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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摄氏度，抗原显示阳性。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完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完成的工作量。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摄氏度，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送药互助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董浩说，在药店取药，经常遇到因为插队吵架的情况。12月10日这一天，某种药只剩最后三盒了，前面排队的人说要全部买走，后面的人嚷嚷着不同意，店主决定一人一盒，董浩随口一问价格，“一盒要卖200，我心想我不买。”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12月10日后，他送的物品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也卡得没有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完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12月10日，骑手董浩接到的送药订单，专人直送，意味着中间不再接其他单。受访者供图也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药不太好买了。12月11日晚10点，有朋友发烧了，闪送叫不上，吴姗姗装了四颗布洛芬，一盒连花清瘟，一个体温计，放在大院门口的架子上，对方上门来取药。此前半个月，吴姗姗和70多岁的父母都阳了。吴姗姗开始网上买药，她买了两盒布洛芬，两盒连花清瘟，一盒念慈庵，一盒泰诺。那时买药很方便，几乎半小时就能送达。母亲一直无症状，父亲发烧两天后缓解，她曾丧失了味觉和嗅觉。这期间，她吃了3片布洛芬，八粒连花清瘟胶囊。病好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决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她把送药的事情发到朋友圈，越来越多阳过的朋友愿意把药送给需要的人。“我就跟朋友说，你不吃的就拿过来，咱谁也不嫌弃谁。”12月12日，送药的范围扩展到了陌生人。晚上7点44分，一个女孩私信她能否买几颗布洛芬，说自己发烧到39.4℃。吴姗姗答，“我不卖，只送给急需的朋友”，她们加了微信，叫了同城快送，还叮嘱对方12小时吃一粒，多喝热水。晚上8点50分，女孩收到了药。这一天，吴姗姗跑了20趟大院门，寄了20单同城快送，没有收过一分钱。“没有必要收钱，而且我也不差这点钱。”她交接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闪送的小哥，但后来也有两趟直接交给了滴滴司机。一共有三四十人收到了她送的布洛芬，每个人两三粒，最多的给了六粒。对吴姗姗来说，一个人求一整盒布洛芬没有意义，“你根本就吃不了那一盒。”而动辄囤上五六盒布洛芬的，更在她的理解之外，“即便家里有五六口人，每人六粒，两盒48粒都已经足够了。”后来那个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她留言，“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在北京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真的感激涕零。”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吴姗姗留言。受访者供图外卖运力紧张12月12日，孙晴先后在三个生鲜平台抢菜，或是点开后发现“本站点当前运力已约满”;或是刚选购好商品，点击付款时显示商家“已休息”;或是付款后，许久未有人接单，最后只能申请退单。12月13日，孙晴定了六点半的闹钟起来抢菜，买了将近两百元的食物，包括一袋十斤大米，“独居的生活总要防患于未然”。而这一单，直到下午五点才送到。这几天，孙晴站在窗户边，经常看到有电瓶车停在楼下，配送员小小的车辆几乎被前前后后挂着的几十个包裹盖住，跑着下楼的配送员很快又骑着车匆匆而去。在配送的另一端，由于大面积感染，外卖等运力紧张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张永新是从配送站“爆单时间点”前移中感受到的。在张永新所在配送站，“运力已约满”一般出现在下午六点以后。而记不清楚是从上周哪天开始，几乎是在他早上七点到达站点，准备开始配送时，已经“爆了”。这意味着当日这个站点的分拣量和配送量都已经达到上限，平台无法再接单。除了订单的数量增多，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也在增多，“都是米面粮油等囤货大件儿”，重达30公斤以上的订单偶尔也会出现。张永新把电瓶车的后备厢、前踏板，护杠和车把等能利用的地方全部利用上，挂得满满当当。他计算过，从12月初开始，平均一天没有低于100单，最高峰时，他一天送了130多单。12月12日早上6点45分，张永新上早班。自从进小区不再查看核酸报告后，配送站的配送员们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是做抗原检测，然后进行全身消毒。防护措施是站点的强制性要求。比如配送时需要佩戴N95口罩，一趟下来，张永新就需要更换一个口罩。12月17日，张永新所在生鲜零售配送站门口的防疫用品，有N95口罩、抗原试剂等。受访者供图尽管如此，在电梯里，张永新有时候会感觉到别人在躲他，“可能是怕我有病毒”，但他心想，“我们可是天天测，说不定比他们还安全”。晚上八点，张永新下班，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蜂鸟众包骑手，他希望能赚个饭钱和烟钱。那天他送了不到10单，挣了80元。张永新还没有阳，他坦言之前挺怕的，“主要是身边的人没有得过”。他在河北老家带孩子的妻子，12月4日抗原显示阳性，这几天已经恢复。妻子和朋友们确诊后，他觉得“新冠病毒”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也是在这一时期，吴越成见到的快递员少了很多，而骑手出现的频率也不如以前多了，但每个人车上的货物都多了许多。12月15日16时许，骑手们载着大包小包驶来，几乎每个骑手都直接把车骑到大门之前，央求着吴越成放车进入，“真的提不动了，东西太多了。”吴越成一般都会放行。三天前，吴越成值夜班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闪着灯，却一直不进去。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收到订单帮忙送抗原来了。三天来，这样的私家车来了好几趟。吴越成这才知道，现在抗原和药物都挺难买的。12月13日，是董浩觉得最冷的一天。“一出去基本上半个小时手就直接肿了。”他穿了一件半袖，一件长袖，套一件毛衣，一件骑手的冲锋衣，再套着一个可以加热的保暖外套，冷的时候可以充电加热，最外边是朋友送他的一件机场厚棉服。手上只有一副手套，还得把手指头漏出来，“不然没法操作手机”。他还穿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冷得不行的时候，他给自己脚上贴个足贴。晚上9点多回家时，在系统里刷单仍然有40、50单没有人接。当晚上12点多他躺着休息玩手机的时候，另一位小哥，仍然在外面夜跑。董浩说，为了避免核酸日期过期，有的外卖小哥会选择白班夜班连轴转。董浩说，现在做核酸风险大，容易十混一，他已经连续三次十混一，但复核结果都没问题。混阳了之后，骑手只能在家等着，或者等复核结束之后继续跑。每次去药店取药，他也会为自己顺口问上一句，有没有药，答案常常是卖完了，提前一天就被预订了。很多药店都有自己的微信群，提前一天夜里通知新药，第二天很多闪送直接去取，而没有这个信息的人，空排队能排到的几率并不高。12月14日这一天，他选择在家休息，给自己和女朋友备一点药。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的人，他也担心自己。他买了两盒999感冒灵，一个体温计。2022年12月17日，一名外卖员配送途中查看订单。近日，受疫情影响，北京多区外卖企业订单配送压力较大。图/ICphoto市场等待回暖12月14日午饭后，网约车司机陈晨把一份抗原试剂和退烧药从望京送到酒仙桥，这几天，行驶在北京的路上，街上空空荡荡，不再有早晚高峰的堵车，陈晨觉得，像极了春节时的北京。陈晨说，正常情况下，他每日的流水大概在500元左右，但最近，晚上九点钟就没什么订单了。不过，他隔两天就会接到送药的订单。陈晨今年31岁，原是一家医药企业的医药代表，由于公司一直停产，从今年4月开始，他开始跑滴滴补贴家用。12月8日，他挂靠的租赁公司发布通知，乘客上车不必再扫健康宝，司机则需一周上传两次核酸——自此，他跑车时戴上了“以前都没戴过”的N95口罩，送完乘客后，会用酒精喷洒后座和车把手。实际上，对于疫情，他的心态已趋于平和，“早晚的事儿，不害怕阳，但也不想太早感染。”12月14日下午两点，张国旗的摊位摆出了半边，码着各类旧书。他戴着N95口罩，头发垂在额角。他说，好久没理发了，附近的理发店都关着呢。他眼前往来的人与天气一样冷清。不用数，张国旗脱口而出，上午卖掉两本书，下午无人问津。他周围一串十几个摊位，只隔壁大姐来摆了半天，吃过午饭也走了。整个市场都是这样。12月14日下午两点，潘家园摊主张国旗在出摊。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下午三点，一个快递员来张国旗的摊位上取两本书。是他要寄给外省市的顾客。2020年，潘家园因疫情第一次休市时，张国旗开辟了旧书网店，但生意一般，“我的顾客群体以中老年为主，有网购习惯的并不多。”张国旗在潘家园摆摊卖书11年了。经历过好光景，与今同样的季节，人头攒动，一天能卖几百本书、收入上千元;快收摊时，都有人蹲着看，不肯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至今，潘家园休过三次市。今年年中，潘家园市场宣布免除商户们7月至12月的摊位费。但张国旗的经济依然有些窘迫，“够温饱，但攒不下钱。”12月14日下午五点左右，张国旗总计卖出两本书。他将剩下的书收拾整齐、收进铁皮柜里，推着自己的小推车步行回家。12月14日下午六点，古煜的酒馆照常开始营业。这是酒馆恢复堂食的第九天。第二天凌晨有世界杯二分之一决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但古煜不抱期待——前一天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二分之一决赛夜，他只迎来了三桌客人，营业额四百余元。且客人们不到22点就走完了。他记得8年前，他经营的第一家酒馆在2014年世界杯开幕式当天开业，客满盈门。而今年的11月20日，按疫情防控要求，他的这家酒馆在世界杯开幕那天暂停堂食。为维持经营，古煜用闪送、跑腿等方式为四面八方的顾客送酒水外卖。好的时候，每天维持几百元的营业额。也有麻烦的时候，“闪送和跑腿的接单都越来越慢，比如一单跑腿原价30元，我要加20元小费才有人接。”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文提示有序恢复堂食。古煜回忆，那天是最近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卖了一千块左右的酒水。而后至今，人又少了，堂食、外卖都卖不动，“酒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少人在家里养病呢，生病不能喝酒。”古煜分析。他介绍，做餐饮，不论经营状况，房租和人工工资总要照开的，因此，酒馆最近两个月都是亏损。进货也不是很顺利，有一批南方来的自酿酒，卡在廊坊市有半个月了，“导致有些点外卖的，想要点杨梅酒之类的，也点不了——甚至连客用的抽纸都已经在路上卡了半个月了。”12月14日晚上7点多，古煜的几个朋友来访，大家打开卡拉OK，唱张学友、莫文蔚的歌。生意冷清的这大半个月都是如此，朋友们来店里看球、弹琴、唱歌。古煜的想法比较乐观，他想，或者等第一批阳性的年轻人好起来后，圣诞节、元旦，酒馆会迎来生意的复苏。他还想在本周末搞一个卡拉OK之夜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很受欢迎的。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扯下一个塑料袋扔过去，刚进店的客人顺手接了过去，开始在菜摊上挑菜。李秀兰的蔬菜店几乎没有无人问津的时刻，有时来的人多了，店里狭窄的通道被挤得满满的。她的摊子上应有尽有，白萝卜的货架总是空一些，因为耐储存，这是近期热销的菜品。从2020年起，农光里市场一直管控得很严格。任何人不戴口罩不让进，每个人都要扫健康码，没有弹窗的才能进场，商户则必须每天都做核酸检测。“新十条”发布后不久，农光里市场就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了，人们的出行更自由。这些天，李秀兰和丈夫仍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往十八里店批发新鲜蔬菜。正常情况下，有几家饭店每天都能从她这里买走两千元的菜，而现在，即便已经开放了堂食，订菜的饭店却少了，而且三天订一次，销量远不如以前。李秀兰说，12月10日开始，来农光里市场的人少了很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大袋，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买一两天的量。上一周，市场里也有些商户没来开门。她知道，很多人是得了新冠。不过，到目前为止，李秀兰和丈夫还没有啥症状，尽管有些担心安全问题，但他们从没想过不去摆摊。早已囤好的N95口罩派上了用场，消毒措施也比以前做得更勤，除去市场每天喷洒消毒水之外，李秀兰还会在店里早晚各喷一次消毒水。到了家门口，和丈夫互相拿着消毒水，帮对方全身上下消个毒，才走进家门。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在店里卖菜。新京报记者汪畅摄期待春天至12月14日，陈蓉所在科室已有一半以上的同事感染了病毒。陈蓉恢复较快，吃了药，两天便退烧，只残留轻微的咳嗽与咽痛。她按计划在12月15日返岗。“第一批阳性又转阴的同事已经返岗了，其他比如心内科、消化科也有人来支援急诊。总体比12月8日好点，但还是忙。”陈蓉说，“整个医院也还是人手不足，有的科室甚至只剩一个医生，一人上了一周的班。”2020年初，武汉疫情初期时，陈蓉在家待产，见证着同事们在大年初一签字、按手印，请愿去武汉支援。而后两三年来，北京也经历过几次疫情冲击，“虽然也累，但远比不上现在。”陈蓉觉得，眼下是她离疫情“最近的一次”。确定阳性后，许帆回家休息，由健康的同事顶班。许帆说，退烧药对自己一度不起作用，39摄氏度的高烧迟迟不降，他几乎到了脱水的地步。下了班的同事为他进行静脉补液及退热，他才有所好转。这两天，他恢复了些精神，就在朋友圈里为那些阳性而焦虑的朋友们远程提供意见，“告诉他们吃什么药，怎么处理各种症状。”12月16日，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吴越成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木头简易搭建的亭子前，人和车来来往往，吴越成缩在里面，时不时按下按钮，为忘记带门禁卡的居民开门。这一天，为了防寒，吴越成在N95口罩和保安帽之间，套上了一个褐色的毛绒脖套。这些天，余寒手头上的工作一直都没停过。他所在的公司，今年上了两部影片。现在，他们公司还有三四部电影一直在等着定档。虽然居家办公，他全天保持随时在线，等候着任何一个会议或相关的工作安排。以前，和家人视频时提到“什么时候回家”，张永新总是很惆怅。明明离家只有4小时的车程，在今年12月7日之前，“回家”对陈永燃而言是无法预知的变数。一动回家的念头，“是否需要隔离、会不会弹窗、能不能回北京”，这些问题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现在，他说自己总算有个盼头了，跟妻子视频时提起回家都“喜气洋洋”的。12月17日，确诊一天之后，董浩“啥感觉也没有”，他说刚买好药，准备好迎接“战斗”，但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两天，他没吃药，只吃了两个橙子。安萍和她的父母也陆续阳了，正在康复中。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模型测算，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安萍、余寒、吴越成、许帆、陈蓉、张永新、明瑾、孙晴、陈晨、李秀兰均为化名)新京报记者朱清华冯雨昕汪畅李聪编辑胡杰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