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學系陳欣白的自介
文化哲學系陳欣白的自介
之所以走上哲學研究這條路，關鍵點是在高二時遇到了我的啟蒙老師廖秋娥。廖老師當時是我們的地理老師，地理課在她的主持下，不再限於描繪地圖、背誦省分、城市名以及鐵路分布路線，我們開始閱讀剪報文章，以及老師帶來的文化人類學的書籍資料。因為廖老師的影響，我很早就決定選讀人文科系—尤其是哲學系或是人類學系。
1993年之後在政大的十年，是我學思歷程中第一個關鍵的十年，我在這段期間習得哲學理論的基本知識和研究方法，也在這段時間確立學術研究的志向。期間，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張鼎國教授無論在學術上或生活中，對我都影響甚深。病中的他曾經有感而發：「主體怎麼會一片荒蕪呢？我現在病懨懨就是最好的例子。只要我主體一息尚存，我就在對抗虛無。就算我現在死了，也不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我所做過的都將以實體的方式存在著。」這段話是張老師過世前一位學生聽到時記錄下來的，當時我人在國外，輾轉看到這段話時潸然淚下，但也更明確體認到哲學之「用」的所在。
2003年8月我負笈德國，直到2015年年底回台，這段時間是我學思歷程中第二個關鍵的十年。初抵德國的文化衝擊讓生活備感挫折，但正因為思維方式的迥異是造成文化衝擊的主因，因此，衝擊本身也會帶來深化研究內容及思考的可能性。舉例來說，一般認為哲學為一門純粹理論性的學科，但在德國的報章上卻時常可見我的博論指導教授Otfried Höffe的投書，從大學教育經費不足，到賦稅制度的公平性，以及商業發展和法制間的關係，他從一位康德學者的角度出發，談遍各項議題。這項親身展示讓我瞭解了一件事：無論對過去的檢視、對現狀的質疑，或對未來的期望，哲學的思辨訓練最終不會只是為了純粹知性上的愉悅，而是為了實踐，亦即為了成就想像中更值得活的生活所做的努力。
在哲學領域求學的過程中，我遇過的師長總是寬容，寬容初入門時的我的無知，以及因為無知而來的過於自信，任我提出觀點（甚至是出自挑戰和質疑的觀點），並誠摯回答；甚至在回台之後，博後的指導老師李明輝教授亦是如此，即使我們在若干議題上的觀點各異，但每每遇到相關文獻或討論，李老師總是不吝與我分享。
如今，我正走在我的老師們走過的道路上，也期望你願意來與我們並肩同行！