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胡宗南-孟丙南

策反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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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丙南，曾在胡宗南部任师参谋主任，其岳父系胡宗南同乡、结义兄弟，其妻随胡长大，胡以女视之，由胡主婚。1948年参加革命，转业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参谋。

沿公路往西，通过五里路的“真空地带”，前面就是蒋胡军的警戒线。

1949年10月3日上午，一辆缴获的美制小吉普车，护送我到秦岭脚下的黄牛铺，在我六十军某师团部吃了午饭，首长派人送我出了步兵哨卡线。

走了约两华里，送我的同志对我说：“沿公路往西，通过这段五里路的‘真空地带’，前面就是蒋胡军的警戒线。”

这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和送我的同志紧紧握手道别，忽然感到自己犹似离开了亲娘的孤儿，既有完成任务的信心，又预感前途坎坷。

早在几月前，人民解放军向渭河地区发动攻势，胡宗南部队向秦岭、汉中一带溃逃，陕西省会西安于5月20日宣告解放。

其时我在咸阳军分区干部教导大队担任教员。9月中旬，奉命到西北军区司令部报到。参谋长张经武同志直切主题：“现在胡宗南部队处境日益孤立，将领对战事已无信心，思想苦闷，但又找不到出路。西北局了解到你与胡宗南的关系，准备派遣你去蒋管区进行策反工作。”

我即到军区高干招待所会见胡公冕同志。胡公冕同志是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命他来西安做策反蒋胡军工作的。

我在西安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会，1949年10月2日上午，我去西北军区司令部，向张经武参谋长辞行，他命管理处长发给我大衣、球鞋及介绍信、银元、火车票等。是日下午，我带着胡公冕给胡宗南、陈鞠旅等人的密信和刊有新中国诞生喜讯的《群众日报》，由西安乘火车西去宝鸡。

到了宝鸡，当晚我写了一封信给张经武，表示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万一不幸牺牲，请求组织上追认我为共产党员。

穿过哨卡，我到了蒋胡军第一军军部的所在地——凤县双石铺。

告别了同志，怀揣着任务，我独自走在秦岭重峦叠嶂的峡谷中，沿途不见山村人影。

忽然前面鹿砦挡路，闪出一个蒋胡军的哨兵来。不待他盘问，我就说：“请带我去见你们的官长。”哨兵见我未带武器，便叫另一个隐蔽在工事里的哨兵带我去见排长，排长问了我几句，听我口气不小，把我送到连部。

当我问清楚该营营长是王修德，即亲自和他通话，要他来接我同往军部。王修德是我在蒋胡军任营长时的下属中尉排长，曾代理连长职务。天黑前，王营长带一传令兵骑马来到连部，接我到了蒋胡军第一军军部的所在地——凤县双石铺。

这里是一个四周皆山的集镇，是凤县通往天水的要冲，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到了军部寝室，翻来覆去，直到天明才蒙眬睡着。

次日，按计划先找第一军军长陈鞠旅，陈邀我到隔壁早餐，早餐毕回到陈的房里，我把胡公冕给他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来匆匆看了即装入口袋，一面拿月饼给我吃，一面问我是怎样回来的，这次回来有什么目的？

我说：“共产党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按照立功大小，都给予适当的政治地位，安排工作，照顾生活，非常周到……”

当我还要说下去时，陈嘱我讲话小声些，并对我说，隔壁就是总统府直接派来的战地督察官的寝室。还故意把门帘布揭起来，以示来客没有秘密。

我又向他介绍在解放区的见闻，分析解放战争形势和蒋胡军当时所处环境，列举张治中、傅作义等光荣起义的例子，黄百韬、邱清泉等顽抗到底的下场……陈听了双眉紧锁，默然不语。话题转到彼此家属生活情况和熟人的近况。

晚饭后，我又去见陈鞠旅，问他看胡公冕信后作何考虑，并向他献计，希望他能联系几个胡宗南最信赖的重要将领，一起向胡进谏，劝胡起义；如胡不允，则可单独率一个军行动。

陈军长眯缝着眼睛向我注视良久说：“我怎敢同胡先生去说这种话？你这次去见了他自己对他说吧！只要胡先生同意这样做，我总没有问题。”

陈鞠旅向胡宗南密报了我的策反行动，我们失去了自由。

次日上午，同时去汉中方向的有两辆美制“大道奇”卡车，汽车停在军部大门前公路上，陈鞠旅等送我走下山坡，我和车上穿军装的押运人员打了招呼，他们让我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汽车就开走了。我回头看他们时，见他们还站在那里谈论着什么。

后来事实证明，我到陈鞠旅军部后，陈就立即向胡宗南密报了我的行动。

两辆大卡车，行经庙台子，其中一辆突然引擎发生了故障，停下来检修。在路旁一家小饭店吃饭时，无意中遇到了张新。张系浙江浦江县人，黄埔军校三期生，原在胡宗南部工作。在我从西安动身之前，胡公冕同志曾告诉我张新已先我去汉中。两人在途中相遇，都很高兴，我便约他搭汽车结伴同行。

汽车修好后，我和张新上车继续前进，抵褒城已下午三时许。经打听，去汉中的公路车业已开出，没有别的便车。好容易雇到了一辆胶轮马车，我俩上了车走出了还不到一公里，后面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了上来，大声喊道：“大车上是不是到汉中去的张先生和孟先生？我们是褒城汽车站的，绥署（指西安绥靖公署）有电话来，说马上派小吉普来接，请你们两位先到车站去休息一下！”

我们一看这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穿着棉制服，信以为真，跟着他们来到车站旁的一座独立房屋，见大门旁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陕西省褒城检查所”；另一块是“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褒城检查站”。我和张新被引到里面的一间房子里，那两人便退出，房门被关上了，我发现门外有人在守着。

等到天黑，有人进来问我俩吃不吃饭，我俩各买了一碗面条。饭后我要求借打电话和汉中“绥署”联系，他们回答说：“绥署既已通知派车来接，你们就等着吧！”我俩要往街上溜达一下，也不让我们出去。只好在房里闷坐等候。

等到晚上十点以后，还不见“绥署”派来的汽车，我和张新既冷又乏，隔门有耳，又不便交谈，真似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异常。

我平时有个习惯，每天就寝前上表弦一次，这天因情况特殊，精神不宁，思绪紊乱，不时看表，忘了表已上弦，又上了一次，结果把一只瑞士制十七钻游泳表Simmplix的发条给搞断了。

从此，我和张新失去了自由，同时我的手腕上也暂时失去了时间。

被关在汉中城隍庙，半夜特务的吆喝声和受刑者的惨叫声，此起彼伏。

大约半夜以后，传来汽车声，有人进来通知我们上车。停在门口的是一辆美制中吉普，我和张新上了车，两旁坐上来四个武装人员，两个佩手枪，两个挂“汤姆森”冲锋枪，面目狰狞，神情紧张，随即用两条白纱布绷带，一声不响地把我和张新的眼睛蒙上。只感觉到拐了许多弯，才停了下来，蒙住我俩眼睛的纱布被解掉了，我们一下车，才发现已进入了一座大庙的院子里。

举目四望，院子周围的房子黑压压的看不清楚，只有西边厢房闪出灯光，有人把我俩带进这间房去，看见靠墙搁着一只盛满桐油的破碗，棉条芯燃得很旺，冒着黑烟，室内一股刺鼻的桐油味，四周墙壁都用红土刷得和东岳庙里的“阴世间”一样，房里有四五个人，都穿便衣，有的挂着盒子枪。

我和张新一进门，立刻上来两人，将我俩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抄搜两遍。我身上的“八一”帽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胡公冕给胡宗南的信件，西安带来的《群众日报》以及西北军区司令部给的56元银洋，全部都被收缴。张新亦复如此。

当时我说：“我和这位张先生都有信件要亲自见胡先生面交，请你们不要拿去。”他们说：“这是奉命行事。”我正待发作，有一辆汽车开进院子，一个穿草绿色美国夹克的人走了进来，屋里的人说：“队长来了！”

那人嘴里嚼着口香糖，向我俩看了一下，点了点头说：“你们两位都是从西安来见胡先生的吧？我是唐西园，你们带来的信件，我负责交给他本人，胡先生嘱咐你俩先在这里休息，听候他约见。”

说到这里，唐一手插在裤袋里，目光阴险地对我俩说：“我们这种做法，和共产党一样，也是从俄国学来的。这里条件很差，委屈你们两位了。”说罢就走出门去，跳上吉普车走了，留下一个挂枪的人在门口站岗。这一夜，我和张新就坐在木板床上挨到天明。

汉中城隍庙相当大，殿宇都被用高墙隔了开来，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两旁厢房都住着人。我发现这里白天相当静寂，只看到进进出出的便衣特务，而一到夜间二更过后，特务的吆喝声和受刑者的惨叫声，一阵高一阵低，此起彼伏。

胡宗南紧闭着嘴，眼睛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脸上找到什么奇特的变化。

10月8日晚饭后，唐西园来对我说：“胡先生请你今晚去见他。”

大约八点多钟，那个陪我们吃饭睡觉像影子一样监视着我俩的蒋姓特务，带我坐上一辆小吉普，转弯抹角，过了一二十分钟，才停了下来。

一下车，眼前一座大土墩，上面有几幢古建筑物，后来听说这里就是“汉坛”，是三国时“刘玄德进位汉中王”时的遗址，当时胡宗南从西安败退，他的“绥靖公署”搬到汉中，就占了这个地方。

在几个特务前后护卫下，上了一段石阶。传达室里遇到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张正达，领我到一个大殿堂似的会客室，胡宗南已先等在那里。

招呼之后，我和他紧靠着坐在拐角的两只单人沙发上。他紧闭着嘴，眼睛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脸上找到什么奇特的变化。我等不及先开口：“我从西安带来的信和报纸等，唐西园有否交给你？你都看了没有？”他点了点头，还是不说话。我随即向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生产发展，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

我说：“我在解放区虽只短短一年，但给我的印象却极深刻，只拿一件事情来说吧，国军每次所通报的成绩，不是捏造，就是撒谎夸大，而解放区所公布的战果，全部都是真实的，从来没有虚假。”

胡宗南靠在沙发上，凝视着用芦席做成的天花板，接上来说：“你把共匪和匪占区说得胜似菩萨天堂，为什么孝丰来信说新四军所到之处，田地房屋被没收，粮食、财物被抢光，老百姓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被逼得上吊自杀，难道家乡人写给我的信都是撒谎的么？”

我正想揭穿那些写信给他的地主分子的谎言，侍从人员送来一份紧急电报，胡慢慢地站起来对我说：“下次再谈吧！”我连忙说：“我和张新住在城隍庙里，请给我们换一个环境！”胡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们在侍勤队很好，不必调地方。”随手按了一下茶几上的揿铃，在室外候着的那个陪我来的特务就把我带出去，坐上原来的吉普车回到侍勤队。

胡宗南坐在沙发上，精神极其委顿，膝上伏着一只黑白色的大花猫。

隔了两天，10月11日晚上，又接我去汉坛见胡宗南，那次我和他谈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并向他指明应走的道路，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忽然站起来，两手插入裤袋，以急促的步伐在铺着芦席的会客室里一圈圈踱起步来，陡然站住冲着我说：“军人不问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一切以总裁的意旨为意旨。”彼此沉默片刻，他又按了一下铃：“你回去吧！”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胡宗南找我谈话，是10月14日晚上，同一地点，只见胡宗南坐在沙发上，精神极其委顿，他的膝上伏着一只黑白色的大花猫，见我进去，他一摆手，叫我在他旁边坐下。这次是他先开口：“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我说：“国民党过去曲线救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寇投降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用美国造的武器屠杀本国人民，这究竟是为国为民呢，还是卖国殃民呢？……如果你真是为国为民，应当毫不犹豫，马上和蒋介石决裂。……我从解放区冒险来此，专为当面向你进言，难道你还怀疑我的诚意么？现在解放军势如破竹，战局进展迅速，时机已迫在眉睫，你纵然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因我素知他自尊心最强），也应当为全国人民，为几十万官兵和家属的生死命运，慎重考虑，当机立断！”

胡在听我说话时，头枕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时以手抚摸膝上的花猫，状极颓丧。这副狼狈相，我从没见过，和以往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判若两人。

其间，张新也曾被胡宗南叫到汉坛去谈过一两次话。

美国特使会见胡宗南后，胡宗南被灌上了迷魂汤，我们的处境日益险恶。

10月15日上午，汉中上空机声隆隆，在城隍庙院子里可以看到运输机不时掠过，后来据悉，那天胡宗南派属下飞往西昌建立据点，作为后路。

后于1950年七八月间，我在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班工作，听陈鞠旅（他于1949年12月底随国民党第五兵团李文部起义）说，我和张新到了汉中，在胡军将领中引起震动，胡宗南起初也并非毫不动摇，之所以变得顽固，是有缘故的：

1949年9月初，蒋介石曾从台湾飞到重庆，亲自指挥“固守”四川。10月中旬，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后，蒋介石即派专机将他秘密送到汉中。诺兰见了胡宗南，对胡说：“只要你所统率的40万军队能够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国的‘复兴’就有希望，我们美国可以考虑向你直接提供‘援助’。”胡宗南在灰心丧气的当儿，被灌上了迷魂汤，从此不再找我和张新去谈话，而特务对我俩的态度也越来越坏，我们的处境日益险恶。

10月21日晚，我和张新被转移到汉中地方法院看守所，开始了真正的“铁窗生涯”。

这里被关押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属于法院看守所的，都是经法院判处徒刑的刑事或民事犯；另一部分是属于借用这个看守所的“西北特种拘留所”，关押的都是“政治犯”，我和张新就属于后一部分。

令人作呕的气息，身上盖的仿佛不是棉被，是张薄纸，室内常年不进阳光，阴暗潮湿，雨下多了，天井里的水便倒灌进来，尺把长的老鼠从墙角洞里和门槛下的砖缝里钻进钻出，伙食坏到极点……

从10月21日起到12月6日，47个日日夜夜，牢房里的生活，仿佛是在模子里浇铸，今天便是昨天的翻版。

在这期间，我和张新曾几次向“所方”提出，要求释放我们，他们回答说：“你们两人是要胡先生亲自处理的，我们没有权力开释。”我和张新又写信给胡宗南，但总是石沉大海。其实胡宗南既已决心反共到底，便早已打定主意不理睬我们了。

我俩由胡宗南亲自处理，特务不敢擅自杀害，我们得以侥幸逃出虎口。

1949年12月6日晚上，被屠杀了14位革命同志。

7日凌晨，西北特种拘留所的囚犯都被看守唤醒，押上两辆张篷的“大道奇”。

一路押送至16日，外面传说解放军已占乐山，正在沿岷江北上。几天之内，形势急转直下，特务头子自身难保，因我俩系胡亲自处理，他们不敢擅自杀害，所以我们得以侥幸逃出虎口，这是23日，在金堂。

30日，贺龙司令员率领部队进入成都，我们归队了。

过了两天，我和张新在成都晋见了贺龙司令员等，我又重新戴上了光荣的八一帽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中共中央西北局获悉我和张新出狱归队，还特地从西安拍来电报，对我俩慰勉有加。

1950年3月底，西昌解放，由空运逃往西昌的胡宗南残部数千人，也彻底干净全部被歼。胡宗南于1962年病逝台湾。

（原文《虎口余生》2万余字，载198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第一辑）

孟丙南夫妇和两个女儿。

1950年元旦，摄于成都，出狱留念，右前张新，右后孟丙南。

孟丙南，夫人章廉之（后排左一）和四个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