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見洋二丨「箭鋒相直」――論釋惠洪與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派之詩學淵源

在宋代詩學，也即以詩為中心的文學批評領域，地位重要的文人不在少數，而其中首屈一指的當屬北宋的蘇軾與黃庭堅。二公影響之巨，流播後世極廣，非餘人所能及。蘇、黃文學的繼承者中，最為重要的則數江西詩派。南宋初，呂本中仿照禪宗宗派圖作《江西宗派圖》，選擇了出身江西的黃庭堅以及繼承其文學衣缽的二十五位文人，始為一派。南宋以降，被歸入江西詩派的文人逐漸增加，呂本中本人也被視作一員。可以說，南宋的詩學是圍繞如何繼承與超越江西詩派的命題展開的。

蘇軾、黃庭堅與江西詩派有著怎樣的關係？江西詩派將黃庭堅奉為文學上的淵源，其繼承關係之密切自不待言。相比而言，蘇軾與江西詩派的聯繫就顯得不那麼緊密了。蘇軾的詩學觀念與黃庭堅有不少差異，因此，如果以黃庭堅為基準來審視江西詩派，蘇軾的詩學影響往往容易被忽視。但是，黃庭堅本身可以被視作蘇軾弟子。作為服膺蘇軾的文人，他與蘇軾之間自然也存在諸多詩學觀念上的共通之處。江西詩派既然與黃庭堅有著密切的繼承關係，那麼當然也與蘇軾有著不可忽視的繼承關係。對於從黃庭堅到江西詩派的詩學史發展歷程，我們有必要將蘇軾納入視野。

再者，如果將活動於北宋末的釋惠洪，納入以蘇、黃到江西詩派的繼承關係為基軸的宋代詩學史，又會有怎樣的發現呢？身為禪僧的惠洪，對蘇、黃二位文人私淑頗深，同時也與江西詩派的文人過從甚密。實質上，我們可以將惠洪視為江西詩派的成員，其創作風格與文學觀念皆與江西詩派有不少重合。從蘇軾、黃庭堅到江西詩派的詩學發展中，惠洪是重要的節點人物。本文將以惠洪的詩學為基點，嘗試更清晰地刻畫從蘇軾、黃庭堅到江西詩派的宋代詩學史之傳承動態。

此外，惠洪作為禪僧，其詩學與禪宗也有著密切的關係。總體而言，宋代文人受禪宗浸染頗深，蘇、黃亦不例外。江西詩派作為詩歌流派，其最初形成也仿照了禪宗的宗派結構。江西詩派的成員也包含禪僧，其餘的文人也和禪宗關聯匪淺。本文以惠洪的詩學為基點，試圖揭示宋代詩學與禪宗關係之一端。

 賴思妤丨「化獅作龍」：試論明代「青詞」的源流、修辭策略與道教文學新義

青詞為道教文學中具高度文學性的載體，作為道教詞章的文類，是道教文檢中少數明確亦由非教內之文人創作的詞章，不僅教內人士，朝廷及民間文人皆積極參與，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本研究聚焦於明代青詞，探討其源流、修辭策略、文體分類及社會功能，並反思其在道教文學中的獨特定位。

青詞自唐玄宗時期出，作為延續道教上章傳統的文檢，青紙朱書，旨在向神明傳達祭主的心願，其語言講究精練與音韻和諧，強調「務在簡而不華」，重視以樸實的文字傳達祭主之志誠，收人神之間溝通載體之效。越及後代，青詞發展出多樣的表現形式與文類風格，以韻文為主，除了駢文、駢賦、詩歌外，亦有逐漸趨向散文形式，明代《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便有「詞疏品」，將也具散文形式的疏文視為青詞，不拘格套、無法明確分類的自由表現，顯示其跨文類的特色。無論是何種形式的青詞，皆著重傳達意象，象徵有神來護，先有「意象」然後進入「情景」，並引導參與者進入神聖的儀式氛圍。

明代的青詞文人化現象更為顯著，在說部作品中亦見，更可見其普及性，如《三國志通俗演義》諸葛亮軍營建朝斗儀式，宣讀四六韻青詞；又如《水滸傳》中宋江酬謝神明建羅天大醮，公孫勝任高功專拜青詞。嘉靖年間，「青詞宰相」的出現，凸顯青詞在政治和文學領域的重要性，成為文人晉升的工具，具有明確的政治功能。其中，世宗設齋醮厚葬寵貓雙睂時，由「青詞宰相」袁煒撰寫的「化獅為龍」儀式青詞便是代表事例，顯示青詞在宗教之外的政治功能與社會意義。

本研究試從歷時性的文類發展為經加以溯源，首先對相關文獻進行匯編與初步分類；其次分析青詞在不同語境中的修辭手法、實際應用等文學表現層次；最終盼深入探討明代青詞文化的獨特性和社會意義。旨在揭示青詞閫奧，考掘其隱秘內涵及其在道教文學中的多元價值。

宋家復丨通鑑編纂中的修辭時刻
這篇論文是一系列關於北宋中期史學史研究的完結篇，奠基於筆者之前已發表與尚未刊布的個案研究，試圖將《資治通鑑》的編纂，放回十一世紀的史學史脈絡之中，也就是試圖發掘，在那個《資治通鑑》而沒有成為經典的時候，司馬光和他的團隊是如何在歷史書寫形式與操作上進行考慮，並且指出在這個編纂過程中，有幾個修辭動作可能介入的時刻，這些時刻所蘊含的動能，賦予了《資治通鑑》所想達成的詮釋與意義效果。 

雷之波丨楊樹達的《中國修辭學》：修辭典範的一種另類建構

“Yang Shuda’s Chinese Rhetoric and Textual Criticis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aw many attempts to establish “rhetoric”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In a sense this was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orking with western concepts and rubrics introduced from Japan, various schemes were proposed and refined, culminating in Chen Wangdao’s 陳望道 (1891-1977)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 修辭學發凡 (1932). Yet there were dissident rhetorics, not easily assimilated to this line of progress. One such work, proposing an entirely different, nativist conception, was Yang Shuda’s (1885-1966) _Chinese Rhetoric_  (1933). This paper seeks to evaluate Yang’s work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we might consider whether Yang’s book was less a “rhetoric” than an anti-rhetoric, positioned against the westernized mainstream. Second, and alternatively, Yang’s formulation of a “xiuci xue” may suggest that that Chinese term was not just a translation of the western word “rhetoric,” but a concept with its own distinctive underpinnings. Finally, noting that studies of rhetoric regularly take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and arrive at varying emphases, i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oundation for Yang’s rhetoric: textual criticism.

何維剛丨作為學科的修辭：試論「修辭學」在臺灣戰後的歷史、發展與意義

學科的歷史意義，不應框架於學科內部的學術探討，而應還原於時代思潮、教育體制、政治環境與個人才情的碰撞，重新思考為什麼在該時間點產生如此學術傾向，而此一學術傾向又反映何種時代氛圍。臺灣「修辭學」學科長期侷限於「辭格」一隅，並且從屬於文學及文學批評範疇，尤其與作文教學關係甚密，與西方的修辭學概念大相逕庭。此一研究與教學傾向，實與戰後臺灣教育政策直接相關，而修辭與考試、作文的掛勾，也限制了學子、甚至社會對於修辭學科的想像。學界於2000年便曾對辭格與教學、考試的結合提出警告，此風至2008年前後，遭遇更多社會輿論非議，愈發促使教育現場與學界重新省思「修辭學」作為學科之意義。傳世之作固然是學科傳承的主幹，但如若能走出書本，在課堂、校園與社會之間，以教育史和觀念史的角度重新審視「修辭學」，或許能對戰後臺灣的文學教育有所新的觀察。

宋莉華丨丁尼生《公主》早期漢譯本的修辭學研究

 英國詩人丁尼生的敘事詩《公主》，1917年以章回小說的形式被譯介到中國，題為「公主之提倡女學」。這一譯本較之於原詩，在文體、修辭手法、審美風格等諸多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公主》的這一早期漢譯本由詩歌到小說的文體轉變，以及因其作為女學小說的翻譯主旨給文本帶來的種種變化，使其極具修辭學的研究價值。本文擬對丁尼生《公主》的這一早期漢譯本展開修辭學研究，將該文本的修辭現象與方法，通過風格範疇，與審美心理相銜接，探究這一譯本對當代譯介學的啟示意義。

吳盛青丨熲熲赤牆靡：近代詩歌翻譯與修辭

歷史學家李思純曾指出，「近人譯詩有三式：一曰馬君武式，以格律謹嚴之近體譯之，如馬式譯囂俄詩曰『此是青年红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是也；二曰蘇玄瑛式，以格律較疏之古體譯之，如蘇氏所為《文學因缘》、《漢英三昧集》是也；三日胡適式，则以白話直譯，盡馳格律是也。」「A Red Red Rose」（一朵紅紅的玫瑰）為英國十八世紀末浪漫派詩人羅伯特·彭斯據蘇格蘭民謠改寫而成的名篇。本文以廿世紀初蘇曼殊的五言古詩譯作<熲熲赤墙靡>為例，探討近代詩歌文言翻譯中所遭遇的諸種修辭問題。符號、隱喻、典故、音韻，因其所承載的文化意涵，往往成為翻譯中難以逾越的障礙。本文首先展開玫瑰、薔薇、墻靡、荼蘼等名物之辨，一個不「透明」的日常詞彙，攪動的是巨大的歷史文化的語義場。同時，討論蘇曼殊轉「比」為「興」的操作手法，翻譯中「體」的擬古之風以及陌生化的處理方式。本文亦將詩歌翻譯中詞彙、文體、風格的靈活對等與偏離的問題置於現代「修辭法」的論述之中，以唐鉞的《修辭格》、 黎錦熙的《修辭學比興篇》、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等民國專著為基礎，審視「興」如何納入現代修辭學的範疇，以彰顯中國詩學託興深微獨特的修辭手法，探討文體與風格在意義的轉換與形塑中的決定性作用。晚清文壇盛行的意譯、「歸化翻譯」，往往被視為是對原文意旨的背叛，顯現歷史轉型時期捉襟見肘的文化窘境。從廣義的「修辭」角度切入當代翻譯理論，強調文本的不確定性、意義的挪用以及與讀者的美感交流。以「譯者為主導」的翻譯，是對源文本的激進誤讀、增補與延異，其蟄伏在文本深處的是現代中西文化權力的拉鋸，以及投胎轉世的「后繼生命」。

胡宗文丨On the Use of Allegory in P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In my talk today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use of allegory in Paul’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It is my view is that the letter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document that can help u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Christian Bible and the nature of Christianity; it is also my view that this letter, understood in the right way, can shed light on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rhetoric. If I can persuade my listeners of the truth of these matters, I will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盧   嫕丨翁貝托‧埃科詮釋理論的修辭學維度

與“allegory”概念有關的討論在歷史上離不開修辭與詮釋議題。義大利學者翁貝托··埃科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建構其詮釋理論時，就通過反思歌德所區分的 “symbol”（象徵）與 “allegory”（寓言）概念，追溯了與 “allegory”相關的一系列詮釋事件，即「新柏拉圖主義者」的「泛符號形而上學」詮釋邏輯、聖奧古斯丁寓意性理解模式、湯瑪斯·阿奎那對「字面義」強調與但丁「四義說」的世俗運用，說明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神學家在神聖文本的詮釋領域所遭遇的問題，挖掘出詮釋的「限度」與「無限」之間的辯證關係，並提煉超越性存在的詮釋實暗含的符號機制，從而揭示其中的「普遍的寓言主義」邏輯。埃科將詮釋問題討論落實於中世紀古典學傳統而非現代詮釋學脈絡，不但旨在解決現代詮釋學思想中不可調和的方法論與本體論的對立，而且嘗試消除現代進步史觀對中世紀思想和學說的誤解，恢復其在當代社會的話語權與實踐性。

陳力衛丨明治時期的「美文熱」與修辭

明治時代的文體豐富多彩，因爲從江戶時代開始，各種文體就已有縱橫馳騁之感。除了以往的漢文體之外，和文體的人情本、洒落本、黃表紙等軟派文體勢頭尚存。比如翻開《團團珍聞》（明治10-明治22）這樣的小報，確實是多種多樣的文體并存，第一期的「演舌、社論、雜報、和英對譯、雜錄、寄書」欄目基本上是以和文為中心，但英語、漢字片假名混合體和漢詩等都有其相對應的文體。「和英對譯」作為時代特徵也很耀眼，亦即英語在當時受到重視的標誌。而面對如怒濤般湧來的西方知識，應該用什麽文體來翻譯、表述則成了新的問題。經過反復嘗試，最終以漢文訓讀體來對應西方知識成為主流。其前提可以認為是當時的知識人幾乎都具備漢學素養。

於是，歐文翻譯體的形成就是通過對漢文訓讀體的改造和吸收歐文直譯的要素而達成的。之後所謂「普通文」的確立是日語文體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一階段，對於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近代國家來說，在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等公共媒體上作為「普遍通用」的文體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這當然可以說是書面語文體形成的一個基本步驟。但是，繼承江戶文藝的日語表達並不局限於此，還有更優美的和文和大量口語、俗語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以言文一致為目標的動向開始出現在明治20年代（1880年代）的文藝作品中，然後一直持續到明治後期乃至大正初期。這便是文體改革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說，在既成的「普通文」的基礎上加入諸多新的要素從而進一步融合為言文一致體，語法上也伴隨著文言文向口語文的轉換，逐步確立起現代日語的文體。

「美文熱」就是出現在20世紀初這一文體變革的最後階段，它的形成和意義應該如何詮釋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陸   胤丨重審「東洋美辭學」：明治日本新式修辭學演生的中國文章學助緣

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講師島村瀧太郞（抱月，1871-1918）出版了《新美辭學》一書。該書對淸季民初中國新式修辭學知識體系的發端頗有啓迪之功。所謂「美辭學」，實爲修辭學 (Rhetoric) 在日本明治時代的一種譯名。除了介紹作爲學科「祖庭」的「西洋美辭學」，島村此書還專闢一節槪述「東洋美辭學」之變遷。「說是『東洋』，其實主要是指中國」，島村以《毛詩》六義爲「中國修辭思想的萌芽」，認定至《文心雕龍》「始稱有完全之修辭書」；接着他又列舉陳騤《文則》、嚴羽《滄浪詩話》、陳繹曾《文筌》、高琦《文章一貫》等宋元明時代的詩文學論述，指出徐師曾《文體明辨》的「分類法、變遷論，乃優入修辭學之領域」，而淸初唐彪的《讀書作文譜》「最具修辭書的體裁，從寫法、讀法、評論以至文章之體制、題法、辭法、種類、詩之體式等等，雖嫌駁雜，而委曲盡致，可謂中國美辭學最完備之作」。

源自西洋古典時代的Rhetoric 槪念於明治初年傳入日本，先後有「文章學」「文辭學」「善論學」「修辭學」「美辭學」等不同譯名，隨即湧現出一批套用西洋修辭學體系的論著。這些新體修辭書在形制上迥別於東亞傳統的詩文格法或詩話、文話，卻仍包含若干來自「漢文學」（包括中國傳統詩文、文章學以及在其影響下的日本漢詩文創作、批評）的理念和例證。究其原因，一則江戶末葉漢學敎育普及，修辭學書的作者和讀者都對漢籍比較熟悉；二則直到明治中期，日本普通社會通行的文體仍爲和漢混交文，「漢文訓讀體」文章乃至純漢文的讀、寫需求依舊旺盛；④三則中小學校「漢文」一科雖趨沒落，但作爲日本「國語」的一部分，仍在學校課程中保有一席之地。明治時代多數修辭學書還是以指導作文爲鵠，即便理論體系全盤歐化、文體觀念趨向「言文一致」，依然不能無視社會交際和學校敎育的現實狀況。

郭南燕丨傳教士文學給日本修辭學帶來的影響：以《輕世金書》為例

自1549年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的方濟各・沙勿略到達日本鹿兒島以後，天主教的理念開始在日本傳播。自一五九〇年代至一六三〇年代，《聖經》的日文翻譯，教理書、禱告文、歐洲文學的翻譯、日本文學的口語化及歐日語言辭典的出版，被稱作Kirishitan（吉利支丹或切支丹）文學。這是歐洲傳教士和日本信徒的共同寫作出版的結果，給日語及日本文學帶來了重要影響。在日本，關於吉利支丹文學的研究主要側重語言學（發音、詞彙、文法）和宗教學，在文學方面（包括修辭）的研究還無很多開拓，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被低估。此問題早已被日本文學史研究者頻繁指出，但仍無突出進展。

吉利支丹文學的主要目的是傳教，因而語言修辭上的感染力至關重要，同傳教是否成功有著密切關係。其中的特殊修辭（比喻、起興、借代、引用、誇張、比擬、層疊、襯托、對偶、排比、設問、反問、反覆等）的使用生動地表達了天主教的概念、思想和故事性，即有濃厚的歐洲色彩，又使日本人容易接受。對於日本文學的傳統來說，這些修辭具有耳目一新的衝擊力。

本發言將著重於吉利支丹文學的代表作品《こんてむつすむん地》(1596、1610)（Contemptvs Mvndi，輕世金書）的日語翻譯的修辭特色，援用其他相關作品，觀察傳教士的修辭如何引入天主教的概念，其概念又如何產生感染力，撥動讀者的心弦，從而達到有效傳播福音的目的。

本研究試圖對吉利支丹文學的修辭特色進行系統研究，從而使吉利支丹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朱雯琪丨“Translating” Rhetorica:  The Jesuit Synthesis of Classical Metaphor in Alfonso Vagnone’s Pixue

Rhetoric i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disciplines 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inquiry. Yet, the Jesuits’ introduction of classical rhetoric to China—an intersection of European and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s—remains understudied.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is gap by focusing on Alfonso Vagnone’s Pixue 譬學, a two-volume classical Chinese text that introduces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etaphor. Pixue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first full-length specialized texts on classical rhetoric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China.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explored the Renaissance influences in its theory of comparison through semiotics, traced Erasmian roots in some of the 601 illustrative maxims, and identified Roman and Song dynasty influences on its typology.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Vagnone’s theory of metaphor is conspicuously lacking.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that gap by excav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lassical Greek and Roman foundations of his metaphorical theory. Classical views on metaphor underscore its multifaceted role in rhetoric, poetics, and philosophy. For Aristotle, metaphor served as a cognitive tool that revealed underlying similarities; for Cicero and Quintilian, it was a rhetorical device that enhanced persuasion and clarity; while other thinkers emphasized metaphor’s capacity to convey deeper truths and enrich literary expression. Expanding on my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will delve into how each of these thinkers to trace how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dition of metaphor shaped Western rhetorical and literary practices, ultimately influencing Vagnone’s presentation of metaphor to a literati audie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付彬斌丨拉康與修辭學：無意識、隱喻與轉喻的交織

語言在人類溝通、思維和自我建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修辭學作為語言藝術的學科，自古以來一直研究如何通過語言達到說服、影響和表達的目的。從亞里士多德到現代語言學，修辭學不斷演變，深入探討語言的結構和功能。其中，隱喻(metaphor) 和轉喻 (metonymy) 是修辭學中兩種重要的語言機制，它們不僅豐富了語言的表達方式，更揭示了語言在構建意義和理解世界中的深層運作。在20 世紀，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將語言學和精神分析相結合，提出了關於無意識和語言的新觀點。他認為無意識「像語言一樣結構化」，並運用隱喻和轉喻來解釋無意識的運作方式。拉康借鑑了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的語言學理論，特別是他們對語言符號和語言結構的分析，將其融入精神分析的範疇。這一視角不僅拓展了對無意識的理解，也賦予修辭學新的意義，強調了語言在心理結構和自我建構中的作用。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在於，拉康如何運用修辭學中的隱喻與轉喻來解釋無意識的運作，這種觀點如何深化對語言與自我建構的理解。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拉康對修辭學的獨特詮釋，探討其在精神分析和語言學領域中的貢獻，並揭示語言在無意識和象徵秩序中的重要性。通過探討拉康對隱喻和轉喻的分析，我們將看到語言如何成為無意識的表現形式，並在個體的心理結構中扮演關鍵角色。隱喻與轉喻不僅是修辭手法，更是無意識活動的基本機制。拉康的理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框架，讓我們從語言的角度重新審視無意識、欲望和自我。這種跨學科的研究不僅豐富了修辭學和精神分析的理論內涵，也為理解人類心理和語言提供了新的視野。

顏銘新丨用古典修辭學讀《給人質的信》──給聖修伯里的微笑

語法國飛行員作家安東尼．聖修伯里在1941年到1943年滯留紐約期間，除了《小王子》，還完成和出版《給人質的信》。他將前一本書提贈予雷翁．維爾特，而後一本書的前兩章原本只是封私人信函，之後欲作為維爾特所著《三十三日》的序言。本文挪借古典修辭學的發想命題、布置安排、風格與修辭、記憶和結論等五個要素來閱讀《給人質的信》。將全文分為五段：首先在發想命題部分說明「給雷翁．維爾特的一封信」如何從一封私函，輾轉出版的經過；其次參考亞里士多德、西賽羅和昆第良等西方古典修辭學著作中的六段式布置，說明該書六個部分各自的敘事主題和核心意念；第三段經由精讀內文，分析文中的契合古典修辭學的部分喻說、意念辭格和措詞辭格，並且從古典修辭學中的事例和省略推理兩種勸服方式來解讀作者如何論證本身的觀點和駁斥集權主義；第四段則挪用回憶這個詞彙，回顧作者的其他著作和本書的前後呼應，進而理解作者在彼時彼地對朋友和國家的思念和憂慮；結論裡引用朗吉努斯所歸納出的五個導致崇尚的原因，也許作者並非刻意勉而為之，但是作者個人的熱情、才能與遭遇等，與辭格技藝和片語學融合得不著痕跡。希望用本文來說明如何借助古典修辭學閱讀這類夾敘夾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