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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浩阔，或许是人们对上海博物馆最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仅由于其1200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更由于它那璀璨而广阔的收藏体系。方体基座与圆形出挑相结合是上海博物馆的建筑造型，具有中国“天圆地方”的寓意，其中分四层：一楼为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和展览大厅；二楼为中国古代陶瓷馆、暂得楼陶瓷馆和展览厅；三楼为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历代玺印馆；四楼为中国古代玉器馆、中国历代钱币馆、中国明清家具馆、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和展览厅。那么，这么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70年时光中的上博。那些“杨宽和徐森玉们”：文博人的家国情怀一座博物馆要筹备，最重要的是管理体系、藏品、研究体系。在管理体系方面，不得不提的是上海博物馆首任执行工作的副馆长杨宽。1979年，杨宽（左一）与西嶋定生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校舍前。资料图片事实上，在出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前，杨宽便已经具备非常丰富的文博系统管理经验了。1945年，杨宽作为上海市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成功使得上海市博物馆重新开馆。博物馆复馆后，在馆长杨宽的带领下，进行了举办展览、保护文物、考古调查、创办杂志等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保护包括毛公鼎等在内的138件重要文物不被流失，杨宽还是一位学者。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为后人留下了300多篇论文和10余部学术著作，研究范围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期、古代农民战争、重要历史人物、文物考古等方面。马承源 图源网络有这样一位学者和文博资深管理者“打头阵”，上博的管理制度初具雏形，后在王一平等历任馆长的管理中，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博老馆长马承源。他不仅主动践行了他立下的规矩“文博人不许搞收藏”，在1955年将其收藏的铜器“爵”、1960年将骨笄等8件文物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在主持博物馆工作期间，他还积极开展学科研究，革新陈列体系与陈列形式，举办学术交流活动等，并倡议主持了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建设，使上海博物馆进入世界着名博物馆行列。与管理制度同期建立的还有上博的馆藏。在筹备之初，上博的文物来源主要有四处：接手原上海市立博物馆等1949年前建立的公私博物馆的文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等国家机构移交的文物；国家拨巨款收购征集的文物；各界人士和团体捐赠的文物。伊秉绶铭半璧端砚 清嘉庆八年（1803年） 半径8.4厘米 高1.3厘米 王一平1999年捐赠商晚期 “爵” 高18.7厘米 流至口长16.7厘米 马承源1955年捐赠在早期的收藏历史里，上海一直是中国文物收藏的半壁江山，各个品类在上海都有一定的收藏群体，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收藏大家。当胡惠春、谭敬、沈同樾、顾丽江、乐笃周、孙煜峰、丁燮柔、罗伯昭、李伟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收藏家，踊跃捐赠文物时，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体系已占据了先天条件。而“各界人士和团体捐赠的文物”环节中，得益于文博大家的支援，而他们与很多收藏家关系紧密，又带动了收藏家们的捐赠热潮，是互相促进的过程。仅在1951年，就有154人及团体捐赠各类文物1.3万余件给上海市文管会，希望支持上海博物馆的筹建，也因此让上海博物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文物捐赠高潮。汉《人物画像砖》 纵50.7厘米 横164.5厘米 郑振铎1956年捐赠《人物画像砖》局部明《雁塔三藏圣教序拓本》 高33.2厘米 宽18厘米 帖芯高25.4厘米 宽13.3厘米 徐森玉1965年捐赠这些捐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本身就是文博研究者。如博物馆事业先驱，曾负责华东地区文物保护管理的郑振铎于1956年将汉《人物画像砖》赠于上博。之所以捐赠，他说，“我个人收藏这些陶俑，无甚用处。而各博物院......则极为需要。”再如徐森玉，他经历了上海博物馆的筹划建立过程，是一位文博领域大家，毕生都在从事文博工作。其自身也是中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 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与各个地区的文物收藏家都有广泛联系。1950年，他将其收藏的3件陶瓷等藏品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之后又分别在1964年、1965年和1966年将其收藏的书画、古籍、拓片等6件藏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汉《红绢地鸟兽几何纹彩绣残片》 最小残片约0.5平方厘米 最大残片约12平方厘米 马衡1953年捐赠战国早期 《陈纯釜》 高39.0厘米 口径23.0厘米 谭敬 1951年捐赠齐侯匜 春秋早期（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高24.7厘米 长48.1厘米 沈同樾、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瑄、顾笃球1951年捐赠研究体系方面，上博也一直在完善。自1952年博物馆建立以来，上博从未停下过脚步。1958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1960年，设立文物保护技术科学实验室；同年6月，上海市裱画生产合作社并入上海博物馆，在文物修复工场建立书画装裱组；同年9月，上海市文管会与上海博物馆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1974年，为了加强博物馆的学术研究，设立陈列研究部，下设青铜、陶瓷、书画、工艺、陈列设计5个研究组以及考古部。1991年，上海博物馆在龙吴路1118号建造4000平方米文物仓库。1992年，上海博物馆在虹桥路1286号建立上海博物馆分馆——中国钱币馆。也是在1992年，上海博物馆建造新馆选址在人民广场中轴线南侧人民大道201号，准备兴建。1996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开馆，距今也已整整二十余年了。重要馆藏细数上博璀璨珍宝如前所言，上海博物馆拥有诸多馆藏，其中便包括许多国宝级文物。让我们通过其十件国宝级文物收藏，一窥其馆藏风采。西周 大克鼎 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 清光绪中期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大克鼎，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大盂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毛公鼎，被誉为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作为鼎中重器，虽然百多年来考古成果斐然，但大克鼎仍与大盂鼎同为有铭文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两件，至为尊贵。大克鼎是西周中期圆鼎的典型式样，鼎口有大型双立耳，口沿微敛，腹略鼓而呈下垂之势，腹壁厚实，蹄足，形制厚重，充分表现出了青铜鼎威严、庄重的礼器特性。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命令。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煌煌巨制。西周 晋侯稣钟 大者高52厘米，小者高22厘米，皆为甬钟 1992年出土 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晋侯稣钟是西周晚期晋献侯的随葬编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编排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和谐的编钟。其中上海博物馆馆藏的14件是从香港购回入藏，另两件经科学挖掘，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现藏于山西博物院。这套编钟看起来虽然并不出众，却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每一枚钟上面，都有大量铭文，铭文全部以利器刻錾，此为西周青铜器首见。铭文共有355字，记载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亲征东方夙夷的事件，为史书所阙载，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据此推算西周历谱。战国 商鞅方升 通长 18.7厘米，内口长 12.5厘米，宽 7厘米，高 2.3厘米，容积 202.15立方厘米商鞅方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采用以度审容科学方法的一个量器。方升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此器外壁刻有铭文记载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大良造鞅”即商鞅，本件器物因此得名。享有“强国重器”美称的商鞅方升，造型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斗状物，极其简单，既没有古代青铜器上复杂的纹饰，制作工艺也并不复杂，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方升前段有“重泉”二字，表示这件方升当时先颁发于重泉县（今陕西蒲城）；器底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度量的诏书。商鞅方升是商鞅为秦变法统一度量衡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便利全国的经济往来，是国家统一关键的一个环节。唐 孙位高逸图卷 全卷纵45.2 厘米，横168.7 厘米 图为局部《高逸图卷》，自北宋以来就迭经皇室和名家收藏，屡见于著录之中，极为珍贵。此图是唐代著名宫廷画家孙位唯一的存世作品，它的存世，对研究孙位个人艺术风格、唐宋两代人物画风格演变，有着绝无仅有的重要意义。《高逸图卷》为《竹林七贤图》残卷。“竹林七贤”时候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此卷仅剩其中四人，经考证，从右至左分别为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人均坐于花毯之上，形态、表情各不相同，四位童子侍立其旁，配合以不同的器物，使人物的个性特征被刻画得惟妙惟肖。除了人物的刻画，孙位对蕉石和器具等衬托物的用笔也费了一番心思，作为点缀山石用到的渲染和皴染手法，开启了五代画法之先河。唐 怀素苦筍帖卷 纵25.1厘米，横12厘米《苦筍帖》，是中唐著名草书家怀素传世作品中唯一被大家所公认为真迹的名作。此帖虽只有寥寥14字，却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禅宗、茶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亦具有难以估量的文化价值。《苦筍帖》为怀素代表作，草书二行，释文为“苦筍及茗异常佳，乃可迳来。怀素上。”全帖字圆锋正，精练飘逸，神采飞动，兴到笔运，如骤雨旋风，虽变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被尊为中国草书史上的两座高峰，合称“颠张狂素”，张旭以浑厚取胜，怀素以瘦劲取胜，《苦筍帖》很好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审美意趣。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清 高39.5厘米，口径10.0厘米，足径12.3厘米，腹径18.5厘米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创下（2002年）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后由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捐赠于上海博物馆。粉彩是清朝雍正彩瓷最著名的品种之一，粉彩蝠桃纹瓷器以盘类居多，在橄榄瓶上极为罕见，此瓶乃存世孤品，所以堪称绝世宝瓶。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厚莹润，以粉彩蝠桃纹为装饰，画面构思精巧，枝头硕果累累，枝叶间饰有瑞蝠，展翅翻飞，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蝠”是“福”之谐音，而桃则是“寿”的象征，合之寓意“福寿双全”。《陶雅》中称赞“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重要展览回顾上博文化交流历程在70年时间里，上博举办了数以百计的展览。这些展览记录着上博的发展历程，也折射着中国文博事业的蓬勃生长。下边，让我们从近十年来的展览中，回顾上博在展览中对展示、传播、研究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努力。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2002年11月30日至2003年1月6日展品之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20年前的2002年，是上博50周年大庆，以此为契机，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三馆强强联手，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览集中了中国美术史上辉煌时期的72件代表作品，被庋藏于清宫“三希堂”的晋王珣的《行草书伯远帖卷》，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有五代南 唐时期顾闳中的千古杰作《韩熙载夜宴图卷》，还有北宋张择端脍灸人口的《清明上河图》、而王羲之的《行书上虞帖卷》、王献之的《行书鸭头》都在此次展览中悉数展出。周秦汉唐文明大展2004年12月29日至2005年2月15日展品之唐懿德太子墓《执扇宫女图》局部从文物角度讲，是一次陕西文物精华大展，由陕西省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昭陵博物馆等多家文化机构鼎立合作终得成展，展期历时48天。展览将展出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金银器等各品类珍贵文物219件（组），时间跨度自西周直至晚唐、五代逾两千年。眉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四十三年逨鼎；秦始皇陵陪葬坑近年出土的彩绘俑；汉茂陵附近出土的鎏金铜马、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北周安伽墓贴金彩绘浅浮雕围屏石榻；唐懿德太子墓《执扇宫女图》壁画、答宪墓跪拜俑、唐法门寺地宫出土舍利宝函与秘色瓷器、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等等都是各时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器物。荷兰：伦勃朗与黄金时代2007年11月3日至2008年2月13日展品之伦勃朗作品7世纪是整个欧洲的“黄金时代”，更是荷兰的辉煌时代。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荷兰以其巨大的商业力量着世界的海洋和贸易。同时，以伦勃朗等大师为代表的荷兰绘画与艺术领域亦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成为世界艺坛的一道经典风景。“伦勃朗与黄金时代 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珍藏展”正是这样一个全面展示7世纪荷兰绘画和装饰艺术杰作的展览。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在这一领域收藏之丰，世界上无出其右。展出的70余件（组）油画、铜版画、银器以及代尔夫特陶器等珍贵文物、以“艺术家的世界”、“静物画与实用艺术”、“城市”、“乡村”、“宗教图像与器物 伦勃朗的世界”、“市民、执政者与贵族”、“荷兰共和国与荷属东印度裙岛”以及“风俗画”等八个专题，通过艺术家的眼睛，再现了那个非凡时代荷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艺术品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展示了荷兰艺术家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和创作技巧。此外，在2007年相继开幕的几场西方艺术大展，也见证着上博在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努力，如“美国艺术300年”“瑞典银器500年”“从提香到戈雅：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藏油画名作展”等等。鉴真和空海：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2010年9月29日至11月23日展品之鉴真和尚彩绘木雕坐像虽然只有鉴真和尚彩绘木雕坐像、弘法大师(空海)像以及中国唐代白檀木雕“诸尊佛龛”三件弥足珍贵的展品，却展示了一段宏伟的历史，带我们追忆那些冒着极大的危险往来于海浪波涛之上相互交流文化的人。与该展览同期展出的，讲述中日文化交流的展览还有三楼展厅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南宗正脉：上海博物馆藏娄东画派艺术2011年12月3日至2012年1月31日展览展品从左至右：王鉴《秋山图轴》、王翬《仿范宽溪山行旅图》、王鉴《仿范中立山水图》次次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上博馆藏王时敏作品25件，王元祁作品32件，以及娄东画派传人作品13件，10件代笔和伪作。上博希望通过展示娄东画派的发展脉络，对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60件展品同后世仿制二王的仿品20件进行对比展出，提供对二王作品真伪研究的启发。真赝品对比展出，这在上博还是头一次。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1月3日展品之北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作为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是继2002年“千年遗珍——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和2010年“千年丹青——日本、中国唐宋元绘画珍品展”之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晋唐宋元书画系列大展的第三部曲。此次展览首次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聚集到一起，共计60件展品，涵盖了五代、宋、元四百多年的时间跨度，通过经典性、学术性和互补互动性三大特点，向观众展示这一段中国书法和绘画建立各种典范风格与各种技法形式达到成熟和精诣的辉煌时期。北宋李成《晴峦萧寺图》 ，李公麟《孝经图卷》 ，传为北宋范宽的《雪山楼阁图》 、传为巨然的《溪山兰若图》 ，书法中的北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以及南宋金处士、周季常、林庭圭的宗教画，元代张羽才、罗稚川、张羽、姚廷美、刘贯道等人画作的集中展示，为观众进一步全面了解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良机。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3月1日展品之牺尊此次展览的115件展品皆是近两三年来宝鸡石鼓山出土的文物，其中包括球腹簋、四耳乳钉簋以及两件铜簠，皆是出土以来首次对外展出。展出的两件铜牺尊，形似鹿，身线雕凤凰与夔龙，将龙凤呈祥的意愿凝固其上。为了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上海博物馆还借来了清末至民国初年从宝鸡出土，现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天津博物馆的两件铜禁，使同一个地方出土、收藏于国内外不同博物馆的3件西周铜禁第一次相聚。千年古港:上海青龙镇遗址考古展2017年3月10日至5月30日为了深入了解青龙镇的市镇布局和文化内涵，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于2010年至2016年对遗址进行了长期考古调研与发掘，逐步揭开了这座湮没于地下数百年的港口重镇的神秘面纱，于2016年12月8日公布了青龙镇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并开始策划此次展览。展览以115件(组)文物展示上海考古的最新重大发现。千文万华——中国历代漆器艺术展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2月24日此次漆器艺术展特别借展了浙江省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福州市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所藏7件重要出土漆器珍品，有些堪称顶级国宝，自出土以来从未离开过当地；另有270余件属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这也是上海博物馆时隔近40年，再度推出漆器特展，让馆藏漆器文物得以“走出深闺”。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2021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镇守南北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时隔17年后再次重聚。除此两件，一起亮相的还有19件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青铜鼎。21件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虽然展览规模不大，展期仅有1个月，但展品从商代到战国，跨越3000年青铜文明。呈现了中国青铜器鼎盛期、转变期和更新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的风格；青铜器的各个特色器型几乎均有涵盖，能一览它们腹部、足部、耳部等的变化；全部是有铭文，流传有序的青铜器名鼎。“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2022年7月30至10月23日展览精心遴选文物217件/组，文物总量314件，其中定级的一级品达67件/组，汇集了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20家博物馆和考古机构收藏的诸多重要藏品，涉及89个考古遗址，集中展现了河南省内发掘的夏、商、周三代重要考古发现。展览分为夏、商、周三部分，着眼于中华文明探源，以文物为点、以时间为线、以王都为面，带领观众回到夏商周时期的中原大地，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些文物承载着夏商周时期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反映了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礼乐制度及文化面貌，共同讲述中国历史上奠定华夏文明、逐鹿中原的恢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