩子上学、买菜甚至点外卖都更方便，老家村里的小学一个班级不到10个学生，这些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但现在下一辈光结婚三大件花费就超过100万，定居县城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张明英表示。（应采访人要求，文中李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