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德國哲學家瓦特‧班雅民(Walter Benjamin)寫下〈譯者的任務〉(“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一文，作為他以德文翻譯波特萊爾詩作〈巴黎風情畫〉(Tableaux parisiens)的譯者序。該文於1923年出版，並於1968年由哈利‧左恩(Harry Zohn)英譯為“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而後獲得後結構主義諸多學者青睞，成為文化、文學、翻譯研究等領域最常被引用的名篇。其中德曼(Paul de Man)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對〈譯者的任務〉一文的閱讀與回應直接帶動八○與九○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自此翻譯研究得以跳脫傳統強調原文與譯文之間對應關係的限制，開啟與更多領域連結的可能，如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後殖民論述等等，結出豐碩的跨領域學術成果。

在過去幾十年間〈譯者的任務〉一文在國內學界與譯界亦引起廣大迴響，班雅民於文中提及的重要概念在學者陸續迻譯介紹之下早已為人耳熟能詳，更有各種不同的詮釋與翻譯，例如Aufgabe (Task)有「任務」、「職責」、「天職」、「使命」等多種不同翻譯；Fortleben (afterlife)一詞則有「來生」、「來世」、「後世」、「生命續」、「後繼生命」、「後起之生命」等譯名，其受到廣泛討論的情形可見一斑。

自班雅民寫下〈譯者的任務〉至今正好歷時百年，又適逢口筆譯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邁向四分之一個世紀，本次會議主題即訂為「譯者的任務」，以此向班雅民致敬。除了延續班雅民對語言與翻譯本質的思辨，也嘗試探討翻譯實務、研究以及教學在後現代、後殖民、後全球化、後人類情境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人類歷史在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一百年之間經歷極為劇烈的變化，一百年前的computer是「計算員」，而非今日我們所熟悉的「計算機」或「電腦」。今日的譯者更是處在AI人工智慧急速發展的時代，他們的天職和任務又是什麼？會不會有一天人們口中所謂的translator所指的不再是「譯者」或「翻譯員」，而是「翻譯機」？這些議題也將直接影響譯者的養成與翻譯教學的內容，或許在〈譯者的任務〉成文一百年後的今日正是我們與班雅民進行「契機式」(kairotic)對話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