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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1905.12.3-2003.11.19）今天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施蛰存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也有说法认为，施先生生日应为1905年12月1日）。《上海书评》创刊以来，迄今共刊发十篇与施先生相关的文章，现对这些文章作如下梳理：张新颖：《施蛰存有关〈浮生杂咏〉的信札》（刊于2012年1月8日）张新颖老师在文中记录了在复旦相辉堂西侧蔡冠深人文馆观展时，因一封施蛰存手札而勾连出的文献、作品与人生史。张老师本为沈从文来信而去，真正打动他的却是施蛰存1976年致“立庵”（唐兰）的信。信中，施蛰存以谦抑口吻，提及自己闲居时所作《百咏》（后名《浮生杂咏》）的油印本，请立庵指正且“弗为宣扬”；同时追忆1939年在云南大学与芝宇、浦江清、向觉明等人的旧交，又谈及法书、拓本与金石考证，并简略交代自己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职至前一年退休的经过。寥寥数语，隐含乱世沉浮与人事流转的沧桑。施蛰存1976年致“立庵”（唐兰）的信张老师根据这封信，补足了《浮生杂咏》的写作、流传脉络：1974年施蛰存七十岁时始作《浮生百咏》，原以百首记一生琐屑，却因家事中断，仅成二十余首，油印流传；十五年后重提笔，觉得未必能达百首，遂改题“浮生杂咏”，以示不限篇数、进退有余。至1990年年底，共成八十首，施蛰存自谓不过记下“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的文学生活，而其后际遇多舛岁月之可喜可哀、可惊可笑，远非二十首诗所能尽，于是“暂且辍笔，告一段落”。由此，一封看似平常的问候信，被张老师读成一位老作家对自我一生写照方式的选择与无奈，也呈现出私人文献对还原文学史细部的独特价值。陈麦青：《施蛰存先生的“发现之乐”》（刊于2013年1月13日）陈麦青老师以“发现之乐”为线索，勾画施蛰存在金石碑版之学上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貌。陈老师从施先生相关成果的集中出版写起：《施蛰存北窗碑帖选萃》展示其终身搜求的碑拓收藏，《北山金石录》汇集其七种重要金石著述，《北山致耕堂书简》则呈现他与崔耕多年的论碑往复。由此，原本渐成冷门的金石学重新显出系统面貌，也让同好者获得更多研读、品赏资源。施蛰存藏《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拓片文章接着将施蛰存置于金石学的历史谱系中：自清代考据派、鉴赏派以降，至罗振玉等兼综两派者；施蛰存主要偏重以碑刻证史，尤力于《水经注碑录》《太平寰宇记碑录》及“诸史征碑录”的勾稽考订，同时不忽略碑刻书法艺术，撰有《唐碑百选》等。由于财力有限，他有意避追宋明古拓和稀见孤本，而偏重保存完好、文字可靠的整纸拓本，形成“读书者之藏碑”的取向，其金石研究上溯史事、文字，下接书法，多家贯通。在政治环境严峻、创作受限的年代，施蛰存退居北山楼，以抄碑、考石为精神寄托，在沉寂中累积成庞大而精深的“北窗之学”。他在《北山集古录》自序中自谦为“外行人混充内行”，实则几十年潜心研索，广搜史传地志、类书笔记与历代金石著录，往往能纠正旧说，创立新例，如通过多碑比勘总结汉碑题名的尊卑次序，回应传统“括例”之学。文章重点铺陈他在访碑觅拓中的“发现之乐”与机缘之憾：对《武后发愿文》残碑、新出《秦王告少林寺教书碑》之再发现，对《鲜于璜碑》拓本锲而不舍而终难如愿，都见其痴迷与洒脱。同一时期，他与周退密、邵洵美、启功、程千帆等以碑帖往还相酬，在“非主流”的冷清环境中仍保持一小圈传统学人的雅集与趣味。他与陈巨来之间“金石之交”，更显示他重德行、重友义的一面。末句“斯人已矣，金石长存”，着实令人唏嘘。康正果：《“被发掘者”施蛰存》（刊于2014年1月26日）文章以“被发掘者”施蛰存为核心，通过他与孙康宜的交往，讨论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厌旧/复旧”的文化走向，并重估施蛰存在新旧社会夹缝中的人生和学术价值。开头从“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引出中国传统崇古与近代反旧的剧烈转折。1976年以后，“新时期”开始，怀旧与发掘旧人旧事的热潮回流，许多老学人重新被尊重，施蛰存即其中著名一例。作者以施蛰存与旅美学者孙康宜十五六年通信为线索，凸显这位“被发掘者”的复杂面貌：他早年在松江受中西兼具的良好教育，既有扎实国学功底，又有童子功的英文训练；青年时以新感觉小说名噪文坛，晚年转入金石考据、古典诗词与女性文学研究，形成学贯中西、文史互通的独特学问结构。与作者熟悉的那一代只通旧学、不通外文的老教授相比，施蛰存的视野明显更开阔。信札显示，施蛰存对英文读物有近乎少年人贪读的热情，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到费正清中国史，甚至萨德小说，都托孙康宜代购；他兴奋地形容邮包“像一阵冰雹落在书桌上”。但这份求知欲，与现实的清贫形成强烈反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月薪折合不足百美元，连航空邮资都难以负担，只好频频托顺人捎书，信中不时计算书价邮费，显出了知识与贫穷成反比的尴尬。另一方面，他又是慷慨的给予者：不断为孙康宜搜罗明清才女的稀见词集，如《戊寅草》《众香词》等，或出自己珍藏，或托人复印，对孙后来撰写陈子龙与柳如是研究、英译中国女性文学选本帮助巨大，也直接推动了北美明清女诗人研究的兴起。文章后半作者对施蛰存诗作与人格进行了再评价。作者指出，近现代旧体诗常被视为因袭摹仿，而孙康宜细读《浮生杂咏》等八十首七绝，发现施诗中罕见的幽默、自嘲和从日常琐事截取“新感觉”的本领，并以“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一联为例，说明他如何用戏仿与自嘲，化解鲁迅当年给他扣上的“洋场恶少”污名。施蛰存年轻时照片与鲁迅的战斗姿态相比，施蛰存一生采取“弯而不折”的隐忍姿态。在逆境中他仍“照样做学问”，对名利看淡，只把一生视为“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作者也将他的高寿归因于这种“狷者有所不为”的内心定力，而非物质条件或保养之术，点出这位长期被误解、压抑，又在晚年被重新发掘的学人，真正值得珍视的是那种在风雨中不断学、不怨命的精神。郑芬：《施蛰存与苏雪林见面例证》（刊于2014年3月2日）这篇文章就此前在《上海书评》上发表的辛夷的随笔《八卦不易》引施蛰存和苏雪林对同一件往事的不同回忆，针对“施蛰存与苏雪林是否在抗战后相见”这一史料相互矛盾的例证，提出了新的材料，对“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做出了更细致的辨析。辛夷文中引两条证据：一是施蛰存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住文化广场旁教师宿舍时，苏雪林曾去看他；二是苏雪林1985年复信中却坚称，“仅于先生办《现代》时见过一二面，暨南大学在上海何处一毫不知，当无过往之事”，并在日记里斥施文中所谓她赴暨大看他兼赠书一事为“完全虚构”。辛夷据此指出史料的双刃性：记忆互相矛盾时往往难以判断真伪。作者郑芬赞同“史料是双刃剑”的基本判断，但指出就这一具体个案而言，还有第三条关键线索可供考证。她检出一封苏雪林写给施蛰存的亲笔信（左下角有施亲笔标注“1948”），全文抄录。信中说明：前日施蛰存曾“惠临赐教”（即施主动拜访苏），次日苏雪林曾先后两次前往“辣斐德路”寻找“高级机械学校”二九五号，因地址难觅、电话也打不通，只好“怅怅而罢”，未能当面致谢，道歉称自己“觅路低能”，并说明“明日六时即乘机返鄂”。通过这封信可以确认：1948年2月下旬，施蛰存与苏雪林确曾在上海会面一次，是施上门拜访，其后苏雪林试图回访却未找到施的住处。“辣斐德路”正是施回忆中“文化广场旁边”的地段。因此，施后来所说“抗战胜利后苏雪林去看过我”，虽在细节上有误（来访未成功），但并非子虚乌有；而苏晚年说“当无过往之事”“完全虚构”，至少在是否见过面这一点上并不准确，更接近于记忆的缺失或混淆。罗逊：《鼓鼙声里思悠悠——沈祖棻致施蛰存信札》（刊于2017年5月3日）文章通过一封刚出现在拍场上的书信追溯并还原了施蛰存与沈祖棻、程千帆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勾勒出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与生活艰困中的处境与心态。作者简要介绍了这封信的流传情况：沈祖棻1976年1月8日自武汉致信施蛰存，两页满纸，却未被《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和《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收入。作者以沈1932年《浣溪沙》中的“鼓鼙声里思悠悠”为题，点明这是战栗时代中一封温厚而私密的家常信。接着，文章以信中内容为经，以相关年谱、书信与回忆材料为纬，细致梳理三位学人当时的具体境况：施蛰存1975年秋获准从上海师范大学退休，并以诗纪之，颇有曳尾泥涂的洒脱；沈祖棻则在1975年夏从武大退休，写《优诏二首》自遣，但很快在写给学生王淡芳的信中流露出“惟日忙三餐，夜图一宿”的苍凉感。沈祖棻、程千帆、程丽则全家福信中大量篇幅谈病情与家务。作者依据《自传》和年谱，回溯沈祖棻自1947年高龄生产后连遭误医、多次大手术，元气大伤，以致久病缠身，一次汉口赏菊便“缠绵经旬”；1970年代又因被迫迁居武昌小码头九区的偏僻旧屋，生活艰困、帮手难求。她在信中絮絮谈到老病、贫困与家务重负交织的现实。文章借一纸残信，层层追索背后的人生与时代，表现了几位学人的文雅、坚忍与相知之情，并以此纪念1977年车祸身故的沈祖棻逝世四十周年。罗逊：《新见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刊于2018年2月17日）文章围绕一通新见于拍场的“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考证其时间与背景，并借此梳理楼、施二位作家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交往脉络，同时延伸到施蛰存整理苏曼殊作品、《百花洲文库》和《外国独幕剧选》等书的来龙去脉。两人最初的“结缘”是因1931年楼适夷从日本归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把施划入“新感觉派”，阿英、杜衡等相继卷入论战，直至1933年施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郑重声明自己只是运用弗洛伊德派心理小说手法，并不自认“新感觉主义”。这段名目之争成了两人关系的起点。楼适夷致施蛰存信札拍场所见这封信写于“二，二三”，作者据信中所提《燕子龛诗》（1981年9月）和《外国独幕剧选》（第一集1981年6月出版）断定应为1982年2月。信中，楼适夷感谢施寄赠两书，顺势谈到苏曼殊研究史上柳亚子旧作《新传》的讹误及其后修正，提醒施注意曼殊身世考证的新成果，并建议若可能可将《断鸿零雁记》《海潮音》等收入“百花洲文库”。同时他回忆当年为左联筹款而编《创作的经验》的情况，表示是否重印由施决定；又自述年老体衰，“一天打渔，两天晒网”，与施的“勤恳地写作、翻译与编书”形成对照。作者借此信转入施蛰存与苏曼殊的“神交”：自少年在《南社集》中读到苏诗而成崇拜者，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对学龚定庵一派（包括苏曼殊）颇为冷淡，再到特殊时期重读柳亚子刻本《燕子龛遗诗》，感到“好像遇到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据以自抄一部苏诗以“解闷销愁”，并最终形成1981年出版的《燕子龛诗》。文章详述了施、楼两人的书信往还与现实交集：1932年《文艺新闻》刊出《施蛰存谈一生之希望》，其实是楼将施的推辞回信全文刊印；1933年楼以“左联任务”之名邀稿《创作的经验》，施爽然应允并将稿酬全捐；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仅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会议等场合同现；1977年起因译事和存稿问题重续通信，互相感喟“十年辛苦不寻常”；1980年施赴京查资料、访旧友时与楼再会，楼又推动《创作的经验》再版，并婉拒自己作品入“百花洲文库”的提议，坦言旧稿欠佳、旧译多为转译。文章末段转向出版史：一方面交代“百花洲文库”三线并举（新文学绝版、古典别集、外国短译）的编辑宗旨及其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回顾《外国独幕剧选》六集从八十年代初畅销到后期印数锐减、拖延多年方出齐的曲折历程，以及主编施与已逝编辑海岑之间跨时空的旧缘重续。作者借这一封信，串连起楼适夷、施蛰存、苏曼殊三人间的文缘与情缘，也让读者在拍场碎纸间重新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段隐在背后的学术与出版侧影。谢其章：《听施蛰存讲那过去〈现代〉的故事》（刊于2018年12月25日 ）文章以作者谢其章个人的淘书经历为引子，结合施蛰存晚年的回忆，重温三十年代《现代》杂志的逸事与风貌，同时穿插郭沫若“争座位帖”公案，展示那一代文人、刊物与读书人的趣味世界。《现代》杂志文章开头写作者对原版老期刊念念不忘，宁缺影印本，只求收齐真本。《现代》影印质量虽高，但原版独有的书影、插图，最能传出三十年代的“文艺气息”。他讲到二十多年前在济南一口气买到二十几期《现代》，已含创刊号，却仍非全套；几年后又在潘家园淘到一套仍缺几期的《现代》。施蛰存在《〈现代〉杂忆》中说，第三卷第一期原本夹赠《现代中国木刻选》别册，但因体量小、易被取出，完整套书中往往不存。作者先是在第三卷第一期扑了个空，心有不甘；整理第二套时，竟意外在第三卷第二期里翻出这册薄薄的木刻别册，欣喜若狂，把这种“误插”的小戏剧与纪果庵旧文中《东方杂志》里偶然夹出一本《文学》战时版的故事相对照。文章随后转向施蛰存所说“大作家不容易侍候”的经历，集中叙述郭沫若与《现代》的“争座位帖”公案。施为创办《现代》多方约稿，在叶灵凤、杜衡帮助下才争取到郭沫若同意先在《现代》连载预定由现代书局出版的《离沪之前》。四卷一期排印时，因目录中郭沫若署名排在周作人之后，郭闻讯后立刻通知取消在《现代》的继续刊载，改为直接出单行本。施、杜只好联名致信极尽婉转解释，终获郭以名言式回信：“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自称“请笑笑可也”，使风波化解。最后，文章回到刊物本身。施曾回忆把《现代》改为“半年六期为一卷”，第四卷是风格最鲜明的一卷。他邀请当时受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画家庞薰琴、张光宇、雷圭元等轮流设计封面，使第四卷六期在视觉上都极具现代艺术趣味。作者重提这段往事，意在借施蛰存的回忆与自己淘书的实感，让读者看到：为了文学与艺术，一代人曾在一本月刊的纸页上倾注多少心力、才华与热情；而这些热情的余温，今天仍能通过一本夹错别册、一次心跳加速的淘书经历，被后人触摸到。沈亚明：《施蛰存致沈仲章函：纪念戴望舒》（刊于2018年5月29日）文章围绕施蛰存1984年11月25日写给沈仲章的一封信展开，作者沈亚明（沈仲章之女）借此信回溯父亲与戴望舒、施蛰存的交往，并尝试考证戴望舒两本日记的成书年份，同时抒写自己作为下一代未能记录父辈回忆的遗憾。作者原以为父亲在北大时期便同时结识戴望舒和施蛰存，后来发现未必如此，但可以肯定两人有许多共同友人。新近见到的一封施蛰存致沈仲章信函，内容主要谈亡友戴望舒，是两位老友在八十年代的再度往还。施蛰存（左）与沈仲章（右），上海施寓，1980年代；邵嫣贞摄。信中有三件事嘱托：第一，请沈仲章帮助推算施手里保存的“二本戴望舒日记”的写作年份。日记无年份标注，但其中写到穆丽娟已经回上海，徐迟、陈松夫妇与沈仲章都住在戴家楼上，楼下是“马师奶”（香港大学马尔蒂夫人家“木屋”）。第二，施蛰存另附一纸，列出几个关于戴望舒的问题，请沈加注后寄回。第三，他转告：香港将创办《中国新闻社》支持的“香港文学”月刊，拟于次年三月号做戴望舒纪念专号，希望沈能写一篇几千字的回忆，详述望舒在港生活，因为沈恐怕是“最详知的人”。作者重点围绕推算日记者的年份展开考证。她根据父亲回忆及其他资料，勾勒出“木屋”的住客格局与时间轴：约1938年起，沈仲章先入住；1939年前后戴望舒一家搬入；1939年秋陈松暂回沪，1940年春再返港，徐迟一家才真正“住在望舒家”；穆丽娟大约在1940年秋冬即离港回沪；沈本人则在1941年10月中旬后因出差离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回港。由穆丽娟已在上海、沈尚在“木屋”、陈松已回港同住等条件，作者排除1942年之后，认为日记不早于1940年，又因1940年秋冬之后时间太短，且施浏览后仍难判定是否跨年，故综合判断：这两本日记最可能写于1941年。文章以温婉的口吻，将家族记忆、文人友谊和学术考证交织在一起：一封短短书信既是施、沈、戴三人友情的见证，也是研究戴望舒流寓香港岁月的重要线索，更让后辈意识到：记录上一代人的口述与文献，是时间面前难以再弥补的责任与遗憾。马鸣谦：《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上）》《施蛰存外文藏书摭谈（下）》（刊于2020年10月10日 ）文章通过考察苏州大学“李欧梵书库”中保存的施蛰存外文藏书，来重构这位现代作家“西窗”——即其西方文学阅读与吸收的一面，并藉此折射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生态。开篇先简述施蛰存的身世与“四扇窗”自况：东窗为中国古典研究，西窗为西方文学翻译，南窗为植根楚文化的创作，北窗为金石碑版。作者出于同乡情感，特别关注西窗，遂在季进引介下，到苏州大学翻阅施氏遗存的数十种外文藏书，认为这些实物比文字更能说明其阅读趣味与创作来源。“Discover，discover，discover，这才是生命的目标。”——施蛰存正文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是对二十余种代表性藏书的逐一钩沉：从俄国库普林《沙夏》英译本，到奥登第一部诗集；从施尼茨勒《爱尔赛小姐》德文版到勒韦尔迪、圣埃克絮佩里《夜航》、赫伯特·里德《现代诗歌的形式》；又及奥斯丁《爱玛》、霭理士散文选、于斯曼《逆流》、圣伯夫《周一漫谈》、门罗编《二十世纪诗歌选》、维尔哈伦、叶赛宁《安魂弥撒》法文版（署“莪伽”，即艾青旧物）、拉迪盖《魔鬼附身》、恰佩克随笔、马拉美译《爱伦坡》、莱奥帕尔迪散文、阿波利奈尔《醇酒集》、布勒东《白头发的左轮手枪》、艾吕雅多种诗集、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古罗马《萨蒂利卡》王尔德英译本、戴维森诗集、《布尔芬奇的神话》《古埃及神话》以及语法书《法文初范》等。作者不仅交代版本、译者、出版机构和藏书票，还反复勾连施蛰存的翻译清单、小说主题（性欲、志怪、都市幻想、“善女人”日常生活）、心理与性学阅读（弗洛伊德、霭理士）、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等，显示这些书如何具体转化为他在三十年代的创作风格和思想资源。施蛰存藏书票其二是追溯这些藏书的获得途径与时代语境。文章详述上海当年外文书业的繁荣：别发书店、中美图书公司、伊文思书局、内山书店以及大批西文旧书店，为施蛰存等提供大量原版或翻印书刊；他常以有限稿酬在虬江路、蓬路口等地淘旧书，曾在会计学书堆里翻出《鲁拜集》，亦因价格昂贵放弃购买卡萨诺瓦回忆录全本。另一渠道是友人代购与馈赠，如托留法的戴望舒帮找Breton宣言、《查太来夫人的情人》等，艾青赠叶赛宁诗集等。文章后段沉痛回忆“无相庵”藏书的毁灭：松江老屋书斋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被日机炸毁，大量中外书籍、手稿、字画、鲁迅来信等化为乌有，施蛰存赋诗抒怀，并在《我的家屋》中将这间书斋视为“全副家产”。书后，作者上升到文化史视角，指出正是上海开放多元的书业和文化土壤，使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等一代作家得以与欧洲现代主义几乎同步，广泛吸收爱伦·坡、叶芝、波德莱尔、福克纳、超现实派等资源，形成独具风格的译介与创作高峰。施蛰存在其中是典型个案，其外文藏书既是个人审美与写作的源头，也是近代上海文化现代性的缩影。刘军：《施蛰存与陈慧华》（刊于2025年1月28日）文章以施蛰存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为背景，写他与结发妻子陈慧华七十余年相濡以沫的一生，借细致的史料梳理，纠正多情海派作家必然风流的刻板印象，呈现了一段极为传统又深情稳定的现代文人婚姻。作者首先强调了施蛰存一生对女性的关注与尊重：作品中大量女性主角，研究唐代女诗人，翻译女性题材作品，与女作家、女学者往来平等亲厚。尽管他常被视作“多情海派”，但在现实爱情与婚姻上却极其专一，对妻子忠诚一生。1940年夏天，施蛰存从昆明回沪探亲与陈慧华合影。1928年（从子女生年推断）施蛰存在松江与大他一岁的陈慧华成婚。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戴望舒等文坛好友前来道贺，婚宴上特设松江四腮鲈鱼火锅，成为文学青年们久久难忘的鲈鱼之宴。通过施家后人和日记资料，《同仇日记》《西行日记》等，可见陈慧华的出身与家族情况。陈家祖籍为金山（今上海金山区），抗战时家人避居朱泾。其兄陈秋实是律师，后在汪伪政权任职，战后遭舆论抨击；父亲可能是《时报》老会计陈景欧，小报还说她是报人陈冷（陈冷血）之侄女，尚待考证。二人婚后，在施家老屋中，父母将较好的卧室让给新婚夫妇，自己退居潮湿偏房；陈慧华则是典型的“贤内助”：生育抚养四子一女（长女早夭），侍奉公婆、操持家务。口述材料和报刊轶闻都显示两人感情融洽：施忙于创作和编辑，几乎不管家务；妻子不懂文艺却全力支持。抗战爆发后，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以维持生计，《同仇日记》中密集记录了他与妻子商议去滇、她强忍不舍帮他整理行装、电话挽留以及自己对撇下高堂幼子的内疚；途中频写《寄内》诗寄挂念。松江老屋被炸毁的电报让他在远方心如刀割。1937至1945年间，夫妻长期分居，只在1940年短暂一家团聚于香港学士台半年，之后再度颠沛。陈慧华既是施的家务支柱，也是朋友间的温和纽带。戴望舒日记中托她和周黎庵等常去找穆丽娟解寂寞，可见其可靠可托。施蛰存与陈慧华结婚六十年纪念合影，1988年12月2日。1957年、1966年施两遭迫害，家庭陷入困顿，陈慧华无怨承担一切。施为她写下“淡如水，甜于蜜”六字，沈轶刘更以“淡如水，甜于蜜”作伉俪颂。晚年她多病，施在日记《闲寂日记》《昭苏日记》中不断记其就医、散步、出游，自己的稿费工资基本全交由她掌管。1990年代访客回忆，九十多岁她仍为施斟茶、接待客人。2001年陈慧华去世，施因悲恸卧床三月，从此身体大坏，两年后亦逝。一位被称为“洋场恶少”的现代作家，在私生活上却与一位不写诗、不登报的传统女性，走完了七十三年淡如水而甜于蜜的婚姻路，构成中国现代文坛中少被书写却极值得记取的一段伉俪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