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來自福建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東山大路下的曹來秀,與胞弟曹光秀,毅然決然地攜手橫渡險惡的黑水溝,登陸於小雞籠(今台北縣三芝鄉)。汀州地僻人稀,民生困頓,客家子弟養成了堅毅不拔的性格。當時,同鄉江氏早已來台,篳路藍縷開墾三芝,曹家正是因著這層同鄉之誼而啟程赴台。
三芝位於台灣北海岸,四面環山,地形多丘陵台地,昔日乃平埔族聚居之地,水源雖豐,卻地勢崎嶇,開墾殊為艱難。曹氏兄弟與江家合力,承租埔頭坊坑附近的平埔族土地,披荊斬棘,筚路藍縷,以耕作維生。
其後,曹光秀入贅於當地寡婦魏屘門下。魏屘與前夫簡家所生之簡石南,及後來光秀所生之曹接萬,交織出堅韌而獨特的血脈傳承。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光秀辭世。四歲的接萬尚懵懂無知,便遭同族拐走,行蹤杳然。魏屘憂心如焚,攜幼子簡石南與娘家族人,沿途打雜工換宿,歷經五百里艱辛尋子之路。最終在新埔同鄉曹阿進處探知接萬被以二十四兩銀賣至苗栗梁家。魏屘向曹阿進借款,暫將接萬留做人質(擔當牛童),自行返鄉籌款。翌年,魏屘與簡石南攜銀再赴新埔,終將接萬贖回。
返鄉途中,行經桃仔園龜崙口(今龜山鄉),受親族簡太盛之勸,遂決定留居此地,為曹家在龜山奠下基石。
接萬長大後,在桃仔園燃菸草製造所工作三年,遂自營菸草業,憑勤勞與誠信,漸成一方小業主。光緒五年(1879年),他迎娶來自桃仔園的徐燕為妻,家業初成。
清法戰爭(1884-1885年)爆發,台灣北部成為戰場。法軍攻基隆、滬尾,霧峰林家林朝棟率領棟軍援清,戰事緊張。因海陸交通阻斷,菸草價暴漲,接萬乘勢致富,賺得千餘兩銀元。
其後,他以二百四十元購置龜山大丘田三、五公頃,又以八百元購得大檜溪田地四、三公頃,舉家遷居新路村,興建新宅。
光緒十一年(1885年),接萬之母魏屘辭世,享年六十九歲。彼時,接萬與徐燕共育四子:長男丁波、次男丁明、三男枝傳(幼折)、四男田塗,家中事業方興未艾,正值盛年。
然天有不測風雲。光緒二十年(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潰敗,北洋艦隊覆沒,台灣割讓予日本。局勢劇變,島內風聲鶴唳,民心惶惶。接萬目睹日人接收台灣後施行的新政,地方制度變革頻仍、戶籍調查與賦稅制度漸嚴,對漢人土地所有權與傳統經濟型態產生壓力。農產價格波動、市場秩序未定,他對未來深感不安,憂心家業所繫、子嗣年幼,身心俱疲,積鬱成疾,終於明治三十年(1897年)英年早逝,享年僅四十二歲,留下年幼子嗣與未竟志業。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秋,颱風侵襲,祖宅倒塌。彼時接萬已經過世,家中無父,僅有遺孀徐燕一人帶著三名年幼子嗣:十四歲的丁波、十二歲的丁明,以及年僅兩歲的田塗,孤苦無依,形同斷崖邊上的一家人。
然而,這段逆境卻成了鍛造意志的熔爐。徐燕以驚人的堅毅撐起家計,靠著細水長流的雜貨生意與鄉里間的互助支援,一步步帶領孩子重建生活。丁波與丁明自少幫忙看店、送貨,稍長後亦一邊謀生一邊照顧年幼弟弟。兄弟三人節衣縮食,白手起家,從最基本的醬油、油鹽、米糧起售,逐步擴充經營規模。
他們以耐力與誠信,在地方累積了口碑與人緣。終於在1903年修復祖宅,站穩腳步。此後近二十年來,他們不但守住了父親留下的田產,也靠著勤奮與智慧,讓雜貨生意日益興隆,為日後「曹順和號」的建立奠下堅實的基礎。
昭和二年(1927年),丁波與田塗斥資兩萬圓,合力興建三層洋樓,結合店鋪與住家,成為龜山最宏偉之建築。此樓是否由原有「曹順和號」就地改建,今已不可考,但其所代表的正是家族走向巔峰的象徵。
丁波與田塗兄弟經營雜貨與菸草生意,以「曹順和」為商號,企業化管理,請員工顧店,自己負責記帳與盤點。每年捐贈白米千斤協助地方濟助,臨時有難者亦施以援手,即便明知有人誣賴詐騙,也從不拒絕。因此丁波獲得「憨波」之綽號。曾有布匹被竊,警方要求指出尺寸以證所有權,丁波靠著每十日盤點的習慣,準確答出數據,成功取回贓物,顯示其管理之嚴謹與心地之仁厚。丁波亦於日治時期擔任龜山信用組合長、龜山庄協議會員,修建壽山巖觀音寺 (建於乾隆7年, 1742)大正4年(1915) 。曹家遂達到地方榮耀的巔峰。
日治時期,曹家子弟多受高等教育。長子曹欽源留學東京帝國大學,主修中國文學,並以語文造詣深厚聞名。族中尚有曹鎮海、曹培昌、曹成金、曹澤隆就讀早稻田大學,曹振芳與曹坤地則分別於大阪外語大學與東京無線電學校深造。
其中,曹鎮海官至日治時期台籍警政高層,戰後因曾赴滿洲國任職,遭國民政府通緝,無法返台,長年滯留日本,最終客死異鄉。據家族回憶,他在從滿洲撤離返日途中,年幼長女不幸身亡,成為一家人心中永遠的傷痕。這段動盪命運,映照出台灣人在殖民體系中所能擁有的有限機會與沉重代價。
曹欽源則以其語文天賦,留學東京帝大期間深入研究中國文學,後任教於東洋大學與台灣大學,並著有《台灣話》等語言學著作,對台語、日語與中文皆有深入探究。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他挺身保護學生,展現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他選擇堅守教育崗位,默默承受政治壓力,同時也承擔起家中經濟重擔。
戰後初期,曹家洋樓曾成為黨外人士秘密集會之地。雷震、高玉樹等人曾在此密謀政治轉變,見證了台灣民主萌芽的艱辛過程。此時,家族成員曹賜讓懷抱理想,毅然投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龜山支部成員,積極關注農民運動與失業問題。1948年入盟後,1952年遭國民黨政府以顛覆罪名逮捕,並於同年在馬場町刑場遭槍決,年僅23歲。
他的殉難,為家族帶來長年重創。胞兄曹耀東因連坐關係,遭特務長期監控,仕途受限,終其一生難以升遷,卻始終堅守家庭責任,盡力照顧同樣被監控的妹妹曹素雲。另一位兄長曹振芳亦曾遭誣陷為共諜,被迫短暫逃亡。曹田塗一房因此整體捲入國家機器的無情鎮壓,橫跨數十年的悲痛未曾止歇。
家族多年奔走終於在2000年獲得國家補償,2018年促轉會正式撤銷原判決,為曹賜讓恢復清白。他留下的遺書,以「為了愛你們、為了愛兄妹、為了愛天下人」作結,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知識青年精神的象徵。
戰後的社會改革亦深刻影響曹家命運。「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政策表面保障農民,實則重創傳統地主階級。曹家數代積累的土地資產迅速流失,昔日望族逐步式微。
值得一提的是,龜山、蘆竹、大園、觀音、新屋至中壢一帶,自清末即為農民運動熱區。這片土地長年燃燒著追求正義與改革的火焰,即便歷經日治與戰後的鎮壓,也未曾熄滅。
曹賜讓與曹成金雖出自不同戶系,卻皆以行動延續曹家不屈的精神。成金年長賜讓,戰後出任第二、三屆龜山鄉鄉長(1952–1957),任內推動地方建設,政績卓著。1957年更代表黨外參選桃園縣長,雖獲得41%選票,仍敗於作票傳聞纏身的國民黨。1964年再度參選,因黨外勢力分裂再度落敗。多年奔波,使原本雄厚的家族資產耗盡,最終回歸平民身分。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知識分子肩負拯救民族的重任,卻往往成為犧牲品。曹賜讓,正是以燃燒自身照亮時代的精神,留下令人敬仰的歷史記憶。
這座老洋樓,這段家族的記憶,並非僅為懷舊而存在,而是告誡後人:
在最黑暗的時代裏,仍有人選擇挺直脊梁; 在最孤寂的時刻中,仍有人以微光突破長夜。
這,便是他們留給這片土地,最深沉的贈禮。
這段歷史,或許只是台灣大時代中一個小小、平凡家族的故事,但正是這樣的故事,構成了我們理解台灣命運的群體縮影。曹家的百年興衰,不只是一門親族的記憶,也是這座島嶼上無數庶民生命軌跡的寫照。
曹家公墓
曹家洋樓
墓地地點依照15世曹永煌口述小時掃墓歷史以及聽聞墓地後來被收購蓋靈骨塔而推測出大概現今位置
三芝埔頭坑梯田(示意圖,非真實曹家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