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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后大体上比第五代差十多岁，这一代的代际特征并不是那么明显，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总觉着这一代还年轻，出水才见两腿泥，一切还早，来日方长，其实不然，这一代也在渐渐收官。比如，2025年10月份，本人退出“江湖”，正式成为“退休人员”。所以说对于同代人的“出处”，对这同代人的“际遇”，怀有复杂的心绪。我在描绘“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时，多少带有这一代人的体温。这一代人的“当身际遇”，这一代人的“学思脉络”，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感同身受。 国涌的遽然离世，给我强烈的刺激，也可以说传达一个信号：某种程度上，196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即“65后”学人，不仅慢慢进入收官阶段，而且，一不留神就会来到生命的尽头。所以说，就有一种“加速感”，时间和空间对这一代人的挤压。这个意义上说，国涌的离世，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说一说我心中的傅国涌先生，傅国涌是如何成长的？本人梳理一位学者，往往从三个方面入手，也就是三个“抓手”：第一当身际遇，第二学思脉络，第三心路历程。梳理国涌也是如此，第一部分“传奇的当身际遇”；第二部分“宽阔的学思脉络”；第三部分“曲折的心路历程”，我会在第三部分，谈一谈我与国涌的交游；第四部分“斯人而有斯疾也”。国涌的离世何以对我产生如此之大的刺激？我也曾经罹患心肌梗塞，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强烈的“代入感”；第五部分“死后哀荣”。就是我在“朋友圈”或“公众号”看到学界友人对国涌的追念。 如果没有丁东先生借《惜别傅国涌》一文独家披露，自以为颇了解国涌先生的当身际遇，因为彼此都是同代人，也就是说，出生于“文革”，同时，得益于“改革”。某种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各异角色亲历了由“文革”嬗变为“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历史是一种合力！国涌不到一甲子的生命历程，犹如一位怀揣着道义的使徒，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动文明转型的行列之中，并为之奉献出血水，汗水和泪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觉得对65后这一代人应该非常熟悉，因为拥有共同经历过的『震撼性时刻』（魏敦友教授用语，多用于知识性的“发覆”，这里更倾向于形容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不仅如此，同一代人还有着相近相通的心路历程，以及型塑同一代人“学思脉络”的闪亮的名字和光辉的著述。 其实，并不尽然，尤其是国涌，竟然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一段时间之内，国涌气场强大，一纸风行，“铺天盖地”，著述之勤，不知道一年要出多少本书，当然，这些『立言』的工作，足够吾辈为之奋斗一生了，国涌并不是只有『立言』这一个人生，还有『立德』和『立功』。古圣先贤贪大求全，总想争取三不朽！即使占了一项，也非常值得荣耀！ 毋庸讳言，国涌『事功』方面，不仅没有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且，还反受其累，屡遭蹭蹬。其实，历史正是不间断的接力，前赴后继，屡起屡仆，屡战屡败，虽败犹荣！ 至于『立德』方面，几乎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国涌流淌着德性的光芒。这在转型时代，遭遇道德滑坡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异数！ 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出席在纽约一家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并发表讲演，高度评价居里夫人的一生：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这里请容许我仿照一下爱因斯坦：傅国涌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一 为什么说是“传奇的当身际遇”呢？这一代人有什么“传奇”可言？如何有资格成就“传奇”？ “65后”不像出生于1930年左右的第四代学人，他们不仅目睹了“旧中国”到“新中国”推陈出新的过程，而且，还感受历史窾坎镗鞳，也就是改朝换代；同时，这是一批与新中国『道统』和『学统』相共生的“红色狙击手”，他们淋漓尽致体会到了“运动治国”和“学术批判”的体温和脉动。 同时的话，也不像第五代学人，他们首先是“红旗下的蛋”，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其次，接着他们是掀起反潮流红色狂澜的“红卫兵”，再次，由“棍子”变为“弃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最重要的当身际遇。更不用说，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前三代学人相比较，第一代学人，第二代学人，第三代学人，明显感到，他们的当身际遇比较厚重。老辈为什么厚重？因为长寿，履历丰厚，阅人无数，历经沧桑，百炼成钢。 某种程度上春秋正富，这一代人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多少事儿。其实，一代有一代的际遇，一代有一代的传奇，这一代人也有共同经历或者见证了很多历史大事件——比方说1976年就是等于说是新中国的三根大柱子——周公朱公和毛公离世，比方说随之而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这都是当代史上的大事件，比方说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始自这次全会。 1979年后开始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边，九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连续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以柔弱胜刚强，中国这艘超级巨轮，拨正航向，通过在农村实行“让步政策”，成就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979年费孝通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然后，他的博士生回溯费孝通曾经进行田野调查的吴江，一度连春节都不回家，驻守在调查点，就是为了见证并书写这场『静悄悄的革命』。 就是说，在我十八九岁之前，还是人民公社，经常唱“我是公社小社员”，那个时候，春假拾麦穗，秋假摘花生。别看国涌在江南，浙江乐清，但是，全国一盘棋，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也都是人民公社。但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几年，“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换成“乡”或“镇”了，是一种『静悄悄的革命』。 就可以看，这种类似的事件，经历的还非常多。包括说“我的1997”，1997年东方之珠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都是当身际遇中的历史大事件。所以说，任何一代人既不用妄自尊大，也不用妄自菲薄，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依然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以后的人在书写这一代人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说，这一代人也书写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尤其是国涌这样一位言论“巨子”。 听到国涌先生遽然离世，脑海中第一时间涌现“巨子”这一词汇，若有一天要盖棺定论，不妨称国涌为言论“巨子”。放在清末民初，傅国涌先生极有可能是和清末民初言论界梁启超先生相提并论的一代巨擘。国涌先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当代中国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民初如果说有一点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总想跟英雄论出处。有人就说，傅国涌他的那个学历不是那么特别好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此种谬论，不值一驳，无奈，三人成虎。但是，国涌后天改变了。 我比国涌稍微大一点，1982年初中毕业，有的同学考取正定师范学校，中考的时候人家上的那个师范。“中考”就开始“分流”，我是怎么样？“摸摸辛中的砖，死了也不冤”，但是，非常颖异，品学兼优，家庭清寒的学友，家长不愿意再接着供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挣钱吧。这时候就有可能考“中专”或者“中师”，也就是师范学校。1985年我参加高考，这时候，从“中师”毕业，养家糊口了！ 稍有不同的是，国涌高中毕业，考取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了一年，开始在乡村中学教书育人。站在现在的角度，观察那个时候，一定要有“齐物论”色彩，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专”和“中师”，往往都是品学兼优，家境清寒，家长想让孩子提早挣钱养家的学子。 我有一位考入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的同学，他父亲非常反对孩子上高中。当时，我与这位同学相友善，所以，整天到他家里给他爹磨。“相亲辈儿瞎胡论”，其实，若要刨根，还真有亲戚关系，我叫他娘“姐姐”，称呼他爹为“姐夫”。我说：见识别这么短浅，给他个机会，也许挣得更多，他父亲勉强同意。这位同学跟我一起考进辛集中学，高中毕业考入位于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毕业以后，接着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后来，留校当大学老师。否则的话，哪有这个际遇。话说回来，一段时间内，这个学校因为得到“两桶油”的加持，福利待遇相当好。 人的一生，一念之差，偶然性非常大。国涌考的什么样？也许是偏科，也许发挥失常，考的温州教育学院，约等于现在的温州大学。后来的院校合并当中，可以想见，温州教育学院，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几所相邻的师范学校，以及民办的温州大学，“关停并转”，这些学校合到一块儿，最后，觉得温州大学的名称最响亮。 现在的话，国涌等于说是温州大学的毕业生，但是，他就学了一年，就学了一年，真的是怎么样？真的是“小师范”。国涌学了一年，86年入读中文系，学了一年，然后就开始教书育人，成为一位乡村中学的老师。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好像是外国片儿——《山村女教师》。 这一辈子国涌的本色是什么？“国涌本色是先生”，实际上是“教书先生”，无论早年的“乡村中学”，还是晚年的“国语书塾”，可以说一以贯之。国涌既然读的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大概齐，可以预判一个是语文一个是历史，当然，如果缺老师，那么，还可以教政治，还可以教地理。乡村中小学，适宜诞生“全科老师”。恰如“赤脚医生”，给乡亲看病，总不能指责乡亲不会得病。 大体上几个科目，都会有所涉猎，国涌“晚年”，编写《泰山》、《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寻找中国之美：少年双城记》、《英伦行2017：沿着徐志摩、储安平的足迹看英国》，学术素养不一定多么精湛，但是，看得出来，流淌着人文地理的视野和眼光。最后，国涌怎么样，秉持着文史不分家，成为文史通才，绝非偶然，这与他的当身际遇是紧密关联的。别看国涌在温州教育学院，这样的地方多是教师培训和进修的机构。往往已经当上老师了，教育局让你去培训和进修。教育学院担负的工作就是教师培训或者进修。教师培训某种程度上教师什么什么师资班，等于是这个情况。也可以说，国涌在高考这个方面并不是那么颖异。但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各行各业出人才，虽只接受了一年的教育，但是，他接通了这个“气场”。 傅国涌在少年时，家境清贫，但是，母亲一系，颇值得一说。大娘舅在宁波教育系统，小娘舅在中科院数学所，这个所精英荟萃，华罗庚，杨乐，张广厚，陈景润，2000年左右，小娘舅成为中科院院士。宁波教育系统的大娘舅，时不时给国涌寄送印刷品，家族的熏陶，耳濡目染，国涌成为文艺青年，后来在温州教育学院读中文系，也算水到渠成！ 人是时代之子。其实，时代际遇，首先体现为家庭熏陶，其次，体现为单位体温，再次，体现为社会风尚。当然，家庭，单位和社会大体均等的生态之下，主体精神，个人意志，也非同小可，这一点，国涌非常之突出，很强的使命意识，这是国涌区别于一般学人的地方，隐隐约约，感到国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放到现在，国涌这样的读书种子，可能在扩招的大背景之下，考上了某所大学中文系，90年代末期扩招的那种教育生态之中，可能考上了某个大学本三院校。但是，那个时候的话，阅读的这个含量，阅读的这个视野，至少在那个时代，我感觉没有多少区别。现在也没有多少区别——基本上“零阅读”。现在都是“刷题”？如果说“高中”刷题，尚情有可原，大学异化为“高中”的一种顺延，为那个“考研”、“考公”和“考编”，也是“刷题”，走向了这个“囚徒困境”。 80年代的教育非常有弹性，因为是同一代人，所以关于国涌的当身际遇，我就非常有发言权。按理说，我就读的那个中学相当不赖，辛集中学当时是全国重点中学。不仅要“学农”，储运大白菜，下课后，还可以在亚洲最大的中学操场，纵横捭阖，虎虎生风。最有意思的是，周六的时候，邮局的一位老员工骑着自行车驮着很多报刊杂志，到校内销售，《读者文摘》、《辽宁青年》这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所以说，一代人的精神产品，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至为关键。 国涌说自己见识到了《名作欣赏》，《文史知识》。我觉得他认识到《读书》可能比较晚。但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包括说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是属于文艺青年，但，不限于文艺青年最为切实的“供给侧”，一脉相承。就是“解锁”80年代，等于说一位文科生通过阅读而走上精神成长之路，也就是当身际遇，这是一脉相承的。 只要接触到李泽厚先生的那个《美的历程》，肯定有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宗先生爱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堪称“散步学派”，是这样的吧！既然有宗白华先生，那么，肯定会有朱光潜先生的东西——《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再往前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西边”有黑格尔，有康德，再往前倒，可以找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的话，他有“两脉”，还有一脉，便是“东边”，为什么国涌是一位中西汇通的大家？他还有“一脉”就是中国文化的脉络，再往前倒，他能倒到《文心雕龙》，这就是个80年代的精神生态。我相信，国涌对于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和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一定耳熟能详。 这些都是80年代的常见书，尤其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那简直是文科大学生的必备读物。如果说80年代上了大学了，没听说过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大家伙儿都会觉得诧异：究竟上没上过大学。 读到丁东先生那篇《惜别傅国涌》之前，一度觉得挺清楚国涌的当身际遇。国涌在温州教育学院学了一年以后，然后在老家乐清一所乡村中学，开始教书育人的职业生涯。可惜的是，三个学期之后，短暂的职业生涯，因为一场『巨大』的变故戛然而止。这场变故，让国涌度过了十年左右的另一种人生！ 原以为国涌的生活颇简单，温州教育学院毕业后开始教书，1999年辞职成为独立撰稿人，开始写书，仅此而已！其实，坊间对于国涌的了解，仅仅是其著书立说的一段生涯。一方面由于国涌的低调，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禁忌，1989至1999年十年间的当身际遇，变成了朦胧模糊的背景墙，除了至交得悉内情，国涌也不愿轻易回顾所来径，揭示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样，有意无意，就造成了一种误解，还以为成为独立撰稿人之前，国涌一直在乡间教书。 1998至2012年，得益于报刊的兴旺，独立撰稿人一度如过江之鲫，这是当代言论史一段绽放的时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成为独立撰稿人之前，国涌有着极少为人所知的另一面人生，这另一面人生，堪称“传奇的当身际遇”。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其实，存在着“诗经”和“楚辞”两大系统，这里，“诗经”代表着北方文化，“楚辞”代表着南方文化，历史的纤绳荡悠悠，两大文化系统长期以来进行对峙，碰撞，交流，融合。尤其是，三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方，但是，文化中心一直在南方。江南文风颇盛，中学老师语文，人家有文史方面相当的阅读量，同时，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非常可观的。同时的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江南乡村里面的“秀才”，就像国涌这样的中学老师，堪称“文史爱好者”，写文史小品可以说宛如平常一段歌。 我觉得国涌走的是这条路，没想到通过丁东先生，包括说通过柳红大姐在朋友圈发布了国涌书信三封，居然写自山西太原的劳动教养所，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自己对国涌的当身际遇才恍然大悟，所以为什么叫“传奇”的当身际遇？ 阴差阳错有三次，等于说失去自由，而且有一回的话，长达两年，等于说《狱中书简》，国涌出来以后，拜见乡贤许良英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见过许良英先生，十分难忘。许良英先生乃中国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一个权威，也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知音，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异代同调”，尤其是在公正与良知方面。许良英先生有位公子——许成钢，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偶然的。许良英先生等于说既作为傅国涌十分崇敬的乡贤，同时的话，也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长辈，许先生对傅国涌谆谆教诲，不是光膀子蛮干的时代了，最后，国涌听进去了。许良英先生规劝傅国涌：现在得进行学术积累，咱们得有底蕴，得有积淀，要把“蛮干”转化为“学问”，得有学问，腹有诗书气自华。这番话国涌就听进去了，所以说，1999年下决心成为自由撰稿人，全力以赴投入到写作之中，这时候国涌已经32岁了，“三十而立”，32岁了，开始立志，非常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寄生”在体制内，过得虽然不好，但，大体上可以达到温饱。当然，国涌更愿意称自己为“独立撰稿人”，曾经给朋友解释过，自由属于外在环境，独立是内在风骨。 应该体谅国涌的当身际遇——真的是特立独行，所读的温州教育学院跟平常四年制大学不一样，没能有更多时间在知识的海洋里优游涵泳，沉潜往复；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接受大学四年教育，年纪跟国涌相当，曾经是风云人物，毕业后与国涌相比，至少还有自由，只是克服不了由于社会摩擦而带来的巨大失落，多年过后，泯然众人矣！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国涌不一样，经常丧失自由，但，从来不缺少好奇心和想象力，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关键是，写作的时候，还得一手谋求工作，一手读书创作。还得有工作，养家糊口，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写作，想想有多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真的是啊，没有坚韧的毅力，说实在的，坚持不下来，根本不可想象。 大概“独立”和“自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独立”锻造个性，“自由”形成场域。这里应该向太原几位知识分子致意——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谢泳，傅国涌与四位先生之间深沉的精神联结，谱写了一个佳话。国涌内心深处一想起山西省会——太原，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绪，自然涌上心头，因为，这里既是失去自由的囚禁地，也是重建自信的催化剂。几位先生对傅国涌帮助之大，用伯乐与千里马来形容，未必精当，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默契，可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当代知识界存在两位“孟尝君”，北边的“孟尝君”指的是丁东先生，南边的“孟尝君”指的是向继东先生。依我看，不妨称之为“南北二东”，独具慧眼，富有热忱，温和，温润，温暖，温煦，可说是“南北二东”的文化品格。 丁东先生很早就从山西社科院办理了“内退”手续，然后来到了文化中心、学术中心——首都北京，丁东先生如果一直待在山西太原，要成为当代知识界的“孟尝君”，几乎没有可能；丁东到了北京，这是丁先生人生当中最为正确的一次抉择。众所周知，北京还是中国的出版中心，丁东先生甘当“二传手”，不遗余力推动文章和著述问世。丁东推出好多新人，傅国涌就是其中之一，陈远学友也曾得到丁东先生的力荐。 丁东先生妹妹丁宁，长期服务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丁宁策划了“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该丛书出版过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朱自清、徐志摩、冰心、沈从文、丁玲、赵树理、曹禺、沙汀、孙犁的传记。丁宁上报选题，觉得胡适不能不写。开风气不为师，其实，并不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现代作家，他的贡献另有所在，非要说胡适先生是一位作家，咱也不抬杠，不妨称之为“书信”作家。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文学革命”是由两位安徽人——陈独秀和胡适之发动的，出版一本胡适先生的传记，也是合宜的。还有一位就是金庸，金庸先生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武侠小说家，又有颇高的社会地位，金庸传记的出版，无论写的成功与否，都会具有轰动效应。 一个胡适一个金庸，这找谁写？丁东就跟妹妹说，要找有名望的作者，不一定有时间，不一定慎重对待；若找年轻作者，然后又有心气儿的，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值得一试。结果，胡适找的是陶行知先生创建的晓庄学院一位老师——邵建先生。邵建先生写东西就像蚂蚁搬家，有一种“比慢”的精神，不能在规定的日期之内交稿。邵建先生写出来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胡适的前半生：瞧，这人！》，爬罗剔抉，条分缕析，日记、书信和年谱中的胡适，这个事儿没办成。 丁东的游说之下，《金庸传》交给傅国涌了。然后，傅国涌具有“传奇的当身际遇”，这么多年，可以说读尽天下书，一本是“有字之书”，另一本是“无字之书”。据说在丧失自由之际，国涌最快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前后读了7000多本，沉潜书海，具有疗伤的作用，让国涌不再钻牛角尖，不仅型塑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品格，而且奠定了雍容大气，宽厚开阔的“学思脉络”！“无字之书”让国涌体会到个人际遇与时代大势同频共振，更加深切地体认“政统”之改良，不能采取以卵击石的办法，应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换一句话说，国涌的一生，厚重，饱满，并非单向度的人，游弋在“政”、“学”两界，演绎了一部命运交响曲！ 国涌曾是一位文艺青年，乡村中学教书时，颇具“披头士”风格的照片，就是明证。海阔天空，自由驰骋，因为没有受到更多的束缚，也就是说，一个人没能在著名学府“泡”几年，其实，既留下遗憾，也有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强的“专业”意识。归根结底，“专业”意识属于一种“领地”意识。郑也夫先生在《生物社会学札记》中作过分析，人的“领地”意识，往往得自动物。这个“领地”通常是由“长老”、“泰斗”、“宗师”诸如此类组成，泰斗和宗师通过发凡起例，树立一个学科的规训与惩罚，限度与边界，不就是“领地”吗！ 等于说在这个领地觅食，不能越雷池一步，现在的教育，包括学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领地”意识太强，给人感觉：只开『专营店』，不开『杂货铺』，誓死不开『杂货铺』，坚决捍卫『专营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跨学科、边缘学科以及科际整合的态势之中，并不占有优势。费孝通先生说，一部文明史，呈现农业，工业和信息的梯度发展，『专业』和『领地』与工业文明的生态相匹配，自从进入信息社会，工业文明时代留下的『领地』正在走向跨界，『专业』的藩篱也在破除。一个学科，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就会丧失生机和活力，长此以往，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国涌在人间，读了一所社会大学。 经过社会的摩擦，国涌具有了非常可贵的『问题意识』，他是带着鲜活的『问题意识』，思考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国涌具有《中国言论史》这个新颖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写金庸，别开生面，独出心裁。一般人把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大家，但是，国涌并没有把金庸先生仅仅当做一个作家，为什么？金庸先生还是个大报人，这不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吗！同时的话，别看金庸属于浙江人眼中的“乡贤”，但是，国涌没有『仰视』，而是采用『平视』，用平视的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一段时间，读者把国涌与金庸相链接，也就是说，他的《金庸传》取得了成功。 其实，一切仅仅是开始，开弓没有回头箭。国涌带着深刻的问题意识，从建设的眼光出发，追寻逝去的传统，全方位，多领域，立体化，进行描绘和书写，珍惜每一次“立言”的机会，前后出版六十多本著述，深深镌刻在当代中国言论史上，一位十分卓越的言论巨子。 历史来到2017年，国涌根据变迁大势，重新调整自己，接着再出发。国涌这一辈子，早年和晚年，画了一个圆圈。1987年开始乡村中学老师的职业生涯，三十年为一世，2017年，国涌要成为一位小学生导师，并在家中创办“国语书塾”，带着一帮十来岁的孩子前往祖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进行“沉浸式”教学。西安，北京，南京，留下了师生的足迹。足迹所至，遍及世界，莎士比亚的故乡，托尔斯泰的故乡，但丁的故乡，都有“国语书塾”师生的身影。非常有意思，这是“游学”。国涌遽然离世，当年的“游学生”，有情有义，纷纷停下来，写出心中的傅先生。国涌的心血没有白费，这是一批生机勃勃的中国少年！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是最可以告慰国涌的！ 这是国涌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国涌既可以写清通的著述，进行“立言”，同时的话，又能做小事儿，踏踏实实，隐忍精进。每当看到国涌，不禁想到了陶行知先生。王海龙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哥大与现代中国》，杜威先生的几个门生，陶行知、蒋梦麟、胡适之，中国转型时代不能忘怀的先贤！ 陶行知先生当年创办晓庄学院，白手起家，“干打垒”，非常具有创造性。国涌也是这样，非常难走的一条路，并不能轻易走通，很多朋友不看好，国涌却毅然决然，踟蹰独行，匹配的教材也能够在 2017年之后源源不断得以出版。国涌通过创办“国语书塾”，探索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天不假年，遽然离世，最终，国涌先生将会以教育家而载入史册！ 二 第二个方面是宽阔的学思脉络。国涌先生遽然离世，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引发了潮水般的悼念，可见他在大家心中的份量，怀念文章不约而同称其为“著名学者”，绝非过誉之词，而是由来有自。 稍稍平复一下心情，不由自主打开『孔夫子旧书网』，盘点一下这些年国涌都出版了哪些著述，据不完全统计，检索出57种62册。其实，本人更愿意视之为“言论巨子”。古代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国涌在『立德』方面，谦逊低调，勇于负责，坚韧不拔；『立功』方面，虽然失败了，但，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历史，以头撞墙，以卵击石，匹夫之勇，虽败犹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傅国涌似乎更多流淌着陈天华的血脉，颇有『蹈海亦英雄』之概；『立言』方面，有目共睹，有口皆碑。2003年出版第一本书——《金庸传》，到2025年的二十二年间，前后有六十多本著述刊布，不能说国内无出其右，也称得上凤毛麟角。 这里不指摘学界存在颇多陈规陋习，反正，多少有一些思维定势，国涌“独立撰稿人”的“身份”，第一时间会想到“民科”——民间科学工作者。“民科”的概念，应该从自然科学借用而来，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界，“普及读物”大体与“民科”的意思相仿。也就是说，学术的门槛不是来自理性的思考和严谨的逻辑，而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一来二去，国涌那些引人入胜，生动活泼的著述，很容易被贴上“通俗读物”的标签。 其实，国涌以其深切的问题意识，高远的文化理想，深刻的思想自觉，一位“独立撰稿人”成长为“言论巨子”，遽然离世后，知识界恍然大悟，这是一位富有理想的实干家，满腹学问的思想者，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的文化英雄，终其一生，又是一位深谋远虑，好“低”骛远的教书先生。国涌出生于雁荡山区的乐清，钟灵毓秀，底蕴丰厚，这里曾经孕育出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到底有什么风格？查一查，共有四条：第一，开拓创新，某种程度上就是新颖，这个地方既有山也有海，宁波更是中国文化史上发挥过很大作用的东方大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异域的物产和信息，极大地拓展了“浙东学派”的胸襟和视野，这里，海洋文明的光芒一度更甚于农耕文明；第二，兼收并蓄，令人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提出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浙东涵盖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养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这对锻造黄宗羲、章学诚等大史学家，可说是极大的助益，一九四九年后，一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道统?政统?学统得以建立，浙东学派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流风余韵，不绝如缕。静水深流，自觉不自觉之间，国涌受到濡染熏陶；第三，文史汇通乃“浙东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史哲是一家，不仅“文史汇通”，还有“经史汇通”，这就使得国涌的著述，大气磅礴，头头是道；第四，自成体系，也就是独创性。我发现，国涌与“浙东学派”的风格颇为契合。 国涌眼界非常开阔，临近大海的地方，眼界就得开阔。我通过梳理国涌的著述，看的出来，非常之新颖，哪怕写《金庸传》，除了武侠小说家一面，还注意到金庸先生作为报人的一面，非常不简单，不把金庸先生定位在“作家”，这种创新的方面，国涌所在多有。百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教育、法律诸多方面，国涌都有非常独到的识见。『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这句歌词非常符合国涌的胸襟和气魄，国涌梳理近代律师史，近代教育史，近代言论史，近代商业史，总能有独到的视角，而且，造诣之精深，可以与这个领域的顶尖学人，掰掰手腕。 当代事亦成史，国涌平素致力于近代传统的追寻，先生境界之超拔，出人意料，他居然对20世纪90年代也颇为留意，也就是说对传统的追寻啊，并不仅限于民国，他对20世纪90年代新锐刊物——《东方》，《方法》和《书屋》，颇为留意，想第一时间进行梳理和总结，这就是『贯通』。“浙东学派”的文化地标——章学诚老先生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吧！章学诚主张的核心关键，就是古今贯通。 中国近现代史，杨奎松先生，马勇先生，雷颐先生，郭世佑先生，各有贡献，但是，能够整合众多领域，就气象而言，我觉得国涌与杨天石先生有一拼。杨天石先生最近恰逢90周年诞辰，他出自北大中文系，写过不少中国哲学史的东西，最后，投身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这样能够贯通“文史哲”三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代“通人”，确实不简单。 除了文史之外，国涌还把触角伸向社会科学的广阔空间——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纵横交错，不仅“纵通”，而且“横通”，这与秦晖先生和高全喜先生，颇为相像。秦晖和高全喜两位先生，重心在『立言』，国涌除了『立言』，还有丰富的实践，可以说在民间秩序和社会重构方面，无疑，起着先导的作用！ 国涌先生承续并光大了“浙东学派”。当代中国，寻觅一位比国涌视野更开阔的学人，并不容易。2025年7月7日，一个思想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傅先生去世以后，适才发现，他竟然拥有如此开阔的学思脉络，下面把在孔夫子旧书网搜索到的国涌先生57种计62册著述，排列出来，仅供参考。1《金庸传》；2《叶公超传》；3《追寻失去的传统》；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5《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6《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六册）；7《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8《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9《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10《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11《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12《偶像的黄昏》；13《过去的中学》（编）；14《过去的小学》（编）；15《历史深处的误会：近现代的大人物小细节》；16《民国年间那人这事》；17《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编）；18《民国商人：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19《遮蔽与记忆：名家文史精品》（傅国涌向继东 编）；20《回到启蒙：〈方法〉文选》；21《直面转型时代：〈东方〉文选》；22《常识的立场：〈书屋〉文选》；23《寻找语文之美》；24《追寻律师的传统》（编）；25《蒋廷黻文存》（编）；26《金融的原理：陈光甫言论集》（傅国涌周振新 编）；27《得寸进寸集》；28《黄兴：绝版湖湘讲堂》；29《如何培养好公民》；30《给教育燃灯》；31《让性回归常识》；32《无语江山有人物》；33《帝国的尽头是民国》；34《史想录》；35《问史哪得清如许》；36《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37《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38《美的相遇》；39《发现廿八都》；40《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41《少年诵》；42《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43《寻找中国之美：少年双城记》；44《泰山》；45《英伦行2017：沿着徐志摩、储安平的足迹看英国》；46《寻找古诗之美》；47《千寻少年·少年日知录·万里路》；48《千寻少年·少年日知录·千卷书》；49《千寻少年·少年日知录·白话榜》；50《与世界对话·与墙对话》；51《与世界对话·与窗对话》；52《与世界对话·与门对话》；53《与世界对话·与叫卖声对话》；54《与世界对话·与枣对话》；55《与世界对话·与橘对话》；56《与世界对话·与苹果对话》；57《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据说还有少量在海外出版，比如《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一报一馆一大学》等。 傅国涌胸有沟壑，善于描绘“群像”，比如《大商人》描绘的是中国本土商业文明的开拓者——张謇、穆藕初、荣氏兄弟、刘鸿生、卢作孚、范旭东几位老辈，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同时，他也有人物“个传”，比如《金庸传》，见解超群，文字老道，不过，由于没能对传主进行口述访谈，更为直接的因素，国涌的《金庸传》不搞造神，没有把金庸写得那么高大上，引起金庸的不适。不禁想起一位老同学，这位老同学给家乡的老辈写传记，独得之秘便是获得传主以及后代的认可。国涌撰写金庸，尽管没能得到金庸本人的认可，但是，因为富有个性和识见，搁不住读者喜爱。这就足够了。国涌很清楚，《金庸传》要是获得『金大侠』的认可，好处多多，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不把传主认可视为写作标准。 一般传记有三种角度——仰视，平视和俯视，金庸先生因为武侠小说而引人注目，同时，还是一位能够影响舆论的报人，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的历史大背景下，金庸这样的“社会贤达”，风头无两，顾盼自雄。傅国涌这位来自“金大侠”家乡的晚辈，不到香港“拜山”也就算了，还采用“平视”的角度，很自然，引起金庸先生不快！推原究始，金庸内心深处对于能在大陆出版《金庸传》寄望甚殷，达到美化甚或神化的作用，该有多好！ 四十多万字的《金庸传》，让金庸先生颇为失望。国涌本色是“书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写出一部符合金庸先生期待的《金庸传》不会有多难吧，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国涌也曾对金庸寄望甚殷，觉得金庸没有经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洗澡”，身在多元一体的香港，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最有条件成为独立知识分子，金庸先生所言所行也让傅国涌失望了。两人“隔空”互动，多少有点会错了意。 国涌另一本个案研究——《叶公超传》，传主过世得早，家属也不计较，就没有出现《金庸传》那样的尴尬。钱钟书先生当年就读于水木清华，点评外文系老师，一点都不客气：陈福田『俗』；叶公超『懒』；吴宓『笨』。世界真奇妙，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反倒成为与杨绛过从甚密之人，山不转水转。 叶公超先生颇有“名士风范”，当得起一个“懒”，无论教学还是著述，似乎都不怎么用心。国涌通过撰写《叶公超传》，触摸到新月派知识分子的“体温”和“脉搏”。2002年春天，我和陈远学友前往太原访问高增德、智效民、谢泳先生，记得在智效民先生客厅提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时，智先生提醒我和陈远注意傅国涌撰写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 《叶公超传》于2004年前后面世，国涌在对三代自由知识分子有了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撰写叶公超的传记。当然，民国知识分子经常游弋于“政”、“学”两界，叶公超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离开西南联合大学迈入政坛，官做得很大，既当过部长，也当过大使，却并不圆满。依我看，倒不是由于“懒”，而是，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 2012年以来，依然可以看到国涌劳作的身影，辛勤的耕耘，总有使不完的劲，这就是献身精神，天命之所在，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国涌遽然离世，据说是李慎之后，引起广泛追念的一位知识人，某种意义上，具有“国之殇”的意蕴。屡遭磨难，痴心不改，国涌像陶行知先生一样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有一本《追寻失去的传统》，不必多说。大家有目共睹，知识界在“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个方面，所能达到的自觉程度，莫如国涌先生。每当提到傅国涌，大家都知道——追寻失去的传统；一说“追寻失去的传统”，第一链接即为傅国涌。因此，《追寻失去的传统》成为国涌身上独一无二的『标签』。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有着相似的间架结构，同样把场景设定在『立国』这一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也就是唐德刚先生所说“跨过历史的三峡”，国涌念兹在兹。改朝换代往往关涉“道统”、“政统”和“学统”的重新搭建，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如何安顿自己，这是两本“私人记录”所要表达的主旨吧！ 国涌先生的著述，特别巧妙，匠心独运。腹有诗书气自华，沉潜多年，再加上有深切的心得和体会，给人感觉，国涌只要动一念，确立一个主题，然后，掌握了相应的材料，一本新书就会应运而生。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推动者，中国文明转型客观上存在着“记者”“编辑”“教师”“律师”“法官”“医师”和“商人”等几大部类，尤其引起国涌同情之理解和温情之敬意。“大商人”系列，这就是国涌追寻失去传统的又一力作，《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写的是张謇，穆藕初，荣氏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先生。遥想当年，国难时期——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国民政府的精心擘画，应该说卢作孚先生的鼎力支撑，至关重要。毛润之不是说近代中国有四个不能忘记嘛？张之洞不能忘记，张謇不能忘记，范旭东不能忘记，卢作孚不能忘记，“四个不能忘记”，大有道理。国涌为此写了好几本书，近代中国的商人，堪称本土商业文明的缔造者，值得大书特书。 《得寸进寸集》，这本书好就好在书的名字。国涌仰望星空时，海阔天空，大刀阔斧；一旦俯身耕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国涌乐观估计，中国文明转型，可能需要三百年的时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映的是激进情绪和意图伦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国涌经历深刻的反省，早就放弃了这种“激进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所有这一切，也体现了一种“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铺路石”心态。反省自我，重新出发，从“批判精神”生长为“建设眼光”。“得寸进寸”和“好‘低’骛远”，就是国涌甘当文明转型“铺路石”的一种“夫子自道”。 另外，国涌对当代史，对20世纪90年代的言论史“独具慧眼”，这体现在《直面转型时代：〈东方〉文选》《回到启蒙：〈方法〉文选》《常识的立场：〈书屋〉文选》三本文选的编纂。我想，《东方》《方法》《书屋》三本杂志，主旨鲜明，思想新锐，滋润着国涌的心田，某种意义上，也蕴涵了国涌的所思所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走向和路径——直面转型时代，重新回到启蒙，坚守常识立场。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体现了国涌宽广视野和深厚情怀，他对中国教育的渊源与流变，制度与精神，传统与现实，下过一番切实的功夫，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可能的转型，国涌后来开设“国语书塾”，一方面安顿生活，一方面照拂理想。因为做过中学老师，既有积累，又有愿力。不客气地说，国涌属于懂得近代先贤如何办教育的极少数人，编辑出版过《过去的小学》和《过去的中学》，加以具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因而，无论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来龙去脉，还是对当代教育的深层矛盾，皆有真知灼见，不仅如此，国涌坐言起行，很自然成为中国新教育的先行者！ 现在中文系学友考教师资格证者多矣，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是怎么回事，不要说一九四九年之前，哪怕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间中小学教育的“当身际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所以永远活在表层。 近几年，国涌从娃娃抓起，创办“国语书塾”，编写配套教材，因而有了《与世界对话·与墙对话》、《与世界对话·与窗对话》、《与世界对话·与门对话》，国涌对“墙”、“窗”、“门”有着深切的感受。“墙”意味着隔离，“窗”意味着风景，“门”意味着道路。 2025年7月6日晚上，国涌发布了一个朋友圈，缘起就是发生在浙江金华的火车脱轨事件，国涌简洁明了，就两个字：开窗。某种程度上，国涌一生志业之所在，不外乎“开窗”。按照鲁迅先生，那是要“破窗”，非正常情况下，“开窗”即是“破窗”。 六十多本著述充分展示了国涌的独到眼光和开阔胸襟。最新一本，就是2025年4月出版的《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据说，海外还有一本《一报一馆一大学》，这里的“一报”指的是《大公报》，“一馆”指的是商务印书馆，“一大学”指的是北京大学。报馆、书局和学府，可以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同频共振，集体发力，极大地促进东方大国的社会转型。 不难窥见，国涌视野之宽阔，一般人很难达到，那么，到底是怎么炼成的？一方面作为独立撰稿人，卖文为生，涉笔成趣，方方面面，条条块块，皆在视野之内，久而久之成为“多面手”；另一方面，博览群书，转益多师，不会自我设限和自我禁锢，广泛涉猎，可以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通才”。很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国涌不是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开窗”，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三 第三个方面是“曲折的心路历程”。我会在这一部分，追忆与国涌的交游。咱们从国涌的著作目录，可以看出来，2016年出版的《民国商人：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大概是其『民国风』作品的『收官』之作，当年还出版了傅国涌和周振新联袂编辑的《金融的原理：陈光甫言论集》，此后，国涌“挥手从兹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出版『民国风』作品，这种滋味并不好受。巧合的是，2016年本人出版了一本颇具『民国风』的小册子，之后，虽然，写的越来越好，但是，再也不好出版了。由此可见，出版战线同此凉热！好在我本身在教育界服务，不存在『转型』之困，如往常一样，接着教书育人，还照样可以在自己主持的『席明纳』一吐块垒。遥想当年，胡适先生曾经指出，有的地方，自由是多少的问题；有的地方，自由则是有无的问题。国涌可以说是“民国风”图书，最具有指标意义的作者之一。回首来路，以往十七八年，中国的报业和出版生态，涵养了『独立撰稿人』，而今，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原有的频道锁住了，就要开启新的赛道。 自从国涌开办『国语书塾』，一些朋友就没停止过议论，还听到一种说法，国涌就是为了“稻粱谋”，依我看，这并不丢人，体制外人员，也不能饿死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种情况之下，国涌开始进行艰难的转型，由『独立撰稿人』变为『独立教育者』，“65后”信奉——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仅能接受与时俱进，还要学会接受与时俱退。也许，这就是辩证法所谓的螺旋上升吧！ 也许是对形势变化估计不足吧，没有想到，一下子被置于近乎“悬置”的状态，有的甚至处于“倒悬”。比方说，中国人民大学亦师亦友的张姓老兄，伟腰大腹，长相粗犷，因为学问的根底是研究义和团，有趣有料，涉笔成趣，以往出版社抢着出，现在则门庭冷落。无奈之下，开发潜能，于是，写起小说了，一位历史学人转型成为作家，确实稀罕。 还有一位社会学家郑先生，可以认定，这位是费孝通之后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接地气，原生态，文笔老辣，清新可喜。郑先生也面临转型，据此可以判断，当代确实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写了一本《五代九章》，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正在转型为历史学人，搞起了『五代』研究，跨度不小。不过从科际整合的角度，也没那么大，当时之社会，变成了今天之历史！ 一部分学者在文化转型时期，可能患上“文化失语症”，依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要想炼成一位学者，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五十年的当身际遇，怎么可能呢！好不容易炼成了，结果，天崩地裂，礼崩乐坏，王国维先生慨叹：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傅国涌呢，反其道而行之，『五十之年，只欠一生』。国涌坚韧不拔，创办国语书塾，进行『自救』，而且，富有活力，生机勃勃。他这个劳碌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视野之内，充分显示了深厚的底蕴，积极的自救能力，转型很成功，等于说自带气场，就是一位“燃灯者”。国涌秉持低调，责任，韧性，因此，具有“小草”的品格，贴近大地母亲，并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国涌从娃娃抓起，从头再来，把“书塾”和“游学”结合在一起，带着孩子们访问名山大川，跟大自然对话，跟文化名城对话，少年西安行，文化双城记，而且，总能在合适的地方，谈论合宜的话题，给十来岁的孩子，种下一粒种子。国语书塾的孩子，听到傅先生离世，纷纷撰文追念先生，内容之深刻，文字之清通，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真为国涌欣慰，孩子礼送先生到天国休憩的形式，昭示着国语书塾，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2017年以后的“文化转型”，其实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我觉得国涌的转型最为成功，既可以“安身”，又能够“立命”。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个担当，把历史使命，文化情怀，化做辛勤的汗水。依照国涌的说法，那就是“好低骛远”，而非“好高骛远”。 我在大学里边有自己的“席明纳”，总有一些种子选手，慰藉我那孤独的心灵。国涌带的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很多心事不能跟孩子诉说，即使说了，孩子们也未必理解大人的心事。他要通过国语书塾注入“真”“善”“美”，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谈何容易！但是，多年以后，回首来路，国涌先着一鞭，是文化转型时代的先驱，这里边的心路，想必非常之不平坦。 另一方面，想说一说我与国涌的交往。国涌谦逊低调，具有“小草”的品格，不得不说，“低调”也分两种，一种是实在高调不起来，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一种拥有“小草”品格，比如国涌，低过尘埃，拥抱大地。我也算得上记性好的，一般互加微信的学人，我都清楚明了。国涌遽然离世之际，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否加着国涌的微信。我跟太太提起此事，太太说，不是前两天还提到傅国涌呢，我说7月7日凌晨国涌离世了，跟我一样的病。 刚才一查，2023年赵诚先生去世后，丁东先生为了追念好友赵诚，建了一个群，发现国涌也在群内，于是加上微信，就有一点互动。记得国涌在群内发布了一张照片，罗家伦先生，还有几位清华的巨头——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先生，还有叶企孙先生，一块在水木清华合影。国涌进行了点评，透露出的意思，当时，罗家伦是清华校长。我跟国涌说，罗家伦先生1930年已经挂冠而去，潘光旦先生1934年入职清华，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不会早于1934年。罗家伦走后，清华闹过一阵子风潮，终于，1931年12月份迎来了新校长——梅贻琦先生。据此判断，罗家伦先生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时到北平出差，故地重游，清华巨头风轻云淡，过来合影。 这是微信时代，我与国涌之间唯一的一次互动。那么，微信之前又是怎么认识的呢？应该是经过陈远学友介绍。国涌梳理20世纪90年代的言论史，发现三个刊物非常宝贵，这让我十分意外。国涌一直格外关注中国言论史，一度以为国涌不会离开民国这个曾经的『舒适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国涌还把触角伸向了二十世界九十年代。1993年到1996年的《东方》杂志，1997年到1999年的《方法》杂志，1996年到2001年的《书屋》，等于把这几年的主要文章进行梳理，策划编辑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王毅，也成为很好的朋友，王毅后来策划出版了高王凌先生的《乾隆三部曲》。 国涌发现，我曾在《方法》上发表过两篇文稿，于是，通过陈远与我取得联系。应该说，我对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十分亲近，1989年大学毕业以来，十年沉潜之后，第一次“浮出水面”，特别有意思的是，皆发表在自然辩证法刊物，比如，《民国大学史之启迪》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呼唤教育家》和《民国两位“人口控制论”先贤》发表在《方法》。 当时《方法》已经停刊有年，国涌想跟《方法》编辑部取得联系，以便获得杂志资料和出版授权，于是问我能否知会编辑部。巧的是，我有编辑部主任王萍老师的联系方式。我跟王萍老师说：手头还有杂志，就给国涌寄一套，文选要是能出版，给《方法》杂志留个念想，这是非常好的事。 尽管《方法》已经停刊，不能接续出版了，但是，王萍大姐一直“留守”，万一哪一天，上边想通了，让《方法》续刊，怎么也要有人手支应着，《方法》杂志不是于光远老先生的命根子嘛！王萍大姐跟我说，还有《方法》的复本，也给志浩寄一套吧。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竟说不麻烦大姐啦！傻傻呼呼，要一套该有多好。 国涌因为编辑《方法》文选，机缘巧合，曾与之有过交游。时光流逝，渐入老境，细节都快忘光了。国涌遽然离世，灵光乍现，历史复活，雪泥鸿爪，记上一笔，也尝试着从国涌的当身际遇，窥见他那奇妙而独特的心路历程。 四 第四部分是“斯人而有斯疾也”，国涌罹患心肌梗死，也叫心肌梗塞。2022年4月本人罹患心肌梗死，安装两个支架，后来依据政策申请“职工一日捐”，文法学院负责帮办此事的王腾达君，看到我提交的病历资料，病名不统一，怕因此平添不必要的麻烦，就问我：谢老师，您到底得的什么病？“心肌梗死”还是“心肌梗塞”？一下被问住了，通过咨询专家，一个是学名，一个是俗名，写哪个也没问题。腾达君怕上面说“病名”不一致，不给通过！我说，还是按照主治医生的意思吧！ 2022年本人做了心脏支架手术，遵医嘱把“硝酸甘油”常备身边，不离左右，这里想给“65后”学人朋友现身说法，分享一下，包括说“90后”、“00后”学友，一定跟家里老人提个醒儿，其实，尽孝没有那么难，购置一点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对症药品，告知老人『紧急状态下』如何使用，防患于未然，哪怕十分凶险的心肌梗死，也是可以预防的！ 我猜测，国涌身边的亲友以前没得过这个病，因此，就没有防范心肌梗死这根弦儿，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大有道理！中国属于差序格局，亲朋好友罹患心肌梗死，或者抢救无效，或者劫后余生，总会警醒亲友，每年常规体检之外，还要置备家庭药箱。 心肌供血血管狭小，最后就堵住了，医生说我堵了99%，命悬一线，若救治不及时，一下子不就完了吗，是吧！生命之中与死亡离得最近的一次，就是2022年4月26日那一天。真是这样，差点因为心肌梗死殒命！ 大家一定注意，不可轻忽——心血管疾病。我老家，一个人壮得不行，第一天还下地干活，第二天人就没了，人死如灯灭，确实如此！老年间，哪怕是平原地区，老牛破车，交通不便，一旦有急症，招呼乡亲帮忙，经常走到半道，人就没了。那些急症离世的乡亲，八九不离十，就是心血管病。 这个病凶险的地方在于，一旦发病，就来到生死关头，所谓猝不及防。国涌要是像我一样做过支架，那么，就会备着这方面的急救药。我出门在外，一般背着云飞学友送我的双肩包，包里一般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数据线充电宝，另一样就是硝酸甘油，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咱们有药可以救济。 知识分子读书写作，经常熬夜，子夜还不睡觉，大有人在，这个特别容易造成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咱们爱熬夜，是不是？不熬夜也不行，小朋友写作业，中学生做卷子，大学生刷视频，中青年老师搞科研，因此，心脑血管疾病“严重”年轻化。年轻人不要麻痹大意：咱们有什么也不要有病，一旦有病，有的会致命。 听到国涌的噩耗，心里咯噔一下。按说，安装过支架，应该现身说法，给国涌这样的朋友提个醒，也许就不会遽然离世了！“65后”一代人，不仅学问底子不大好，身体底子也不是那么好。以后跟朋友聊天，一个主题就是身体保养——老爱熬夜，实乃罹患心肌梗死的要件。 我就是这种情况，饮食和睡眠都不正常，太太屡次规劝，总是听不进去，每年的“体检”，总是推脱不去，女儿见状，“逼着”我去。2021年底查出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女儿看到体检明细，命我赶紧到医院复查。当时心想哪有这么严重，女儿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2022年开春以后，女儿逼着我到医院手术，我呢，采取拖延战术，没能及时到医院复查。 2019年在距离学校新校区十里地的南三环购置一套房产，2021年装修完毕，就把藏书先送过去了，暑假开始租住在新校区青年教师公寓，作为中转过渡，便于就近照看房子。依照原计划，决定于2022年4月25日从新校区搬到新址。这时候，疫情颇为倔强，太太滞留老房子照看父母，女儿也离开学校住在单位附近，只剩下“孤家寡人”打扫战场，处理善后，往往要忙到后半夜。更让人着急的是，搬家公司的车，根据防疫规定，不能到校园之内，张峰老师帮我出主意，这样，机缘巧合，找到了黍粟超市负责业务的同海老弟，老弟疏通一位送货的厢式货车司机，那边卸货完毕，然后，开往青年公寓楼前，焦浩楠等学友也把楼上的大包小包搬到楼下，大家齐抓共管，一起搬到厢式货车，然后，我再带着出门证，坐在副驾驶位置，出学校东门，顺着裕翔街——南三环，十来分钟就到了，大包小包卸下来，送走司机师傅，我和太太一顿忙累，算是大功告成！ 古人爱说，乐极生悲，可谓至理名言！当天晚上出现胸闷气短，以为累着了，睡一觉，歇一歇，也就好了！第二天，太太前往老房子照看父母，妞妞前往单位上班，只剩下『孤家寡人』。第二天下午五点半，擦着擦着门框，就不行了，心往下坠，平躺在床上轻轻敲打心脏地带，不仅没有缓和，反倒更为严重。死神在我身边飘飘荡荡，大事不妙，强忍病痛，挣扎着往外走，还想着到小区门口的药房，吃点救急药。只走了百十米，泰山压顶，寸步难行，顺势倚靠在一处台阶上。稍微缓过点劲，一边打120，一边报告女儿，这时，紧一阵儿，松一阵儿，紧的时候，话都说不利索。 后来得知，女儿跟120指挥中心据理力争：虽然住在鹿泉，但离鹿泉医院四十多里地，就住在南三环附近，离市区的平安医院也就十多里地。女儿救了我一条命，她是律师，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寥寥数语，简洁有力。最终，120把我拉到最近的平安医院。去往平安医院的路上，人倒是清醒，只是力不从心，医护人员一边检测指标，一边让我口含硝酸甘油。 人的心气，人的心情，也很关键！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位正值的知识分子，不会放弃自己肩负的责任，因此，感时忧世，只会令人痛苦。火车脱轨事件，大家能理性看待，但是，闷在没有冷风的火车内三个小时，车厢温度高达三十多度，铁路部门紧急调配十辆120急救车，也不能破窗救济，一位小伙子。忍无可忍，最后破窗！国涌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一定生气了。国涌既研究中国百年言论史，同时，试图接续『文人议政』的光荣传统。国涌在2025年7月6日的微信朋友圈转引小伙子『破窗』的视频，并加了两个字的评议：开窗。 国涌之殇，也给60后，70后，以至于80后提了个醒，自己的身体别人注意不了，记得疫情解除前夕，石家庄张超超书记提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要是及时提醒国涌，虽不定长命百岁，我想，八九十岁应该没有问题吧！国涌既有学养，又有涵养，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应该是相当想得开的一个人，但是，只此一回，人就没了，让我倍感伤神！国涌是转型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位先导，不到六十岁就走了，国有疑难可问谁。 斯人而有斯疾也，一定要注意，少生气。现在爱听相声，包括鼓曲也试着听一听，多少起到一点休养身心，调整精神的作用。各位学友不妨给家里老人备上这种药，有备无患，我身边常备的是硝酸甘油。病来如山倒，一旦来了，身边没有药，那就很危险。 我觉得国涌如有防范意识，此次劫难应该可以避免。现在看来，2024年旅日期间就有过征兆，只是没有引起国涌的重视，依然故我，还是那么忙碌。国涌有一句名言——『五十之年，只欠一生』，很明显，这是针对王国维先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反映了国涌的乐观主义精神，令人感佩！五 2025年7月7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一个象征“救亡”的日子，国涌遽然离世，似乎加重了悲怆的意蕴！依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乃百年中国的两大主题，抵御外辱，国家独立，属于“救亡”；开启民智，个人自由，属于“启蒙”。一位卓越的“启蒙”者——傅国涌先生在具有“救亡”意义的7月7日离开，令人感慨万千。 傅国涌先生的离世，第一时间，就想到另外一个人——杨小凯先生。杨小凯先生于2004年7月7日在澳洲去世，据说，杨小凯先生是华人经济学家群体之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一位。傅国涌先生与杨小凯先生曲径通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先生是经济学家，晚年，致力于宪政研究，杨小凯看到林毅夫不遗余力地突出“后发优势”，于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后发劣势”，因为在小凯看来，最大的“后发优势”应该是真正的制度优势；傅国涌先生，追寻失去的传统，直面转型时代，重新回到启蒙，坚守常识立场。 傅国涌先生离世后，各种缅怀的讯息不断在“朋友圈”滚动播出。本人怕受到纷争的干扰，当即决定进行短暂“闭关”：酝酿如何追念国涌先生。因此，只看到少量信息，咱们“席明纳”大师兄——陈远学友和章大姐联袂撰写挽联——笔下挟风雷，百年寻梦，寻逝去之传统；心中期民主，今日遗魂，启后来以山林。山东刘宜庆先生的挽联，十分精炼地概括了国涌先生的一生志业：百年寻梦，钩沉历史，播种启蒙，追寻失去的传统；一士立言，烛照未来，躬耕教育，呼吁常识之立场。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先生，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傅国涌59岁就去世了，他是真善美文化的勉力践行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很多看法，但他对真善美文化教育的虔诚和献身，令所有的人感动，包括反对他的人。还有国涌的温州老乡——“绿茶”，“绿茶”本名方绪晓，一位纯粹的书痴，绿茶那段话没记下来，大体意思——国涌那么多的著述，唯独对一本《开门见山》，颇有好感！真的是开门见山，国涌写他的家乡情怀。绿茶兄指出，这本书让人知道，国涌之所以能成为国涌。 最近翻看国涌课童的视频，悲从中来，每一堂课，不疾不徐，娓娓而谈，恰恰在悠悠的叙说中，流淌着一种特别的况味。赵国君先生通过视频号披露，2024年2月18日，国语书塾在东京开幕，作为国涌的朋友目睹了一切。不期随手拍的这段几乎就是他的遗言，信口说到了死。国涌在致辞中说道：应该说我已成功了一大半，现在我死了都没关系了。五十年后，他们才六十几岁，全世界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忘记我的名字。我是他们的垫脚石，铺路石，我也是“清泉石上流”的那一块石头，王维的水流过我的身体；我是来自雁荡山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无论成为铺路石还是垫脚石，还是纪念碑，都不重要，重要是这块石头曾经化为一个肉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来过。呃，我的前半生写了很多的书，主要是历史著作，我的人生的中途又编了写了几十本书，都是关于教育，我的未来还会写很多书，不知道关于什么。宝刀屠龙只有倚天剑可以跟它争锋，我手握屠龙刀，所以，我今天很危险，我的金毛狮王的命了，是吧！手拿屠龙刀的人，人人都想抢，但是，抢去没用的，屠龙刀的秘密不在刀本身，屠龙刀的秘密是用倚天剑把它剖开，里面有岳飞的兵法，有《九阴真经》，这才是密码，我的屠龙刀也是这样，是为未来中国重建提供的一些根基性的东西。 国涌在冥冥之中，也许，产生一种天人感应，行将油尽灯枯！重温国涌的这次讲演，禁不住悲从中来，一位中国文明的『燃灯者』，生命能量即将耗尽之际，依然传达着温润，温和，温煦，何等的气象，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境界！ 《南方周末》一位记者，早些年以幽默的口吻跟国涌说起，万一哪天离开了这个世界，写几句感言吧！国涌回家，静下心来，写了几句，可以视为一位『燃灯者』的夫子自道：当我死时，请埋我在桂花树下，年年秋天，一树的繁华，就是我在枝头复活。 （2025年7月17日，文字整理：李云飞） 挤捉该庸仆端骋统毒瞧负禾沼逼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